高健:我和人权律师相伴的公民行动十年总结和反思

Share on Google+

——纪念唐吉田、刘巍两位律师吊照听证会十周年

2010年4月22日,北京市司法局门口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便衣和制服警察紧紧盯着门口不远处三五成群聚集的人群,记者们扛着长枪短炮也在咔咔作响。

唐吉田、刘巍两位律师吊照听证会在此举行,来现场围观的律师、公民、外交官、记者等等已经开始小范围讨论这即将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耻辱的时刻。

我和王译等朋友也相继赶来参与围观,还遇到了晚我们一步的许志永。

当时的政治氛围相对较宽松,所以明知道不会改变吊照听证会的结果,依然有大量朋友愿意从网上走下来,前往现场围观助威。

那时,我刚到北京,其实去参加听证会都朦朦胧胧,不太懂吊照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这次听证会会对中国法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只是,在听证会结束后的聚餐会上,认识了几位朋友,真可谓受益匪浅。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人权律师,其中很多人成为后来这十年公民维权运动中的朋友。

当时,我只是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对公民维权运动圈没有什么了解,更没有影响力和人脉,在吃饭时连一桌人到底是谁都认不全,很多人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也不知道该去认识谁,可紧接着唐吉田、滕彪、江天勇三位律师先后主动过来,递给我一张名片,并做了简单介绍。

这种和谐而谦虚低调的态度,让我这个刚踏入公民维权运动圈的人激动而高兴。

接下来两年,和以上三位都曾并肩在街头抗议过,用俗话说,都是在街头互相挡过子弹的战友关系吧,虽然联系的极少。

许志永这位法律人是个另类,我几乎在任何围观现场都能遇到他,但是可以肯定的说,加起来就没说过两句话。

记得当年福建游精佑来北京访友,北京圈子一百多人聚会为其接风,而我负责在酒店门口迎接不熟悉路线的朋友,许志永来时,我打声招呼说“许老师这边”,许志永嗯了一声就进去了。

我们在北京地坛公园打横幅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胳膊举累了,我和左边的赵长青想放下来休息一下,站在我右边的许志永回头一怒,“举起来,你不举,拿过来我来举”。我和赵长青脸色一红,又乖乖举了起来。

后来的一些年内,常常能在街头遇到他,只是认识那么些年,他就对我说过以上这么两句话。

我很喜欢他这样的性格:率直,高傲,有棱有角,高傲的不曾低头,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有时候被骂的狗血喷头,可依然坚持自己的初衷,不曾后悔。

就像香港著名影星周星驰,那么多人出来和他撇清关系,抹黑他,攻击他,可如何呢?他依然还是大众喜欢的周星驰。

批评许志永的人一浪高过一浪,也不知道换了多少批评者。批评的潮水已经退去,而许志永还是那个许志永。

对这位法律工作者,我虽然非常喜欢,但是依然没有主动联系,就像是一个旁观者默默的注视着一切。

接下来认识的就是梁小军,

当时河南艾滋病患者田喜出狱,为了防止地方政府限制他的出行,我们一同前往迎接,梁小军律师就是我们前往迎接的人员之一。那是第一次见他,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个小媳妇,因为他扭扭捏捏,还有点腼腆,好似有点放不下身段的感觉;他又像知识分子,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说话斯斯文文,总感觉做事慢半拍。

几年后,许志永开庭,我和唐荆陵的妻子协助艾小明老师在现场拍摄纪录片,又见到了梁小军律师,只不过画面比较唯美,他被两位警察左右架着往警车上拉,回头喊了一嗓子,“艾老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同样,和上面四位一起上过战场的律师一样,我和梁律师也没有太多联系。

多年之后一回首,发觉还能做事发声的律师寥寥无几,而梁律师已经从那位小媳妇律师,变成了奋斗在最前线的人权律师。

后来是和刘巍、王宇、包龙军三位律师合作的食品安全计划,本来打算推动解决北京的食品安全问题。

奈何环境恶劣,商家猖狂,我们没能坚持下来,但是因为打击食品安全问题买的老母鸡等食材,美美的给公益机构益仁平的员工补充了一下营养。

这次合作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吧,接下来的联系依然不多。

一直到最近两年又遇到王宇,联系才多了起来,唯一不同的是包龙军已经不是那位提着篮子和我逛超市买老母鸡的男人了,而变成了见面就劝酒的纯内蒙汉子。

我不是一位善于迎合或者主动出击交际的人,所以虽早就对丁家喜和余文生两位律师的大名如雷贯耳,真正认识要晚了很多。

但是这不妨碍我知道丁家喜律师是一位非常务实的人,他是最近几年政府高压之下,难得的坚守者。

而余文生律师更像古代侠客和监察御史的结合体,敢说敢做,性情更加豪放,他才不管现在严寒之下的恐惧有多可怕,依然喊出了很多人心里想喊的那一嗓子,换来了两年了无音信。

很多人会说他傻,他的牺牲没价值!

这就是所谓中国式思维,人们为什么不思考一下正是聪明人太多了,才造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

不在自己身上找缺陷,总在别人身上找问题!

一直到谢燕益律师听证会现场,我又认识了蔺其磊、隋牧青、宋玉生、文东海等律师朋友,在709高压打压法律人后,能见到这几位,也是感慨万千。不管政治环境如何变化,还有法律人在坚守,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公民朋友感到庆幸和骄傲。

十年是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我见证了人权律师最早的发展与兴起,他们从最初的法庭抗争,到后来的街头抗争,一步步从幕后走向前台:从被动的维权者,变成了时代发展的主动引导者。

十年间,我认识的以上这些法律人朋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唐吉田律师被奇怪的摩托车撞至双腿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功能;

许志永、丁家喜、江天勇、王宇、包龙军都曾被抓捕;

丁家喜、余文生、许志永现在还处于关押状态;

文东海因为涉及厦门聚会案现在东躲西藏;

隋牧青因为代理黄琦等太多敏感人士的案件被吊销律师执照;

梁小军、蔺其磊、宋玉生等律师经常被约谈;

滕彪、刘巍远走海外;

这几年环境很压抑,可以说举步艰难,从组党的秦永敏先生; 街头抗争的精神领袖屠夫先生;公民媒体的黄琦、刘飞跃先生; 到国内NGO运动者程渊等朋友无一幸免,悉数被打压抓捕,维权律师也因为709大抓捕损失惨重。

回首我们这十年的路,可以说在荆棘中行走,我们的双脚沾满了泥狞甚至是鲜血。被当局打压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这也更体现了我们存在的价值。

作为一位公民记者,这些年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人权律师中,更是存在于公民维权运动所有的角落。值此纪念人权律师十年吊照之际,我觉得有必要提出来,大家共同探讨、反思,为我们自己所追求的目标 ,少走一点弯路,为后来者踩一条坚实的道路出来。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公民圈包括一些人权律师,缺少反思的态度,缺少揭露问题的魄力,发现问题碍于人情避而不谈的情况非常严重。

今日以纪念人权律师遭打压十周年为主,所以我觉得,在如此多事之秋,反思自我,低调生存,当然也该聚焦和讨论一下,公开谴责和杜绝那些沽名钓誉之举,这有助于更好改善未来的环境空间。

极个别人和团体不尊重其他伙伴利益,当环境安全,出现可以抛头露面出名的机会时,竭尽所能显摆自己;当环境恶劣,出现困难需要有所担当时,或者当局打压严厉需要低调工作时,平时的大话说尽 就变成现在的胆小如鼠,这样的人功劳和资源他们抢走,工作和风险丢给同道。

这些人不仅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律师的认识,也会误导国际社会对整个公民社会真实状况的理解。

我有一次因对某国内公共事件的决策策略提出意见,被一名女媒体人辱骂:她义正严辞的说,你不去骂政府,却骂那些做事的人,你这是文革式的诽谤和大字报式的批判。

还有多少人是这种想法呀!

我们做了多少年,中国政府是什么样,别说我们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还需要我骂他们吗?

我们有精力,找出自己的不足,提一点意见,改进一下我们的做事风格不好吗?

我只是提出了这些策略的弊端,针对决策提出质疑,可是,这样子提意见,在那些政治正确的人眼里,你就是找事,你就是负能量,你就是党国的人。

他们所谓的正确就是,他们抬举的人,你不能说不对;他们诋毁和辱骂的人,你不能说对;他们借着人权的名义行事,你压根不能反驳,只要跟这帮人意见相左,就是政治不正确,就是没有人权意识。

面对这些人,我想起了中国政府的经典做法,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然后说“我这是为你好”。

呵呵,这些人的做法何其相似啊!借着人权的名义打压异己,谋取私利、任人唯亲。

我们还能反思吗,我们还能发出不同意见吗?

答案是可以,反思的代价是得罪一大批人,这批人可以封杀你、可以抹黑你、甚至可以诽谤你,断了你在整个圈子里的生活和人脉。

甚至,还说你是因为得不到他们掌控的某些资源才狗急跳墙出来找事,甚至一个小群都容不下你,被满满“正能量”的管理员踢出。

有时候我真的很感慨,共产党还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反思机制,可是这帮自认为是守卫普世价值的人权捍卫者们在干嘛?他们连一点意见都听不进去,还指望他们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吗?换个角度,如果让他们执政,恐怕比现在的官员过之而不及吧?

为什么这些机构和个人敢如此行事,敢随意踢人、封杀、抹黑别人,却没什么人站出来指责他们?

因为资源和风险!

因为他们掌控了资源,他们已经强大到足以掌握你在公民圈子内活下来还是死去的资源。

他们可以批评你,但是你不能批评他们,政治正确已经让这部分人进入了疯狂的地步,他们已经不认可基本的事实,他们已经把整个中国公民社会带到了一个狭窄而错误的道路上。

就是因为这样的掌控,很多人看到问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想请问一下各位,这些年你们谁听到过圈子里的反思?谁听到过除了辱骂、诽谤、玩权谋之外的认真检讨?

前段时间,美国出现了很多假政治避难者被抓的消息,他们编造的谎言,连工作多年的移民官员都分辨不出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虚假陈述和渠道垄断,没有真实案例作为参考,久而久之移民官接触的都是这样的假案例,他们以为这就是真实的中国避难者,用德国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话说,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

现在一些机构和个人用的就是这一套,垄断外界的沟通渠道和资源,再拿资源控制国内的人权捍卫者,听话的可以合作,不听话的就被排挤和慢慢的边缘掉。

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内很多做事的人,不愿意承担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和这些掌握资源的人公开辩论和谴责他们,从而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的形成。

诚如一些机构的人和一些有名气的异议领袖去东南亚、台港等地学习,已经去到想吐,他们也根本看不上这些地方的学习,而一些底层人权捍卫者,却望眼欲穿得不到一次去学习的机会。资源不公平和浪费的情况就这样表现了出来。

比起他们滥用国际援助;比起他们任人唯亲;比起他们沽名钓誉;比起他们中饱私囊;我觉得误导世界对整个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错误认识才是最让人心痛的。

久而久之,我真的怕外界认为,这就是我们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真实情况!

有一位出去学习的朋友回来后说,接待机构的员工问起她中国茉莉花的情况,她如实说了几句,那个接待机构的人非常吃惊,说他们问过很多前来的中国民间人士,没有一位知道中国茉莉花是怎么回事的,都没听说过。

各位,这就是真实事件的对比。

那些掌控资源者,生怕别人分享了自己的资源,竭尽所能的把资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学习的机会只给听话的人和他们培养起来的自己人,久而久之,就出现了那些资源掌控者扶植起来的抗争者都不知道什么是中国茉莉花,而真实的声音则慢慢被隐藏和埋没。

最可笑的是,时间长了,这些人还真以为他们才是真实的抗争者,以为他们才是主流。

语言有所凌乱,但是我想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人权捍卫者群体、NGO群体,更是存在于人权律师群体。

既然是十周年回顾和总结,也就借此机会提出自己微不足道的意见,供朋友们参考,最大限度减少圈子内那些沽名钓誉之人、有效整合使用国际援助,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两项工作。

同时,也祝各位维权律师朋友 在接下来的时间,携手同行,共同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2020年4月13日

阅读次数:1,709
Pin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