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对理性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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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现在很多人提起18世纪和启蒙思想家,充满蔑视,然而由于这批思想家的存在和努力,18世纪是一个成果极其丰硕的世纪。这尤其体现在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凭借理性确立的新原则上。这些新原则包括思想、信仰和表达的自由,宽容原则,尊重公理、世界主义、和平与反战等原则。——肖雪慧2019-8-12

正文:

无情地嘲笑,深刻地怀疑。这是伏尔泰最显著的特征。

因为这个,后人通常是从破坏性方面来看待他的作用。人们公认,他在动摇旧的制度和思想观念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少有人能比拟。但假如因此而断言伏尔泰只擅长于破坏,那就大错特错了。伏尔泰终身颠沛流离、屡受迫害。但他肯定不是“误入歧途”才踏上过条坎坷之路的。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对选择这条路将要经历的磨难有了清楚的意识。1727年在《史诗纲要》中谈荷马时说,这个后来被尊为神的人,却是在贫困和受鄙视之中度过一生的。伏尔泰在这里已经透出一个看法:所有天才的命运都是终身被恶运追逐。在《哲学通信》中则提到苏格拉底死于和权势者作对。而他自己,从20岁起就和权势者作对,直至生命终点。如果只有怀疑和破坏而无信仰和追求,任何人都难免精神破产,更不用说还能像伏尔泰那样数十年如一日地不屈不挠进行斗争了。实际上,这个什么都要嘲笑、什么都要怀疑,似乎对天上地下什么都不尊重的人却同时又执著地探寻着、追求着和强烈地信仰着。这种在破坏中又追求着,在怀疑中又信仰着的气质,是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所有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共同精神特征。这种精神气质使他们以一手推翻祭坛、一手建造新世界的气魄在思想领域起劲地除旧布新。经他们确立起来的新信仰,是对人的最高能力——理性——的信仰,是对以人的权利为中心的一系列建构新社会的基本原则的信仰。

理性是人自己思考、自己运用智力去认识、判断和理解事物的能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高级属性。这样一种能力在每个人类个体身上都潜在地存在着,但必须通过教育来开发。然而历史上的教育因受到若干条件的限制而只能为少数人享受。另一方面,在社会长期被安排成“大多数人播种极少数人收获”的情况下,对理性的运用通常是被压制的。其中缘由并不复杂。就在启蒙思想家们对民众理性进行启蒙之时,旧制度的维护者梁格主警告过统治者:千万不要教育人民。现在人民只知道一件事,即自己有一双手;如果知道除双手外还有理智的话,那一切全都完了。这样,多数人因条件所限受不到教育的状况加上掌握权柄的人出于利害关系而对理性的人为压制,使得理性这种人自身最重要的属性在过去数千年中一直瞌睡沉沉。只有很少一些地区、很短暂的几个阶段,人们的理性曾经普遍活跃过。多数情况下,理性只在极少数人身上充分体现出来,而且这极少数人对自身理性的运用往往付出了局外人难以想象的代价,遭受到旁人难以想象的打击,而这打击既来自维护既得利益的权势者,也来自理性沉睡的民众。然而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缓慢而确实地改变着生活的面貌。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个知识领域取得的成就使得实现人类理性的自我伸张在思想学术界成为一种近代精神。这种精神对既有制度和它奠基其上的一些观念构成严重威胁,旧制度的维护者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从这个时期以后,对理性精神的人为压制更加严厉,理性与各种迷信、偏见的较量也越来越公开化、白热化。伏尔泰的时代更是如此。伏尔泰和他的同道们对人自身的理性能力有着一种近乎宗教信仰般的信赖,以至于深信:理性是高于一切的,无论情欲、政治还是上帝都要交由它来解释和判断。他们相信,理性是引导人们去发现和确立真理的独创性理智力量,它能使人穿透一切迷雾、认识一切未知,使过去的一切秘密都将不再隐没于黑暗之中。在启蒙思想家中,虽然伏尔泰对于人能否彻底认识一切持相当的保留态度,但对理性的力量是坚信的。他和其他启蒙学者都认为,只要唤起人的理性,只要人们都能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把它闲置起来,就可以解开许多谜,任何形式的专制暴政都维持不下去,人类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伏尔泰终生痛恨愚昧,一生都致力于从知识和心智上解放人的理性。他曾含泪说:“啊!人类曾经那么不幸那么可怜!而他们所以不幸只因为懦怯愚蠢之故。”他表示:“我将哓哓不已,这是我老年人的特权,我将哓哓不已直到同胞革除愚蠢的时候。”他相信能够革除愚蠢的是理性。在《因卡拉之死论宽容》中,他说,如果允许理性干它的工作,它将缓慢而可靠地医治由愚昧、盲信而生的罪恶,因为理性“既温柔又仁慈;它教导我们克服和消除分歧;它培育美德,使人服从舒心的而不是强制的法律”。出于对愚昧的痛恨和对理性的信仰,伏尔泰终生都把那些制造愚昧、封闭人们理性的人当仇敌。他以“理性的日子到了”,宣告了这个新信仰。为了以理性去争夺由教会占领的精神阵地,伏尔泰的热情丝毫不下于教士护教的热情。孟德斯鸠曾挖苦说伏尔泰就像一个教士,“为他的教堂而写作”。其实,这个教堂就是理性。伏尔泰的确是在把为理性而战当成一场圣战。

推崇和信赖人类理性几乎是一切近代哲学思想的特征,更是18世纪几乎所有启蒙学者的特征。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纂百科全书正是立足于此。1750年,另一位启蒙运动健将和百科全书重要撰稿人杜尔哥在巴黎大学发表了关于人类理性成就的著名演说。他承认,利益、权势欲和虚荣心制约着世界舞台上各种事件的不断更替,并用人类的鲜血浇灌大地。但是在它们引起的毁灭性大变革过程中,人类理性得到启迪,使得被隔绝的各民族接近起来,商业和政治把整个世界联结起来,人类得以向着愈益完善的境地行进。这个路易十六未来的财政部长是个杰出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和亚当·斯密在哲学上、经济学上彼此借鉴、相互得益,而且几乎不约而同地得出具有激进形式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主张;但作为实际政治家,他是太纯朴、太幼稚了。他天真地相信理性战无不胜,以至于过于轻视既得权益和根深蒂固的习惯所具有的抵抗力,他甚至天真到去禀告国王,普通教育可以在十年内改变人民以往一切偏见。但不论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启蒙思想家们对理性的信仰有多么天真,这种信仰释放出一股巨大的理性力量,它使一切既有的东西都受到了怀疑、分析和讨论。只是他们把理性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这使他们还在确立对理性的信仰之时便已经在他们的努力中隐伏着一种理性的僭妄,试图用理性去认识一切、评判一切、解决一切。

人们在生活中面对复杂的世界和问题,理性须臾不可缺。然而又有许多事情纯粹依靠理性去解决或处理是不够的。当伏尔泰只靠理性去向帕斯卡的思想挑战时就经常显得捉襟见肘;甚至在文学欣赏上,排斥一切神秘的纯粹理性也会造成障碍和局限,使伏尔泰不能理解塔索和弥尔顿这样的诗人。这个问题也是后世众多批评的一个焦点。19世纪,拉法格就曾刻薄地说:“18世纪的狄德罗、伏尔泰、卢梭、达朗贝尔和孔狄亚克之流,使这个资产阶级过多地用了思想,以至它不得不企望休息”。不过,问题显然不在于拉法格说的是“过多”运用了思想(或理性),而在于他们还未能对这种新信仰以必要的限制。

如果说伏尔泰他们过分倚重理性导致了被19世纪末以来人们所批评的理性的僭妄;那么,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去批评理性的僭妄,去发现理性力量的限度的,也首先是像伏尔泰等人一样调动了理性的全部力量去不断探究的人,而肯定不会是把理性弃置一旁只凭感悟力的人,无论这样的人有多高天赋、多敏锐的感受性;更不会是懒于思索、精神庸怠的人。事实上,18世纪对理性的信仰,成果是极其丰硕的。这尤其体现在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凭借理性确立的新原则上。这些新原则包括思想、信仰和表达的自由,宽容原则,尊重公理、世界主义、和平与反战等原则。它们一方面为人们以理性的和平道路来消除社会灾难、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精神构架,表明了理性精神既不是嗜血的也不是反叛的,而是在实践上既反对不负责任的乱民情绪,又有别于不深思熟虑的激进主张。另一方面,伏尔泰和他的同道们对这些原则的坚信以及他们为实现这些原则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又有力地证明了伏尔泰他们的怀疑并不纯然是否定性的,更不是一无所信,毋宁说,他们的怀疑正是为了真实地相信,合理的怀疑是坚实的信仰的另一面;或者也可以说,理性精神本来就同时包含怀疑和信仰。当伏尔泰们试图以理性去洞察一切事物,破解一切谜底时,他们是走过头了,也由此暴露了理性能力的有限。但他们在以理性探索来确立这些原则时,却表现出了理性精神的谦卑和谨慎、也表现了理性能力在其适用范围内是极其卓越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主要是由伏尔泰对这些原则所作的阐释中进一步看到。

改写自肖雪慧《理性人格:伏尔泰》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博客中国2019-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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