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雅风（1942届史地）
著名自然科学史家。1920年生于浙江临海。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是中国核弹工程的奠基者之一王淦昌的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做《科学通报》的编辑。1957年被定为右派，发配家乡农村改造。后回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科学史、物理学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爱因斯坦的思想、科学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科学史的分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是迄今最全面的爱因斯坦思想资料，是《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的主编之一。
许良英曾获得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萨哈洛夫奖。
许良英教授，1920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临海括苍山麓一小村镇，4岁丧父，子女5人均由母亲抚养长大，良英5岁上小学，爱好读书，由于经济拮据，升学两度很困难，高中进浙江大学代浙江省办高级工业学校，受到良好教育。1937年秋，抗日战争初期，高工被浙江教育厅解散，许良英回老家，意外发现《万有文库》中若干介绍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读物，特别精读一年前购置的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一书中许多关于人生和人类事务的精辟论述，深受启迪，随后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产生好感。
投身革命，对老浙大民主学生运动有重要贡献
1939年2月，许良英考进已迁至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物理系，我也在那年回浙大复学，重读一年级。1940年浙大再次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办学，在非常杰出的竺可桢校长领导下，倚靠一群勤奋、博学、高尚的好教授治校，立“求是”校训，培养起追求真理、民主、朴实、为国家服务的好学风，学术空气浓厚。除各系师生有定期报告讨论会外，进步同学还组织有黑白文艺社、质与能自然科学社、大家唱歌咏队、铁犁剧团等。许良英在湄潭物理系，我在遵义史地系，本来很少有接触机会。1942年初，倒孔(祥熙)学生运动后，我结识了待人热情诚恳、有见识、早于1938年入党的吕东明同志，得知许良英为物理系高材生，为“质与能社”主角，为人正直，又有强烈政治要求。以后我得知，许良英以浙大助教身份，于1946年在重庆新华日报馆解决了盼望多年的入党问题。1947年，他在杭州浙大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任内发展了不少党员。是年，因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捕杀害，由此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反迫害争自由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持续近5个月，得到竺可桢校长全力支持，取得完全胜利。年底，中共杭州工委成立，许良英任委员兼中学区委书记，开拓新工作，后又领导浙大总支工作，兼大专区委书记，日夜奔忙，多经风险，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他曾借师生名义，热忱为竺可桢校长祝六十寿辰，曾借杭州工委名义致函杭州各界知名人士宣传新民主主义政策，敦劝留在杭州，产生了较大影响。1949年5月，迎来杭州解放，许良英在新建的杭州青委机关负责全市学校党务，继又专任学生部长。1952年6月，他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负责编辑院刊《科学通报》，并审查公开出版书刊“有无政治问题”，旋被选为学术秘书处支部书记。
撰著《科学和社会主义建设》，阐述百家争鸣方针
我熟悉许良英是那时开始，1947年，我在南京秘密入党，也于1952年夏天到北京，任务是陪同一位来华研究国家地理的苏联学者工作，出访各地，与地理学者谈话，我综合成《沙依奇柯夫博士论地理学上的几个基本问题》，通过许良英交《科学通报》发表。1955年，许良英调入哲学研究所，从事科学哲学与科学思想史研究并参加了于光远为首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的编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物的编辑出版，心情愉快。期间他和范岱年合作《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较深入阐述“百家争鸣”方针，首次提到“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任何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必须遵守的原则”，点名批判艾思奇传播李森科“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的谬论，于1957年4月出版。此书后来为美国科学院一学者(P.M.Perrolle) 赏识，评介书中许多论点“对今天中国仍然非常中肯，”并请人译成英文，1982年在纽约出版。英译本引言指出“此书就两个很重要问题提出强有力见解，使本书具有重大的现代意义，这两个问题是：基础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目标的作用，作为科学发展一个先决条件的学术气氛。”
编译《爱因斯坦文集》，探源爱因斯坦奇迹年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开始大家意想不到的反右派运动。许良英天真地认为社论失信于民，违反毛泽东原意，在哲学所发言论驳斥社论，外传他还撕毁那天社论报纸，于是就被定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右派，并且是极右分子，要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每月发生活费29元。许良英认为自己革命十几年，只因几天错误，就被当成反革命，思想不通，又以自己有严重关节炎，经受不住东北冬季严寒，决定“自谋生路”回老家，挣劳动工分，养活自己和老母，爱人王来棣受株连，被开除出党。许良英诚心改造自己，当了多年农民。1961年，摘了右派帽子，他出于对当代最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崇敬与热爱，主动报名承担爱因斯坦文集翻译工作。1973年冬，许良英去北京专为爱因斯坦文稿翻译工作，商务印书馆给他预支稿费每月50元。1976年，中了风寒，咳嗽不止的许良英看到经过十多个寒暑努力才得以问世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样书时，开始咯血，真可谓呕心沥血十余载，喜摘硕果会有时。他随后在结核病院治疗3个月后痊愈。第一卷样书印行25000册，不到半年就售罄，可见其受社会欢迎程度。许良英的真才实学和刻苦钻研精神早为科学界领导多人赞赏。1978年，他回到科学院，安排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世界近现代科学史，1979年1月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平反，恢复党籍。这段时间我亦在北京，与他有往来，为编辑《竺可桢文集》(1979, 科学出版社)，由我主要撰写的《竺可桢生平与贡献》一文初稿，请许良英和黄秉维先生修改，他俩均用心审改，增加内容，以后以编辑组名义发表，许良英又引用此文材料，加署我为合作者名列在前，撰《竺可桢传略》一文(1980，科学普及出版社，中国科技史丛刊(2))。1981地学部委员会选举我为地学部副主任，自此我又常去北京，经常能与他谋面。
许良英主导编译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收入文章410篇，1976-1979年，商务印书馆) 及普及本《走近爱因斯坦》(200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使他在中国广为人知，产生巨大影响。许良英又撰有《爱因斯坦奇迹年探源》一文，并编有爱因斯坦年谱。爱因斯坦在中学时，就思索空间－时间问题，研究磁场的以太状态，后在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师范系学习物理，但毕业后失业，虽然每年都有论文在高水平《物理学杂志》发表，26岁于1905在瑞士专利局为技术员时，用业余时间3-9月7个月内完成6篇论文，提出4项开创性科学发现。次年爱因斯坦获苏黎世大学博士学位,1905年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这个奇迹年一百周年的2005年被定为世界物理年，德国就直称为爱因斯坦年。何以在短时间内爱因斯坦有如此惊人的创造？许良英认为原因有三：对自然界奥秘的惊奇和探索的执着和决心，敢于向旧传统和权威挑战的反叛精神，和最重要的是有深邃的哲学探索精神。
三位恩师好友，谱写情谊赞歌
许良英一生结交了许多好友，其中突出者有三人。
一是他的恩师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院士。1942年，许良英大学毕业，王先生认为他治学诚实(honest)，理解力强，有创造力(creative power)，要留他为研究助手，当时他却急于找党的关系而婉言辞谢后去桂林。1944年，桂林沦陷，许良英流浪于黔桂边境，王先生在贵阳日报登广告，招许良英回浙大。1945年初，许良英到湄潭任物理系助教。1974年夏秋，“文革”中江青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中，停发编《爱因斯坦文集》预支的每月50元的稿费，许良英的生活一度陷于绝境。王先生闻讯，主动致函他，说以后化名“王京”，每月从四川寄来30元，时王先生承担研制原子弹氢弹绝密任务，居然要包许良英这样“老右派”的生活费，其甘担风险、爱生如子的热忱，令人不胜钦佩。在王先生80寿辰时，许良英约集熟悉王先生的知友撰文祝贺，编印了一本精装文集，其中有叶笃正院士感念王先生教他大气电学的文章。
二是浙大心理学老教授陈立，工业心理学开创者。解放前曾公开讲辩证唯物论与自然科学关系。1999年，许良英从一位友人处得知陈立教授评述反右运动时对他下的政治结论是“缺乏政治道德的”，他立即给陈先生写信。后来，陈先生复以4页长信，语重心长地说：“我读你的信，真是心惊肉跳，你太天真，天真无邪，但又反映不懂世故，奈何!”许良英告诉陈先生：“我现在所做的不过是学习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我是台州人，台州曾养育出不怕‘灭十族’的方孝儒这样的硬骨头，也铸成我永不思悔改的‘花岗岩脑袋’，因为不懂世故会惹祸，许多人对我避而远之，先生却愿意亲近我……实在是我一生的大幸。”在谈治学问题时，陈先生说:“重要的还是人品问题。”从这一点，与许良英结交。2002年，陈先生一百岁，给许良英一封长信，提出一个科学研究指导思想的创见：“反对科学方法制度化”。提出“方法是为科学服务的，是科学决定方法，不是方法决定科学”，准备以此写成论文。这时陈先生还指导着3个研究生。不久，不慎跌交，骨折，又引发心血管病，102岁逝世。
三是社会科学家李慎之。李先生原在新华社外文部，与许良英同被定为“极右分子”。平反后曾先后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所所长，1998年起与许良英以文章与通信交流思想，5年间通讯40多封，成为至交，相见恨晚。李先生家学渊源，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很深。1999年8月的信中说，他“悟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许良英寄李先生一篇《“89”十年感言》，李先生又寄许良英以《风雨苍黄五十年》。这是一篇在知识界引起强烈震荡、令人拍案叫绝的传世佳作。2006年初，李先生以10页长信提出一个不同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论点，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许良英表示赞成，可用一系列历史事实支持他。李先生计划写一系列论文, 可惜是年3月猝然病逝, 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文章来源：国立浙江大学历史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