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俞家三代一滴泪——祖迎、子死、孙冤

Share on Googl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

俞家三代一滴泪——祖迎、子死、孙冤

祖迎马列

俞颂华(1893~1947),明将俞大猷之后。1920年,得梁启超等支持,俞颂华以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赴俄,瞿秋白同行,但仅为俞颂华所雇跟班译员。俞颂华采访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赤俄领导人,连续发回采访报导,与瞿秋白一起将马列主义“贩运”回华。其后,俞颂华任上海《申报》总编。1937年4月,俞颂华赴延安采访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申报》刊载长篇报导。1928~1949年,俞家经常为瞿秋白、范长江等中共党员提供帮助。其学生有范长江、石西民、方汉奇、沈昌焕(国府外长)。

俞颂华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不远万里贩运回华并积极推行的这个“主义”,非但没有泽被后人、长宜子孙,反而肇祸连连,其子其孙竟成为直接受害者。俞家三代一滴泪,一滴那么滞坠的国泪!

子死“五七”

其子俞彪文(1926~1957),上海沪江大学经济系毕业生,1949年拒赴台湾,参加中共开国大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公厅副主任(14级),得财长李先念好评。只因对保险工作提出改进意见,1957年划“右”。7月19日,“伟大反右”高潮中跳楼自杀,年仅31岁。

俞彪文“与人民对抗到底”,上海外滩中国银行业务骨干的俞母(1949年参与接管),被迫提前退休,工资减半(37元),直至1986年去世。俞妻(重庆大学经济系毕业生、马寅初学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1979年7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人事处长上俞家宣布“改正”:

你的父亲过去犯了错误,现在宽大为怀就不算了。

民政局按1957年标准放发抚恤金360元(1979年标准应为1500元),这就是所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003年,俞妻临终前告诉两个儿子:她1957年也想投河自尽,一了百了,多次徘徊故宫护城河边,实在不忍抛下两位幼儿(长子4岁、幼子1岁),才坚强活下来,“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分别得精神病与蒙冤入狱。我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艰难。”

孙陷冤困

第三代,长孙俞梅荪(1953~ )、幼孙俞颂荪(1956~ ),从小生活在“狗崽子”的屈辱中。颂荪中学时就三次自杀,精神深度抑郁,如今已11年喘息于精神病院。

俞梅荪1979年入党(中共),1984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入国务院办公厅,历任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经济法制》编辑部主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秘书,中南海办公十年(主要从事立法),著有〈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十多家报刊转载,获中国社科院优秀论文奖)。1988年晋升“正处”,1991年获副研究员职称,1993年北大法律系兼职副教授。1992年,出于纯良动机,为上海《文汇报》提供宣传便利,依惯例向《文汇报》驻京办主任出示尚在保密期的〈十四大征求意见稿〉。一时疏忽,致使文件被《文汇报》人员盗印,捅到香港报刊上,再牵扯到一笔与本案无关的两千元资料费,被控犯罪,1994年1月底被捕。

尽管泄密并未造成实际后果,反而产生正面良效,且由江平(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亲任律师,无罪辩护,顾明也伸手相援,最终仍轻误重判,以泄密罪判刑三年。俞梅荪一生就此被毁。

入狱后,俞梅荪表现良好,本可减刑一年,因拒不认罪,蹲满三年。1997年1月出狱,也因不认罪,街道片警“依法”不让申请低保,且各方推诿,不解决其生计。应聘求职,屡因“刑释”遭拒。如今岁垂六旬,生存无著,老婆离去。为照顾弟弟,俞梅荪长年流浪于沪,备尝艰辛。“偌大上海滩,已无我兄弟俩栖身之地。”

兄长入狱,弟弟受惊,精神病复发,入上海精神病院三年,多次自杀,电击休克治疗使其丧失记忆。2008年后,曾参与立法的俞梅荪,竟也沦为求告无门的访民,落难江湖,深陷困境。

出狱后的俞梅荪一直致力底层维权,发表法治文章数十篇,替失地农民维权、出席“右派”聚会,成为警方“重点保护对象”,家门口一度探头伺候(探架犹在)。每年“敏感日期”(如“六四”、国庆),警察全天“伺候”。大冬天,俞梅荪见警察在传达室瑟索挨冻,迎入家中食宿,方便人家“执行公务”,尽管有时双方对抗激烈,但整体上“相互理解”。2009年,警方以“六十大庆”维稳为由,将俞梅荪“限居”在家近一月。

将一位党员高知“培养”成苦大仇深的流浪汉,一位本可为国尽力的栋梁之才沦为求告无门的弱势访民,一次次领受唾面自干的羞辱,甚至常因活不下去产生杨佳式冲动——同归于尽。俞梅荪现在特别理解雪夜睡在最高法院信访办大铁门外的访民:

个个艰苦卓绝,比我艰难困苦得多。我沦为访民后,才真正理解他们的苦大仇深和万般无奈。

俞家三代“一滴泪”,证明赤潮入华后的“绩效”。直率地说,一个至今仍奉专政为圭臬的国家,当然不会允许法律“干扰”政治。没有意识形态的正位,现代化人文理念均无法具体落实。从这一意义上,俞家三代为国家提供了一份十分独特且极其珍贵的人文标本。

就是瞿秋白本人,不仅为马列主义丧命,遗孀杨之华(1901~1973)文革期间进了秦城,病危了才从隔离监房转到北京阜外医院。[1]

另一位著名中共烈士孙炳文(1885~1927),其子孙宁世(1915~1967)、孙维世(1921~1968),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兼导演,均死于文革——“一个红彤彤的新社会”。孙泱(宁世),肄业于上海光华大学、东京明治大学,1938年入党,朱德秘书,历任八路军宣传部科长、嫩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北军区宣传部长兼文化部长;1949年后,西南师院书记兼副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著有《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讲话》。因参与《朱德传》撰写,被张春桥点名,大骂此书将朱德写成开国元帅、歪曲历史,孙泱不认错,自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造反派批斗孙泱,迫害致死。孙维世则死于秦城。

最有代表性的红色灾胞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1890~1966),第一批赤说倡导者,1949年后武汉大学校长,打出全国高校比例第一的“右派”,1957年7月4日全国人大发言:〈从右派分子的进攻看知识份子必须加强改造〉,总算“紧跟”了。1966年7月19日吃不消他所宣导的“劳工专政”,致函毛泽东:“主席,请救我一命。”8月10日,毛泽东批转陶铸、王任重“酌处”。8月24日李达死,次日火化遗体,全校大会——“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宣读中共中央批复的〈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2] 不知李达临终前可否想到“作法自毙”?

中共前重要领导人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厚岸村人,1925年入上海大学附中部,9月入团,同年冬赴俄,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转党;“二十八个半”之一,1930年回国,《红旗》总编;1931年4月入中央苏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委员,遵义会议拥毛;延安整风随留苏派失势,七大中候委;1949年后驻苏大使、中联部长;1968年4月隔离审查,1969年10月下放信阳。其子王命先(人民大学讲师)不堪酷刑,投河自尽;侄女翟新华被斗发疯,服毒自杀;侄子吴报华跳海而亡;姐姐、姐夫因牵连赶出北京,沿途乞讨,一饿死一病死。[3]

中国大陆现状,可是直接来自“光芒万丈”的马列主义。改革开放三十年,每艰难挪走一步,最强大的阻力均来自意识形态,真正思想“长”一寸,生产才能挪一步。所谓改革开放,还不都是挪改中共推立的红色制度?还不都是中共强缚于国的一条条马列赤绳?

2012-4-9~11 于沪·三湘

[1] 楚图南:〈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载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4(序)。
[2] 向继东:《历史深处有暗角——中国现代名人访谈录》,秀威资讯公司(台北)2013年,页118、124。
[3] 董宝训、丁龙嘉:《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22。

原载:《动向》(香港)2012年9月号

阅读次数:1,547
Pin It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