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

俞家三代一滴泪——祖迎、子死、孙冤

祖迎马列

俞颂华（1893～1947），明将俞大猷之后。1920年，得梁启超等支持，俞颂华以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赴俄，瞿秋白同行，但仅为俞颂华所雇跟班译员。俞颂华采访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赤俄领导人，连续发回采访报导，与瞿秋白一起将马列主义“贩运”回华。其后，俞颂华任上海《申报》总编。1937年4月，俞颂华赴延安采访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申报》刊载长篇报导。1928～1949年，俞家经常为瞿秋白、范长江等中共党员提供帮助。其学生有范长江、石西民、方汉奇、沈昌焕（国府外长）。

俞颂华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不远万里贩运回华并积极推行的这个“主义”，非但没有泽被后人、长宜子孙，反而肇祸连连，其子其孙竟成为直接受害者。俞家三代一滴泪，一滴那么滞坠的国泪！

子死“五七”

其子俞彪文（1926～1957），上海沪江大学经济系毕业生，1949年拒赴台湾，参加中共开国大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公厅副主任（14级），得财长李先念好评。只因对保险工作提出改进意见，1957年划“右”。7月19日，“伟大反右”高潮中跳楼自杀，年仅31岁。

俞彪文“与人民对抗到底”，上海外滩中国银行业务骨干的俞母（1949年参与接管），被迫提前退休，工资减半（37元），直至1986年去世。俞妻（重庆大学经济系毕业生、马寅初学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1979年7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人事处长上俞家宣布“改正”：

你的父亲过去犯了错误，现在宽大为怀就不算了。

民政局按1957年标准放发抚恤金360元（1979年标准应为1500元），这就是所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003年，俞妻临终前告诉两个儿子：她1957年也想投河自尽，一了百了，多次徘徊故宫护城河边，实在不忍抛下两位幼儿（长子4岁、幼子1岁），才坚强活下来，“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分别得精神病与蒙冤入狱。我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艰难。”

孙陷冤困

第三代，长孙俞梅荪（1953～ ）、幼孙俞颂荪（1956～ ），从小生活在“狗崽子”的屈辱中。颂荪中学时就三次自杀，精神深度抑郁，如今已11年喘息于精神病院。

俞梅荪1979年入党（中共），1984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入国务院办公厅，历任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经济法制》编辑部主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秘书，中南海办公十年（主要从事立法），著有〈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十多家报刊转载，获中国社科院优秀论文奖）。1988年晋升“正处”，1991年获副研究员职称，1993年北大法律系兼职副教授。1992年，出于纯良动机，为上海《文汇报》提供宣传便利，依惯例向《文汇报》驻京办主任出示尚在保密期的〈十四大征求意见稿〉。一时疏忽，致使文件被《文汇报》人员盗印，捅到香港报刊上，再牵扯到一笔与本案无关的两千元资料费，被控犯罪，1994年1月底被捕。

尽管泄密并未造成实际后果，反而产生正面良效，且由江平（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亲任律师，无罪辩护，顾明也伸手相援，最终仍轻误重判，以泄密罪判刑三年。俞梅荪一生就此被毁。

入狱后，俞梅荪表现良好，本可减刑一年，因拒不认罪，蹲满三年。1997年1月出狱，也因不认罪，街道片警“依法”不让申请低保，且各方推诿，不解决其生计。应聘求职，屡因“刑释”遭拒。如今岁垂六旬，生存无著，老婆离去。为照顾弟弟，俞梅荪长年流浪于沪，备尝艰辛。“偌大上海滩，已无我兄弟俩栖身之地。”

兄长入狱，弟弟受惊，精神病复发，入上海精神病院三年，多次自杀，电击休克治疗使其丧失记忆。2008年后，曾参与立法的俞梅荪，竟也沦为求告无门的访民，落难江湖，深陷困境。

出狱后的俞梅荪一直致力底层维权，发表法治文章数十篇，替失地农民维权、出席“右派”聚会，成为警方“重点保护对象”，家门口一度探头伺候（探架犹在）。每年“敏感日期”（如“六四”、国庆），警察全天“伺候”。大冬天，俞梅荪见警察在传达室瑟索挨冻，迎入家中食宿，方便人家“执行公务”，尽管有时双方对抗激烈，但整体上“相互理解”。2009年，警方以“六十大庆”维稳为由，将俞梅荪“限居”在家近一月。

将一位党员高知“培养”成苦大仇深的流浪汉，一位本可为国尽力的栋梁之才沦为求告无门的弱势访民，一次次领受唾面自干的羞辱，甚至常因活不下去产生杨佳式冲动——同归于尽。俞梅荪现在特别理解雪夜睡在最高法院信访办大铁门外的访民：

个个艰苦卓绝，比我艰难困苦得多。我沦为访民后，才真正理解他们的苦大仇深和万般无奈。

俞家三代“一滴泪”，证明赤潮入华后的“绩效”。直率地说，一个至今仍奉专政为圭臬的国家，当然不会允许法律“干扰”政治。没有意识形态的正位，现代化人文理念均无法具体落实。从这一意义上，俞家三代为国家提供了一份十分独特且极其珍贵的人文标本。

就是瞿秋白本人，不仅为马列主义丧命，遗孀杨之华（1901～1973）文革期间进了秦城，病危了才从隔离监房转到北京阜外医院。[1]

另一位著名中共烈士孙炳文（1885～1927），其子孙宁世（1915～1967）、孙维世（1921～1968），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兼导演，均死于文革——“一个红彤彤的新社会”。孙泱（宁世），肄业于上海光华大学、东京明治大学，1938年入党，朱德秘书，历任八路军宣传部科长、嫩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北军区宣传部长兼文化部长；1949年后，西南师院书记兼副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著有《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讲话》。因参与《朱德传》撰写，被张春桥点名，大骂此书将朱德写成开国元帅、歪曲历史，孙泱不认错，自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造反派批斗孙泱，迫害致死。孙维世则死于秦城。

最有代表性的红色灾胞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1890～1966），第一批赤说倡导者，1949年后武汉大学校长，打出全国高校比例第一的“右派”，1957年7月4日全国人大发言：〈从右派分子的进攻看知识份子必须加强改造〉，总算“紧跟”了。1966年7月19日吃不消他所宣导的“劳工专政”，致函毛泽东：“主席，请救我一命。”8月10日，毛泽东批转陶铸、王任重“酌处”。8月24日李达死，次日火化遗体，全校大会——“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宣读中共中央批复的〈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2] 不知李达临终前可否想到“作法自毙”？

中共前重要领导人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厚岸村人，1925年入上海大学附中部，9月入团，同年冬赴俄，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转党；“二十八个半”之一，1930年回国，《红旗》总编；1931年4月入中央苏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委员，遵义会议拥毛；延安整风随留苏派失势，七大中候委；1949年后驻苏大使、中联部长；1968年4月隔离审查，1969年10月下放信阳。其子王命先（人民大学讲师）不堪酷刑，投河自尽；侄女翟新华被斗发疯，服毒自杀；侄子吴报华跳海而亡；姐姐、姐夫因牵连赶出北京，沿途乞讨，一饿死一病死。[3]

中国大陆现状，可是直接来自“光芒万丈”的马列主义。改革开放三十年，每艰难挪走一步，最强大的阻力均来自意识形态，真正思想“长”一寸，生产才能挪一步。所谓改革开放，还不都是挪改中共推立的红色制度？还不都是中共强缚于国的一条条马列赤绳？

2012-4-9～11 于沪·三湘

[1] 楚图南：〈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载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4（序）。
[2] 向继东：《历史深处有暗角——中国现代名人访谈录》，秀威资讯公司（台北）2013年，页118、124。
[3] 董宝训、丁龙嘉：《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22。

原载：《动向》（香港）2012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