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学富中西一代豪——悼王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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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悉王康君仙逝,不胜哀悼。

对王康不曾识面早相知而有前缘。我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笔会第一任会长是刘宾雁先生,王康曾是刘先生秘书。2013年5月,河南郑州朋友召集“中原论道”雅会,蒋庆、王康两位和我与会,得以相见,大慰平生。

三人就中华文化现实政治诸问题作了交流和碰撞。主办方曾根据录音整理出《儒家与当代中国—— “中原论儒”座谈会记录》发表。蒋和王,性格特征、思想倾向和文化根基各不相同。与蒋庆是重逢,与王康是新识。他交游广泛言谈直爽学识渊博,对俄罗斯文学和历史研究精深,对苏俄帝国崩溃原因的分析甚为独到,连容貌和胡须都颇有俄味。但略微出我意料的是,他对俄罗斯、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推崇,仍高于对儒家文化和文明的尊重,如其自己所说,是“偏右派”。

王康对红色回潮和红色帝国重现充满忧虑,我认为,局部的风险仍然存在,王康的提醒不无意义,但也毋庸过虑,现时代的国际环境、国内土壤和历史大势已经大异,已不具备极左崛起、文革再现的条件。

会议主持者邵老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儒家与各种学说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东海回答是仁本主义三观特别是世界观,与众不同。王康认为这个说法可笑,认为儒家没有世界观,但对这个话题并未展开,转而谈中西文化的区别,认为西方文化阳性,中方则阴性,充满女性的特征。东海不以为然。

很遗憾会议没有完成原计划要形成的共识。要取得儒家意义上的文化共识,颇为不易,东海在交谈中提出,以儒经为中华最高经典,圣德为人类最高道德,道统为国家最高指导思想等,王康就不认可。但取得泛共识则不难,如承认儒家经典为伟大经典,儒家圣人为伟大人物,儒家道统为伟大思想等等。

郑州雅会结束,我与王康应朋友吴总之邀同游三门峡。与王康一起游玩了参观了召公祠、甘棠苑、虢国博物馆、三门峡大坝和一位农民办的“胡耀邦纪念馆”,进一步讨论、商榷了一些问题。对于我们之间的观点分歧,专门从灵宝过来的儒生格筠有一篇《写史之心》有所记录。略摘一段,可见一斑:

“在年龄上,王康先生长东海师十余年。东海师是儒者,王康先生通达中华传统文化,但思想更偏向于西方;东海师同情自由人士,但认为儒家是解决中西问题的根本。王康先生质疑儒者陷于学究,不能与时俱进;东海师认为儒释道、自由民主可取长补短,与时偕宜正是儒家精神;王康先生痛斥道家误国害人,激赏基督教;王康先生自嘲是一个“流浪汉”,东海师认为儒家是天下最大最好的“家”……于是饭桌上、茶几间二人言谈不时碰撞,虽然温和,但显见存异。在动用思想时,王先生抽烟凶猛,藏否间痛快淋漓,东海师则安然小酌,静气听说,平和辩驳。当王康先生谈到,儒家应该学习西方思想,援儒入自由民主时,东海师认为,应是援西(自由民主)入儒。儒家讲究日日新又日新,不会固步自封。”

在甘棠苑,王康播放了一个演讲。在演讲中,他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列宁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红色帝国做了比较,指出其国家制度和国家哲学都基本相同或者相似。

东海以为,在国家哲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列宁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红色帝国相同,都是马主义;德意志第三帝国是民族社会主义,与马主义同中有异:共和国倡导“民族劣根性”,第三帝国鼓吹“民族优越性”。日本帝国信奉中华文化,只是由于民族主义作怪而产生了变异。三种帝国类型,性质大不同,不可混也。

王康曾谈到中国存在两种转型的可能性,大意是,中国有一个民主宪政转型的可能性,但同时存在另外一种相反的可能性,他称之为帝国转型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从来都是大帝国的温床,从秦到清都是帝国形态。毛政权也是个现代帝国的形态,甚至当代中国仍然存在帝国形态的基本元素云云。

东海以为,帝国形态多种多样,不可一概而论。如有君主制、教主制、僭主制、党主制等等区别,依据的意识形态因之有异。如秦王朝依据法家,斯毛依据马家,尧舜禹夏商周汉唐宋元明清依据儒家。儒家君主制,又有公天下、家天下之分,有封建制、郡县制之别。

临别前夕,王康总结说,在对待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态度上,自己为偏右派,蒋庆为极端保守派,东海为中间派。他的自我定位很准确。对中华文化充满温情但偏重西方。与儒家不同,与自由派和西方中心主义也不同。也喜欢他对我的定位。中者中正、中道也。然对于道统,我与蒋庆一样以“极端保守”为荣。

临别前,王康赠以书法“八风不动定如山”,融儒佛两家精神于一言,深惬我怀。

别后不久,我寄赠一副嵌名联给他:历劫更新王道梦,回天依旧老康心。王康回赠:树静风动梦如烟,祛魅复性东海情。

后来偶尔电邮联系,知悉王康已离乡去国。去年底闻其病重,电邮联系失败。前不久闻其皈依耶教,并不感到意外。我觉得在王康心目中的文化地位,道家高于儒家,俄罗斯文化和西方文化又高于中华文化,归宗耶教是迟早的事。甚感遗憾,可以理解。在我心目中,王康不是儒者,却是一个优秀的儒家学者,更是一代豪杰,值得我、值得所有有志之士尊重和怀念。谨悼以小诗曰:

辟毛破马语如刀,学富中西一代豪。
精爽归天留我在,临风遥祭痛三号。

蒋庆、王康、东海

2020-5-27余东海于南宁

附:与王康君之通信(各一封)

东海:

此次中原得晤,某也有几点感触。

关于儒家义理,发抉,固守,自为儒者本份;损益,充扩,与时推移,更是儒者使命。先贤往哲所述大义精理,已赅备无遗。吾代所对,与三代孔孟不仅为古今之变,亦成天人之隔。至熊梁唐牟,则不在东西之辩,而陷西西之争。马列主义入主中土,虽一甲之短,却已从政治与精神道德上征服中华。此次征服,非元蒙满清蛮族武力征服可比,乃意识形态之征服。其中有几点需明辩:1,历史演变之剧烈迅猛,不可不察。苏俄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苏美冷战,国共内战、1949、1957、1966、1989至于今,中国若干事件对民族精神生命一挫再挫、一损再损宿命式变局;2,科学技术理性对东西方传统人—神文化系统之全幅倾覆,核战争可能性及全球生态环境空前恶化对人类精神之整体异化;3,民族—国家主义撕裂人类,世界无政府主义流行;4,在反对纳粹和共产两大极权主义之斗争中,西方基督教与人道—自由—民主世界的贡献居功厥伟,远在中国之上;5,中国被马列主义征服,并非西方主流文明责任,中国文化包括儒家思想,难脱干系。

港台儒家,于花果飘零之际,全幅生命返本开新,旨在复兴中华文化,遇合西方思想,进行前所未有之对话与综摄,可称尽性尽命。

大陆儒家,处境由艰危转宽和,对其使命却未能明辩,更未能笃行。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大陆儒家,其处境较包括港台儒家的前辈儒家并非更困厄,其使命更重大,却没有交出应有的答卷,其澹泊迥迫不能推诿于外。实在需要自觉自省自我批判。略举二例以参考。

1905、09年,俄国知识界“路标派”两度自作检讨,对俄国西化派与斯拉夫派60年论争作深刻反思,对激进思潮在俄国的得势发出严肃警示,对一亿俄国人将临魔化的前景深以为忧。虽未能阻止布尔什维主义,却在思想世界为俄国预留一份遗产,并在74年腥风血雨浩劫后为俄国保藏一片精神呼吸空间。

1960年代,第二届梵蒂冈公会,沉痛反省基督教近2000年罪错,承担基督教对人类苦难与罪恶负有重大责任,强调基督教必须重审其基本教义,必须重新观注人类历史命运。

大陆儒家在现代中国历史自行缺席,罔顾亿兆生民存在,自我设限自我隔绝,实行“不在场主义”,其孤苦寂寥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无论动机背景如何,中共当局从革命造反无法无天转向“小康”、“和谐”、“以人为本”,转向“复兴中华”、“中国梦”,民间自发转向传统历史文化,台湾以“中华文化领航者”自任,总是否极泰来的征兆。当下亟需者二,一为防止中共重新意识形态神圣化,阻挡中国走上红色大帝国危途(重庆事件绝非“回光返照”,而有深厚土让与权力需求),二是推助中国恢复中华,重建共和。儒者有神圣使命存焉。

郑州论儒,本是几人达成基本共识,值此历史关头发表吾人共同主张的天赐良机。令人扼腕,人不齐,心不同,徒然各执一念言不尽意,匆匆来去。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发表《就中国文化敬告世界宣言》,无论存有多少不足缺憾,毕竟山高水长,留下一阳来复信息。

此次聚首,徒剩见面之忆。遥比朱、陆“鹅湖之会”,新亚诸子之业,其心胸气象,何以道里计。

非常之士,当邀非常之人,出非常之思,以建非常之业。天道好还,再共勉并进吧。即颂思祺!

此信转与蒋庆兄诸位。

王康拱手 2013,5,8 重庆

补充几句:不了解东方的专制愚昧麻木,就不了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不了解西方的神圣信仰,就不了解东方的高明圆满。21世纪没有定于一尊的思想,人类还在童年时代,阻止世界毁灭,是儒家当代最高使命,驱逐马列,回归孔子,是中国善尽使命的历史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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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先生:

河南幸会,大慰平生。未能成就一定共识,虽然遗憾,却也无奈,人不齐心不同,乃机缘未熟也。

赞同此说:“当下亟需者二,一为防止中共重新意识形态神圣化,阻挡中国走上红色大帝国危途,二是推助中国恢复中华,重建共和。儒者有神圣使命存焉。”然也有些异议。

中国被马列主义征服,当然“并非西方主流文明责任”,却与“中国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无干系。恰恰相反,是“中国文化包括儒家思想”被打倒,才让马列主义如入无人之地,直到鸠占鹊巢。对于被缴了械甚至捆住了手脚者,吾不忍指责其不抵抗也。

俄国知识界“路标派”的自我检讨,基督教第二届梵蒂冈公会对近2000年罪错的沉痛反省,体现了一定的文化和历史责任感,当然值得敬佩。但这种“自觉自省自我批判”是他们应该的,与儒家没有可比性。

基督教必须重审其基本教义,儒家经典义理高度正确,不需要重审;基督教对人类苦难与罪恶负有重大责任,儒家文化则缔造了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辉煌,有功无过。历史当然有各种阴暗面,但不是儒家造成的。儒家始终以张载“四为”精神“观注人类历史命运”。

“阻止世界毁灭,是儒家当代最高使命,驱逐马列,回归孔子,是中国善尽使命的历史前提。”这句话其实无意中提示了西方文化和文明的重大缺陷。驱逐马列回归孔子之后,还要“阻止世界毁灭”,试问:毁灭世界的危险来自何方?

叨在相知,冒昧直言,乞谅。一些以后有机会再论,姑且求同存异吧。

大函言“此信转与蒋庆兄诸位”,似未转。故东海复函亦仅呈先生一人。

东海顿首2013-5-8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2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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