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星星之火,到底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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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1)

星星之火,到底几许?

井冈山乃中共武装力量最初「星星之火」。不过这粒「星火」到底几许?具体多少人马?细节如何?史料幽深,国人多不知详。笔者挖掘汇积,略陈其实。

秋收暴动

1927年9月8日湘赣边界秋收暴动,部队正式番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渡(1898~1934,后叛变),副师长余贲民。下辖四个团:原武汉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为第一团[1],团长钟文璋;安源工人、萍乡、醴陵农军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原贺龙部二十军独立团为第三团,团长苏先骏;收编的鄂南夏斗寅残部为第四团,团长邱国轩。

暴动之初,按计划分三路进军长沙。一、四团从修水出发,先打平江,再攻长沙;二团从萍乡、醴陵出发,先打浏阳,再攻长沙;三团从铜鼓出发,会合二团打浏阳,会攻长沙。11日,三团首战攻克白沙,次日打下东门市。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从安源赶来三团,长途奔波,双脚被草鞋磨烂,不久脚背烂了一个洞,临时找椅子绑上两根杠子抬着他,跟上部队。

二团本应与三团会攻浏阳,但三团在东门市遭阻,败退排埠。二团不明情况,16日孤攻浏阳,虽然得手,但陷入重围,损失惨重,大部战死,团长悲观失望,当夜带几名亲信逃跑,残部次日星散。攻打平江的一团、四团,前锋刚到长寿街就遇敌,未经改造的四团哗变,转身与白军夹击一团,一团也垮下来。会攻长沙的计划失败,三团退至文家市。

毛泽东被捕

此前,1927年8月30日,长沙沈家大屋省委会议,毛泽东(「八七」会议选为政治局候委)汇报了秋收暴动的具体布置,省委决定毛泽东为暴动前敌委员会书记兼师长。会后,毛赶赴安源召开军事会议,传达「八七会议」和省委会议精神。安源会议后,毛泽东风尘仆仆赶往铜鼓三团驻地,中途在浏阳张家坊遇险,被民团抓住。毛泽东用几十块借来的路费贿赂,士兵同意,队长不同意。距离民团总部不远处,毛泽东将几十个银圆往地上一撒,团丁忙着抢钱,毛得以逃脱。[2] 9月9日,赶到三团,第二天即中秋节,毛泽东向干部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11日三团向浏阳进发,拟会合二团会攻长沙。此时,长沙城内有白军九千余人,6500多支枪,近郊团防局的枪支也不少。[3]

三湾改编

9月19日,败落的一团、二团、三团残部在文家市会合,放弃进攻长沙,向湘赣边界退去。一团尚有千余人枪,三团400余人,二团则已不足百人。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连夜开会,决定下一步行军方向。次日清晨,出发前毛委员第一次「训话」——

弟兄们……现在我们打了败仗,受了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是兵家常事,打了胜仗别大意,打了败仗也别泄气。何况我们的革命事业受到湘鄂赣和全国各地工农群众的拥护,有这幺多人支援我们,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有些人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这也算不了什么,他们早晩会后悔的。部队里少了这些三心二意的人,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有句俗语说:「万事起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能怕困难。只要我们咬咬牙,把这一关挺过去,革命总有出头的一天。我们仅仅是一块小石头,而蒋介石却是一个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砸破蒋介石那个大水缸。

原本五千人的队伍,23日晨从卢溪出发时又遭朱培德两个团及民团伏击,损失七百余人,总指挥卢德铭阵亡。此后,不时有人「掉队」——不辞而别开小差(三团二营一个排集体开溜),与黄永胜一起出来的11位咸宁老乡,跑了一大半。连一团长钟文璋、三团长苏先骏也都走了。[4]最后,部队只剩下不到千把人。

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当晚,毛委员在其借宿的泰和祥杂货铺主持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改编部队,具体如下——

一、部队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营团设党委、支部建在连上、排班设党小组)。原先团才有党支部,连只有党小组,且党员均为军官。

二、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

三、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团下设一、三两个营(无二营)。

四、不愿意留队者,一律发三~五块钱回家路费,开具介绍信回农村工作,希望回乡后继续革命,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5]

此前,中共不在士兵中发展党员,党员军官政治优越明显。三湾改编后,支部建在连上,党小组先建在排上,党员发展多了再下沉至班,军官与士兵一起过组织生活,士兵可以批评官长,增加士兵的平等感与凝聚力。第四条自愿去留,剩下的都是坚定者,最大限度减免叛变后患。

1951年,共军总政主任谭政发表〈三湾改编〉,乃「三湾改编」最早资料,全文如下——

远在1927年的秋天,湖南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部队从战场上收拾下来。每天总是从天未明就出发,一直走到黄昏以后才宿营。经过平江、浏阳、铜鼓、萍乡到达莲花东南永新境内的三湾,着手改编部队。这算是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难关。自从长寿街战斗失败以后,湖南的敌人,拚命地跟着我们后面追赶,总想把我们这些革命种子,一下弄个精光。没有经过锻炼的「小娃娃」,那容易经得起这样的风波?弄得病的病,死的死,累的累,怕的怕,情绪非常不好。真象打了几十个败仗一样。

到了三湾的第二天,师长集合部队讲话:「……现在人员减少了,部队要缩编,从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一个团还不足,改编为两个营。……」听不下去了,只看到全场的人,大家都瞪着眼睛,痴呆似的望着他,非常难过。忽然由新任团长介绍毛泽东同志出来讲话。从人丛中走出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来,头上蓄着长久未剪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烂棉袄,腿上却打上一双绑腿,脚上套着一双草鞋。他以和蔼的态度,含笑的脸色,走到部队前面,登时大家笑容可掬地鼓起掌来。「……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大家不住地点头微笑,显示着特别兴奋的样子。当着队伍解散以后,只看到一群一群的在那里讲论着:「毛泽东同志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6]

黄永胜回忆毛泽东这次对「全军」的演讲:

我毛泽东干革命,一不图升官,二不图发财,三不图养家,只图天下劳苦大众解放。你们跟着我,可能很艰苦很危险,但也光荣。人各有志,不能强勉。有愿意跟着我的,请站到左边来;愿意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现在排队,我站在左边。[7]

谭政说三湾改编时仅400余人,这就是井冈山最初的星火。一说六百人、七百支枪。毛泽东不是送给「山大王」王佐、袁文才100支枪、两挺旱机关枪么,那是因为「星星之火」枪比人多,反正没人背枪,做了人情还减轻负担。[8]中将张国华(1914~1972,成都军区政委),时为王佐所部一兵。[9]连贺子珍都在袁文才、王佐的山寨中。

得承认,毛泽东很会做政治工作,前后两次动员语乃其时其地最佳语。红色「开国君主」必为演讲鼓动高手,能提供某种幻觉(以可能未来引诱徒众),否则人家怎么会拎着脑袋跟你走?赤俄列宁、古巴卡斯特罗、朝鲜金日成,也都一个个特会煽动。1960年9月26日,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演讲4小时29分,至今无人打破的记录。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部上了井冈山,10月7日到达井冈山下的茅坪,点燃中共武装「星星之火」。中共党史将三湾改编的意义归为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即军队对党的绝对服从性,至今亦然。不过,中共党史故意隐略「党指挥枪」一项实质性内容,即各级政委的权力大于军事首长。黄克诚:

红军部队中,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10]

败退井冈山,1927年11月14日遭到瞿秋白主持的临时政治局批判,认为两湖秋收暴动未遵循中央策略——

违背中央的指示,把暴动看做一种单纯的军事行动,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各地农民群众实在没有一点行动……在工农军所经区域以内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湖南农民暴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

毛泽东被撤临时政治局候委、湖南省委委员。[11]

三湾子弟

参加「三湾改编」者,后称「三湾子弟」,成为毛共「嫡系中的嫡系」,升擢最快。如黄永胜「三湾」时仅班长,最后升至总参谋长,中共「九大」排名第六。1949年,「三湾子弟」大部分死亡、逃散、叛离,剩下仅二十余人,当年的战士至少也是少将,时称「三湾将军」。据笔者有限收集——

罗荣桓(元帅)、谭政(大将)、宋任穷(上将)、陈伯钧(上将)、张宗逊(上将)、陈士渠(上将)、黄永胜(上将)、刘先胜(中将)、杨梅生(中将)、张令彬(中将)、韩伟(中将)、赖毅(中将)、谭希林(中将)、郭鹏(中将)、王耀南(少将)、龙开富(少将)、杨世明(少将)、余光文(少将)、潘振武(少将)、李贞(女,少将)。

谭震林(副总理)、何长工(地质部党组书记)、刘型(农垦部副部长)、杨立三(1900~1954,总后部长、食品工业部长)、黄达(辽宁省副省长)。

周昆(115师参谋长),1938年3月裹卷三万军需款潜逃。

「三湾子弟」有一些黄埔生。张宗逊黄埔五期(七届中候委),陈伯钧六期。黄埔军校第五~六期,由恽代英实际主持。一个120余人的连队二三十名共产党员,每连的国民党区分部,三名委员两个中共党员。[12]

1927年10中旬,于湖南酃县脱逃部队的余洒度,平江人,黄埔二期生。1929年10月赴沪,对革命悲观失望,正式脱党;1931年11月被捕叛变;1933年出任国军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因贩毒事发,蒋介石手令枪决

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会,毛泽东:

1930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13]

1965年5月21~30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提及当时一批还健在的「井冈山老人」,包括湘南暴动后上井冈山的陈正人、彭儒(陈正人妻)、萧克、曾志,还有贺子珍、江华。[14]

1977年,何长工(1900~1987)重上井冈山,感慨万千,说从武汉出来的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千人,现在不到十个人了。[15]以何长工资历,官仅副部,自然事出有因。1930年6月,何长工已任红八军长,参加长沙战役;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长征初期,何长工任军委教导师政委、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兼政委。遵义会议后,红九军团政委,与军团长罗炳辉率部策应「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何长工任红32军政委。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后,红九军团编入张国焘的右路军,何长工成了张国焘部下,一度跟张国焘走。卓木碉会议上,何长工劲头很大,高呼「打倒毛泽东!」出任张国焘第二中央组织部长。卓木碉会议,廖承志记录,载张国焘主办《干部必读》。[16]留下重大污点。抵达陕北后,何长工当面向毛泽东请罪,也得到谅解,但不吃香了。1949年后,何长工历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地质部副部长。1965年,毛泽东在中央会议最早点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7]1966年10月,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又说: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18]

1928年1月,朱德、陈毅发动湘南暴动,班底即南昌暴动残部,不久湘南暴动失败,退向江西,4月28日「朱毛会师」井冈山。此时,中共指导思想尚未摆脱「城市中心论」。朱德、陈毅率部上井冈山,遭湘南特委嘲讽——「右倾逃跑」。湘南暴动部队毕竟是正规军,装备好,战斗力强,不太瞧得起秋收暴动的农军,不团结现象时有发生,令毛泽东甚感棘手。 [19]

由于时有「损失」,逃兵严重,初期红军升迁很快。1929年6月,湘南暴动伍卒均为骨干了,极少仍为士兵。[20] 据笔者有限搜索,著名者:黄克诚(上将)、杨得志(上将)、曹里怀(中将)。

中共历代内斗中,「三湾子弟」似无栽倒者。1967年,江青雌焰正炽。京西宾馆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为老干部说了几句好话,江青当场打断:「毛主席,这么说,我要造你的反!」全场愕然。黄永胜没忍住,顶了一句:「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话!」[21]敢于挑战江青,底气何来?当然仗着毛泽东的绝对信任。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时间上晚于「打响第一枪」的南昌暴动,每年中共「建军节」又将毛泽东定为红军创始人,相当别扭。1966年8月,红卫兵砸毁南昌八一纪念馆,要求将1927年9月「三湾改编」定为建军节。当然,这条建议「实在不合理」而未被采纳。

初稿:2013-10~11;定稿:2013-12-23;略增补。

原载:《南方都市报》(广州)2014-12-25

澡堂辨红军

1936年长征结束,三大方面南方红军辗转抵达陕北。当时的陕北,疾病、跳蚤、老鼠猖獗,全球仅有的几个鼠疫流行区。同时,陕北缺水,当地人深受蒙族影响,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出生、一次结婚。延安全城没一户人家有私人澡间。

1937年5~9月,海伦·斯诺(爱德格·斯诺之妻,1907~1997)[22]采访延安,她在《续西行漫记》里十分惊讶:

天花、伤寒和斑疹等传染病总是有规律地定期在延安发生,至于痢疾之类的小病更是习以为常了。共产党怎么竟敢把军队带到这样一个可能是全中国疾病最猖獗的地区?

这位30岁的美国妇女将陕北疾病流行归于当地人的营养不良与不清洁的生活习惯。她认为这里本来不应这样,「这里的气候原是有益健康的——高爽干燥,夏天凉快;除非风沙天,总是空气清新,阳光明亮。」

1936年12月16日,红军进入延安。1937年1月13日,毛朱率中共机关由保安迁延安,全城只有2000余人,[23]「饭铺只有四五家,使用着木头挖成的碟子,弯的树枝做成的筷子;商店没有招牌,买错了东西很难找到原家去换,因为它们有着同样肮脏同样破旧的面貌。」厕所尤其原始。

红军进入延安后,清扫了街道,让小贩在食物上蒙上纱罩,夏天又发动大规模灭蝇运动。「常见的那些传染病却一种也没有发生过。」如果以当地人为参照背景,那么来自南方的红军似乎就再清洁不过了。夏秋时分,决不迷信水的红军,大批跳进混浊的延河去洗澡,成为晚霞中的延安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红军还在城里前所未有地设立了两处公共澡塘,供男女分用。

由于红军来自南方,原籍乃多雨多水的赣闽鄂湘川,习惯上普遍比陕北人爱干净,对水的亲近度需求度旺盛得多。他们若去西安,一般先直奔澡堂,以一清宿垢为最惬意之快事。一来二去,国民党特工掌握了红军这一习惯,要找红军,不用吃力费事满大街兜找,径直上澡堂蹲守便可。凡匆匆而来,洗得特别欢实高兴的人,一般都是南方红军。若想进一步确认,只要再请他们开口说几句,口音露底,一准没跑。如此这般,红军方面也有「反侦察意识」,再进西安城,不敢再上澡堂,就是进了澡堂,也缩头缩脑,不敢表现出对水的特别喜爱,更不敢随便张口说话。[24]

大革命时期,上海英人所办的《字林西报》曾载文:〈怎样在电影院和其他公共场所辨认共党分子〉,专门教人如何在人群中辨别共党,可是无论如何,都不及「澡堂辨红军」简便易学,操作性这么强。

2003-8-20 上海

[1]  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有五六个,这支原卢德铭(中共党员)指挥的警卫团全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均为中共党员,营连排级军官也有不少中共党员,士兵大多是两湖工协农协会员。8月初,该团乘船东下准备响应南昌暴动,因种种原因未得会合,转赴江西修水休整,从而参加秋收暴动。

  龙正才:〈警卫团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页120。

[2] 张启龙:《秋收起义前后三团活动回忆片断》,《红旗飘飘》第17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79年,页262、264、256~258。

[3] 刘型:〈回忆井冈山的斗争〉,《革命回忆录》第9辑,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4、6。

[4] 黄正:《军人永胜》,新世纪出版公司(香港)2011年,页49~53。

[5] 陈伯钧:〈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红旗飘飘》第13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页8~10。

何长工:〈红旗插上井冈山〉,《革命回忆录》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9。

[6] 谭政:〈三湾改编〉,《人民日报》(北京)1951-7-14,版3。

[7] 黄正:《军人永胜》,新世纪出版公司(香港)2011年,页54~55。

[8] 刘型:〈回忆井冈山的斗争〉,《革命回忆录》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7~9。

[9] 《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页231。

[10] 《黄克诚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26。

[11] 〈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478~484。

[12] 陈伯钧:〈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红旗飘飘》第13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59年,页1~2。

[1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196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页1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页30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36。

[14] 《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页231。

[15] 何长工:〈红旗插上井冈山〉,《革命回忆录》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2。

[16] 宋侃夫:〈红四方面军始末〉,载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716/18/6569710_300428667.shtml

[17] 《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6年,上册,页340。

[18] 《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红卫兵1969年8月编印,页661。

[19] 〈访吴克斌〉,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话说毛泽东——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页466~467。

[20]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6)。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462。

[21] 张聿温:〈差点扳倒黄永胜的「李必达事件」〉,《同舟共进》(广州)2015年第6期,页66。

[22] 海伦·斯诺,即尼姆·威尔斯(Nym Wales),出生美国犹他州富户,1931年来华,驻沪领事馆秘书,1932年嫁爱德格·斯诺。1937年4月访问陕北,撰写《红色中国内幕》(《续西行漫记》)、《红尘: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传》(西行访问记)。1937年11月在沪与路易·艾黎等发起「美国工业合作委员会」(工合)。1949年5月与斯诺离婚,此后未婚。1971年中共得联合国席位,于《纽约时报》发表贺文。1973、1978年两次访华,重访延安等地,出版《重返中国》、《毛泽东的故乡》。1991年中国作协授予「理解与国际友谊奖」,1996年中国对外友协授予「人民友好使者」。1997年逝世康州。    

[23] 黄炎培:〈延安五日记〉(1945年7月),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31。

[24]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陶宜、徐复译,三联书店(北京)1991年,页79~80。

原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1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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