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党联合到一党专政（二）
布尔什维克用武力夺取政权的行为从一开始便遭到俄国社会各界暴力或非暴力的反抗。
当时，在列宁的办公室里不断传来暴动、叛乱、怠工、政治谋杀等各种令人不安的消息。临时政府各机构的留守人员采取不合作的方法来对抗布尔什维克党人。托洛茨基去外交部上任，那些职员们不承认他，把大门从里面反锁了。托洛茨基几乎是砸门而入，但职员们见到托洛茨基后宣布辞职。托洛茨基使用威胁的办法才取得外交部档案室的钥匙。施略普尼柯夫企图接受劳动部，但部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告诉他部长办公室在哪里。柯伦泰被任命为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但当她去部里上班时，职员们用罢工的方式来对付她。反苏维埃政权分子造成各种破坏行为的情报，当时都汇集到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和第75号办公室。该办公室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它是专门从事反破坏、反暴动、反犯罪、反怠工、反反革命的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的机构。
其实，在11月21日，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建议，在军事革命委员会中已经成立了一个肃反革命委员会，全俄中央执委会中也有一个肃反部，但列宁等人认为这些都不够得力，必须建立一个相当有实力的肃反机构。12月18日，在十月革命中起了巨大作用的军事革命委员会解散了，与反苏维埃政权分子作斗争的职能必须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承担起来。下面让我们看闻一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肃反”问题上较量的叙述:
1917年12月20日，列宁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张在以后漫长的年代中决定了几代人命运的便条，向他建议了这样一个法令草案——“关于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的法令草案。列宁在便条中写道:“资产阶级、地主以及一切富有阶级，正在拼命破坏以保障工人和被剥削劳动群众利益为宗旨的革命。资产阶级正在进行极其疯狂的罪恶活动，收买生活渣滓和堕落分子，纠集他们去制造大暴行，拥护资产阶级的人，特别是高级职员、银行官吏等等正在实行罢工，组织罢工，来破坏政府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他们甚至对粮食工作也实行怠工，使千百万人面临饥饿的危险，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
在这一天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捷尔任斯基讲话说:“我们的革命处于明显的危险之中！……现在，是短兵相接的斗争，是生死斗争！”他建议人民委员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决议。……在决议通过后，列宁再一次讲话:“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任命这个全俄非常委员会的主席了。应当找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到这个岗位上去。”他说着，同时把目光投向了捷尔任斯基，于是会议赞同捷尔任斯基担任这个被列宁简称为“全俄非常委员会”，很快又被简称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的新机构的主席。
按照人民委员会决议的精神，这个新成立的“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委员会”并没有执法的权力，它的主要职责是为执法做事先的侦查等工作。但是，捷尔任斯基和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却认为他们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最权威、最后的、唯一的权力机构，他们要成为无产阶级的火与剑。他们自己搜查、抓人、审讯和判决，成了事实上的执法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这种状态和实际地位立即与人民委员会中的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职能发生了冲突。而这时的司法人民委员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施泰因贝格。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建立并且直属于人民委员会，拥有了可以置司法人民委员部不顾、凌驾于司法人民委员部之上的权力，这就事实上不仅使苏维埃政府有着两个并行，又不互相制约的执法机构，而且也实际上使双方处于一种对峙、对抗的局面。
还在全俄肃反委员会(以下简称契卡)成立之前，司法人民委员施泰因贝格就强烈质疑和反对捷尔任斯基在没有任何批准手续和审批程序时逮捕和镇压反对派和仅仅被怀疑是反革命的人；而在契卡成立并在事实上成为不顾一切的执法者时，他就更强烈地呼吁契卡不应拥有特权，它的权力必须受苏维埃中央权力执行机构的领导和监督，要受到司法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和监督。12月21日，施泰因贝格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司法人民委员部与契卡及以各种名目成立的“侦查委员会”现有相互关系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会议的结果是，契卡作为直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地位不变，但也作出了向司法人民委员部让步的措施:契卡要将革命法庭中侦查委员会的工作结果通报司法人民委员部，侦查委员会要在司法人民委员部的监督下工作，契卡工作人员的活动要处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的“密切监视下”，要将“具有极重大政治意义的逮捕”通报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但是，双方的冲突实质上并没有得到解决。
施泰因贝格的做法触及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本人的坚决主张，涉及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根本分歧点，即布尔什维克党的权力能不能凌驾于政府，凌驾于政府的执法机构之上。还有一个问题是，国家是否应该有两套立法和执法机构，一套是政府的，而另一套是直属于领袖的。施泰因贝格认为，即使需要契卡这样的机构，它也应该归司法人民委员部管辖。
而成立契卡尽管是当时混乱的形势所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列宁对为左派社会革命党所掌握的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不信任。列宁是一箭双雕，一是希望迅速通过契卡的努力使混乱的局势得到控制，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二是为了限制和缩小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人民委员会中的作用和力量。因此，成立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并赋予它极大的权力，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措施，一个在特殊的大背景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这个大背景是: 布尔什维克正在准备取缔立宪会议，并且要在权力不稳固、政局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以强力和全力实行银行国有化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国有化”。列宁给“反革命”和“怠工者”下的基本定义是:“因立宪会议而产生的危机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要采取最有力、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反革命势力，而不管他们用什么口号和机构(即使是用立宪会议代表的资格)作掩护。凡试图在这场斗争中束缚苏维埃政权手脚的行为都是帮助反革命的行为。”列宁这时主张“铁腕”政策，而捷尔任斯基的契卡就是为执行“铁腕”政策而成立的特权组织。而这时，苏维埃政府中，占绝对优势力量的布尔什维克和占据了几个非关键性人民委员职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要不要召开立宪会议问题上的分歧和争斗日益白热化。
在回顾了这一段历史进程后，有几个日期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 第一个日期是1917年12月1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委员会被解散；另一个日期是12月20日，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成立；第三个日期是12月22日，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联合政府；第四个日期是1918年1月19日，布尔什维克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
军事革命委员会解散，契卡随即成立，这决非偶然。这表明了列宁对当前面临危机的态度和采取措施的立场。列宁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契卡活动的一个标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是反革命行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
在当时以实行工业和银行的国有化以及在农村实行余粮征集制的“战时共产主义”状况下，反对苏维埃政权就必然具体化为反对国有化和余粮征集制。这就导致布尔什维克党要面对众多人口和众多反对者的战争，而要打赢这场战争又谈何容易。在列宁看来，夺取这场战争的胜利，必须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清一色政府和清一色的执法队伍。当时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关于这一点，当时的契卡副主席拉齐斯说得很清楚: 在军事革命委员会中，相当多的成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全人类的’道德标准、人道主义和反对限制反革命分子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显然明白，和他们一起进行反对反革命的斗争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才提出了创建一个没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新的机构的想法。”
拉齐斯的这段话是对军事革命委员会被解散的一种很有道理，也很有权威的解释。列宁要最终实现“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最大最后的障碍就是曾经联合参加过推翻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布尔什维克，包括在解散立宪会议问题上采相同策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立宪会议解散，这短暂的两个月进程里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基本确立。虽然布尔什维克党将几个无足轻重的人民委员职位交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但双方的分手是势在必行的事。发生在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契卡之间的较量，只不过是双方在执政理念上巨大分歧的具体的表现。
下面接着看双方在执法方面的明争暗斗:
施泰因贝格绝不愿意司法人民委员部成为一个名不符实的机构，而捷尔任斯基也绝不愿意让契卡接受司法人民委员部的管束。何况施泰因贝格的矛头所指显然触及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底线。双方的又一次斗争已经是弓在弦上的事。1917年12月31日，这场斗争终于激化和表面化。这一天，“保卫立宪会议同盟”的一些成员开会，商议有关立宪会议的事。可是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契卡立即逮捕了这些人。施泰因贝格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卡列林赶到现场，声称监狱归司法人民委员部管，当即释了这些人员。
第二天，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施泰因贝格就此事谴责契卡未经司法人民部非法行事，并再次提出并坚持契卡的领导里必须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便对布尔什维克行使权力进行监督。而捷尔任斯基也抗议施泰因贝格对契卡事务的干涉。于是，两人发生了正面的冲突。但是，人民委员会最后作出的决定是有利于契卡的。这份由列宁起草的维护契卡特权，并事实上承认它的权力凌驾于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决定是这样写的:“人民委员会认为，对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决议，和对苏维埃任命的其他委员会的决议一样，要做任何修改，都必须就这些决议投诉人民委员会，绝不能由司法人民委员擅自处理。其次，人民委员会认为，施泰因贝格同志和卡列林同志12月31日夜间释放被捕人员一事，无论从手续上还是从事情的实质上看都是非法的，因为这不仅侵犯了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职权，而且也违背了人民委员会12月31日通过的关于拘留上述人员以便查明其身份的明确决定。”
于是，契卡将这些被施泰因贝格释放的人重新抓捕，其中有前临时政府的部长申加廖夫和立宪民立党中央委员科科什金，他们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监狱里。……随着对“保卫立宪会议同盟”的镇压，契卡在12月底和1月初还进行了大逮捕，而这一切情况都没有通报司法人民部。施泰因贝格并没有放弃他与契卡的监督和斗争。1918年1月4日，他写信给捷尔任斯基，再次抗议他的超越权力执行机构的非法行为，要他按照法律行事。(1月1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规定:“凡涉及立宪会议议员及其他国内政界要人的逮捕和其他侦讯行为的证书，以及其他有突出政治意义的逮捕，应由司法人民委员签署。”)
被关押的申加廖夫和科科什金的健康状况恶化，彼得格勒红十字会主席马努辛向施泰因贝格申请将二人转至监狱医院，施泰因贝格同意了。1月19日他们被转至监狱医院，20凌晨，约30名水兵冲进监狱将他们杀死，声称:“杀死临时政府的部长！”当天上午，施泰因贝格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情况，把“私刑”处死事件归咎于契卡，并要它承担责任。列宁责成邦契–布鲁耶维奇(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和施泰因贝格立即着手调查并逮捕罪犯。列宁还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最短的时期内检查在监狱中关押政治犯的合理性”，并指示“所有在48小时内不能提起诉讼的人应予立即释放”；并随即成立邦契–布鲁耶维奇、施泰因贝格和德宾科(海军事务人民委员)三人委员会负责处理此事。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刑事司在两天的时间里就查清了凶手的身份和名字。1月底，列宁在听取了施泰因贝格等人的汇报后，认为此案清楚，委员会解散，责令司法人民委员部按程序进行审理，海军事务人民委员德宾科去追查逮捕杀人的水兵。但是，有关部门一直未将杀人的水兵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这种不了了之的情况令施泰因贝格很恼火，他认为这是契卡从中作梗。至于说到对政治犯关押合理性的检查，面对契卡强大的反对阻力，施泰因贝格更是无力完成。
上述对临时政府两名部长的谋杀，高尔基在1918年1月30日的《新生活报》撰文对布尔什维克党人这种暴行进行了抨击:
罗斯的人很多，杀人凶手也相当多，但是当事情涉及到他们的审判时，人民委员会的政权就遇上了某些神秘的障碍，显然，他们在调查卑鄙地杀害申加廖夫和科科什金的案件时就遇到了这种障碍。逐一杀害不同思想的人，这是历届俄国政府国内政策中已经验证的老方法。从伊凡雷帝到尼古拉二世，我们所有的政治领袖都随意而广泛地运用这种同叛逆作斗争的简单而方便的手段，弗拉基米尔.列宁又为什么应当放弃这种简单的手段呢？
他确实也没有放弃并公开声明，他会不择手段地将敌人消灭干净。
但是我想，由于这一类声明，我们将得到一场全体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优秀部分反对那种由斯莫尔尼宫(注:人民委员会所在地)的领袖们极为起劲培养的动物性无政府状态的、残酷而持久的斗争。
这就是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口号简单化地转换成通俗语言给俄国带来的危险。
高尔基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有一名红色水兵的一句话将他激怒了。这位名叫热列兹尼亚科夫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1917年只有22岁，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前夕是海军革命委员会成员，曾率领水兵参加进攻冬宫，后为塔夫利达宫卫队长。1918年1月19日奉苏维埃政府的命令封闭了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法令的立宪会议。后来指挥过多瑙河船队，参加过反对乌克兰中央拉达(白色政权)和德奥干涉军的战争，在战斗中受重伤而死。他的一句“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一百万人”，使高尔基激愤难抑，写出了声付布尔什维克党人草菅人命的檄文。
文章中提到的两个被害者，一是安.申加廖夫，原为医生，俄国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国家杜马(议会)代表，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财政部长，立宪会议代表。费.科科什金是莫斯科大学国家法副教授，立宪民主党创始人之一、中央委员，国家杜马代表、立宪会议代表、临时政府中的国家检察官。他们被捕，依据的是人民委员会关于将“反革命内战的领袖们”逮捕并送交法庭的法令。两人被布尔什维克分子残害后，迫于舆论哗然，列宁不得不下令“立刻”“开始最严格的侦讯”，“逮捕犯凶杀罪的水兵”。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最严厉的谴责野蛮行径”的决议。《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对革命的犯罪》的文章，指出“这种行动败坏、瓦解、腐化群众，把整齐的革命队伍变成了乌合之众。”经过将近五个月的侦讯，五名凶犯受到了革命法庭的惩处。
列宁是个权力欲望非同一般的革命者，从以上文章内容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的真实面目: 为了掌握最高权力，列宁不惜采用种种不讲道理、道德、道义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在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腕下，任何政治对手都不可能在法治意义上取得胜利。他的拿手好戏便是蛊惑人心，招降纳叛，用一部分人去打击另一部人，以少胜多，分而治之，似乎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把芸芸众生摆弄得像牛马一样听他使唤。
他所建立的国家体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极权专制的统治机器。契卡就是列宁手中最得心应手的一把利剑，有了它，列宁同志在任何政敌前都处于无往而不胜的地位。
(未完待续)
东欧政治笑话(4)
当年，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整天老是愁眉苦脸，心事重重。
有一天，一位工人问他:“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愁眉苦脸呢？”哥穆尔卡回答说:“伤脑筋，没有办法啊！”工人问:“什么事伤脑筋啊？”哥穆尔卡说，
“有三个问题难以解决: 第一，国家盖了那么多住房，还是不够住。”工人说，“好办，只要把西边边界(德波边界)一开放，不就行了吗。”
“第二，商店经常没有肉怎么办？”工人回答说，“好办，把东边边界(波苏边界)一封锁就行了。”
“第三，老百姓老去天主教堂，不好办。”工人说，“那更好办了，把你的肖像挂在教堂里，人们就不去了。”
荀路 2020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