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8）
延安女干部王季愚
本人乃黑龙江大学1978级学子，在校期间并未与闻前党委书记王季愚女士（1964年离任）。2008年3月底，上海外国语学院（王最后任职单位）召开「纪念人民教育家王季愚同志诞辰100周年」活动，不少社会名流出席，包括座师周艾若先生。前去看望艾若师，随手翻阅纪念会册，得知王季愚乃1930年代左翼文学青年，1939年入党的「延安老干部」，多嘴一问：「延安下来？当年一定左得厉害吧？」不料，艾若师应答：「左还纪念她？就因为她不左，我才来的！」81周岁的艾若师乃周扬长子，也算京上文化界名宿，专程来沪，没有一点「内在动力」，怕是搬请不动他的。
「就因为她不左，我才来的！」使我对这位延安女干部产生兴趣，读了纪念会赠阅的《平凡人生——王季愚传略》，想为她写一点东西。
王季愚（1908～1981），四川安岳县黄林坳人，著名剧作家于伶前妻（大学同学，1932年冬结婚），1933年肄业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通俄文。1936年，依靠仅修学两年的俄语底子，耗时三年翻译高尔基《在人间》。1939年1月在上海加入中共；1940年8月，因于伶移情别恋，王季愚携一子一女辗转去延安，入鲁迅艺术文学院编译室；1945年秋赴东北，佳木斯东北大学文学系副主任；1949年后，黑龙江省委委员、哈尔滨外国语学院院长、党委书记。1958年，哈尔滨外国语学院「跃进」升格黑龙江大学，她任黑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64年调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1981年5月6日病逝。
众多延安老干部中，王季愚只是一朵小浪花，官职不大，声名有限。本人近年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关注延安一代，吸引我一下子走近王季愚的主要是两点：延安老干部、不左。凭常识，这相辅相反的两点必定裹含丰富历史内涵。读完《平凡人生——王季愚传略》，再听艾若师略略介绍，果然！
华劭，1957年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的青年教师，随口说了一句「不要对毛主席喊万岁」，有人扭送，要求「划右」，院长王季愚将他保护下来：「年青人愿讲话，并无它意。」
高静，哈外专青年俄语教员，业务拔尖，被人告发「严重政治问题」，哈尔滨市委要求公安局拘留审查，王季愚认为证据不足，不能作为立案依据。此后，市委开除高静党籍，王季愚仍将高静作为业务尖子使用，让他参加苏联专家亲授的副博士学位课程，并任班长。针对高静的「政治疑点」，王季愚说了一句那一代老干部不容易说的话：
事物都是复杂的，没有解决的疑问，并不等于本人真正有问题，责任在于我们提出了没有证据的疑问。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明白什么叫到处揪抓「疑似敌人」，王季愚这段话确实戳到要害。「提出了没有证据的疑问」，多少冤案就是这样铸成的。但又有多少人（尤其执行赤左政策的老干部），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反右中，她叮嘱相关干部：「要区分政治上的问题和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大跃进」时期，王季愚又出言：
现在什么都有人抓，就是教学、上课没有人抓。
冲天干劲要与科学分析相结合
教师看书是为了教课，现在一个星期有五个晚上开会，看书的时间少了，长期下去，必然要影响教课质量。
1961年12月14日，她一份发言提纲中：
怕运动多，怕会议多；不同意大字报竞赛；对农村人民公社抱半信半疑，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为什么人民公社搞不好？对城市人民公社有抵触情绪，对反浮夸抱同情；全国性市场紧张来自中央、来自主席。
文革批斗大会上，面对数千高呼「打倒王季愚」的革命群众，王季愚凛然傲言：「今天你们斗臭我，要不了五年，我还会香起来。」当时，能有几位老干部有这份自信？中央项目组离开哈尔滨时，扔下一句话：
走了全国不少地方，像王季愚这样「顽固」的人，很少见。
但也正是这份「少见」，打动了后人，打动了我。
这位被青年呼为「松花江畔的妈妈」，文革期间每月仅30元生活费，扣除房租水电及订一份《文汇报》，只剩下20元，还要交党费、抽烟，精神分裂症的女儿需要自费入住精神病院，实在太紧巴太局促了。这一时期，王家门缝里经常有人塞进信封，内夹粮票、油票、烟票，也有一些现金。信封内外不着一字，至今也不知道都是些谁。大雾弥夜之时，有人主动伸援，其温其暖弥足珍贵。至少说明王季愚平日积德，是非在民心。作为一级领导，这也是检验政绩的最佳时刻。
就这样，1978年她仍嘱文革被诬特务的昔日学生阎明复（关押秦城七年）：
这是一场民族灾难，一定要正确理解。但对她自己的遭遇，却只字未提。[1]
她的老搭档、黑大副书记赵洵女士（1917～1988）：
新的时代会出现新的人物，但像她这样的人是不会再有了。因为生长和培育她的土壤、时代已经过去了。
王季愚之子王力平（前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对母亲也有一段较深入的概述：
母亲作为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她的理想、追求、成长、进步、挫折、失误、坎坷，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正是在那个时代中，客观境遇和她自身的努力画出了她的人生轨迹，这其中有闪光点，那是时代光辉沧海中之一粟；也有曲折、悲怆，那是他们那一代人为信念付出的代价。[2]
一代人物逐逝波，延安一代过去了，产生延安一代的时代已不可能重复。但出于左而相对不左，王季愚因此在辞世27年后仍会有人纪念，包括我这位不请自到的黑大「后学」。
今人纪念逝者，总是有选择的。而所依据的，必然是今天的价值标准。如果王季愚一生行迹左得厉害，完全有悖今天评价标尺，怕是无法感动后人了。至少，我这位与王季愚并不认识的「不相干者」，不会写这篇文章。
正如其子王力平所说，王季愚一生中的曲折悲怆，「是他们那一代人为信念付出的代价」。走至文革，绝对不是延安一代所希望的结果。今人能够看到红色革命的负面，当然是更全面认识了这场革命，也更理性更深刻地看待中共。得承认，我们脚下垫衬着王季愚延安一代的台阶。
王季愚在暴烈的左倾年代用自己的翅膀力所能及地庇护了一批人，泽被她所工作过的校园，正是这批人组成今天纪念她的队伍，并使我这样的「黑大后学」也认识了她。获得这样的纪念，溅起这样的「历史回响」，得以工作实绩为衬里，必须有点真正的历史贡献。
黑龙江大学拥有王季愚这样一位前院长，自是黑大的幸运，也是众多黑大学子的骄傲。现任黑大党委书记杨震引用臧克家纪念鲁迅的名句：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资料主要来源：赵劭坚等《平凡人生——王季愚传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2008-4-1～3于沪
[1] 《阎明复回忆录》（一），人民出版社（北京）2015年，页103。
[2] 赵劭坚等：《平凡人生——王季愚传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页191、195。
原载：《黑龙江日报》2010年5月14日（删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