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年5月出生于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家庭。婴幼时期，经历列宁格勒围城战。他和他的父母都是免于战火与饥寒的幸存者。他的学校生活并不愉快，周围大都是反犹主义者。念小学就因鄙视无孔不入的列宁画像而觉得自己“从小就像个异见者”。为减轻家庭负担，他15岁离开学校外出打临工，干过车工、司炉、水手、医院太平间的杂工等十几种工作。当时波兰在文化上比苏联开放，翻译出版了很多文学作品，他自学波兰文、英文，这使得他在禁锢时代获得思想资源。他写诗、译诗，1958年，他的诗歌《列宁格勒附近的犹太墓地》和《朝圣者》通过“地下出版”广为流传。
黄翔1941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武冈县的“反动地主”家庭。比布罗茨基小一岁。他的父亲是留过东京帝国大学的国民党军官，后被关进共产党监狱秘密枪毙。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却在“新中国”成立后与儿子失散半个多世纪之久。他9岁就因打捞井中的一条死鱼，被农协主任当做“蓄意投毒，妄图害死贫下中农”的罪犯捆成肉粽子，游街示众，15岁进入贵阳一家矿山机械厂当车工。18岁那年，因丢弃工作漂泊到柴达木的青海湖，被带着手枪和手铐的工厂保卫科干部抓回去投入监狱四年，其罪名是“试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
只小学毕业的他，全部的精神营养来自于偷阅阁楼上父亲留下的大量藏书和《文艺日记》。
从1962年起，布罗茨基就被秘密列入监视的黑名单，日常性地受到骚扰与恐吓，两度被关进精神病院。1963年，他正式被捕。所谓“十六条罪状”之一是热衷于阅读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等被官方斥为“叛徒”、“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者”和“反革命雇用文人”的作品。他在火车上朗读，还印出来与朋友分享。
1964年1月，列宁格勒法院开庭审判他，指责他是一个“懒汉和寄生虫”、并“利用黄色诗歌和反苏作品毒害青年”。
“你的职业是什么？”女审判官萨夫雷亚夫人，以轻蔑的眼光看着站在她面前褴褛不堪的被告。
“我是个诗人和翻译家”，他回答。
“你是作家协会的吗？谁说你是一个诗人？是谁把你引入文坛”？审判官的眼中只有加入官方的作家协会才算得上作家的职业。
“没有谁。是谁把我引入人类的呢？”他回答。
“你学习过如何做诗吗？”又问。
“我以为这在学校不能学到，”他答。
“那么如何学呢？”再问。
“我想这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他再答
他被判服5年苦役。是年，他不满24岁。
1964年，黄翔不满23岁。中国正是“四清运动”的期间，出狱后的他口袋里揣著无处落户的户口，身上钉满歧视的眼光。他嚎哭：“饥饿侮辱着我的尊严/我向我的民族伸出手/巴掌打在我的脸上/指印烙在我的心上”。
1965年，布罗茨基被流放到离阿尔汉格尔斯克不远的劳改农场当伐木工，同情他的官吏指派他到一个小村庄里运牛粪、挖石头垦荒、下地播种与收获。这18个月中，他有一间可以读书的小屋，他研读了英美诗人奥登、罗伯特·佛洛斯特的作品。这一年，他的第一部诗集《韵文与诗》在美国出版。
在生活上，除了他的母亲，白银时代（Silver Age，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俄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高峰）诗人阿赫玛托娃，也是他的导师和知己，经常请年轻的诗友带食品去看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狂热的红卫兵砸烂了教室、学校，放火烧了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火烧”、“踏平”、“打倒”、“油煎”、“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语言暴力以及“最最最”、“万寿无疆”、“伟大舵手”等高分贝的定型格式的言辞渗透日常生活。地下文学沙龙被取缔，作家、艺术家要么不堪凌辱，被迫自杀，要么充当“远看是狗，近看是郭（沫若）先生”的御用文人。这一年，革命群众将黄翔“前科反革命分子”揪出来轮番批斗，并被内定判刑10年。
1965年9月，布罗茨基案获得自由，原因是国内外作家的强烈抗议，苏联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提前将他释放。虽然还没有被平反，但是他的诗集《山丘和其他》、（1966年）、《诗集》（1966年）、《悼约翰·邓及其他》（1967年）、《荒野中的停留》（1970年）等陆续在美国、法国、西德和英国出版。
1967年，布罗茨基的儿子出生，为了不让儿子受自己的政治牵连，他给儿子取了他妻子的姓。
这一时期的黄翔，“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白天苦力为生，晚上接受大小批斗。他仍然秘密创作了《野兽》、《白骨》、《我看见一场战争》、《火神交响曲》等大量的作品，对“红太阳”的毛独裁质疑：“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
他与哑默等“黑五类”躲在被废弃的天主教堂顶楼，嘶喊出：“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一个时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撕著/咬着/啃著/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他将手稿隐藏在米缸、蜡烛、竹筒、牛棚的茅屋顶上。
1970年，黄翔的儿子出生，因病住院，但他被“管训班”重点控制，不许探望，直到儿子断气。他亲手挖土埋葬儿子后提一把菜刀冲到“专案组”负责人的家，被扭送进精神病院，从此被人视作“疯子”。
1972年，布罗茨基被宣布剥夺苏联国籍，塞进一架飞机驱逐出境。离开祖国前，他写信给苏共领导人布里兹涅夫：“跟国家相比，语言更加源远流长。我属于俄语。虽然我失去了苏联国籍，但我仍是一名苏联诗人。我相信我会归来，不是他本人归来，就是他的作品归来”。
定居美国后的布罗茨基荣冠排队而来。1973年-1979年，先后成为美国各名校的客座教授，1981年成为美国艺术及文学学会会员，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奖，1986年其散文集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的批评奖。
同一期间，黄翔完成组诗《从死中觉醒》以及一系列作品，但他仍被视为“异端”，无一字能见阳光。1978年～ 1979年，他五次北上首都，首创中国“民主墙”时期第一个民间社团与张贴油印民刊《启蒙》。结果是刊遭查禁，人入牢房。他的名字就像瘟疫，所有的报刊唯恐避之不及。1981年，中国进入“新时期”，作家被“平反昭雪”，文坛死而复苏，但40岁的他仍被“搁置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真空”。1986年，他再度从“停尸房”活出来，率一批反骨的贵州诗人赴京“诗歌大爆炸”，在北京的各大学演讲，朗读诗歌，以呼唤起行动。
1987年，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尽管他始终表明自己的身份在政治诗人之外，但在获奖演说中仍然强调：“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
1987年，黄翔被关押八个多月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尽管“我-无-罪”三个字从狂怒的地石中传来，他仍然被判三年苦役，押送劳改队服刑。
1990年，布罗茨基娶得一位年轻的女学生为妻，三年后得女。
1990年，黄翔刑满释放，他终生的伴侣秋潇雨兰手持鲜花到监狱门口等他，再不分离。
1996年，布罗茨基因心脏病逝世于纽约的家中，享年55岁。葬在威尼斯，水，像一面三棱镜，映照故乡、自己和流逝的时间。
1995年，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同黄翔正式签订出版合同，他的诗学选集《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一印出即成禁书。他起诉审查制度，但是等待他的是夫妻双双作为“社会盲流”而被送入收容所。
1996年，他们到处被驱逐、被骚扰。至此，他在自己的祖国已因诗6次坐牢，加起来的时间一共12年。
1997年始流亡美国至今。是年，黄翔56岁。
十八、十九世纪在欧洲历史的暴风雨中孕育了流亡文学的温床。德国流放了海涅，英国流放了拜伦，法国流放了雨果。
二十世纪俄国革命的“历史的铁扫帚”之下，更多的诗人和作家被当做“残渣余孽”逮捕、流放、苦役，甚至连同肉体被“彻底清除”。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革命，对于诗人和作家来说，同样是“批发死亡的天空”。他们只有借助诗歌的美学想像重建内心的秩序，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反抗者。
流亡，从一命跳到另一命，诗人永恒的宿命。
布罗茨基是幸运的，不仅在脱离本土文化根源的环境中找到用英语写作的途径，而且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作品回归故乡。相比之下，以汉字为立身之本的中国流亡作家要艰难得多，而且那个迫使他们出走他乡的“真理部”已回光返照，老一代流亡者客死他乡，新生代流亡者加入这个群体。
去年，在脸书上看到黄翔的一首诗，献给“刀尖上跳舞”的香港青年，血脉上延续了他六十年代写的那首《野兽》—
即使我只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我相信自由不会停止呼吸
真理不会闭上嘴唇
78岁的流亡诗人黄翔，骨，仍是他的的笔，血，仍是他的墨。
来源：r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