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饥荒

因为和“周恩来”只差了一个字,我第一次听到周经来这个名字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包头知青,老高中,平时任劳任怨,厚重朴实。虽然也有人持不同看法,但在我记忆中保留的仍然是他奋战在高炉前的形象:头戴皇军战斗帽,脖子上围着肮脏的破毛巾,满脸的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副精忠报国的样子,颇有些铁人王进喜的风采。

那时连队里吃大锅饭,没有限量,可以随便吃,浪费粮食的现象很普遍,许多人把不喜欢吃或吃剩的饭菜倒掉。在一次点名时,周经来站到了全连面前,他手里举着一个馒头,严肃地说,“这是馒头,雪白的馒头,被扔掉的馒头,如果当年有这个馒头,我的小妹妹就不会被饿死……”

这是馒头,雪白的馒头……

他的语言干瘪,表情木讷,虽然也做了一个忠字舞中挥斥方遒的动作,但显得笨拙生硬,未能引起什么响应,大家依然故我。

我们就要遭到报应了。

没过多久,我们遇到了一场粮荒。伙食开始限量,馒头也变得日益松软,但无论体积怎么膨胀,仍然无法掩饰分量不足的尴尬。同时馒头的数量不断减少,起初一顿饭还能分到一两个,最困难时全班只有一盆连皮带泥的冻土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又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大家怨气冲天,大炉班甚至扬言准备罢工。

眼看事态严重,连里的领导终于坐不住了,搞了个三箭齐发。

首先是吃忆苦饭,弄了些麸子野菜掺上少许棒子面给大家吃。

不久前,外号大眼的苑再励曾到服务社买水果糖,结果被当做贪图享受的典型受到批评,吃忆苦饭时又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副指导员左志顺站在一旁亲自监督。

大眼一边翻着白眼一边努力地吃着,老左开口了,为了表示严肃没有叫外号,而是破天荒点出了“范再励”三个字,老左一嘴浓重的唐山口音,还把这几个字都读成第三声,更加摄心夺魄,美中不足的是他把“苑”字误念做“范”字。

明知在叫自己,大眼却故意不做声,好像老左在叫另一位并不存在的“范”再励,老左几次呼唤不见回应,经别人提醒方知是自己叫错了名字,于是改称外号继续发问:“大眼,你说说,这个忆苦饭好吃不好吃?”眯缝着双眼,一脸的坏笑。

这个问题无论怎样回答都躲不过一顿臭骂。如果你说好吃,他会说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地主残酷剥削,水深火热,怎么能有好东西吃?如果回答说不好吃,他仍然会指责你,旧社会劳动人民就是靠这个活命,你认为不好吃就是忘本(适用于出身好的人),或者是对劳动人民没有感情(适用于出身不好的人)。

这套把戏当然难不住大眼,他装出被忆苦饭噎得说不出话的样子,只是不停地点头。谁知老左仍不依不饶地再三追问,非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眼看大眼被逼到墙角,大家都等着看热闹,怎料这厮急中生智,连声说道:“受教育,受教育……”硬是不肯上套,老左见诡计被识破,也跟着大家一起笑起来。

忆苦饭好吃吗?
受教育……受教育……

所谓受教育只是冠冕堂皇的套话,忆苦饭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按照标准配置,忆苦饭实际上是由忆苦饭和思甜饭两部分组成的,忆苦饭只是象征性地尝两口,思甜饭才是重头戏。由于没有粮食和副食,思甜饭无法安排,再加上不知是谁的主意,忆苦饭里被故意加入了一些砂子,大家的意见就更大了。

忆苦饭失灵,又使出了新招,还是忆苦思甜的套路,不过这次是请人给年轻的兵团战士做报告,请来的人,正是周经来的母亲,苦大仇深的周妈妈。

老毛子最坏,比小鬼子坏多了… … 要说那个苦,哪年也不如六二年苦!

包钢有许多来自鞍钢的东北籍技术援建者,他们携家带口来到塞外,估计周妈妈一家也属于这部分。老人家是做忆苦报告的名人,许多单位争着请,倘若没有她儿子的这层关系,我们还真不一定能请得动她。

做报告那天,整个屋子坐满了人,大家先吟天上布满星,再唱坐在谷堆旁。周妈妈从容登台,老人家口才极好,这种天赋一点也没有遗传给拙于表达的儿子,全留给了自己。她侃侃而谈,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满腔苦水一倾而出。

时间一长,会场纪律逐渐松懈,人们开始心不在焉,一些人交头接耳,一些人哈欠连天。在忆苦会这种场合,我可不敢造次,连打个瞌睡都可能打出个立场问题,谁让你出身不好呢?老老实实竖起耳朵听吧。

还真听出点意思。

周妈妈思路开阔,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却渐渐开始脱离主旋律。她先是把怒火烧向苏联红军,反复控诉“老毛子最坏,比小鬼子坏多了,他们糟蹋了多少闺女!”原来解放者竟然比侵略者更加残暴。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死敌,骂他们当然是政治正确,但对当年的苏联红军并没有否定。我注意到主持大会的干事也略有几分不安,犹豫一番,干事站起来领着大家呼口号,总算中止了老人家对老大哥的声讨。

不料几分钟后,兴头上的周妈妈忽然又冒出一句:“要说那个苦,哪年也不如六二年苦!”这句话的声音不是很大却很清晰,我正怀疑自己的耳朵,周妈妈又重复了一遍。

我对困难时期的情况还多少了解一些,对周妈妈的话也有些不明白,1962 年的状况已有明显好转,不知道什么原因使周妈妈认为1962 年最苦。当然更不明白的是,经常做忆苦报告的周妈妈怎会犯这种错误?

这场忆苦报告会最辛苦的就是那位干事,口无遮拦的周妈妈搞得他很紧张,他时而领呼口号,时而要求我们不要在下面开小会,并几次恰到好处地请周妈妈喝点水,休息几分钟。

后来了解到,这种做报告走火的情况在全国相当普遍,本想忆旧社会的苦,却忆到了自己头上,以至于有些地方规定不得直接邀请老贫农做报告,而是要组织人编写好材料,再指定专人宣读。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不久后指导员特意做了些弥补,有一次他到木工班来消毒,按照报纸上宣传的口径说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饿死过一个人。我当时恰好在场,遇到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你能有什么办法?根本无法直接反驳。我故意问木工班的班长复员军人李敬芝:“老李,你们老家有没有饿死过人?”老李的眼圈立刻红了,恨恨地说:“怎么没有,我爷爷怎么死的,就是饿死的!”老李的老家在河北,当年是抗日根据地,老百姓藏粮食是拿手好戏。三年困难时期老乡们如法炮制,但这个方法只能对付当年的日本鬼子,却无法瞒过自己人。上级派来的人来拿个铁签到处扎,三两下就把粮食都搜走了。老李说完后,我抬头一看,指导员早已不知去向。

无论搞出多少花样,肚皮终究糊弄不过去,没有了地主,为什么仍要挨饿?粮食到哪里去了?总要有个交代。当时邵连长即将离任,基本上不在连里,也不过问连里的工作。对于当前的主要矛盾,当家的两位领导意见不一致:司务长出身的王副连长分管后勤,他认为还是要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赵指导员却认为政治思想工作已经做了不少,目前应该从后勤管理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推让一番后,在全连大会上出现的是硬着头皮上场的王副连长。

由于“文革”中生产受到影响,供应紧张,买不到肉吃,不久前大家产生过一些牢骚,赵指导员对此曾有过很精辟的解释:过去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低,吃不起肉,所以市场上的肉没人买,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都要大量吃肉,所以造成一时供应紧张。从消极因素中发现积极因素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王副连长自然也要按照这个路数进行。

为什么供应紧张呢…… 是因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太快!

王副连长首先说,大家的粮食定量是每人每天一斤半,由于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要加强战备,因此每人每天要扣除一两战备粮。

他接着说,除此之外,每人每天要扣除一两机动粮,以备不时之需。例如家属前来探亲等等。

大家一听就觉得有问题,当时从未听说过有什么家属来探亲,即使将来有,难道可以不交粮票随便吃吗?再退一步,可以扣除一定数量的粮食,但应该有一个限度,无论如何也用不着每人每天都扣除一两啊。战备粮也是如此,难道要永无休止地扣下去?

即便如此,每人每天也应该有一斤三两粮食啊,副连长只好继续胡编:粮食从粮站的口袋里装到我们的口袋里,损失一两,案板和擀面杖上沾掉一两,炊事员的围裙上……

马文然实在忍无可忍,质问道:“副连长,我们连五百多人,一个月下来炊事员的围裙上要沾掉一千五百斤面,他们不嫌沉吗?”

王副连长大怒:“凡是喊得厉害的都是出身不好的人!”图穷匕见。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赵指导员最喜欢抡起这根棍子横扫,无往不胜。出身有问题就是一盆现成的脏水,泼向谁,谁就原形毕露,谁就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坏人。王副连长现学现卖,不料这个最后的杀手锏却失去了效用。饿肚子是没有阶级性的,不管出身好与不好,大家都哄了起来。

凡是喊得厉害的都是出身不好的!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王副连长激起了众怒,赵指导员出手救火。他把我们几个人叫到办公室,天南海北地扯了一通,又和颜悦色地说:“毛主席说过,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过去国民党蒋介石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们解决不了,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能解决这个难题。”王副连长被赵指导员赶鸭子上架,出丑后余怒未消,气鼓鼓地说:“我不同意指导员的观点,国民党蒋介石怎么会想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他们只会剥削人民!”指导员轻轻地摇了摇头,摆出一副大人不把小人怪的神态,撇了撇嘴笑了一下,没有与副连长争辩。

两位领导辛苦地演出了一场二人转,却当不得饭吃。在饥饿的日子里,真正给我帮助的是王荣和马廷两位师父。王荣和马廷当时在六连的食堂搭伙,我和老陈偷偷地到院子外面与师父会合,然后一起去吃饭,当然每次都是师父请客。尽管来回要走十里路,但与馒头和炒鸡蛋相比,这点辛苦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后来我挨整时,有人以这件事情为证,配合“亲不亲,阶级分”的逻辑,企图将我扫入另一个阵营,我苦思良久,竟然无法辩解。

走吧,到我那吃去… …

这场饥荒大约持续了两三个月。至今我也没有完全搞清楚真正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与美帝苏修刘少奇等毫无关系。事后发现,所谓战备粮就是区区几张发了霉的烙饼,机动粮的储备更是子虚乌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粮食一直有亏空,加上后来连队在很短的时间内由五十多人膨胀到五百多人,粮食关系没有协调好,五十多人的粮食当然不够五百多人吃。

实际上为了让大家吃饱肚子,领导和管理后勤的同志们费尽心血,付出了很大努力,王副连长这样一个硬汉子曾急得掉眼泪。如果能及时把真相和困难向大家讲清楚,大家一定会理解,并会更加支持领导的工作,怎么会有后来的风波?工作中出现一些瑕疵,领导的第一反应是绝不能认错,一定要用谎言来掩盖,为了掩盖谎言,再不断地编造新的谎言,这已成为一种融化在血液中的本能。甚至王副连长这样正派的老实人也无师自通地玩弄这套规定动作,实在令人感慨。

新上任的董连长来了以后,通过在包头市粮食局工作的战友,解决了不少难题。经过上上下下的努力,克服了困难,我们终于又能吃饱了。

没过多久,人们忘记了曾经的饥饿,一些人又开始大手大脚地浪费粮食。周经来又一次站在大家面前,右手举着馒头,板着脸说:“这是馒头,雪白的馒头,被扔掉的馒头,如果当年有这个馒头,我的小妹妹就不会被饿死……”他已经是党员了,身份变了,说的话仍和以前一样,一个字都没有改变,但是却有了些许镜头感,肢体语言丰富了许多,竟然还时不时地转一下身体,对着遥远的天空做出有力的手势,那就有些激昂,有些令人无比感动的情怀。

我一直很想知道他的小妹妹究竟是什么时候饿死的,却始终没有勇气询问。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