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饥荒
因为和“周恩来”只差了一个字，我第一次听到周经来这个名字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包头知青，老高中，平时任劳任怨，厚重朴实。虽然也有人持不同看法，但在我记忆中保留的仍然是他奋战在高炉前的形象：头戴皇军战斗帽，脖子上围着肮脏的破毛巾，满脸的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副精忠报国的样子，颇有些铁人王进喜的风采。
那时连队里吃大锅饭，没有限量，可以随便吃，浪费粮食的现象很普遍，许多人把不喜欢吃或吃剩的饭菜倒掉。在一次点名时，周经来站到了全连面前，他手里举着一个馒头，严肃地说，“这是馒头，雪白的馒头，被扔掉的馒头，如果当年有这个馒头，我的小妹妹就不会被饿死……”
他的语言干瘪，表情木讷，虽然也做了一个忠字舞中挥斥方遒的动作，但显得笨拙生硬，未能引起什么响应，大家依然故我。
我们就要遭到报应了。
没过多久，我们遇到了一场粮荒。伙食开始限量，馒头也变得日益松软，但无论体积怎么膨胀，仍然无法掩饰分量不足的尴尬。同时馒头的数量不断减少，起初一顿饭还能分到一两个，最困难时全班只有一盆连皮带泥的冻土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又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大家怨气冲天，大炉班甚至扬言准备罢工。
眼看事态严重，连里的领导终于坐不住了，搞了个三箭齐发。
首先是吃忆苦饭，弄了些麸子野菜掺上少许棒子面给大家吃。
不久前，外号大眼的苑再励曾到服务社买水果糖，结果被当做贪图享受的典型受到批评，吃忆苦饭时又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副指导员左志顺站在一旁亲自监督。
大眼一边翻着白眼一边努力地吃着，老左开口了，为了表示严肃没有叫外号，而是破天荒点出了“范再励”三个字，老左一嘴浓重的唐山口音，还把这几个字都读成第三声，更加摄心夺魄，美中不足的是他把“苑”字误念做“范”字。
明知在叫自己，大眼却故意不做声，好像老左在叫另一位并不存在的“范”再励，老左几次呼唤不见回应，经别人提醒方知是自己叫错了名字，于是改称外号继续发问：“大眼，你说说，这个忆苦饭好吃不好吃？”眯缝着双眼，一脸的坏笑。
这个问题无论怎样回答都躲不过一顿臭骂。如果你说好吃，他会说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地主残酷剥削，水深火热，怎么能有好东西吃？如果回答说不好吃，他仍然会指责你，旧社会劳动人民就是靠这个活命，你认为不好吃就是忘本（适用于出身好的人），或者是对劳动人民没有感情（适用于出身不好的人）。
这套把戏当然难不住大眼，他装出被忆苦饭噎得说不出话的样子，只是不停地点头。谁知老左仍不依不饶地再三追问，非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眼看大眼被逼到墙角，大家都等着看热闹，怎料这厮急中生智，连声说道：“受教育，受教育……”硬是不肯上套，老左见诡计被识破，也跟着大家一起笑起来。
忆苦饭好吃吗？
受教育……受教育……
所谓受教育只是冠冕堂皇的套话，忆苦饭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按照标准配置，忆苦饭实际上是由忆苦饭和思甜饭两部分组成的，忆苦饭只是象征性地尝两口，思甜饭才是重头戏。由于没有粮食和副食，思甜饭无法安排，再加上不知是谁的主意，忆苦饭里被故意加入了一些砂子，大家的意见就更大了。
忆苦饭失灵，又使出了新招，还是忆苦思甜的套路，不过这次是请人给年轻的兵团战士做报告，请来的人，正是周经来的母亲，苦大仇深的周妈妈。
包钢有许多来自鞍钢的东北籍技术援建者，他们携家带口来到塞外，估计周妈妈一家也属于这部分。老人家是做忆苦报告的名人，许多单位争着请，倘若没有她儿子的这层关系，我们还真不一定能请得动她。
做报告那天，整个屋子坐满了人，大家先吟天上布满星，再唱坐在谷堆旁。周妈妈从容登台，老人家口才极好，这种天赋一点也没有遗传给拙于表达的儿子，全留给了自己。她侃侃而谈，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满腔苦水一倾而出。
时间一长，会场纪律逐渐松懈，人们开始心不在焉，一些人交头接耳，一些人哈欠连天。在忆苦会这种场合，我可不敢造次，连打个瞌睡都可能打出个立场问题，谁让你出身不好呢？老老实实竖起耳朵听吧。
还真听出点意思。
周妈妈思路开阔，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却渐渐开始脱离主旋律。她先是把怒火烧向苏联红军，反复控诉“老毛子最坏，比小鬼子坏多了，他们糟蹋了多少闺女！”原来解放者竟然比侵略者更加残暴。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死敌，骂他们当然是政治正确，但对当年的苏联红军并没有否定。我注意到主持大会的干事也略有几分不安，犹豫一番，干事站起来领着大家呼口号，总算中止了老人家对老大哥的声讨。
不料几分钟后，兴头上的周妈妈忽然又冒出一句：“要说那个苦，哪年也不如六二年苦！”这句话的声音不是很大却很清晰，我正怀疑自己的耳朵，周妈妈又重复了一遍。
我对困难时期的情况还多少了解一些，对周妈妈的话也有些不明白，1962 年的状况已有明显好转，不知道什么原因使周妈妈认为1962 年最苦。当然更不明白的是，经常做忆苦报告的周妈妈怎会犯这种错误？
这场忆苦报告会最辛苦的就是那位干事，口无遮拦的周妈妈搞得他很紧张，他时而领呼口号，时而要求我们不要在下面开小会，并几次恰到好处地请周妈妈喝点水，休息几分钟。
后来了解到，这种做报告走火的情况在全国相当普遍，本想忆旧社会的苦，却忆到了自己头上，以至于有些地方规定不得直接邀请老贫农做报告，而是要组织人编写好材料，再指定专人宣读。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不久后指导员特意做了些弥补，有一次他到木工班来消毒，按照报纸上宣传的口径说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饿死过一个人。我当时恰好在场，遇到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你能有什么办法？根本无法直接反驳。我故意问木工班的班长复员军人李敬芝：“老李，你们老家有没有饿死过人？”老李的眼圈立刻红了，恨恨地说：“怎么没有，我爷爷怎么死的，就是饿死的！”老李的老家在河北，当年是抗日根据地，老百姓藏粮食是拿手好戏。三年困难时期老乡们如法炮制，但这个方法只能对付当年的日本鬼子，却无法瞒过自己人。上级派来的人来拿个铁签到处扎，三两下就把粮食都搜走了。老李说完后，我抬头一看，指导员早已不知去向。
无论搞出多少花样，肚皮终究糊弄不过去，没有了地主，为什么仍要挨饿？粮食到哪里去了？总要有个交代。当时邵连长即将离任，基本上不在连里，也不过问连里的工作。对于当前的主要矛盾，当家的两位领导意见不一致：司务长出身的王副连长分管后勤，他认为还是要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赵指导员却认为政治思想工作已经做了不少，目前应该从后勤管理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推让一番后，在全连大会上出现的是硬着头皮上场的王副连长。
由于“文革”中生产受到影响，供应紧张，买不到肉吃，不久前大家产生过一些牢骚，赵指导员对此曾有过很精辟的解释：过去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低，吃不起肉，所以市场上的肉没人买，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都要大量吃肉，所以造成一时供应紧张。从消极因素中发现积极因素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王副连长自然也要按照这个路数进行。
王副连长首先说，大家的粮食定量是每人每天一斤半，由于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要加强战备，因此每人每天要扣除一两战备粮。
他接着说，除此之外，每人每天要扣除一两机动粮，以备不时之需。例如家属前来探亲等等。
大家一听就觉得有问题，当时从未听说过有什么家属来探亲，即使将来有，难道可以不交粮票随便吃吗？再退一步，可以扣除一定数量的粮食，但应该有一个限度，无论如何也用不着每人每天都扣除一两啊。战备粮也是如此，难道要永无休止地扣下去？
即便如此，每人每天也应该有一斤三两粮食啊，副连长只好继续胡编：粮食从粮站的口袋里装到我们的口袋里，损失一两，案板和擀面杖上沾掉一两，炊事员的围裙上……
马文然实在忍无可忍，质问道：“副连长，我们连五百多人，一个月下来炊事员的围裙上要沾掉一千五百斤面，他们不嫌沉吗？”
王副连长大怒：“凡是喊得厉害的都是出身不好的人！”图穷匕见。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赵指导员最喜欢抡起这根棍子横扫，无往不胜。出身有问题就是一盆现成的脏水，泼向谁，谁就原形毕露，谁就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坏人。王副连长现学现卖，不料这个最后的杀手锏却失去了效用。饿肚子是没有阶级性的，不管出身好与不好，大家都哄了起来。
凡是喊得厉害的都是出身不好的！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王副连长激起了众怒，赵指导员出手救火。他把我们几个人叫到办公室，天南海北地扯了一通，又和颜悦色地说：“毛主席说过，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过去国民党蒋介石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们解决不了，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能解决这个难题。”王副连长被赵指导员赶鸭子上架，出丑后余怒未消，气鼓鼓地说：“我不同意指导员的观点，国民党蒋介石怎么会想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他们只会剥削人民！”指导员轻轻地摇了摇头，摆出一副大人不把小人怪的神态，撇了撇嘴笑了一下，没有与副连长争辩。
两位领导辛苦地演出了一场二人转，却当不得饭吃。在饥饿的日子里，真正给我帮助的是王荣和马廷两位师父。王荣和马廷当时在六连的食堂搭伙，我和老陈偷偷地到院子外面与师父会合，然后一起去吃饭，当然每次都是师父请客。尽管来回要走十里路，但与馒头和炒鸡蛋相比，这点辛苦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后来我挨整时，有人以这件事情为证，配合“亲不亲，阶级分”的逻辑，企图将我扫入另一个阵营，我苦思良久，竟然无法辩解。
这场饥荒大约持续了两三个月。至今我也没有完全搞清楚真正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与美帝苏修刘少奇等毫无关系。事后发现，所谓战备粮就是区区几张发了霉的烙饼，机动粮的储备更是子虚乌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粮食一直有亏空，加上后来连队在很短的时间内由五十多人膨胀到五百多人，粮食关系没有协调好，五十多人的粮食当然不够五百多人吃。
实际上为了让大家吃饱肚子，领导和管理后勤的同志们费尽心血，付出了很大努力，王副连长这样一个硬汉子曾急得掉眼泪。如果能及时把真相和困难向大家讲清楚，大家一定会理解，并会更加支持领导的工作，怎么会有后来的风波？工作中出现一些瑕疵，领导的第一反应是绝不能认错，一定要用谎言来掩盖，为了掩盖谎言，再不断地编造新的谎言，这已成为一种融化在血液中的本能。甚至王副连长这样正派的老实人也无师自通地玩弄这套规定动作，实在令人感慨。
新上任的董连长来了以后，通过在包头市粮食局工作的战友，解决了不少难题。经过上上下下的努力，克服了困难，我们终于又能吃饱了。
没过多久，人们忘记了曾经的饥饿，一些人又开始大手大脚地浪费粮食。周经来又一次站在大家面前，右手举着馒头，板着脸说：“这是馒头，雪白的馒头，被扔掉的馒头，如果当年有这个馒头，我的小妹妹就不会被饿死……”他已经是党员了，身份变了，说的话仍和以前一样，一个字都没有改变，但是却有了些许镜头感，肢体语言丰富了许多，竟然还时不时地转一下身体，对着遥远的天空做出有力的手势，那就有些激昂，有些令人无比感动的情怀。
我一直很想知道他的小妹妹究竟是什么时候饿死的，却始终没有勇气询问。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