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10)

延安红色婚恋

喝延河水,上宝塔山,怀抗日志,谈革命情。延安情事携带着种种浓烈的红色特质,能从一个维度反映那段岁月的各种信息,包括一块块裹带深厚内涵的斑纹、一滴滴至今尚未完全干涸的泪水。

一、革命 + 恋爱

叶赛宁诗句:

世界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爱情的歌就会反复地歌唱。[1]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爱情风波。留法文学女博士陈学昭(1906~1991)抵达延安,很快发现:

爱情!爱情!前方正酣热于炮火,后方一切还照旧继续着,人们恋爱、嫉妒、相挤…… [2]

延安婚恋的特色是「革命」,红色基调,属于标本式的「革命+恋爱」。个体性爱与集体红业紧密结合,形而下微观爱情连接形而上宏观价值,个人生命与党与国家的前途相系相连,内涵与外延均有相当张力,光彩与力度既「前不见古人」,也完全有可能「后不见来者」。那些唱着抗战歌曲步行赴延的各路知青,英勇豪迈,慷慨激昂,既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也有只手擎天拼换山河的气慨,亦不乏「万一活到胜利后」的憧憬。

对于延安一代来说(抗战时期进入中共阵营约三十万知青),革命理想似乎近在眼前就能实现,红色情侣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精神层面的幸福指数相当高。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3] 较之今天形而下消费时代的男财女貌,延安红色婚恋的形而上精神维度要高得多,理想成分大得多。

不过,事物总是辩证的,延安一代既然享受到红色的热度与革命的高度,也就不得不同时品尝政治的苦涩。十分强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渗透延安生活,自然也渗入最个人化的婚恋,延安青年接受的诫律也是政治训令:

在这伟大的时代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良好的「作风」。男的对女的,女的对男的,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正确的恋爱观,必须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与政治认识为基础的!他所谓的「立场」是指「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是指「劳动观点」(亦即所谓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良好的「作风」是指反对「自由主义作风」的意思。

新同志为自己辩护是不被准许的,并且要受到「不虚心」的批评。[4]

人一多,事就多,花絮自然亦多。延安婚恋有自由恋爱、组织分配、历尽坎坷、第三者插足、爱上老外,三姐妹嫁三兄弟的「三刘嫁三王」,各有各的戏,各有各的故事,包括一些酸涩的故事。[5]不过,革命也给了一些特殊的「自由」,川人胡绩伟就突破传统观念,娶了嫡亲堂姐,且未婚生女。[6]

共军进城,进入「火红的1950年代」,延安夫妇们的婚恋质量达到最高峰值,「胜利后」的感觉真正「千年等一回」,今天的青年无缘品尝。可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次第展开,延安夫妇「政治第一」的婚恋也因政治跌宕起伏,最初的幸福度与后来的痛苦度成正比,各种花絮不断飘出,甚至裹带斑斑血迹。相当一部分延安夫妇前甜后苦,也是无法复制的「代际特色」。

二、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赴延女青年甚少(一般家庭都不愿放女孩单飞),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前后18∶1,1944年4月8∶1。[7]抗大一期1400余名学员,女生仅50名。[8]真正「狼多肉少」。赴延女性多为城镇知青,形貌气质较之乡姑高出一截,面对涌来众多异性,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她们自我感觉「多么的稀有和矜贵」,[9]她们定谱「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为吃瘪,标准一路放低,最后竟至:

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份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10]

1939年3月8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筹建,7月20日开学。校长王明,副校长柯庆施,政治部主任孟庆树(王明妻),教务主任张琴秋(茅盾弟媳)。教员多为兼职,李初梨、赵毅敏、丁玲、冼星海、何穆(陈学昭丈夫)等,专门培养中级以上妇女干部,1941年8月并入延安大学。[11]该校为延安集资兴办,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捐出担任国民参政员的工资,洛甫、王稼祥、叶剑英、陈云、邓发、刘少奇、张鼎丞等人也有捐助,加上各部门支持,依山挖出百余窑洞而草成。[12] 开学时学生近五百。[13]

中国女大的女生们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们将那些常来河边看她们的男人封为「河防司令」,内中有后来「开国元勋」一级的将领。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的「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向她求爱。南方姑娘锺路一到延安便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围追堵截」,整日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锺路只好公开恋情——丽花有主,对象是1936年就入党的粤籍青年张力克(1917~2004,后任沈阳市委书记),1941年早早结婚,以摆脱各路纠缠。[14]

工农老干部的求爱信,一般只有几句,但都有关键内容——「我爱你!」[15]因文化程度低,有的工农干部只能抄别人情书。1946年,长征老干部陈复生(1911~2013)抄人家大学生的情书,追到小20岁的沈桂明(承德高小女生)。[16]

茅盾之女沈霞(1921~1945),1940年5月与弟弟沈霜随父母赴延,先入中国女大。1941年8月,中国女大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沈霞入俄语系高级班,男同学萧逸(周扬秘书)猛烈追求。1944年5月,沈霞日记:

在延安要就是爱人,要就是不来往,建立朋友关系是不可能的,自己还没有什么,两旁人已经为这场戏贴了海报了。[17]

「资源严重匮乏」,女青年拒绝结婚几乎不可能。丁玲名篇〈「三八节」有感〉:「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若嫁了工农干部,知识分子掷来嘲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有意见:「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18]延安响彻这样的声音:「老子不识字,还不是革命吗?」[19]

还有无比强势的「组织分配」。1937年,红四方面军长征女性王定国(22岁),组织安排给54岁的谢觉哉,说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定国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包走上夫人「战斗岗位」。邓小平与卓琳的婚恋则是邓从前线回延安,一眼相中这位北平大学生,留下一句「请帮忙做做工作」便走了,组织出面,卓琳虽嫌其矮,还是嫁了。[20]1937年,王震娶了东北籍的北平大学化学系女生。[21]1945年5月,28岁的朱明嫁给59岁的林伯渠。[22]

延安也少不了最古老的故事。和平医院的王抗博医生与张看护生下一孩,王医生不肯负责,张看护自杀于医院。「在延安,像这样的事是很平常的。」[23]一些成长于封闭环境的女孩,很少接触异性,抵延后一下就倒在「第一个敢于拥抱她的男人」怀里。延安屡闹爱情风波,整风前「延安的结婚率离婚率相当高」。[24] 革命并未改变男尊女卑的国色。丁玲记述:「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25]也还有火伕强奸杀人的刑案。[26]

三、挑大的嫁与找「大小姐」

挑「大」的嫁,嫁大干部是延安姑娘的必然选择。虽然延安红女一脑门子妇女解放,追求独立平等,还有一些红女拉起「不嫁首长」的大旗,如中国女大生郭霁云拒绝刘少奇的求爱。[27]

另一位抗大女生拒绝校长林彪。这位女生被带到校长室,带她过来的人便离开了。女生不知道校长找她干什么,静候校长说事。不善言词的林彪一开口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的女生楞住了,等明白校长在求爱,推门哭出:「我不干!我不干!」[28]

现实面前,绝大多数延安女性还是只能以「对革命的贡献」为价值,以职级为高低,真正坚持「平等」者,终究不易。陈学昭:「听说有许多外来的女孩子,都以能嫁一位长征过来的八路军老干部为荣耀的。」[29]延安报纸刊有一幅著名漫画——〈新娜拉出走〉,讽刺赴延女性为争取独立自由离家,到了延安后又沦为大干部附属。1937年12月3日谢觉哉日记:「小资产阶级的恋爱神圣观,应该打倒。因为它一妨碍工作,二自找苦吃。」[30]在价值标准高度一元化的延安,红色女性选择的价值多元化实为无本之木。

延安婚恋另一深有意味的集体现象:绝大多数中共高干娶的都是「资产阶级大小姐」,都喜欢中产以上家庭出身的女学生,喜欢她们身上的气质韵味,都不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肯找工农女性。1949年进城后,大批中下层干部「鸟枪换炮」,或顶不住「糖衣炮弹」——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阶级小姐投怀送抱,纷纷蹬掉原配,另娶新妻,名曰「婚姻革命」。1953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万件,形成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离婚大潮。[31]

「解放牌」浩然(1932~2008)记述:

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共产党在农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靠近革命,最终被卷进革命队伍里。随大流跟大帮地挨到胜利时期,他们竟然捞到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混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实践」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我们的老县长,年近半百,很追时髦。他在贯彻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县直机关起带头作用,跟乡下那位与他同甘共苦患难几十年的老伴离婚之后,马不停蹄地跟一个比他儿子还小若干岁的女青年干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蓟县传为新闻,传为「佳话」,轰动一时,风光一时。有这么一位领导做表率,县直机关的男人们,不论年岁大小,不论原来的配偶与之感情如何,几乎都比赛似地抢先进、追时兴,吵吵嚷嚷跟乡下的媳妇闹离婚。

……县委书记彭宏同志指责我思想「封建落后」,不舍得跟一个没文化、梳着小纂的农民媳妇打离婚的事儿。[32]

四、丈人县——米脂

1941年初,王震率三五九旅从前线回陕北,屯垦南泥湾,驻扎绥德、米脂一带,有较长的休整时间。王震有意让一批老红军就地找对象,解决嗷嗷叫的「个人问题」。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地主、富农比例较高,他们的女儿们绝大多数接受教育,此前就一直有米脂富家姑娘嫁给各级赤干,「以至于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 [33]抗战后,由于挨得近,不少米脂姑娘入学抗大、陕公,至今不少健在的延安高干之妻仍是「米脂婆姨」。

一位团长与一位司务长(排级)同时看上一位姑娘,各托媒人,姑娘不知谁的官大,便问部队上的介绍人,恰好这人帮着司务长:「当然司务长大」,姑娘便嫁了司务长,事后才明白上了大当。后来,三五九旅重返前线,不能带家属,让女眷回娘家又怕出事儿,便办了一所半封闭的家属学校,意在「看」住她们,只能学文化看演出、听时事报告,但不能与男性多接触,尤其不能和外单位搞联欢,更不能办舞会。[34]此为中共「保护军婚」之起源,如今大陆「破坏军婚」仍要判刑三年,而且只判「第三者」,不判与之「合谋」的另一位「破坏军婚者」。

延安知青吃小米土豆、穿土布蹬草鞋,一周才能吃一次面条或饺子。抗大学生「在延河里洗脸,在露天吃饭。」[35] 陕北公学四人共享一盆洗脸水,三餐小米,四人合吃一铁盒土豆或南瓜。[36]黄华:「伙食很简单:小米饭和七八个人共吃的一小盆水煮萝卜,偶然有一两片土豆。」[37]定额具体:「每人每天一斤粮(高粱粗小米,只能喝稀饭),二钱盐,三钱油。」[38]

物质生活的困难也使延安婚恋染带红色悲壮,使他们高度认同「精神结合」,这一价值取向直接影响1950~60年代的全国婚恋观,时谚流云:「五十年代嫁工人」、「六十年代找军人」。

五、枪毙黄克功

1937年10月,延安发生轰动全国的黄克功案件。「抗大」三期六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延河边枪杀「陕公」女生刘茜。南京《中央日报》也报导这一桃色凶杀案。

黄克功(1911~1937),江西南康人,1927年参加中共,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师宣传科长、团政委,参加四渡赤水、娄山关等战斗。红军抵陕时,已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旅长。

刘茜(1921~1937·10),山西定襄人,太原友仁中学生,「民先」负责人。卢沟桥事变后,「愤暴日侵凌,感国难严重」,在中共护送下通过封锁线赴延,入学抗大第十五队。校领导誉为「年龄最小,表现最好」。黄克功恰任第十五队队长,与刘茜相识、恋爱。此后,刘茜随队转入陕北公学,黄克功调回抗大,两人接触渐稀。

随着时间推移,刘茜发现与黄克功在生活情趣、习惯爱好等方面差异较大。尤其黄克功恃功甚傲,不时发生摩擦。刘茜先感觉乏味苦恼,最后认为裂缝难以弥合,写信给黄克功:

你不要再急急地想结婚……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

是年,黄克功26岁,刘茜仅16岁,十分活泼,与其他男性接触较多,黄克功很妒嫉,猜疑她「随处滥找爱人」。刘茜向黄克功解释:

我们像亲兄妹一般地过着生活来到延安,但我们是同学之合,而没有和其中之一个产生什么爱的,我们一块游山玩水,一块打球,一块讨论,无形中失去了男女之界。现在仍是那般的。

刘茜用多种方式疏远黄克功,写信暗示、送还物品、拒绝接受钱物,最后明确拒绝。黄克功却深陷情涡难以自拔,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耻辱。

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功佩带勃朗宁手枪,偕抗大训练部干事王志勇到陕北公学找刘茜,校门前遇见刘茜与董铁凤等人在一起,黄克功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刘茜不便拒绝,遂离开同学,与黄克功、王志勇同行。天色已黑,王志勇先行回校,黄克功在河滩上与刘茜谈判,再次要求公开宣布结婚。刘茜断然拒绝,遂发生尖锐争吵。黄克功先持枪威胁,后失去理智开枪。刘茜中弹倒地呼救,黄克功又向她头部打了第二枪,刘茜当即毙命。

黄杀人后,十分镇静,回到抗大宿舍洗去鞋上与外衣血迹,擦拭手枪,将刘信加写日期(10月4日),企图捏造反证。次日,「陕公」董铁凤等见刘茜一夜未归,来黄处询问,黄假装不知。不久,刘茜尸体在河滩被发现,身旁有两粒勃朗宁手枪弹壳。被捕后,黄克功辩称:「她眨睛无情,恶言口出」,「刘氏狼心毒恶,玩弄革命军人,损功名誉,当时则气愤填胸,乃拔手枪予击之,一枪未击毙,故加一枪。」[39] 审讯组以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为组长。

恶性情杀案在边区引起地震,群众反应强烈,要求严惩凶手。也有不少人认为黄克功有功,年纪还轻,应该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中共中央要延安各单位讨论此案,一时议论纷纷,然不外乎两种意见:

一、作为老革命、老红军、老党员,强迫未达婚龄少女结婚,已属违法,采取逼婚手段,更违犯婚姻自主。此外,黄克功不顾国难当头,个人恋爱第一,达不到目的就丧心病狂杀害革命同志,无异帮助民族敌人,实属革命阵营败类,触犯边区刑律,破坏红军铁的纪律,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女生反应尤烈。

二、另一部分人认为,从理论上黄应处死刑,但国难时期,应珍惜每一人才,让其为国效劳。黄克功枪杀刘茜,已损失一份革命力量,不能再杀黄克功,不能再失一份革命力量。应免除死刑,让他上前线戴罪杀敌,让他的血淌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上。

黄克功被捕后,一边真诚认罪(一说认罪不服罪),一边认为自己资格老、功劳大,「上峰」会从轻处罚。他致信毛泽东,请求留他一条生路:

法庭须姑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实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实党之幸,亦功之最后希望也。

主持抗大工作的副校长罗瑞卿,素重黄克功,前往探监,但表示军法如山,党不能徇私情而弃原则。在研究处理黄克功的会议上,罗瑞卿表示:「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功劳、地位、才干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40]

叶子龙回忆毛泽东很愤怒:「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中共高层经讨论,决定处以死刑。10月11日,陕北公学大操场,数千人公审大会。审判长雷经天,抗大、陕公选出四位陪审员,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边区保安处黄佐超、高等法院检察官徐世奎为公诉人。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亲临现场。延安各单位代表发言,分歧很大。审判长宣布暂时休庭,由法官们商议最后裁决。当审判长问黄克功有何请求,他说只有一个愿望:

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他要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死在向敌人的冲杀中。

当宣布死刑并立即执行,黄克功未表示任何反抗抵触,既不激动亦不消沉,只是转过身举起双手,高呼口号: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随后,他跟着行刑队,穿过人群,走向刑场,偌大会场,一片静寂,不少人流下怜惜的泪水。

这时,法庭收到毛泽东亲笔信,要求当着黄本人的面向大会宣读。审判长与张闻天商议后,命令带回黄克功,由审判长宣读毛信。当黄克功知道毛泽东来信,并向他当面宣读,流露出希望和感激的表情。毛信全文如下: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每)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的家属,应给予安慰及抚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听完毛泽东的信,黄克功深深低下头,然后又高呼那三句口号。这一次行刑队没再干涉,等他呼毕,带他重新走出会场。数千在场者都看到黄带着认罪服法的态度离去。

黄克功案件后,毛泽东特意上抗大作了「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提出革命青年恋爱应遵循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数月后,毛泽东在抗大集会再评:

这叫做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颗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一颗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

黄克功案件说明中共勃兴时的「公正」,涟漪波及至今。如今延安王家坪大型标志性建筑「延安革命纪念馆」(耗资五亿余元建造),该案都有一席之地——专门介绍此案的图片。

六、组织配婚

在延安及各赤区,未经组织批准结婚,可是犯了大忌。14岁赴延的夏沙,17岁与文工团同事恋爱,18岁怀孕。她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后任中宣部副部长,1968年迫害致死),主动坦白,请求处分。张际春肄业于湖南衡阳省立三师,在中共里就算知识分子了,他给夏沙的处分还算柔性——「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整风抢救运动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夏沙成了抗大重点批斗对象,她在大会上诚恳检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41]新四军画家陈亚军与盐城中学女生谈恋爱,也被开了大会,狠斗一场。[42]还有许多因恋人出身不佳受到组织劝阻、批判,闹出不少自杀悲剧。1948年冀察热辽赤区《群众日报》电报员韩志新与地主女儿恋爱,遭到批判,斥为「包庇地主」、「接受贿赂」,韩志新思想紧张,用步枪自杀。[43]

结婚、离婚必须经过组织审批。冯兰瑞(1920~ ,中顾委员李昌妻)欲与前夫离婚,1943年春递交报告,1944年才获批准。[44]冯兰瑞出生贵阳小康之家,1934年初二辍学参加星光读书会,1937年春参加救国会,1938年1月入党,职业革命。六舅谢凡生是她第一位红色启蒙老师,使她有机会读到高尔基的《母亲》、绥那菲莫维奇的《铁流》等赤俄书籍。1940年,冯兰瑞赴延,入中央青委。1950年代《哈尔滨日报》总编。此后,她放弃报社领导职岗,考入中央高级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

32岁的八路军团长高自如,各方面都符合结婚条件,打报告申请与29岁的鲍侃结婚。上司彭真不予批准,八路军团长不能与一名非党员结婚。1946年春,高自如在华北牺牲。1947年4月,鲍侃入党,才获得与恋人结婚的先决条件。这一遗憾,鲍侃携带终身。[45]

如果组织出面,就大不一样了。新四军不少单身高干,多利用工作接触或集体广播操,直接挑选城市女生。陈毅、粟裕、彭雪枫等都是这样抱回佳偶。[46]他们转过身,也用同样方法为部下解决「个人问题」,不时上演「乱点鸳鸯谱」。

「红妃」张宁(林立果未婚妻),其父张富华,江西兴国人,1929年加入红军,1940年代初胶东军区十三团政治部主任。一天,女兵连清晨出操,胶东军区司令许世友在窗前问张富华:「你看上哪一个?」张指着一位高个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马!」就是张宁之母,胶东文登县侯家集方圆百里出名的大美人,高挑身材,粉面桃花,弯眉大眼高鼻梁。张宁记述:

第二天组织出面找妈妈谈话,三言两语介绍了爸爸的情况,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妈妈背着自己的行军包进了爸爸的屋子,摆了一桌花生、红枣和一瓶土烧酒,两人结婚了。妈妈为逃避包办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产党员后,却又由「组织包办」嫁给了比他大16岁的我爸爸。这种事在战争年代不稀奇,许多当年在战争第一线拼命的指战员,他们的夫人有许多是在与我妈妈大同小异的情况下与丈夫结合的。这叫「革命感情」。[47]

这年,张宁之母只有17岁。组织力量大如天,毫不夸张。

八路军战将聂凤智(上将)、向守志(1988年上将),也是这一时期从女生中觅得佳偶。一些红色女生提出反对「首长路线」,襄樊女生林颖(1920~ )乃带头人之一,一时名噪「小延安」——河南确山竹沟(新四军四师驻地)。但林颖在收到彭雪枫(1907~1944)第一封情书二十天后,便「下嫁」这位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新四军第一旅老红军万海峰(1920~ ,1988年上将),1943年10月得娶上海护校女生赵政。[48]首长与小兵,难以「平等」呵!

吴法宪也是在新四军三师觅得上海女生陈绥圻(1923~2011)。陈绥圻1940年加入中共,1941年上海党组织决定她入苏北赤区,任职新四军三师政治部。后为吴法宪办公室主任,随吴法宪一起倒台。[49]

历经五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婚恋自由,就那么「高尚」地交出去了。这种组织「安排婚姻」,认识24小时之内就结婚等「革命爱情」,一路抛留「革命婚恋」花絮,不免悲剧连连。

不少女知青进入赤区后,很快被组织指婚,走了真正「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她们被指婚的都是「功劳很大」的长征老干部,城市女生进退两难,当时就出名言:「老干部可敬不可爱。」周扬评曰:「格格不入呵!」[50]知识女性与工农干部文化上的差异,当然成为影响红色婚姻的「不和谐因素」。

1950年代以后,「领导意旨」成了不少青年女性的可怕咒语。某单位头目追求某女,女方看不上,这位头目竟找个茬将此女送进劳教所。直至1980年代,劳教所接受「劳教对象」仅须单位人事部门一纸信函,毋须核实,更毋须任何审判程序。[51]

七、临时夫人

延安的红色老外拥有「临时夫人」。两位苏联联络员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阪参三),长期滞延,请求中共中央协助解决「个人问题」,为他们物色「临时夫人」,声明回国时将不带走。中共还真出面挑选说合,成就「好事」。后来,两位苏联人回国,「临时夫人」结束任务,「临时丈夫」各留下一笔钱,以为答谢。三八式女干部沈容(1922~2004)直至晚年仍不解:

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共产党一直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怎么会答应苏联人的这种无理要求?[52]

李德(1900~1974)也有中国夫人。还在江西苏区,33岁的李德看中一位共青团领导的漂亮妻子,他按西方习惯不断向她献花送礼,挤眉弄眼,动作轻佻。这位团中央领导人赶紧向党中央汇报,要求组织制止李德的调戏。「党中央」领导感觉很棘手,研究半天,决定「因势利导」,为这位洋大人安排「临时夫人」。他们选中团中央粤籍姑娘萧月华。[53]

萧月华(1907~1983),广东大埔人,工农出身,1924年由彭湃妻蔡素屏介绍入团,1927年转党,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的干事,不漂亮但强壮,为人厚道,文化较低,在组织磨泡与下「死命令」,她抱着「为革命而牺牲」的精神嫁李德,生有皮肤黝黑一子。抵达延安后,李德追求上海影星李丽莲,萧月华哭诉至毛泽东处,坚决要求离婚,李德即娶李丽莲。

萧月华证婚后,先入抗大一年,后任地方妇女工作;1946年入东北,历任县委组织部长、察哈尔军区组织部科长;1949年后南下,湖南交通厅办公室主任,1960年返部队离休,授衔大校;1976年省政协委员,1982年初副军级安置。

一说李德与李丽莲认识在与萧月华分手之后。与萧离婚后,李德情绪低落,几次要求回苏联,均未批准,百无聊赖的李德只好靠打猎、散步打发时间。一天傍晚,李德沿着延河散步,「顾问同志,您好!」一声问候打断李德思绪,只见几位青年女性正在河边洗衣,李德认出里面有毛夫人江青,更吸引他的是江青旁边那位姑娘,漂亮脸蛋,一袭合身连衣裙,微风吹来,那么婀娜多姿。江青连忙介绍,姑娘叫李丽莲,也是演员,刚从上海来到延安。

李丽莲(1914?~1965)会说英文,又有艺术修养,他们常常一起谈论艺术,李德感觉觅得知音。熟悉之后,两人越聊越投机,感情与日俱增。一天,听完李丽莲唱歌,李德陶醉而激动地向李丽莲说:「丽莲,你唱得太好了,简直像百灵鸟一样动听!」见李丽莲很高兴,李德进一步大胆表白:「丽莲,我们结婚吧!」李丽莲羞涩地低下头,李德顺势抱入怀,深情一吻。

1938年,李德与李丽莲结婚,李德十分快乐。李丽莲不仅能歌善舞,文化水平明显高于萧月华,能谈论中外种种奇闻逸事,李德十分享受。李丽莲还将艺术学院一些朋友介绍给李德,他们的院子里充满欢声笑语。李德的留声机播放着优美音乐,他们跳着欢快舞蹈。李德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

1939年8月,一个周日清晨,李德突然接到通讯员送来纸条,只有张闻天的一行字:「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六年与共产国际隔绝联系的李德,急忙穿衣与妻告别,匆忙骑马赶到机场。一架美式道格拉斯飞机已经发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已在那里。原来,周恩来携妻与养女孙维世飞俄疗治臂伤,蒋介石为周派来自己的专机。共产国际要求李德同机回俄述职。很快,李丽莲也赶到机场,要求与李德一起飞俄。李德请示毛泽东,毛让找张闻天,张说李丽莲没有苏联入境签证。周恩来一旁插话,说到莫斯科后争取一下,李丽莲可随后赴苏。但此一别,即为永诀。李德离华后,与李丽莲再未谋面。1965年4月,李丽莲病逝北京。[54]

李德晚年在东德撰写《中国纪事》,十分怀念与李丽莲度过的时光。对于其他女性,特别在中国其他情遇,只字未提。

八、禁欲氛围

海伦·斯诺是最早访问延安的老外之一,撰有《延安四个月》(1937):

清教主义、禁欲主义以及斯巴达主义的哲学,主宰着延安的一切。[55]

1937年1~9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0~1950)以《法兰克福报》记者身分采访延安。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她试着教这些高级干部跳舞——

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56]

禁欲主义总是革命队伍中的主旋律,清教徒式低欲氛围乃延安基调,立有「二八五七团」允婚门槛——二十八岁、五年党龄或七年工龄、县团级干部。[57]达不到三项条件,自己识相点,往后退退。一位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的上海中学生,十一年后再见老同学,有一段谈话:

老同学问:「我想知道你到底想不想家?」

「老干部」道:「很久不通信了,有时难免会想到。」

「那么,难道你也不想找个女朋友?」

「这要等组织决定的。」

「我问的是想不想?」

「…………」

老同学十分感慨。[58]

留苏十五载的师哲,晚会上有时被拉节目——

我讲个故事,在苏联人觉得很可笑的爱情故事,在延安竟没有反应,尤其是讲到Kiss(亲吻),听者更觉不堪入耳。所以总有些和大家不大协调的地方。[59]

延安氛围被赤干带至各根据地。据浩然记述:1947~48年的冀中根据地,有人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就要拉出游街——

当时农村政治斗争也开始有了战争的火药味儿。特别是大村,拉人游街的事儿,强迫人坦白的事儿,以及对犯了错误和有毛病的人开展大会斗争的事儿,动不动就折腾一回。[60]

有了延安烘焙成的清教徒式氛围,便有了下一代空前绝后「全纯式」文革婚恋。上海作协副主席赵长天(1947~2013),女友乃初中同学。赵长天入川当兵,女友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通信多年——

但在那个年代,是不敢放任自己的情感的。恋爱是一个耻于出口的字眼,甚至要压制闪出这方面的念头……我们在恋爱中的信件,都可以公开在板报上贴出来,说的都是革命的语言。

1973年,赵长天首次探家,携女友同游莫干山,满山翠竹满谷林涛,鸟鸣泉咽,静得只有他们两人,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然而「除了在下山的陡坡援手搀扶,我们没有更亲密的接触。没有接吻,没有拥抱,更不会住在一个房间。」而且——

什么是性行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对于性的常识,几乎为零。主流社会的声音,和「性」是完全绝缘的……第二年我们在新婚之夜,还不知上床是怎么回事,真正是在黑暗中摸索。现在的年轻人只好当笑话听了,但我相信,这样的情况,绝不在少数。我们总算自学成才了。听说有结婚多年始终不孕,去医院就诊,才明白根本就没有同房。笑话就变成悲剧了。[61]

将人性异化政治化到对本能完全无知,失去人类基本经验的承传,革命革到下一代对性要「在黑暗中摸索」、「自学成才」,红色「标志性建筑」呵!至于禁欲所涵纳的深层次内涵,以及所连带的价值趋向,一斑窥豹一叶知秋,衍化为后来的「个人问题再大也是小事」。1980年,山西保德县林业站副站长栾双田,夫妻分居二十五年,仍无法解决牛郎织女。[62]

文革结束,一些常识成为「发现」。小儿科级的ABC都会引起惊天动地的反响。1978年《十月》创刊号发表刘心武小说〈爱情的位置〉,出刊前座谈会,严文井喟叹:「爱情总算又有位置了!」一位田头干活的插队知青,从高音喇叭里听到「现在播送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第一感「简直是发生了政变!」一位渔民给刘心武写信:听了广播后激动得不行,「原来自己藏在心底的爱情并不是罪恶,他现在可以跟女朋友公开地来往了。」[63]

据1980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某部政委不准放映涉及爱情的影片,亲自审批每月放映计划,禁映《他们在相爱》、《爱情与遗产》、《海之恋》、《庐山恋》等。一天,到了一部新片《不是为了爱情》,文化干事请示能否放映,政委一听片名:「好!不仅可以上映,而且可以多放几场,让大家都受到教育。」当政委从影片中看到一些他想不到的镜头,大惊失色,立即下令放映室停映。

一位农村女模特的遭遇也很能说明1980年代的「性氛围」。1985年,因闺友偶然介绍,十九岁村姑陈素华当了南京艺术学院人体模特。父母得知女儿干的是「脱光衣服」,怒不可遏,不让她再出门「丢人现眼」。村里天天有人来看「新闻人物」,走到哪都有人戳脊梁。陈素华终被逼疯,脱光衣服往屋外跑。93岁的刘海粟得讯,特寄千元港币示慰。[64]上海某大学对一名成绩合格的硕士考生提出要求:如果你继续穿牛仔裤,将拒绝录取。电视主持人李静:「七0后」一代都有穿第一条牛仔裤被骂脱下来的经历。[65]

九、红色婚礼

囿于条件,延安情恋浪漫指数很低,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访问」,情人们唯一浪漫之事就是周末舞会。谷场上,油灯下,一把胡琴伴奏,穿着草鞋跳舞。[66]婚礼更是「革命化」。1942年9月1日,长征老干部舒同(1905~1998,后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与石澜结婚,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主婚,很庄重的婚宴——「粗面馒头,西红柿炒洋芋片,并以开水当酒。」[67]这还算好的,有面有菜,办了婚席。大多数延安婚礼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称「花生米婚礼」。[68]

1938年11月20日,45岁的毛泽东与24岁的江青结婚,也不过在凤凰山窑洞外摆席三桌,很普通的几个菜,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客人站着吃饭。毛泽东没出来,江青出来转了转,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

贺龙来延安,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半开玩笑地:「主席,结婚大喜,也不请我们喝酒?」毛随即对身边的叶子龙说:「子龙,你办两桌饭,让他们吃一吃。」叶便筹办酒菜,邀请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席间,王若飞喝酒较多,饭桌上一个劲骂机会主义。这是毛江结婚第一次请客,后又请了一次。王观澜、徐明清在第二次被请之列。徐明清记忆清晰,是个星期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去毛处的路上,见到一些被炸死的尸体。毛泽东没在「合作社」摆席,在自己住的凤凰山窑洞,请一位大厨师掌勺。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69]

新婚青年没房子,专辟十几孔窑洞为「青年宿舍」,只有一张床,被褥自带,不开饭,一天五毛钱。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单位。[70]

延安无所谓家,夫妻二人各在各的机关里工作生活,每礼拜见上一次面。同在一个机关里的,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饭。[71]

1945年春节,24岁的沈霞与30岁的萧逸结婚,沈霞带着简单衣服和几本书,步行二十多里路,赶到萧逸搞民办教育的乡下,没有满堂宾客没有热闹锣鼓,只有一捧红枣一个「喜」字,就算「礼成」。[72]

「政治第一」不仅是意识形态,也是延安人的日常生活。1942年12月结婚的田家英(20岁)与董边(26岁),每天五点起床——

天麻麻亮,就拿着报纸,带上地图,上山读报,把苏军占领的地方用红笔划上圈,一周分析一次形势。我们每天都要阅读国民党统治区的大量报刊,研究形势动态。

田家英(1922~1966),在成都时与红女刘承慧走得很近。1937年11月,组织安排田家英赴延,将刘承慧留在成都搞「地下」,其妹刘承智则来延安。1940年田家英在马列学院,刘承智对他印象很好,便结了婚。婚后,田家英抽调至中央政研室,专心读书学习、搞研究、写文章,刘承智则活泼好玩,喜欢跳舞,两人兴趣不一,女方提出离婚。田家英情绪低落,不起床不吃饭。政研室支书周太和指派支委董边安慰田家英,做其思想工作。最初,田家英不愿接近董边,还吵了嘴,后来竟「好」上了。当然,他们的「姐弟恋」也是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73]

延安青年对政治的兴趣也是终身的。1959年庐山会议,李锐从副部级直坠地狱,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差点饿死北大荒。1963年11月,李锐发配安徽大别山磨子潭水电站文化教员,临行前与田家英在后海小酒店话别,回家后夜不成寐,吟诗「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74]李锐承认已完全政治化,与子女聊天「简直就是上政治课,没有什么家常话。」1966年初秋,李锐自大别山回京,对其女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矛头绝不止是简单地对着『三家村』、北京市委。毛泽东还有更大的目的。」[75] 政治嗅觉端得灵敏!文革中,冯雪峰每天必读报,很需要有人去看他,生怕被人遗忘。[76]

延安夫妇还有一档最麻烦的事——孩子。按中共队伍惯例,婴孩随生随送老乡,组织一手安排。1939年7月,抗大与陕公迁址前线,徐懋庸、刘蕴文夫妇随行,新生一子,送给瓦窑堡居民,「解放后去信探问,经当地政府覆信,说已因患天花死了。」[77]1941年9月,邓小平与卓琳长女邓林出生河北涉县,只喂七天奶就送给老乡,两岁才接回。[78]1943年春,石澜生下长子,一个月后,「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原因是石澜有「特嫌」,要接受审查。[79]贺子珍在长征中弃女、张琴秋随西路军突围,因追兵在后而弃子。[80]

李锐、范元甄夫妇,一边炮火连天,内战打得正紧,工作繁忙;一边肚子日隆与哭声不断的新生儿,两人为家务活不知吵了多少嘴、伤了多少情。1947年7月29日,26岁的范元甄家书:

我什么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81]

有婚恋就会有孕育,怀孕为延安女性最头痛之事。女大学员陆红与教员徐以新(大革命留苏生,后任副外长),通过交际舞恋爱结婚,一年后怀孕了。陆红担心拖个孩子影响工作,「从早到晚猛跳猛蹦,用拳头使劲擂肚子,想把胎儿流下来」,没想到孕婴比她还坚强,顽强长成,还活下来。如想人工流产,对不起,也要打报告,得组织批准。1945年8月17日,茅盾之女沈霞为随队赴东北,执意要做流产手术,延安和平医院消毒不严,刀口感染大肠杆菌,8月20日去世。[82]沈霞结婚前后,心情矛盾,日记中:

人家会说……还不是和一般的女同志一样,没有希望的!……想到这些,结婚对我不是愉快、幸福,而是痛苦、耻辱!

(发现怀孕后)「完了」!这并不是简单意味着我要生孩子,而且意味着我的前途完了!……周围的人生活得快乐健康,有希望、有前途,我是被弃于这圈子以外了。没有一个可以诉说的人。可以说,我不愿任何人知道。[83]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结扎,永绝「祸根」。1939年3月,33岁的中央首长王稼祥(1906~1974)娶24岁来延长沙富家女朱仲丽(1915~2014)。毕业于东南医学院的朱仲丽,曾入南京中央医院(专为国民党中委、部长一级服务)任外科、妇产科见习医生,知道阑尾与输卵管相近。一次,因患急性阑尾炎在延安医院开刀,在征求王稼祥同意后,顺便做了结扎:「我这一辈子不想怀孩子了。」[84]

进入「火红的1950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恋幸福度达到最高峰值。政治第一的婚恋也因一场场政治运动颠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与此后的痛苦度恰成正比,不少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延安女干部郭霁云晚年还闹离婚。[85]

为革命而结合、为党籍而离婚,在延安一代夫妇中十分普遍。1943年抢救审干运动如火如荼展开,沈霞恋人萧逸被关押,1942年12月入党的沈霞,1943年6月19日的日记:

我爱的人是最好的人……看着吧!我要永远地爱他!我发誓。除非他和我是敌对立场。要不然我要爱到死![86]

1960年范元甄与李锐离婚不久,一次去看周恩来夫妇,吃饭时陈毅说:「老夫老妻离什么婚呵?!」周恩来正色:「嗯,这是大是大非呵!」范元甄因周恩来的理解顿感释然。[87]

延安女性政治热情极高,婚恋又多因政治而合,自然也因政治一路颠簸。一旦丈夫被逐出中共队伍,宣布为「右派」、「右倾」,离婚概率也相当高。因革命而嫁,也因革命而离。政治风波常常出现于这些红色家庭。延安女性郭霁云(即郭靖,刘少奇曾垂青),晚年还闹了离婚。[88]舒同与妻子石澜结婚四十年,夫妻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石澜:「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带到家庭中来,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向子女诉苦:「在社会上紧张工作,回到家庭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1982年,因石澜对丈夫的无情揭发,舒同震怒,坚决离婚。石澜当时就后悔了,在法院〈离婚通知书〉上批写八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89]

红色婚恋还有一个值得记述的侧面:高干夫人多数人生起点较低,一场革命使她们夫荣妻贵,吮享前所未有的社会尊敬。李立三俄妻李莎记述:一位红色夫人曾经走到哪儿都被奉若上宾,抬着捧着,同时享受许多组织待遇。高干丈夫突然离世,组织待遇虽然降幅不大,社会感觉则「立竿见影」。一次外出旅游,没给她安排别墅而是宾馆套间,她受不了这种冷落与「世态炎凉」,长期抑郁,最后自杀了断。[90]

十、南央评母

延安女性后代对母亲有一集体认识:

从解放区走出来的母亲,不顾家,不会做家务。[91]

政治第一的红色婚恋使她们的「阶级情同志爱」远远高于家庭亲情。李南央评其延安干部母亲:

她这辈子过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

她没有干成自己想干的事,她没有爱成自己想爱的人。

范元甄自评与李锐的婚姻:

我与李某有过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共产党(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92]

二十年夫妻居然是「一场阶级斗争」!范元甄尤其看不上地主婆婆:

死,也没什么,只解放了许多人。

1950年,李锐对夫妻生活退守「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93]

文革前,历次运动中先后倒下的延安人较之同辈心口更痛,因孤立而锥心难泯。1959年庐山会议后,李锐白天在机关挨斗,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场批斗还在等着,李锐「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不久,李锐开除党籍,组织谈话,他回答:「赞成开除,没有意见。」「当时完全绝望了,我觉得党已经没有希望,自己又报国无门,悲哀极了。」[94]进入文革,所有老干部一齐下台一齐被打倒,全国上下一片黑,延安干部被抛弃被诬屈的感觉反而要小得多。

李南央:

夫妻的政治离异、子女与父母的政治反目,维系家庭的亲情可如粪土般随便抛弃,阶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唯一「健康」的纽带。「为革命,六亲不认」,是让人肃然起敬的,那种日子实在是太可怕了。[95]

她(按:母亲)的冷血的个性,不是她独有的,我在很多干部子弟朋友的母亲身上都可感到。[96]

2008年,此前一直争议很大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终入华东师大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高校教材,钱谷融主编),尽管是「存目」,终究表明大陆文化界「可以」关注延安一代,关注他们不可复制的婚姻,关注延安一代家庭生活所裹带的红色信息。从汲取历史教训角度,剖析延安一代红色婚恋的涩因,不仅有助于提高后人婚姻的和谐度,也有助于全社会多侧面更深入总结延安经验,不要在前人摔跌之处再跌上第二次。

2011-6中旬于沪,后增补。

[1] (俄)叶赛宁:〈亲爱的一双小手像对天鹅……〉,《叶赛宁抒情诗选》,刘湛秋、茹香雪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页169。

[2]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1938~3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224。

[3]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179。

[4] 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6年12月第5年,页80、101。

[5]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209。

[6] 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343~354。

[7] 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88。

[8] 尼姆·威尔斯(Nym Wales):《续西行漫记》(Inside Red China),陶宜、徐复译,三联书店(北京)1991年,页76。

[9] 欧阳山:《圣地》(《一代风流》第4卷),花城出版社(广州)1983年,页1330。

[10] 赵云升、王红晖主编:《元帅夫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03年,页140。

[1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6年,上册,页428~429。

[12]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73~74。

[13]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1975年,第三编·延安时期(上),页321。

[14]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184、186~187。

[15]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97。

[16] 陈复生:《九死复生—— 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0年,页195~197。

[17] 刘守华:〈尘封六十年日记,茅盾之女坦露内心独白〉,载萨苏编:《史客·两情》,金城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123。

[18] 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第四年。

[19]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上册,页426。

[20]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188~189。

[21] (美)福尔曼:《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2002年,页47。

[22] 朱明内侄王恒申来函(2015-8-3),朱明(王钧璧)出生年份,按《林伯渠传》注释1919~1961;按朱明骨灰盒(八宝山·西二室)1917~1961。再据朱明中学同学《汪雨相传》,1929年秋入学安徽嘉山县明光私立小学初中班,12岁小学毕业较合理,故应出生1917年。1932~37年,朱明入读上海光华大学(最晚1935年入学),亲历「八·一三」,后随光华大学内迁成都,佐证1945年朱明应为28岁。

[23] 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3月1日初年,页14。

[24] 陈亚男:《我的母亲陈学昭》,文汇出版社(上海)2006年,页303。

[25] 丁玲:〈「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26]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上册,页239。

[27]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340。

[28]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页349~350。

[29]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1938~3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91。

[30]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上册,页189。

[31] 黄传会:《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文汇出版社(上海)2004年,页99、103、211。

[32] 浩然:《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华艺出版社(北京)2000年,页96、167。

[33] 周锡瑞:〈「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原载冯崇义等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页9~10。转引自岳谦厚、郝东升〈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米脂地主经济〉,《中共党史研究》(北京)2009年第6期,页83。

[34]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年,上册,页80~81。

[35] 江文汉:〈延安访问记〉,《档案与史学》(上海)1998年第4期,页6~7。

[36] 绯石:〈我与王实味〉(1996),载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97。

[37]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43。

[38] 黄俊耀:〈踏遍陕北山山水水的民众剧团〉,原《戏曲研究》第21期。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231。

[39]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7年,页282。

[40] 散木:〈毛泽东批准枪毙黄克功〉,《新民晚报》(上海)2012年4月21日。

[41]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07年,页244。

[42]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68。

[43] 李冰封:〈并非家务事〉,原《书屋》(长沙)2001年第6期。载李南央编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香港)2003年,页177。

[44] 冯兰瑞:〈「真话」中的谎言〉,《开放》(香港)2006年11月号,页83。

[45]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232~233。

[46] 郭本敏、袁玉峰主编:《回望硝烟》,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参见〈激情燃烧的岁月〉,《文汇报》(上海)2007年8月11日。

[47] 张宁:《红妃自传》,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页4~5。

[48] 郭本敏、袁玉峰主编:《回望硝烟》,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参见〈激情燃烧的岁月〉,《文汇报》(上海)2007年8月11日。

[49]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香港)2007年7月第2版,下册,页957。

[50] 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七十年代》(香港)1978年9月号,页31。

[51] 邢小群:《往事回声——中国著名知识分子访谈录》,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页213。

[52] 沈容:《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页97。

[53]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069~1070。

[54] (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李逵六等译,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331~333。

[55] 朱鸿召编选:《众说纷纭话延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481。

[56]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延安风云〉,载朱鸿召编选:《众说纷纭话延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434。

[57]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年,上册,页201。

[58] 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6年12月第5年,页44。

[59] 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130。

[60] 浩然:《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华艺出版社(北京)2000年,页136。

[61] 赵长天:〈曾经〉,文汇出版社(上海)2007年。转引自〈革命时期的爱情〉,《文学报》(上海)2007年2月22日。

[62] 胡国华等:《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页93。

[63] 韩小蕙:〈为爱情恢复位置〉,《光明日报》(北京)2008年12月12日,第2版。

[64] 天天:〈蒙难人体女模特儿的畸形家庭〉,《家庭》(广州)1988年第10期,页20~22。

[65] 陈煜编著:《中国生活记忆》,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157~158。

[66] 秦全耀:〈黄华夫人曾伴毛泽东跳舞〉,《前哨》(香港)2008年11月号,页140。

[67]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90。

[68] 李慎之:〈一个老派共产党员——悼念温济泽同志〉,原《随笔》(广州)2000年第2期。收入《永久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公司出版(北京)2002年。引自《李慎之文集》,2003年自印本,下册,页561。

[69] 东平、王凡:〈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党史博览》(郑州)2007年第3期,页35。

[70]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页353。

[71] 王琳:《狂飙诗人·柯仲平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北京)1992年,页142。

[72] 刘守华:〈尘封六十年日记,茅盾之女坦露内心独白〉,载萨苏编《史客·两情》,金城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125。

[73] 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269。

  董边口述、曾自整理:〈和田家英相识相爱的日子〉,《各界》(西安)2015年第6期,页39。

[74] 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146。

[75] 李南央:〈长长短短说父亲〉,载李南央编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页60、47。

[76] 扬尘:〈病床前的回忆〉,原《收获》(上海)1980年第2期。参见包子衍、袁绍发编:《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1986年,页231。

[77]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17。

[78] 寒山碧:《邓小平传》(革命篇),东西文化事业公司(香港)1994年,页165。

[79]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93~97。

[80]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99。

[81]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下册,页140。

[82]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263、281。

刘守华:〈尘封六十年日记,茅盾之女坦露内心独白〉,载萨苏编《史客·两情》,金城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126。两份资料,沈霞去世日期相差一天,应以丈夫萧逸日记为准。

[83] 刘守华:〈尘封六十年日记,茅盾之女坦露内心独白〉,载萨苏编《史客·两情》,金城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124~125。

[84] 朱良:〈难忘朱仲丽大姐〉,《档案春秋》(上海)2014年第7期,页44~45。

[85] 丹丹:〈「送烂桔子」朋友的信〉,载李南央编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页162。再参见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340。

[86] 刘守华:〈尘封六十年日记,茅盾之女坦露内心独白〉,载萨苏编《史客·两情》,金城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123。

[87]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下册,页59。

[88] 丹丹:〈「送烂桔子」朋友的信〉,载李南央编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页162。再参见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340。

[89]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252。

[90] 李莎:《我的中国缘分》,李英男、姜涛编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225。

[91] 崔卫平:〈革命女性的孤独与压抑——为范元甄辩〉,载李南央编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页311。

[92] 李南央:〈她终于解脱!〉,《开放》(香港)2008年3月号,页70、68。

[93]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下册,页256、272。

[94] 李普:〈两个相反的典型——谈李锐并范元甄〉,载李南央编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页280。

[95] 李南央:〈答读者问〉,原《书屋》(长沙)2000年第11期。载李南央编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页218。

[96] 李南央编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页36。

原载:《南方都市报》(广州)2013年2月14日(浓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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