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10）
延安红色婚恋
喝延河水，上宝塔山，怀抗日志，谈革命情。延安情事携带着种种浓烈的红色特质，能从一个维度反映那段岁月的各种信息，包括一块块裹带深厚内涵的斑纹、一滴滴至今尚未完全干涸的泪水。
一、革命 + 恋爱
叶赛宁诗句：
世界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爱情的歌就会反复地歌唱。[1]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爱情风波。留法文学女博士陈学昭（1906～1991）抵达延安，很快发现：
爱情！爱情！前方正酣热于炮火，后方一切还照旧继续着，人们恋爱、嫉妒、相挤…… [2]
延安婚恋的特色是「革命」，红色基调，属于标本式的「革命+恋爱」。个体性爱与集体红业紧密结合，形而下微观爱情连接形而上宏观价值，个人生命与党与国家的前途相系相连，内涵与外延均有相当张力，光彩与力度既「前不见古人」，也完全有可能「后不见来者」。那些唱着抗战歌曲步行赴延的各路知青，英勇豪迈，慷慨激昂，既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也有只手擎天拼换山河的气慨，亦不乏「万一活到胜利后」的憧憬。
对于延安一代来说（抗战时期进入中共阵营约三十万知青），革命理想似乎近在眼前就能实现，红色情侣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精神层面的幸福指数相当高。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3] 较之今天形而下消费时代的男财女貌，延安红色婚恋的形而上精神维度要高得多，理想成分大得多。
不过，事物总是辩证的，延安一代既然享受到红色的热度与革命的高度，也就不得不同时品尝政治的苦涩。十分强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渗透延安生活，自然也渗入最个人化的婚恋，延安青年接受的诫律也是政治训令：
在这伟大的时代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良好的「作风」。男的对女的，女的对男的，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正确的恋爱观，必须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与政治认识为基础的！他所谓的「立场」是指「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是指「劳动观点」（亦即所谓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良好的「作风」是指反对「自由主义作风」的意思。
新同志为自己辩护是不被准许的，并且要受到「不虚心」的批评。[4]
人一多，事就多，花絮自然亦多。延安婚恋有自由恋爱、组织分配、历尽坎坷、第三者插足、爱上老外，三姐妹嫁三兄弟的「三刘嫁三王」，各有各的戏，各有各的故事，包括一些酸涩的故事。[5]不过，革命也给了一些特殊的「自由」，川人胡绩伟就突破传统观念，娶了嫡亲堂姐，且未婚生女。[6]
共军进城，进入「火红的1950年代」，延安夫妇们的婚恋质量达到最高峰值，「胜利后」的感觉真正「千年等一回」，今天的青年无缘品尝。可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次第展开，延安夫妇「政治第一」的婚恋也因政治跌宕起伏，最初的幸福度与后来的痛苦度成正比，各种花絮不断飘出，甚至裹带斑斑血迹。相当一部分延安夫妇前甜后苦，也是无法复制的「代际特色」。
二、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赴延女青年甚少（一般家庭都不愿放女孩单飞），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前后18∶1，1944年4月8∶1。[7]抗大一期1400余名学员，女生仅50名。[8]真正「狼多肉少」。赴延女性多为城镇知青，形貌气质较之乡姑高出一截，面对涌来众多异性，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她们自我感觉「多么的稀有和矜贵」，[9]她们定谱「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为吃瘪，标准一路放低，最后竟至：
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份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10]
1939年3月8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筹建，7月20日开学。校长王明，副校长柯庆施，政治部主任孟庆树（王明妻），教务主任张琴秋（茅盾弟媳）。教员多为兼职，李初梨、赵毅敏、丁玲、冼星海、何穆（陈学昭丈夫）等，专门培养中级以上妇女干部，1941年8月并入延安大学。[11]该校为延安集资兴办，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捐出担任国民参政员的工资，洛甫、王稼祥、叶剑英、陈云、邓发、刘少奇、张鼎丞等人也有捐助，加上各部门支持，依山挖出百余窑洞而草成。[12] 开学时学生近五百。[13]
中国女大的女生们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们将那些常来河边看她们的男人封为「河防司令」，内中有后来「开国元勋」一级的将领。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的「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向她求爱。南方姑娘锺路一到延安便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围追堵截」，整日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锺路只好公开恋情——丽花有主，对象是1936年就入党的粤籍青年张力克（1917～2004，后任沈阳市委书记），1941年早早结婚，以摆脱各路纠缠。[14]
工农老干部的求爱信，一般只有几句，但都有关键内容——「我爱你！」[15]因文化程度低，有的工农干部只能抄别人情书。1946年，长征老干部陈复生（1911～2013）抄人家大学生的情书，追到小20岁的沈桂明（承德高小女生）。[16]
茅盾之女沈霞（1921～1945），1940年5月与弟弟沈霜随父母赴延，先入中国女大。1941年8月，中国女大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沈霞入俄语系高级班，男同学萧逸（周扬秘书）猛烈追求。1944年5月，沈霞日记：
在延安要就是爱人，要就是不来往，建立朋友关系是不可能的，自己还没有什么，两旁人已经为这场戏贴了海报了。[17]
「资源严重匮乏」，女青年拒绝结婚几乎不可能。丁玲名篇〈「三八节」有感〉：「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若嫁了工农干部，知识分子掷来嘲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有意见：「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18]延安响彻这样的声音：「老子不识字，还不是革命吗？」[19]
还有无比强势的「组织分配」。1937年，红四方面军长征女性王定国（22岁），组织安排给54岁的谢觉哉，说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定国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包走上夫人「战斗岗位」。邓小平与卓琳的婚恋则是邓从前线回延安，一眼相中这位北平大学生，留下一句「请帮忙做做工作」便走了，组织出面，卓琳虽嫌其矮，还是嫁了。[20]1937年，王震娶了东北籍的北平大学化学系女生。[21]1945年5月，28岁的朱明嫁给59岁的林伯渠。[22]
延安也少不了最古老的故事。和平医院的王抗博医生与张看护生下一孩，王医生不肯负责，张看护自杀于医院。「在延安，像这样的事是很平常的。」[23]一些成长于封闭环境的女孩，很少接触异性，抵延后一下就倒在「第一个敢于拥抱她的男人」怀里。延安屡闹爱情风波，整风前「延安的结婚率离婚率相当高」。[24] 革命并未改变男尊女卑的国色。丁玲记述：「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25]也还有火伕强奸杀人的刑案。[26]
三、挑大的嫁与找「大小姐」
挑「大」的嫁，嫁大干部是延安姑娘的必然选择。虽然延安红女一脑门子妇女解放，追求独立平等，还有一些红女拉起「不嫁首长」的大旗，如中国女大生郭霁云拒绝刘少奇的求爱。[27]
另一位抗大女生拒绝校长林彪。这位女生被带到校长室，带她过来的人便离开了。女生不知道校长找她干什么，静候校长说事。不善言词的林彪一开口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的女生楞住了，等明白校长在求爱，推门哭出：「我不干！我不干！」[28]
现实面前，绝大多数延安女性还是只能以「对革命的贡献」为价值，以职级为高低，真正坚持「平等」者，终究不易。陈学昭：「听说有许多外来的女孩子，都以能嫁一位长征过来的八路军老干部为荣耀的。」[29]延安报纸刊有一幅著名漫画——〈新娜拉出走〉，讽刺赴延女性为争取独立自由离家，到了延安后又沦为大干部附属。1937年12月3日谢觉哉日记：「小资产阶级的恋爱神圣观，应该打倒。因为它一妨碍工作，二自找苦吃。」[30]在价值标准高度一元化的延安，红色女性选择的价值多元化实为无本之木。
延安婚恋另一深有意味的集体现象：绝大多数中共高干娶的都是「资产阶级大小姐」，都喜欢中产以上家庭出身的女学生，喜欢她们身上的气质韵味，都不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肯找工农女性。1949年进城后，大批中下层干部「鸟枪换炮」，或顶不住「糖衣炮弹」——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阶级小姐投怀送抱，纷纷蹬掉原配，另娶新妻，名曰「婚姻革命」。1953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万件，形成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离婚大潮。[31]
「解放牌」浩然（1932～2008）记述：
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共产党在农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靠近革命，最终被卷进革命队伍里。随大流跟大帮地挨到胜利时期，他们竟然捞到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混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实践」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我们的老县长，年近半百，很追时髦。他在贯彻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县直机关起带头作用，跟乡下那位与他同甘共苦患难几十年的老伴离婚之后，马不停蹄地跟一个比他儿子还小若干岁的女青年干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蓟县传为新闻，传为「佳话」，轰动一时，风光一时。有这么一位领导做表率，县直机关的男人们，不论年岁大小，不论原来的配偶与之感情如何，几乎都比赛似地抢先进、追时兴，吵吵嚷嚷跟乡下的媳妇闹离婚。
……县委书记彭宏同志指责我思想「封建落后」，不舍得跟一个没文化、梳着小纂的农民媳妇打离婚的事儿。[32]
四、丈人县——米脂
1941年初，王震率三五九旅从前线回陕北，屯垦南泥湾，驻扎绥德、米脂一带，有较长的休整时间。王震有意让一批老红军就地找对象，解决嗷嗷叫的「个人问题」。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地主、富农比例较高，他们的女儿们绝大多数接受教育，此前就一直有米脂富家姑娘嫁给各级赤干，「以至于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 [33]抗战后，由于挨得近，不少米脂姑娘入学抗大、陕公，至今不少健在的延安高干之妻仍是「米脂婆姨」。
一位团长与一位司务长（排级）同时看上一位姑娘，各托媒人，姑娘不知谁的官大，便问部队上的介绍人，恰好这人帮着司务长：「当然司务长大」，姑娘便嫁了司务长，事后才明白上了大当。后来，三五九旅重返前线，不能带家属，让女眷回娘家又怕出事儿，便办了一所半封闭的家属学校，意在「看」住她们，只能学文化看演出、听时事报告，但不能与男性多接触，尤其不能和外单位搞联欢，更不能办舞会。[34]此为中共「保护军婚」之起源，如今大陆「破坏军婚」仍要判刑三年，而且只判「第三者」，不判与之「合谋」的另一位「破坏军婚者」。
延安知青吃小米土豆、穿土布蹬草鞋，一周才能吃一次面条或饺子。抗大学生「在延河里洗脸，在露天吃饭。」[35] 陕北公学四人共享一盆洗脸水，三餐小米，四人合吃一铁盒土豆或南瓜。[36]黄华：「伙食很简单：小米饭和七八个人共吃的一小盆水煮萝卜，偶然有一两片土豆。」[37]定额具体：「每人每天一斤粮（高粱粗小米，只能喝稀饭），二钱盐，三钱油。」[38]
物质生活的困难也使延安婚恋染带红色悲壮，使他们高度认同「精神结合」，这一价值取向直接影响1950～60年代的全国婚恋观，时谚流云：「五十年代嫁工人」、「六十年代找军人」。
五、枪毙黄克功
1937年10月，延安发生轰动全国的黄克功案件。「抗大」三期六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延河边枪杀「陕公」女生刘茜。南京《中央日报》也报导这一桃色凶杀案。
黄克功（1911～1937），江西南康人，1927年参加中共，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师宣传科长、团政委，参加四渡赤水、娄山关等战斗。红军抵陕时，已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旅长。
刘茜（1921～1937·10），山西定襄人，太原友仁中学生，「民先」负责人。卢沟桥事变后，「愤暴日侵凌，感国难严重」，在中共护送下通过封锁线赴延，入学抗大第十五队。校领导誉为「年龄最小，表现最好」。黄克功恰任第十五队队长，与刘茜相识、恋爱。此后，刘茜随队转入陕北公学，黄克功调回抗大，两人接触渐稀。
随着时间推移，刘茜发现与黄克功在生活情趣、习惯爱好等方面差异较大。尤其黄克功恃功甚傲，不时发生摩擦。刘茜先感觉乏味苦恼，最后认为裂缝难以弥合，写信给黄克功：
你不要再急急地想结婚……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
是年，黄克功26岁，刘茜仅16岁，十分活泼，与其他男性接触较多，黄克功很妒嫉，猜疑她「随处滥找爱人」。刘茜向黄克功解释：
我们像亲兄妹一般地过着生活来到延安，但我们是同学之合，而没有和其中之一个产生什么爱的，我们一块游山玩水，一块打球，一块讨论，无形中失去了男女之界。现在仍是那般的。
刘茜用多种方式疏远黄克功，写信暗示、送还物品、拒绝接受钱物，最后明确拒绝。黄克功却深陷情涡难以自拔，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耻辱。
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功佩带勃朗宁手枪，偕抗大训练部干事王志勇到陕北公学找刘茜，校门前遇见刘茜与董铁凤等人在一起，黄克功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刘茜不便拒绝，遂离开同学，与黄克功、王志勇同行。天色已黑，王志勇先行回校，黄克功在河滩上与刘茜谈判，再次要求公开宣布结婚。刘茜断然拒绝，遂发生尖锐争吵。黄克功先持枪威胁，后失去理智开枪。刘茜中弹倒地呼救，黄克功又向她头部打了第二枪，刘茜当即毙命。
黄杀人后，十分镇静，回到抗大宿舍洗去鞋上与外衣血迹，擦拭手枪，将刘信加写日期（10月4日），企图捏造反证。次日，「陕公」董铁凤等见刘茜一夜未归，来黄处询问，黄假装不知。不久，刘茜尸体在河滩被发现，身旁有两粒勃朗宁手枪弹壳。被捕后，黄克功辩称：「她眨睛无情，恶言口出」，「刘氏狼心毒恶，玩弄革命军人，损功名誉，当时则气愤填胸，乃拔手枪予击之，一枪未击毙，故加一枪。」[39] 审讯组以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为组长。
恶性情杀案在边区引起地震，群众反应强烈，要求严惩凶手。也有不少人认为黄克功有功，年纪还轻，应该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中共中央要延安各单位讨论此案，一时议论纷纷，然不外乎两种意见：
一、作为老革命、老红军、老党员，强迫未达婚龄少女结婚，已属违法，采取逼婚手段，更违犯婚姻自主。此外，黄克功不顾国难当头，个人恋爱第一，达不到目的就丧心病狂杀害革命同志，无异帮助民族敌人，实属革命阵营败类，触犯边区刑律，破坏红军铁的纪律，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女生反应尤烈。
二、另一部分人认为，从理论上黄应处死刑，但国难时期，应珍惜每一人才，让其为国效劳。黄克功枪杀刘茜，已损失一份革命力量，不能再杀黄克功，不能再失一份革命力量。应免除死刑，让他上前线戴罪杀敌，让他的血淌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上。
黄克功被捕后，一边真诚认罪（一说认罪不服罪），一边认为自己资格老、功劳大，「上峰」会从轻处罚。他致信毛泽东，请求留他一条生路：
法庭须姑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实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实党之幸，亦功之最后希望也。
主持抗大工作的副校长罗瑞卿，素重黄克功，前往探监，但表示军法如山，党不能徇私情而弃原则。在研究处理黄克功的会议上，罗瑞卿表示：「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功劳、地位、才干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40]
叶子龙回忆毛泽东很愤怒：「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中共高层经讨论，决定处以死刑。10月11日，陕北公学大操场，数千人公审大会。审判长雷经天，抗大、陕公选出四位陪审员，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边区保安处黄佐超、高等法院检察官徐世奎为公诉人。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亲临现场。延安各单位代表发言，分歧很大。审判长宣布暂时休庭，由法官们商议最后裁决。当审判长问黄克功有何请求，他说只有一个愿望：
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他要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死在向敌人的冲杀中。
当宣布死刑并立即执行，黄克功未表示任何反抗抵触，既不激动亦不消沉，只是转过身举起双手，高呼口号：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随后，他跟着行刑队，穿过人群，走向刑场，偌大会场，一片静寂，不少人流下怜惜的泪水。
这时，法庭收到毛泽东亲笔信，要求当着黄本人的面向大会宣读。审判长与张闻天商议后，命令带回黄克功，由审判长宣读毛信。当黄克功知道毛泽东来信，并向他当面宣读，流露出希望和感激的表情。毛信全文如下：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每）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的家属，应给予安慰及抚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听完毛泽东的信，黄克功深深低下头，然后又高呼那三句口号。这一次行刑队没再干涉，等他呼毕，带他重新走出会场。数千在场者都看到黄带着认罪服法的态度离去。
黄克功案件后，毛泽东特意上抗大作了「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提出革命青年恋爱应遵循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数月后，毛泽东在抗大集会再评：
这叫做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颗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一颗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
黄克功案件说明中共勃兴时的「公正」，涟漪波及至今。如今延安王家坪大型标志性建筑「延安革命纪念馆」（耗资五亿余元建造），该案都有一席之地——专门介绍此案的图片。
六、组织配婚
在延安及各赤区，未经组织批准结婚，可是犯了大忌。14岁赴延的夏沙，17岁与文工团同事恋爱，18岁怀孕。她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后任中宣部副部长，1968年迫害致死），主动坦白，请求处分。张际春肄业于湖南衡阳省立三师，在中共里就算知识分子了，他给夏沙的处分还算柔性——「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整风抢救运动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夏沙成了抗大重点批斗对象，她在大会上诚恳检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41]新四军画家陈亚军与盐城中学女生谈恋爱，也被开了大会，狠斗一场。[42]还有许多因恋人出身不佳受到组织劝阻、批判，闹出不少自杀悲剧。1948年冀察热辽赤区《群众日报》电报员韩志新与地主女儿恋爱，遭到批判，斥为「包庇地主」、「接受贿赂」，韩志新思想紧张，用步枪自杀。[43]
结婚、离婚必须经过组织审批。冯兰瑞（1920～ ，中顾委员李昌妻）欲与前夫离婚，1943年春递交报告，1944年才获批准。[44]冯兰瑞出生贵阳小康之家，1934年初二辍学参加星光读书会，1937年春参加救国会，1938年1月入党，职业革命。六舅谢凡生是她第一位红色启蒙老师，使她有机会读到高尔基的《母亲》、绥那菲莫维奇的《铁流》等赤俄书籍。1940年，冯兰瑞赴延，入中央青委。1950年代《哈尔滨日报》总编。此后，她放弃报社领导职岗，考入中央高级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
32岁的八路军团长高自如，各方面都符合结婚条件，打报告申请与29岁的鲍侃结婚。上司彭真不予批准，八路军团长不能与一名非党员结婚。1946年春，高自如在华北牺牲。1947年4月，鲍侃入党，才获得与恋人结婚的先决条件。这一遗憾，鲍侃携带终身。[45]
如果组织出面，就大不一样了。新四军不少单身高干，多利用工作接触或集体广播操，直接挑选城市女生。陈毅、粟裕、彭雪枫等都是这样抱回佳偶。[46]他们转过身，也用同样方法为部下解决「个人问题」，不时上演「乱点鸳鸯谱」。
「红妃」张宁（林立果未婚妻），其父张富华，江西兴国人，1929年加入红军，1940年代初胶东军区十三团政治部主任。一天，女兵连清晨出操，胶东军区司令许世友在窗前问张富华：「你看上哪一个？」张指着一位高个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马！」就是张宁之母，胶东文登县侯家集方圆百里出名的大美人，高挑身材，粉面桃花，弯眉大眼高鼻梁。张宁记述：
第二天组织出面找妈妈谈话，三言两语介绍了爸爸的情况，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妈妈背着自己的行军包进了爸爸的屋子，摆了一桌花生、红枣和一瓶土烧酒，两人结婚了。妈妈为逃避包办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产党员后，却又由「组织包办」嫁给了比他大16岁的我爸爸。这种事在战争年代不稀奇，许多当年在战争第一线拼命的指战员，他们的夫人有许多是在与我妈妈大同小异的情况下与丈夫结合的。这叫「革命感情」。[47]
这年，张宁之母只有17岁。组织力量大如天，毫不夸张。
八路军战将聂凤智（上将）、向守志（1988年上将），也是这一时期从女生中觅得佳偶。一些红色女生提出反对「首长路线」，襄樊女生林颖（1920～ ）乃带头人之一，一时名噪「小延安」——河南确山竹沟（新四军四师驻地）。但林颖在收到彭雪枫（1907～1944）第一封情书二十天后，便「下嫁」这位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新四军第一旅老红军万海峰（1920～ ，1988年上将），1943年10月得娶上海护校女生赵政。[48]首长与小兵，难以「平等」呵！
吴法宪也是在新四军三师觅得上海女生陈绥圻（1923～2011）。陈绥圻1940年加入中共，1941年上海党组织决定她入苏北赤区，任职新四军三师政治部。后为吴法宪办公室主任，随吴法宪一起倒台。[49]
历经五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婚恋自由，就那么「高尚」地交出去了。这种组织「安排婚姻」，认识24小时之内就结婚等「革命爱情」，一路抛留「革命婚恋」花絮，不免悲剧连连。
不少女知青进入赤区后，很快被组织指婚，走了真正「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她们被指婚的都是「功劳很大」的长征老干部，城市女生进退两难，当时就出名言：「老干部可敬不可爱。」周扬评曰：「格格不入呵！」[50]知识女性与工农干部文化上的差异，当然成为影响红色婚姻的「不和谐因素」。
1950年代以后，「领导意旨」成了不少青年女性的可怕咒语。某单位头目追求某女，女方看不上，这位头目竟找个茬将此女送进劳教所。直至1980年代，劳教所接受「劳教对象」仅须单位人事部门一纸信函，毋须核实，更毋须任何审判程序。[51]
七、临时夫人
延安的红色老外拥有「临时夫人」。两位苏联联络员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阪参三），长期滞延，请求中共中央协助解决「个人问题」，为他们物色「临时夫人」，声明回国时将不带走。中共还真出面挑选说合，成就「好事」。后来，两位苏联人回国，「临时夫人」结束任务，「临时丈夫」各留下一笔钱，以为答谢。三八式女干部沈容（1922～2004）直至晚年仍不解：
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共产党一直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怎么会答应苏联人的这种无理要求？[52]
李德（1900～1974）也有中国夫人。还在江西苏区，33岁的李德看中一位共青团领导的漂亮妻子，他按西方习惯不断向她献花送礼，挤眉弄眼，动作轻佻。这位团中央领导人赶紧向党中央汇报，要求组织制止李德的调戏。「党中央」领导感觉很棘手，研究半天，决定「因势利导」，为这位洋大人安排「临时夫人」。他们选中团中央粤籍姑娘萧月华。[53]
萧月华（1907～1983），广东大埔人，工农出身，1924年由彭湃妻蔡素屏介绍入团，1927年转党，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的干事，不漂亮但强壮，为人厚道，文化较低，在组织磨泡与下「死命令」，她抱着「为革命而牺牲」的精神嫁李德，生有皮肤黝黑一子。抵达延安后，李德追求上海影星李丽莲，萧月华哭诉至毛泽东处，坚决要求离婚，李德即娶李丽莲。
萧月华证婚后，先入抗大一年,后任地方妇女工作；1946年入东北,历任县委组织部长、察哈尔军区组织部科长；1949年后南下，湖南交通厅办公室主任，1960年返部队离休，授衔大校；1976年省政协委员，1982年初副军级安置。
一说李德与李丽莲认识在与萧月华分手之后。与萧离婚后，李德情绪低落，几次要求回苏联，均未批准，百无聊赖的李德只好靠打猎、散步打发时间。一天傍晚，李德沿着延河散步，「顾问同志，您好！」一声问候打断李德思绪，只见几位青年女性正在河边洗衣，李德认出里面有毛夫人江青，更吸引他的是江青旁边那位姑娘，漂亮脸蛋，一袭合身连衣裙，微风吹来，那么婀娜多姿。江青连忙介绍，姑娘叫李丽莲，也是演员，刚从上海来到延安。
李丽莲（1914？～1965）会说英文，又有艺术修养，他们常常一起谈论艺术，李德感觉觅得知音。熟悉之后，两人越聊越投机，感情与日俱增。一天，听完李丽莲唱歌，李德陶醉而激动地向李丽莲说：「丽莲，你唱得太好了，简直像百灵鸟一样动听！」见李丽莲很高兴，李德进一步大胆表白：「丽莲，我们结婚吧！」李丽莲羞涩地低下头，李德顺势抱入怀，深情一吻。
1938年，李德与李丽莲结婚，李德十分快乐。李丽莲不仅能歌善舞，文化水平明显高于萧月华，能谈论中外种种奇闻逸事，李德十分享受。李丽莲还将艺术学院一些朋友介绍给李德，他们的院子里充满欢声笑语。李德的留声机播放着优美音乐，他们跳着欢快舞蹈。李德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
1939年8月，一个周日清晨，李德突然接到通讯员送来纸条，只有张闻天的一行字：「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六年与共产国际隔绝联系的李德，急忙穿衣与妻告别，匆忙骑马赶到机场。一架美式道格拉斯飞机已经发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已在那里。原来，周恩来携妻与养女孙维世飞俄疗治臂伤，蒋介石为周派来自己的专机。共产国际要求李德同机回俄述职。很快，李丽莲也赶到机场，要求与李德一起飞俄。李德请示毛泽东，毛让找张闻天，张说李丽莲没有苏联入境签证。周恩来一旁插话，说到莫斯科后争取一下，李丽莲可随后赴苏。但此一别，即为永诀。李德离华后，与李丽莲再未谋面。1965年4月，李丽莲病逝北京。[54]
李德晚年在东德撰写《中国纪事》，十分怀念与李丽莲度过的时光。对于其他女性，特别在中国其他情遇，只字未提。
八、禁欲氛围
海伦·斯诺是最早访问延安的老外之一，撰有《延安四个月》（1937）：
清教主义、禁欲主义以及斯巴达主义的哲学，主宰着延安的一切。[55]
1937年1～9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0～1950）以《法兰克福报》记者身分采访延安。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她试着教这些高级干部跳舞——
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56]
禁欲主义总是革命队伍中的主旋律，清教徒式低欲氛围乃延安基调，立有「二八五七团」允婚门槛——二十八岁、五年党龄或七年工龄、县团级干部。[57]达不到三项条件，自己识相点，往后退退。一位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的上海中学生，十一年后再见老同学，有一段谈话：
老同学问：「我想知道你到底想不想家？」
「老干部」道：「很久不通信了，有时难免会想到。」
「那么，难道你也不想找个女朋友？」
「这要等组织决定的。」
「我问的是想不想？」
「…………」
老同学十分感慨。[58]
留苏十五载的师哲，晚会上有时被拉节目——
我讲个故事，在苏联人觉得很可笑的爱情故事，在延安竟没有反应，尤其是讲到Kiss（亲吻），听者更觉不堪入耳。所以总有些和大家不大协调的地方。[59]
延安氛围被赤干带至各根据地。据浩然记述：1947～48年的冀中根据地，有人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就要拉出游街——
当时农村政治斗争也开始有了战争的火药味儿。特别是大村，拉人游街的事儿，强迫人坦白的事儿，以及对犯了错误和有毛病的人开展大会斗争的事儿，动不动就折腾一回。[60]
有了延安烘焙成的清教徒式氛围，便有了下一代空前绝后「全纯式」文革婚恋。上海作协副主席赵长天（1947～2013），女友乃初中同学。赵长天入川当兵，女友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通信多年——
但在那个年代，是不敢放任自己的情感的。恋爱是一个耻于出口的字眼，甚至要压制闪出这方面的念头……我们在恋爱中的信件，都可以公开在板报上贴出来，说的都是革命的语言。
1973年，赵长天首次探家，携女友同游莫干山，满山翠竹满谷林涛，鸟鸣泉咽，静得只有他们两人，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然而「除了在下山的陡坡援手搀扶，我们没有更亲密的接触。没有接吻，没有拥抱，更不会住在一个房间。」而且——
什么是性行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对于性的常识，几乎为零。主流社会的声音，和「性」是完全绝缘的……第二年我们在新婚之夜，还不知上床是怎么回事，真正是在黑暗中摸索。现在的年轻人只好当笑话听了，但我相信，这样的情况，绝不在少数。我们总算自学成才了。听说有结婚多年始终不孕，去医院就诊，才明白根本就没有同房。笑话就变成悲剧了。[61]
将人性异化政治化到对本能完全无知，失去人类基本经验的承传，革命革到下一代对性要「在黑暗中摸索」、「自学成才」，红色「标志性建筑」呵！至于禁欲所涵纳的深层次内涵，以及所连带的价值趋向，一斑窥豹一叶知秋，衍化为后来的「个人问题再大也是小事」。1980年，山西保德县林业站副站长栾双田，夫妻分居二十五年，仍无法解决牛郎织女。[62]
文革结束，一些常识成为「发现」。小儿科级的ABC都会引起惊天动地的反响。1978年《十月》创刊号发表刘心武小说〈爱情的位置〉，出刊前座谈会，严文井喟叹：「爱情总算又有位置了！」一位田头干活的插队知青，从高音喇叭里听到「现在播送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第一感「简直是发生了政变！」一位渔民给刘心武写信：听了广播后激动得不行，「原来自己藏在心底的爱情并不是罪恶，他现在可以跟女朋友公开地来往了。」[63]
据1980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某部政委不准放映涉及爱情的影片，亲自审批每月放映计划，禁映《他们在相爱》、《爱情与遗产》、《海之恋》、《庐山恋》等。一天，到了一部新片《不是为了爱情》，文化干事请示能否放映，政委一听片名：「好！不仅可以上映，而且可以多放几场，让大家都受到教育。」当政委从影片中看到一些他想不到的镜头，大惊失色，立即下令放映室停映。
一位农村女模特的遭遇也很能说明1980年代的「性氛围」。1985年，因闺友偶然介绍，十九岁村姑陈素华当了南京艺术学院人体模特。父母得知女儿干的是「脱光衣服」，怒不可遏，不让她再出门「丢人现眼」。村里天天有人来看「新闻人物」，走到哪都有人戳脊梁。陈素华终被逼疯，脱光衣服往屋外跑。93岁的刘海粟得讯，特寄千元港币示慰。[64]上海某大学对一名成绩合格的硕士考生提出要求：如果你继续穿牛仔裤，将拒绝录取。电视主持人李静：「七0后」一代都有穿第一条牛仔裤被骂脱下来的经历。[65]
九、红色婚礼
囿于条件，延安情恋浪漫指数很低，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访问」，情人们唯一浪漫之事就是周末舞会。谷场上，油灯下，一把胡琴伴奏，穿着草鞋跳舞。[66]婚礼更是「革命化」。1942年9月1日，长征老干部舒同（1905～1998，后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与石澜结婚，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主婚，很庄重的婚宴——「粗面馒头，西红柿炒洋芋片，并以开水当酒。」[67]这还算好的，有面有菜，办了婚席。大多数延安婚礼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称「花生米婚礼」。[68]
1938年11月20日，45岁的毛泽东与24岁的江青结婚，也不过在凤凰山窑洞外摆席三桌，很普通的几个菜，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客人站着吃饭。毛泽东没出来，江青出来转了转，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
贺龙来延安，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半开玩笑地：「主席，结婚大喜，也不请我们喝酒？」毛随即对身边的叶子龙说：「子龙，你办两桌饭，让他们吃一吃。」叶便筹办酒菜，邀请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席间，王若飞喝酒较多，饭桌上一个劲骂机会主义。这是毛江结婚第一次请客，后又请了一次。王观澜、徐明清在第二次被请之列。徐明清记忆清晰，是个星期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去毛处的路上，见到一些被炸死的尸体。毛泽东没在「合作社」摆席，在自己住的凤凰山窑洞，请一位大厨师掌勺。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69]
新婚青年没房子，专辟十几孔窑洞为「青年宿舍」，只有一张床，被褥自带，不开饭，一天五毛钱。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单位。[70]
延安无所谓家，夫妻二人各在各的机关里工作生活，每礼拜见上一次面。同在一个机关里的，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饭。[71]
1945年春节，24岁的沈霞与30岁的萧逸结婚，沈霞带着简单衣服和几本书，步行二十多里路，赶到萧逸搞民办教育的乡下，没有满堂宾客没有热闹锣鼓，只有一捧红枣一个「喜」字，就算「礼成」。[72]
「政治第一」不仅是意识形态，也是延安人的日常生活。1942年12月结婚的田家英（20岁）与董边（26岁），每天五点起床——
天麻麻亮，就拿着报纸，带上地图，上山读报，把苏军占领的地方用红笔划上圈，一周分析一次形势。我们每天都要阅读国民党统治区的大量报刊，研究形势动态。
田家英（1922～1966），在成都时与红女刘承慧走得很近。1937年11月，组织安排田家英赴延，将刘承慧留在成都搞「地下」，其妹刘承智则来延安。1940年田家英在马列学院，刘承智对他印象很好，便结了婚。婚后，田家英抽调至中央政研室，专心读书学习、搞研究、写文章，刘承智则活泼好玩，喜欢跳舞，两人兴趣不一，女方提出离婚。田家英情绪低落，不起床不吃饭。政研室支书周太和指派支委董边安慰田家英，做其思想工作。最初，田家英不愿接近董边，还吵了嘴，后来竟「好」上了。当然，他们的「姐弟恋」也是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73]
延安青年对政治的兴趣也是终身的。1959年庐山会议，李锐从副部级直坠地狱，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差点饿死北大荒。1963年11月，李锐发配安徽大别山磨子潭水电站文化教员，临行前与田家英在后海小酒店话别，回家后夜不成寐，吟诗「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74]李锐承认已完全政治化，与子女聊天「简直就是上政治课，没有什么家常话。」1966年初秋，李锐自大别山回京，对其女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矛头绝不止是简单地对着『三家村』、北京市委。毛泽东还有更大的目的。」[75] 政治嗅觉端得灵敏！文革中，冯雪峰每天必读报，很需要有人去看他，生怕被人遗忘。[76]
延安夫妇还有一档最麻烦的事——孩子。按中共队伍惯例，婴孩随生随送老乡，组织一手安排。1939年7月，抗大与陕公迁址前线，徐懋庸、刘蕴文夫妇随行，新生一子，送给瓦窑堡居民，「解放后去信探问，经当地政府覆信，说已因患天花死了。」[77]1941年9月，邓小平与卓琳长女邓林出生河北涉县，只喂七天奶就送给老乡，两岁才接回。[78]1943年春，石澜生下长子，一个月后，「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原因是石澜有「特嫌」，要接受审查。[79]贺子珍在长征中弃女、张琴秋随西路军突围，因追兵在后而弃子。[80]
李锐、范元甄夫妇，一边炮火连天，内战打得正紧，工作繁忙；一边肚子日隆与哭声不断的新生儿，两人为家务活不知吵了多少嘴、伤了多少情。1947年7月29日，26岁的范元甄家书：
我什么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81]
有婚恋就会有孕育，怀孕为延安女性最头痛之事。女大学员陆红与教员徐以新（大革命留苏生，后任副外长），通过交际舞恋爱结婚，一年后怀孕了。陆红担心拖个孩子影响工作，「从早到晚猛跳猛蹦，用拳头使劲擂肚子，想把胎儿流下来」，没想到孕婴比她还坚强，顽强长成，还活下来。如想人工流产，对不起，也要打报告，得组织批准。1945年8月17日，茅盾之女沈霞为随队赴东北，执意要做流产手术，延安和平医院消毒不严，刀口感染大肠杆菌，8月20日去世。[82]沈霞结婚前后，心情矛盾，日记中：
人家会说……还不是和一般的女同志一样，没有希望的！……想到这些，结婚对我不是愉快、幸福，而是痛苦、耻辱！
（发现怀孕后）「完了」！这并不是简单意味着我要生孩子，而且意味着我的前途完了！……周围的人生活得快乐健康，有希望、有前途，我是被弃于这圈子以外了。没有一个可以诉说的人。可以说，我不愿任何人知道。[83]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结扎，永绝「祸根」。1939年3月，33岁的中央首长王稼祥（1906～1974）娶24岁来延长沙富家女朱仲丽（1915～2014）。毕业于东南医学院的朱仲丽，曾入南京中央医院（专为国民党中委、部长一级服务）任外科、妇产科见习医生，知道阑尾与输卵管相近。一次，因患急性阑尾炎在延安医院开刀，在征求王稼祥同意后，顺便做了结扎：「我这一辈子不想怀孩子了。」[84]
进入「火红的1950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恋幸福度达到最高峰值。政治第一的婚恋也因一场场政治运动颠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与此后的痛苦度恰成正比，不少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延安女干部郭霁云晚年还闹离婚。[85]
为革命而结合、为党籍而离婚，在延安一代夫妇中十分普遍。1943年抢救审干运动如火如荼展开，沈霞恋人萧逸被关押，1942年12月入党的沈霞，1943年6月19日的日记：
我爱的人是最好的人……看着吧！我要永远地爱他！我发誓。除非他和我是敌对立场。要不然我要爱到死！[86]
1960年范元甄与李锐离婚不久，一次去看周恩来夫妇，吃饭时陈毅说：「老夫老妻离什么婚呵？！」周恩来正色：「嗯，这是大是大非呵！」范元甄因周恩来的理解顿感释然。[87]
延安女性政治热情极高，婚恋又多因政治而合，自然也因政治一路颠簸。一旦丈夫被逐出中共队伍，宣布为「右派」、「右倾」，离婚概率也相当高。因革命而嫁，也因革命而离。政治风波常常出现于这些红色家庭。延安女性郭霁云（即郭靖，刘少奇曾垂青），晚年还闹了离婚。[88]舒同与妻子石澜结婚四十年，夫妻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石澜：「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带到家庭中来，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向子女诉苦：「在社会上紧张工作，回到家庭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1982年，因石澜对丈夫的无情揭发，舒同震怒，坚决离婚。石澜当时就后悔了，在法院〈离婚通知书〉上批写八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89]
红色婚恋还有一个值得记述的侧面：高干夫人多数人生起点较低，一场革命使她们夫荣妻贵，吮享前所未有的社会尊敬。李立三俄妻李莎记述：一位红色夫人曾经走到哪儿都被奉若上宾，抬着捧着，同时享受许多组织待遇。高干丈夫突然离世，组织待遇虽然降幅不大，社会感觉则「立竿见影」。一次外出旅游，没给她安排别墅而是宾馆套间，她受不了这种冷落与「世态炎凉」，长期抑郁，最后自杀了断。[90]
十、南央评母
延安女性后代对母亲有一集体认识：
从解放区走出来的母亲，不顾家，不会做家务。[91]
政治第一的红色婚恋使她们的「阶级情同志爱」远远高于家庭亲情。李南央评其延安干部母亲：
她这辈子过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
她没有干成自己想干的事，她没有爱成自己想爱的人。
范元甄自评与李锐的婚姻：
我与李某有过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共产党（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92]
二十年夫妻居然是「一场阶级斗争」！范元甄尤其看不上地主婆婆：
死，也没什么，只解放了许多人。
1950年，李锐对夫妻生活退守「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93]
文革前，历次运动中先后倒下的延安人较之同辈心口更痛，因孤立而锥心难泯。1959年庐山会议后，李锐白天在机关挨斗，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场批斗还在等着，李锐「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不久，李锐开除党籍，组织谈话，他回答：「赞成开除，没有意见。」「当时完全绝望了，我觉得党已经没有希望，自己又报国无门，悲哀极了。」[94]进入文革，所有老干部一齐下台一齐被打倒，全国上下一片黑，延安干部被抛弃被诬屈的感觉反而要小得多。
李南央：
夫妻的政治离异、子女与父母的政治反目，维系家庭的亲情可如粪土般随便抛弃，阶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唯一「健康」的纽带。「为革命，六亲不认」，是让人肃然起敬的，那种日子实在是太可怕了。[95]
她（按：母亲）的冷血的个性，不是她独有的，我在很多干部子弟朋友的母亲身上都可感到。[96]
2008年，此前一直争议很大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终入华东师大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高校教材，钱谷融主编），尽管是「存目」，终究表明大陆文化界「可以」关注延安一代，关注他们不可复制的婚姻，关注延安一代家庭生活所裹带的红色信息。从汲取历史教训角度，剖析延安一代红色婚恋的涩因，不仅有助于提高后人婚姻的和谐度，也有助于全社会多侧面更深入总结延安经验，不要在前人摔跌之处再跌上第二次。
2011-6中旬于沪，后增补。
[1] （俄）叶赛宁：〈亲爱的一双小手像对天鹅……〉，《叶赛宁抒情诗选》，刘湛秋、茹香雪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页169。
[2]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1938～3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224。
[3]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179。
[4] 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6年12月第5年，页80、101。
[5]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209。
[6] 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343～354。
[7] 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88。
[8] 尼姆·威尔斯（Nym Wales）：《续西行漫记》（Inside Red China），陶宜、徐复译，三联书店（北京）1991年，页76。
[9] 欧阳山：《圣地》（《一代风流》第4卷），花城出版社（广州）1983年，页1330。
[10] 赵云升、王红晖主编：《元帅夫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03年，页140。
[1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6年，上册，页428～429。
[12]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73～74。
[13]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1975年，第三编·延安时期（上），页321。
[14]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184、186～187。
[15]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97。
[16] 陈复生：《九死复生—— 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0年，页195～197。
[17] 刘守华：〈尘封六十年日记，茅盾之女坦露内心独白〉，载萨苏编：《史客·两情》，金城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123。
[18] 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第四年。
[19]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上册，页426。
[20]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188～189。
[21] （美）福尔曼：《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2002年，页47。
[22] 朱明内侄王恒申来函（2015-8-3），朱明（王钧璧）出生年份，按《林伯渠传》注释1919～1961；按朱明骨灰盒（八宝山·西二室）1917～1961。再据朱明中学同学《汪雨相传》，1929年秋入学安徽嘉山县明光私立小学初中班，12岁小学毕业较合理，故应出生1917年。1932～37年，朱明入读上海光华大学（最晚1935年入学），亲历「八·一三」，后随光华大学内迁成都，佐证1945年朱明应为28岁。
[23] 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3月1日初年，页14。
[24] 陈亚男：《我的母亲陈学昭》，文汇出版社（上海）2006年，页303。
[25] 丁玲：〈「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26]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上册，页239。
[27]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340。
[28]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页349～350。
[29]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1938～3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91。
[30]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上册，页189。
[31] 黄传会：《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文汇出版社（上海）2004年，页99、103、211。
[32] 浩然：《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华艺出版社（北京）2000年，页96、167。
[33] 周锡瑞：〈「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原载冯崇义等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页9～10。转引自岳谦厚、郝东升〈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米脂地主经济〉，《中共党史研究》（北京）2009年第6期，页83。
[34]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年，上册，页80～81。
[35] 江文汉：〈延安访问记〉，《档案与史学》（上海）1998年第4期，页6～7。
[36] 绯石：〈我与王实味〉（1996），载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97。
[37]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43。
[38] 黄俊耀：〈踏遍陕北山山水水的民众剧团〉，原《戏曲研究》第21期。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231。
[39]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7年，页282。
[40] 散木：〈毛泽东批准枪毙黄克功〉，《新民晚报》（上海）2012年4月21日。
[41]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07年，页244。
[42]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68。
[43] 李冰封：〈并非家务事〉，原《书屋》（长沙）2001年第6期。载李南央编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香港）2003年，页177。
[44] 冯兰瑞：〈「真话」中的谎言〉，《开放》（香港）2006年11月号，页83。
[45]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232～233。
[46] 郭本敏、袁玉峰主编：《回望硝烟》，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参见〈激情燃烧的岁月〉，《文汇报》（上海）2007年8月11日。
[47] 张宁：《红妃自传》，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页4～5。
[48] 郭本敏、袁玉峰主编：《回望硝烟》，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参见〈激情燃烧的岁月〉，《文汇报》（上海）2007年8月11日。
[49]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香港）2007年7月第2版，下册，页957。
[50] 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七十年代》（香港）1978年9月号，页31。
[51] 邢小群：《往事回声——中国著名知识分子访谈录》，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页213。
[52] 沈容：《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页97。
[53]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069～1070。
[54] （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李逵六等译，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331～333。
[55] 朱鸿召编选：《众说纷纭话延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481。
[56]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延安风云〉，载朱鸿召编选：《众说纷纭话延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434。
[57]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年，上册，页201。
[58] 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6年12月第5年，页44。
[59] 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130。
[60] 浩然：《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华艺出版社（北京）2000年，页136。
[61] 赵长天：〈曾经〉，文汇出版社（上海）2007年。转引自〈革命时期的爱情〉，《文学报》（上海）2007年2月22日。
[62] 胡国华等：《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页93。
[63] 韩小蕙：〈为爱情恢复位置〉，《光明日报》（北京）2008年12月12日，第2版。
[64] 天天：〈蒙难人体女模特儿的畸形家庭〉，《家庭》（广州）1988年第10期，页20～22。
[65] 陈煜编著：《中国生活记忆》，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157～158。
[66] 秦全耀：〈黄华夫人曾伴毛泽东跳舞〉，《前哨》（香港）2008年11月号，页140。
[67]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90。
[68] 李慎之：〈一个老派共产党员——悼念温济泽同志〉，原《随笔》（广州）2000年第2期。收入《永久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公司出版（北京）2002年。引自《李慎之文集》，2003年自印本，下册，页561。
[69] 东平、王凡：〈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党史博览》（郑州）2007年第3期，页35。
[70]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页353。
[71] 王琳：《狂飙诗人·柯仲平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北京）1992年，页142。
[72] 刘守华：〈尘封六十年日记，茅盾之女坦露内心独白〉，载萨苏编《史客·两情》，金城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125。
[73] 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269。
董边口述、曾自整理：〈和田家英相识相爱的日子〉，《各界》（西安）2015年第6期，页39。
[74] 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146。
[75] 李南央：〈长长短短说父亲〉，载李南央编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页60、47。
[76] 扬尘：〈病床前的回忆〉，原《收获》（上海）1980年第2期。参见包子衍、袁绍发编：《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1986年，页231。
[77]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17。
[78] 寒山碧：《邓小平传》（革命篇），东西文化事业公司（香港）1994年，页165。
[79]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93～97。
[80]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99。
[81]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下册，页140。
[82]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263、281。
刘守华：〈尘封六十年日记，茅盾之女坦露内心独白〉，载萨苏编《史客·两情》，金城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126。两份资料，沈霞去世日期相差一天，应以丈夫萧逸日记为准。
[83] 刘守华：〈尘封六十年日记，茅盾之女坦露内心独白〉，载萨苏编《史客·两情》，金城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124～125。
[84] 朱良：〈难忘朱仲丽大姐〉，《档案春秋》（上海）2014年第7期，页44～45。
[85] 丹丹：〈「送烂桔子」朋友的信〉，载李南央编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页162。再参见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340。
[86] 刘守华：〈尘封六十年日记，茅盾之女坦露内心独白〉，载萨苏编《史客·两情》，金城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123。
[87]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下册，页59。
[88] 丹丹：〈「送烂桔子」朋友的信〉，载李南央编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页162。再参见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340。
[89]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252。
[90] 李莎：《我的中国缘分》，李英男、姜涛编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225。
[91] 崔卫平：〈革命女性的孤独与压抑——为范元甄辩〉，载李南央编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页311。
[92] 李南央：〈她终于解脱！〉，《开放》（香港）2008年3月号，页70、68。
[93]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下册，页256、272。
[94] 李普：〈两个相反的典型——谈李锐并范元甄〉，载李南央编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页280。
[95] 李南央：〈答读者问〉，原《书屋》（长沙）2000年第11期。载李南央编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页218。
[96] 李南央编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页36。
原载：《南方都市报》（广州）2013年2月14日（浓缩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