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的书，你自己买，李劫的书，我代他送给你”，卖书人林老板（林荣基）指著结账台上的《中国文化冷风景》与《思想没有家，永远在路上》说。
“读书人买书是理所当然的，自己不花钱白白得到的书，不刀割肉疼，大都束之高阁，以为总有时间读，却忘记读，再说，卖书人送书的话，书店要亏本”。俺刚从唐山书店的陈老板那里“打劫”过一批书，自知脸皮已经厚到“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坦克都可以碾过的牛皮筋脸了，但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政治制度，奥威尔式的监控等问题。人性是靠不住的，制度虽比‘君德’重要，仅有文面上的‘法制’又如何呢？连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早主张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但是他们不仅延续几千年王权主义下的禁书制度，而且连我以前向大陆邮寄书的客户被都列入黑名单。书籍的控制以及检查，源自思想统治的需要，为什么专制成为传统中国的共同认知呢，它靠谁，编织的什么样的谎言设置一个黑坑？李劼的书，剖析了根本问题。”
卖书人好把好书送知音
卖书人操一口香港普通话坚持送给我。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请林老板签几个字留念字，比如，海明威的“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的硬汉豪语之类，卖书人想了想，用结账的圆珠笔在首页的最下方写了小小的几个字：“代李劼兄交燕子女士”。
卖书人对政治八卦、江湖郎中似地给世界把脉，开几张狗皮膏药或者土洋结合的处方、对帝王梦深宫艳史，权力内讧之类的书籍似乎完全不感兴趣，聊及坊间热卖的名人书籍也只是苦笑一下，摇摇头，对因特网冲击纸面读书也不悲观，
“人类走出蒙昧靠笔、墨水和纸，因特网读书获得某些‘知识’，但不是教养与常识”。
我与写书人李劼见过几次。
一次是2010年4月他旅行时路过大阪待了几天。于是我抓差请他给爱好中国文化，学习中文的日本人做过一次关于《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的讲座。
这个课程的学员有退休教授、原“全共斗”中的马列派成员、也有日本式新村的“山岸会”大阪成员、“中归连”成员的后代，战后从“解放区”回国的“中归连”俘虏写的大部分文章成为宣传中共的载体。
学员中还有要去中国商务活动的会社员，但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与汉字身怀谢意以及对毛式文革的浪漫向往，转为对“新中国”的憧憬与对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民的敬意的日本人。他们大都对战争怀有强烈的赎罪感，加之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很长一段时间以“中日关系正常化”为目的价值先行论，对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写书人李劼讲座令日人也着迷
李劼讲座的主题是本书的上篇“百年逐鹿，流氓比赛”─“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国共相残蒋汪有别，民国人文先秦风貌”；“抗日赌局斯大林做庄，爱国话语共产党获利”；“毛泽东复辟天下，以文革告终”；“邓小平重建党天下，以六四血祭”。李劫不用讲稿，潇洒自如，侃侃而谈，上下百年，纵横北东亚，连现场担任翻译的我都黑眼珠进白珠子，遑论这些日本友人。
会后一位即将去中国赴任的记者摊开满满三大张笔记向李劫确认专用名词，说容量太大，回去得消化好多天，而且用了一句很地道的中国话“道可道，非常道”。
还有一次是在纽约法拉盛，李劼很远赶来一定要请我们吃顿饭，他那时做梦都祈求上帝给他一笔钱能够让他衣食无忧，自由写作。流亡，作为一种生活状态，尤其是对中文作家，实在不是一件多么诗意的事。同席的还有诗人黄翔夫妇。
《中国文化冷风景》导读的劈头盖脸的第一行就是：“环顾诸多民族，大都沐浴在神话里度过童年；唯有华夏民族，会掉进由姬家和孔丘编织的谎言。有如一个历史的黑洞，历时数千年。谎言开始破败之际，人们竞相以欺骗，谋生。骗局穿帮，灰头灰脸。牛皮有效，趾高气扬。浑不知哗啦啦似大厦倾，偏要让让，崛起。敢问上苍，将彼引领出地狱，需要多少个藏王菩萨？”
《思想没有家，永远在路上》则从哲学冥思、历史反思、文学影视、音画艺术、时事政治到遥祭六四“草木峥嵘岁月，血雨腥风之日”，这本语录体的随想录旁征博引，锋刀思辨无拘无束，天马行空，“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两书皆如庖丁解中国历史老牛，重写先秦，“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不然，莫不中音”，后者“知识不是仓库，而是河流；唯有不断地思考，才能让知识流动”的治学精神与“无生也有涯，而知无涯”同一河床产卵。
写书人笔名李劼，谐音同“历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文艺方面通过否定固有的语言秩序，权威话语和观念意识解构传统的写作意义。时任华东师范大学讲师的写作人，除了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之外，其文艺评论推波助浪先锋文学，留下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经典。遭遇六四，写书人投身于抗议洪流深陷囹圄，历史悲剧在写书人心灵上留下深痕的第一劫；90年代知识界出现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局面，写书人如果熟谙政治投机技巧、学术游戏规则、政治投机技巧、独占资源分配以及无聊应酬和相互吹捧的话，想必今日亦可沽钓内外通吃的博导、长江学者之类名号当虎皮，“颜如玉”、“黄金屋”遂平生志，只是写书人桀骜不驯，独立直言，其“反动思想”被学生与家长举报，又历经密告一劫，遭至再度停课，终至被大学开除，甚至故国难归。
写书人劝戒：与中国人交往不能一群群交
前不久，在一个群英集萃的微信群里发现写书人也潜水其中，而且也发表一些久违了的关于音乐、文艺的文字，本以为不日将登坛于微信文化讲座，结果没几天就看见这么一段声明退群的文字：
偶尔被拉到一个群里，因为相遇旧友，提起很久没见到的我的文章文字，被触动了一下。于是稀里哗啦写了一通。哪里知道，那个群里排列著诸多公知名人，像庙里的菩萨一般庄严肃穆。随口一句大众明星，便将群主吓得花容失色，连连摇手，不要有攻击性，不要有攻击性……断然退群。跟中国人交往最好是一个一个地交往，稀里糊涂跟一群人交心，那是找死，至少也是自找没趣。由此联想到，以前那位做了烈士的朋友，可能也是误入了什么群，然后被簇拥著如何如何，结果一人出冲，皆大欢喜，中国人有看他人成为烈士的传统，表面上哭天抢地，心里暗暗欢喜，顺便代偿一把悲壮。我当年也是被一群人推上去，成为头号被捕猎者。心怀慈悲，并非要成为什么人群的拯救者，而是尽力所能地帮助身边的人们，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陌生路人。仅此，而已。
写书人孑然穿过监狱般的自己和众头颅的影子，不浪费希望在太阳照耀下白花花的玻璃上。
卖书人在港府提出修改《逃亡条例》之后匆匆抓了几件随身用品流落台湾，台北铜锣湾书店重新开张之前，在用餐时被人泼红漆。“不过重新开店，早知他们不高兴，够荒谬。”“没受伤，工作照常做，阻碍不了”。卖书人简简单单地回了几个字。
卖书人与写书人似乎都不想将自己定义在“流亡知识人”的框架中，一个不过卖几本书，偶尔到阳台上抽根烟。望着天空发呆；也并不像俄国作家布罗茨基所说的那样，“流亡作家时时刻刻处心积虑地力图恢复他的重要性、他的影响作用、他的权威。”闲时坐在中央公园的树下听萧邦的钢琴协奏曲，似乎不屑于去对抗与批判那谁谁谁的制度与文化。
我没见过
屈膝的书台
虽然我见过
屈膝的读书人
卖书人喜欢香港作家舒巷城的这几句诗，印在白色的帆布书包上，背着它偶然到楼下去买个便当。
来源：r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