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国家如何对付“颠覆国家政权者”
世人皆知中国的异议份子经常被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一旦被逮捕下狱，等待的不是终身监禁，就是十年以上徒刑。无数仁人志士就这样在牢狱中，耗尽青春，甚至魂归离恨天。而这种罪名是很随意地被罗织的。如今“国安法”枷锁套在香港人身上，连市民使用一年多“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现在若在公共场所再打出，一定被抓捕，也有可能押送大陆审判，保不定这顶“颠覆国家”的帽子就罩下来了。
“横向思考者”带头抗议政府的抗疫政策
看看西方民主国家，如何对待政权反对者的态度，那跟中国相比，可有天渊之别。半年多以来，全球深受新冠病毒肆虐，各国政府纷纷采取防疫措施，从闭国锁关、隔离禁足、禁止群聚，到保持安全距离及室内戴口罩规定，种种限制不一而足。由于第二波疫情反扑，如今的禁令虽然较之以前宽松，比如，可以出国门渡假，可以有上百人的宴会集会等，但是保持距离和戴口罩的规定依旧严格执行，违者受罚款惩戒。东方国家少有听闻民众起来抗议政府的防疫规定，因为这是为了公共卫生，保护民众的健康和生命。但在西方，随着时间的流逝，习惯于享受自由的人们，开始不耐烦这些束手束脚的规定，认为是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抗议声势，随波逐流、浪潮汹涌。
在德国已经发生了好几波的抗议风潮，成千上万的人不顾病毒人传人的危险，聚众街头行使示威抗议的权利，反对政府加诸个人的各种防疫限制。带头组织抗议的人，自称是“横向思考者”（Querdenker），他们认为政府的各种抗疫措施控制过头，直接限制了“基本法”（宪法）中所允许、保障的个人权利。任何抗议活动事先都要向警局申请许可，8月29、30日这个周末的示威申请，开始被柏林市政府拒绝，因为在三个星期前的示威活动中，人们没有遵守戴口罩和保持1.5米距离的规定，被员警驱散。但是柏林的行政法院最终还是批准通过，为示威者开了绿灯。然而柏林警察局反对此决议，并提出反制申请，终未果。故此上周末规模庞大的抗议活动得到了法院最终批准，如常进行。29日，单在柏林市就有好几处的大规模示威抗议，估计有五万人参加。
新纳粹和右翼极端份子乘机混水摸鱼
人人都知道这样大型的示威集会，要出动大批警力，从救护车、消防车到直升飞机，各种防御的后勤都得调动起来，而且病毒在万人密集的地方，如鱼得水，畅通无阻。对于如此劳民伤财，又可能造成公众伤害的活动，为何法院还是批准呢？没办法，民主法治国家，要保障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示威抗议自由必须得到高度的维护。司法人做此决定，还真是有魄力，政府也不能干预。那么这些抗议的到底是什么人？可以说大部分是一般“不甘（新冠）寂寞”的市民，他们的行动还算文明，但是他们大都不戴口罩，且接肩摩踵，根本没有遵守约定的规矩，这时员警就有权驱散他们。可惜数万人中混杂了少数极端右翼人士、法西斯、新纳粹主义份子和捣乱的杂牌军。他们要干什么呢？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看吧，他们不仅喊出“停止新冠的欺骗”、“抗议”、“我们是人民”（这是1989东德人民喊出抗议共产党——社会统一党的口号），还抛出“梅克尔独裁”、“梅克尔政权下台”、“推翻谎言军团”的口号。在周六傍晚时分，一部分人竟然冲击国会大厦，向员警投掷石块和玻璃瓶，警方勇敢抵抗，但是非常有分寸，他们跟抗议者展开辩论，虽然也有肢体语言，却尽量不伤人，除非万不得已，才喷射胡椒水回敬或自卫，场面混乱失序。大约有300人被拘捕。
最令人无可容忍的是这些右翼极端份子，竟然在象征自由民主的国会大厦（Reichstag，此建筑的前身是德意志帝国的帝国议会和威玛共和国的议会大厦，两德统一以后改修重建，如今是联邦议院）前，摇晃着纳粹和德意志帝国的旗帜，显然有些人是被称为“帝国公民”（Reichsbürger）的极端右翼份子，他们不承认现在的联邦德国，自称是所谓的“德意志帝国”（Deutsche Reich 1871-1945，其实史学家对这种定义是有争议的）的臣民，他们拒不纳税，反民主、反犹太人，是一批不可理喻的狂热份子。这些人表面凶悍，实则怯懦，知道个人不需要为自己可耻的行为负责，不会受到惩罚，不致罚钱、判刑、坐牢。德国各党派的政治家，包括总统史坦因迈尔，对这种行为都表示震惊，狭隘的极端份子利用民主社会的包容和宽大，挑战民主、法制和历史的进步。
中国近年来喜欢用于异议份子设置的罪名之一，是“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就被控“寻衅滋事”），这种罪名若安在西方这些捣乱份子头上，倒是很合适的。那些喊出要把总理梅克尔夫人拉下台的人，以及拉出纳粹旗帜的人，及精神错乱的“帝国公民”，按中国的法律，是坐实了“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但是这些名词在自由的西方，绝对是用不上的。有了上世纪纳粹极权的痛苦经验，德国的法治是绝对保护异议人士的，什么奇谈怪论都允许，只要不涉及暴力，和对未成年者的色情，一般人的信仰、思想是绝对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看到自由被如此滥用和践踏，实在令人痛心和气愤。
当年那些煽动颠覆、暗杀绑架的“红军派”
其实德国当局对付挑战、甚至颠覆国家政经和社会秩序的恐怖份子早已经验丰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为活跃的左翼恐怖份子的组织叫“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RAF），开始时，一般以创始人Andreas Baader 和Ulrike Meinhof两人的姓连在一起，称为巴德•梅因荷芙团伙Baader-Meinhof-Gruppe。1968年欧洲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孕育了他们的反叛精神，“六八时代”的学运，青年一代开始挑战权威，质疑历史的诠释，认为纳粹余毒尚存在人民的脑海里，纳粹余孽还部分潜藏在政府的各个部门、甚至教育和法治系统中。他们同时反越战、反美国、反资本主义、反传统、反既有的社会结构。巴德、梅因荷芙这批左倾份子倾向于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运用暴力手段抢劫银行，绑架政治和企业界人物，最著名的例子是1977年绑架德莱斯顿银行理事会的约根•庞托（Jürgen Ponto）和资方总裁施莱尔（Hans Martin Schleyer），两人都遭杀害。1989德意志银行总裁海尔豪森(Alfred Herrhausen)在上班路上，座车被恐怖份子预设的炸弹爆破身亡。这些惊动整个西方世界的恐怖事件的主事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出身良好的青年人，他们脑中充满了绝对平等、均富的思想，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理想主义，使用的手段却是血腥而恐怖的。他们是社会中的独行者，除了一小撮核心人物外，没有任何群众基础。这些主要的犯案、杀人者都被抓捕入狱判刑，其中几位头面人物如巴德、梅因荷芙、安姿琳等在狱中自杀，或绝食而死。有些在服刑十数年之后，被释放出狱。德国没有死刑，而且一般在刑期过了十年之后，多半可以保释释放出狱。柏林墙坍塌之后，苏联和东欧阵营的共产主义也解体了，这些拼命三郎／三娘们也偃旗息鼓，九十年代末无疾而终。
民主和独裁国家对待异见份子的方法回异
独裁国家对异议份子一向是“防患于未然”，像中国面对一些只动动笔，写写批评政府文章的异议者就不能容忍，大兴文字狱，最好都关进牢里才放心。更有甚者，像刘晓波这样有才华的文人，放在狱中也让当权者寝食难安，必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安。维吾尔学者依里哈木则必须终身监禁，否则怕他的文字能“颠覆国家政权”。独裁政权草木皆兵的心态，可笑可怜，对于当事者自然就是悲剧了。
然而在民主国家，即便当国家和社会的领袖人物受到威胁，社会动荡不安时，也不会不顾法治，下毒手来对付暴力的叛变者和反对者，这就是民主和独裁的区别所在。今天国际社会又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段，从这几次柏林的大规模“反新冠”示威抗议活动来看，虽然也出现了暴力行为，而且这种反政府行为不是几十个或几百个人带头起哄，而是一呼百应，动辄上万人的群众集体行动。但是据调查超过65%的德国公民是认可政府的抗疫政策的，并非所有参加抗议活动的人都反政府、反体制，上面提到的新纳粹份子和“帝国公民”，毕竟是少数。
西方的教育特别注重培养独立思考的个人，而不是听话的顺民，很多人习惯于将自己的意志和理念表达出来，这可视为正常社会中的正能量。那些真正危险的极端份子，想来在警方也是登记有案的，政府有掌握，不会让极端份子发挥真正扰乱社会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执掌法律的人，在面对艰难选择的时候，也依然站在维护公民基本权益立场的原因，而不是去讨好政权，牺牲人民的权利。民主制度的可贵就在这里，它是需要正义而独立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家的勇气去维护的。反之，专制政权的逻辑很简单，你不当顺民，就让你下地狱。
来源：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