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抗议vs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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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如何对付“颠覆国家政权者”

东方国家少有听闻民众起来抗议政府的防疫规定,因为这是为了公共卫生,保护民众的健康和生命。但在西方,随着时间的流逝,习惯于享受自由的人们,开始不耐烦这些束手束脚的规定,认为是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抗议声势,随波逐流、浪潮汹涌。图为2020.8.29-30德国柏林抗议政府的防疫规定的示威活动。图/撷自DE NEWS网络影片

世人皆知中国的异议份子经常被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一旦被逮捕下狱,等待的不是终身监禁,就是十年以上徒刑。无数仁人志士就这样在牢狱中,耗尽青春,甚至魂归离恨天。而这种罪名是很随意地被罗织的。如今“国安法”枷锁套在香港人身上,连市民使用一年多“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现在若在公共场所再打出,一定被抓捕,也有可能押送大陆审判,保不定这顶“颠覆国家”的帽子就罩下来了。

“横向思考者”带头抗议政府的抗疫政策

看看西方民主国家,如何对待政权反对者的态度,那跟中国相比,可有天渊之别。半年多以来,全球深受新冠病毒肆虐,各国政府纷纷采取防疫措施,从闭国锁关、隔离禁足、禁止群聚,到保持安全距离及室内戴口罩规定,种种限制不一而足。由于第二波疫情反扑,如今的禁令虽然较之以前宽松,比如,可以出国门渡假,可以有上百人的宴会集会等,但是保持距离和戴口罩的规定依旧严格执行,违者受罚款惩戒。东方国家少有听闻民众起来抗议政府的防疫规定,因为这是为了公共卫生,保护民众的健康和生命。但在西方,随着时间的流逝,习惯于享受自由的人们,开始不耐烦这些束手束脚的规定,认为是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抗议声势,随波逐流、浪潮汹涌。

在德国已经发生了好几波的抗议风潮,成千上万的人不顾病毒人传人的危险,聚众街头行使示威抗议的权利,反对政府加诸个人的各种防疫限制。带头组织抗议的人,自称是“横向思考者”(Querdenker),他们认为政府的各种抗疫措施控制过头,直接限制了“基本法”(宪法)中所允许、保障的个人权利。任何抗议活动事先都要向警局申请许可,8月29、30日这个周末的示威申请,开始被柏林市政府拒绝,因为在三个星期前的示威活动中,人们没有遵守戴口罩和保持1.5米距离的规定,被员警驱散。但是柏林的行政法院最终还是批准通过,为示威者开了绿灯。然而柏林警察局反对此决议,并提出反制申请,终未果。故此上周末规模庞大的抗议活动得到了法院最终批准,如常进行。29日,单在柏林市就有好几处的大规模示威抗议,估计有五万人参加。

一部分示威抗议群众竟然冲击国会大厦。图为2020.8.29-30德国柏林抗议政府的防疫规定的示威活动。图/撷自DE NEWS网络影片

新纳粹和右翼极端份子乘机混水摸鱼

人人都知道这样大型的示威集会,要出动大批警力,从救护车、消防车到直升飞机,各种防御的后勤都得调动起来,而且病毒在万人密集的地方,如鱼得水,畅通无阻。对于如此劳民伤财,又可能造成公众伤害的活动,为何法院还是批准呢?没办法,民主法治国家,要保障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示威抗议自由必须得到高度的维护。司法人做此决定,还真是有魄力,政府也不能干预。那么这些抗议的到底是什么人?可以说大部分是一般“不甘(新冠)寂寞”的市民,他们的行动还算文明,但是他们大都不戴口罩,且接肩摩踵,根本没有遵守约定的规矩,这时员警就有权驱散他们。可惜数万人中混杂了少数极端右翼人士、法西斯、新纳粹主义份子和捣乱的杂牌军。他们要干什么呢?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看吧,他们不仅喊出“停止新冠的欺骗”、“抗议”、“我们是人民”(这是1989东德人民喊出抗议共产党——社会统一党的口号),还抛出“梅克尔独裁”、“梅克尔政权下台”、“推翻谎言军团”的口号。在周六傍晚时分,一部分人竟然冲击国会大厦,向员警投掷石块和玻璃瓶,警方勇敢抵抗,但是非常有分寸,他们跟抗议者展开辩论,虽然也有肢体语言,却尽量不伤人,除非万不得已,才喷射胡椒水回敬或自卫,场面混乱失序。大约有300人被拘捕。

最令人无可容忍的是这些右翼极端份子,竟然在象征自由民主的国会大厦(Reichstag,此建筑的前身是德意志帝国的帝国议会和威玛共和国的议会大厦,两德统一以后改修重建,如今是联邦议院)前,摇晃着纳粹和德意志帝国的旗帜,显然有些人是被称为“帝国公民”(Reichsbürger)的极端右翼份子,他们不承认现在的联邦德国,自称是所谓的“德意志帝国”(Deutsche Reich 1871-1945,其实史学家对这种定义是有争议的)的臣民,他们拒不纳税,反民主、反犹太人,是一批不可理喻的狂热份子。这些人表面凶悍,实则怯懦,知道个人不需要为自己可耻的行为负责,不会受到惩罚,不致罚钱、判刑、坐牢。德国各党派的政治家,包括总统史坦因迈尔,对这种行为都表示震惊,狭隘的极端份子利用民主社会的包容和宽大,挑战民主、法制和历史的进步。

图为2020.8.29-30德国柏林抗议政府的防疫规定的示威活动。图/撷自DE NEWS网络影片

中国近年来喜欢用于异议份子设置的罪名之一,是“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就被控“寻衅滋事”),这种罪名若安在西方这些捣乱份子头上,倒是很合适的。那些喊出要把总理梅克尔夫人拉下台的人,以及拉出纳粹旗帜的人,及精神错乱的“帝国公民”,按中国的法律,是坐实了“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但是这些名词在自由的西方,绝对是用不上的。有了上世纪纳粹极权的痛苦经验,德国的法治是绝对保护异议人士的,什么奇谈怪论都允许,只要不涉及暴力,和对未成年者的色情,一般人的信仰、思想是绝对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看到自由被如此滥用和践踏,实在令人痛心和气愤。

当年那些煽动颠覆、暗杀绑架的“红军派”

其实德国当局对付挑战、甚至颠覆国家政经和社会秩序的恐怖份子早已经验丰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为活跃的左翼恐怖份子的组织叫“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RAF),开始时,一般以创始人Andreas Baader 和Ulrike Meinhof两人的姓连在一起,称为巴德•梅因荷芙团伙Baader-Meinhof-Gruppe。1968年欧洲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孕育了他们的反叛精神,“六八时代”的学运,青年一代开始挑战权威,质疑历史的诠释,认为纳粹余毒尚存在人民的脑海里,纳粹余孽还部分潜藏在政府的各个部门、甚至教育和法治系统中。他们同时反越战、反美国、反资本主义、反传统、反既有的社会结构。巴德、梅因荷芙这批左倾份子倾向于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运用暴力手段抢劫银行,绑架政治和企业界人物,最著名的例子是1977年绑架德莱斯顿银行理事会的约根•庞托(Jürgen Ponto)和资方总裁施莱尔(Hans Martin Schleyer),两人都遭杀害。1989德意志银行总裁海尔豪森(Alfred Herrhausen)在上班路上,座车被恐怖份子预设的炸弹爆破身亡。这些惊动整个西方世界的恐怖事件的主事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出身良好的青年人,他们脑中充满了绝对平等、均富的思想,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理想主义,使用的手段却是血腥而恐怖的。他们是社会中的独行者,除了一小撮核心人物外,没有任何群众基础。这些主要的犯案、杀人者都被抓捕入狱判刑,其中几位头面人物如巴德、梅因荷芙、安姿琳等在狱中自杀,或绝食而死。有些在服刑十数年之后,被释放出狱。德国没有死刑,而且一般在刑期过了十年之后,多半可以保释释放出狱。柏林墙坍塌之后,苏联和东欧阵营的共产主义也解体了,这些拼命三郎/三娘们也偃旗息鼓,九十年代末无疾而终。

图为2020.8.29-30德国柏林抗议政府的防疫规定的示威活动。图/撷自DE NEWS网络影片

民主和独裁国家对待异见份子的方法回异

独裁国家对异议份子一向是“防患于未然”,像中国面对一些只动动笔,写写批评政府文章的异议者就不能容忍,大兴文字狱,最好都关进牢里才放心。更有甚者,像刘晓波这样有才华的文人,放在狱中也让当权者寝食难安,必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安。维吾尔学者依里哈木则必须终身监禁,否则怕他的文字能“颠覆国家政权”。独裁政权草木皆兵的心态,可笑可怜,对于当事者自然就是悲剧了。

然而在民主国家,即便当国家和社会的领袖人物受到威胁,社会动荡不安时,也不会不顾法治,下毒手来对付暴力的叛变者和反对者,这就是民主和独裁的区别所在。今天国际社会又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段,从这几次柏林的大规模“反新冠”示威抗议活动来看,虽然也出现了暴力行为,而且这种反政府行为不是几十个或几百个人带头起哄,而是一呼百应,动辄上万人的群众集体行动。但是据调查超过65%的德国公民是认可政府的抗疫政策的,并非所有参加抗议活动的人都反政府、反体制,上面提到的新纳粹份子和“帝国公民”,毕竟是少数。

西方的教育特别注重培养独立思考的个人,而不是听话的顺民,很多人习惯于将自己的意志和理念表达出来,这可视为正常社会中的正能量。那些真正危险的极端份子,想来在警方也是登记有案的,政府有掌握,不会让极端份子发挥真正扰乱社会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执掌法律的人,在面对艰难选择的时候,也依然站在维护公民基本权益立场的原因,而不是去讨好政权,牺牲人民的权利。民主制度的可贵就在这里,它是需要正义而独立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家的勇气去维护的。反之,专制政权的逻辑很简单,你不当顺民,就让你下地狱。

图为2020.8.29-30德国柏林抗议政府的防疫规定的示威活动。图/撷自DE NEWS网络影片

来源: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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