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13）
延安一代六十年
十年前，延安一代「两头真」领军人物李慎之先生（1923～2003），于国庆之夜撰下传世之文〈风雨苍黄五十年〉，对为之奋斗终身的赤色革命勇吐心声：
五十年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二千前年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全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1]
中共当年闻之猛烈摇头，如今怕不得不暗暗点头了。岁月飞逝，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作为中共胜利的基干队伍延安一代知识分子，虽然整体凋零，但他们中的长寿者仍然健在，仍在中国走向民主化的艰难跋涉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老革命」的资格使他们在一定限度内享有对革命的反思权。
中共胜利的基干队伍
「延安一代」指抗战前后进入中共阵营的知青，一个抗大就出走十万（包括各地分校），「延安一代」总数估计在三十万以上。长征结束，西路军失败，南方抵陕红军仅二万余，若无延安一代的大量注血，中共不可能在抗战结束后具备与国民党争锋逐鹿之能力。从队伍构成上，仅有山上队伍的「枪杆子」，缺乏来自亭子间的「笔杆子」，也无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2001年，李慎之：
今年70岁到90岁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当时都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批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民心，取得若干成就，这一年龄段的人的功劳是主要的。[2]
抗战第一年，八路军就从三万余扩至25万；抗战结束前，中共党员120万，军队近百万，国军亦不过200余万，初具对抗实力了。
中外史学界认为知识分子的走向预示着社会未来。抗战初期，国共都意识到谁抢到知识分子，谁就抢到天下。截至1943年，国民党一百几十万党员，学生党员仅约三万，显然未能抢过共产党。
黄金一代
随着中共军政胜利，延安一代高调进城，「延安出身」成为进入新政权上流社会的入门券。文化界、思想界没有这一出身的昔日主角均退缩边缘，延安一代一统天下。1955年首批学部委员61人，主体即为延安知识分子，尤以延安中央研究院为核心。延安模式规范了数代人的思想，捏塑了数代人的价值观，也是文革之所以得以掀起的社会基础，最著名的文革要角（如江青、张春桥）均出自延安一代。1980年代，中共将延安时期视为「黄金时代」，呼延安一代为「黄金一代」。
抗战时期，延安一代中的精英陆续进入中共核心，参赞军机，成为中共各要角秘书，跻身梯队。1950年代是延安一代人生幸福度的最高峰值，「延安老干部」使他们拥有天然优越感，少年得志使他们志得意满。文革前，延安精英们大多升至省厅级。他们工作积极，整日忙碌，积极批评别人，认真检讨自己，活得好觉悟好辛苦，以为在为苦难的中国创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他们一个个热情高涨，挟革命以遨游，抱政治而长终。反右～文革，他们接受革命「淬火」，被打倒被批判，但未开始集体反思；文革后，延安一代从地方到中央全面接班。1980年代初最为艰难的改革初期，他们与红军一代中的开明派合力拱翻保守派，邓小平的改革思路主要依靠延安一代予以实施完善。随着改革深入，他们发现改革的最大阻力不是别的，恰恰是自己思想深处最神圣的那些马列原则。
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往何处去」的焦点日益凸显，尤其「六四」后，大多「一二·九」学运出身的延安一代实在难以认同对学运的弹压，延安一代出现无可避免的分化。「六四」后中顾委本拟开除四人党籍，恰恰均为延安一代——李锐、李昌、于光远、杜润生。受打压的延安一代还有李慎之、任仲夷、梁湘、胡绩伟、王若水等。这一现象表明延安一代已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大革命一代、红军一代产生原则性分歧，无论价值理念还是政治判认均绽裂明显代沟。在中下层，大多数延安老干部震悚于六四枪声，开始思考肇因。他们不再埋头拉车，开始抬头看路。中央文件对他们思想的约束力明显大不如前。这一离心力的产生，自然大大加剧了起于1970年代末的「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信任危机、对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心危机。海外也出现被驱逐或「投奔自由世界」的延安人：许家屯、许良英、刘宾雁、王若望、戈扬、于浩成……
此前，延安一代也出现过大分化，如文革红人江青、叶群、张春桥、乔冠华、王力、关锋、马天水等，遭到延安一代的集体唾弃，但裂因局限于形而下道德范畴的好人坏人，这次大分化却是形而上层面对「主义」产生重大分歧，且不仅仅只是理论层面的「共产主义渺茫论」，更有对「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共同富裕」等实践层面的质疑。「黄金一代」出现的大分裂，注定具有「黄金」价值，从意识形态迅速扩渗经济领域，形成1992年回应「南巡指示」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两头真」
进入1990年代，延安一代分化加剧，出现一批思想上日益脱离官方主流的「两头真」——赵紫阳、李慎之、李锐、李普、胡绩伟、廖盖隆、杜导正、王若水、曾彦修、牧惠、穆广仁、安志文、彭迪、宗凤鸣、何家栋、何方……这批抵达「两头真」车站的延安人，实属极其痛苦的「意外」，或曰不愿面对的「意外」。他们十分清楚这一「意外」的历史内涵。因为，他们此时已清晰认识到：造成暴烈土改、惨酷镇反、悖谬反右、人祸大饥饿、疯狂文革、经济崩溃，最根本的致因乃是自己全力迎倡的赤色学说，这是比毛泽东都更强大的历史因素，也是更隐蔽更实质的祸祟。
有一些很简单的对比：1930年代，机关学校一说到蒋委员长就得并脚立正，华西大学的胡绩伟与几个同学故意在提问中多设「委员长」，去捉弄那位最讲究「立正」的教官。然而，委员长不过一个立正，不过几秒钟，「伟大领袖」则要戴像挥书、唱歌背语录、鞠躬请罪、无限忠于，万寿无疆、一日三次，远比「委员长」麻烦费时。怎么革了这么大一场命，最后竟是「胡汉三又回来了？！」 送走一位「立正」的委员长，迎来一位得「请罪」的毛主席，算哪门子事儿？！既然出现同一性的社会现象，出现「两头真」也就成了历史必然，因为他们最初的出发点就是「求真」。
这一次，「两头真」想得更远虑得更深，加之岁月催人，崦嵫日近，报国之心更切。如此这般，「两头真」成为推动中共政改的当代东林。京谚有云：「老年燃烧，青年取暖」，说的就是以延安老干部为核心的一批老革命在「关心政治」，青年一代则在尽情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从历史发展角度，「两头真」的出现，含意重大。因为，较之延安一代当年的青年革命，老年的第二次「真情燃烧」可是带有经验沉淀的人生总结，不像当年青年革命仅凭理想去「绘图」，将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统统归结为政治黑暗所致，似乎换一种学说、换一批人，一切社会弊端都迎刃OK。此时的「两头真」对革命进行彻底反思，献毕生经验为政改薪禾，这当然不仅仅是「两头真」的最后成熟，也是中国社会整体理性层次的提高。能够认识到革命并非万能，革命可能要闯大祸，创新之时即可能出错之日，实在是一个世纪国际共运最沉重最核心的「人文遗产」。
演出结束盘总账
如今，左右两翼的延安一代的声音还很强烈，然毕竟都是九旬左右的老人了，演出基本结束，大幕即将垂闭。他们回首人生，不能不为自己与奋斗终身的「主义」盘盘账。左翼的巍巍、马宾等人，由于一仍旧腔，甚至要为「五人帮」平反，坚持已为实践证谬的马列原教旨，身后跟从者寡稀，日益成为延安一代健在者中的非主流，已无法与「两头真」对抗。真正能为延安一代自结账目的当然只能是「两头真」。
2008年，李锐先生说了两段大大超过〈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最后总结：
毛泽东们选择的「俄国人的路」，帮助中共党人经过共产革命，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是终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岂止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简直就是同人类文明背道而驰，迟滞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运动不已，生灵涂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上亿人受到牵连，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间悲剧，使得国家、民族和社会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迟滞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甚而至于发生「六四风波」，动用军队弹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导致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场悲剧，所有这些，反思起来，都要从上个世纪「走俄国人的路」追根溯源。
无论是苏俄革命的经验，还是苏联的专制制度，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都是对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背离。十月革命74周年后，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事实证明，背离人类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科学和法治，脱离人类文明依靠科学知识即智慧发展的规律，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都只能为自己敲响丧钟。这个结果，是中共早期创始人始料不及的。套用一句名言的句式：中国人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从一个错误的地方，移植了一个错误的样板。[3]
2007年，16岁赴延的何方先生也说：
应该说，我们的路就根本上走错了。我们建设的不但不是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而且连我们一直在批判的资本主义都不如。因为资本主义总还是在发展，而且发展得很快，我们却在后退，相对说来也退得很快。……1955年中国经济占全球份额的4.7%，1980年下降到2.5%。……2005年也仅占全世界总量的4.1%。这就是说，我们后来这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还没补够头二三十年的落后造成的差距，实在有点对不起祖先和后代。从这里也引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究竟建设的是什么社会呢？
李慎之晚年迭发高论：
社会主义无非是争取平等，资本主义无非是保障自由。自由和平等都是人类基本的价值追求。但是如果剥夺了自由，连追求平等的自由也没有了，所以自由先于平等。[4]
明确表述了追求自由先于平等，得先进入资本主义，然后才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真是完全背叛了国际共运的原始教旨——埋葬资本主义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前提。
无论左右两翼，延安一代都明白：三十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起飞并非依靠「延安药方」，恰恰相反，正是放弃「延安药方」，改弦更张另起炉灶，才使国家得以挣脱左绳左箍，才得以遵循近在眼前的初级常识。
面对「两头真」否定之否定的自评成绩单，后人将如何评说呢？千山万水、雪山草地、头颅热血、改天换地，最后竟……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一位革命者顿足捶胸？价值取向上终一生而历二世，如此截然相反的大落差，石犹碎散，人何以堪！真是玩笑开大了，实在太大了。后人除了再发潼关长叹，除了从头收拾旧山河，从数代革命者的滴血经验中拣拾理性之结晶，还能怎样呢？
身系重望垂暮身
如今，「两头真」队伍不仅在悄然扩容，而且薪尽火传，身后跟上来解放一代、文革一代，终究是真神就有跟从者，是真理就有后来人。只是，垂暮之年的延安一代仍身系重望，成为海内外士林对中共改革托望之重心。以目前国情，他们由历史形成的地位声望，尚无人可替可代，还得指望他们发大声、放头炮，真是难为这些延安老人了。
延安一代六十年（仅指与中共建政同步时段），「两头真」以彻底反思之态评述这段尚带体温的历史，当然大大有利于推进当代中国的发展。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第一要素即取决于对当代经验的利用速率。「两头真」能够自裁其谬自检其误，实在是为延安一代挣回最后的历史地位。
2009-8-23于沪·三湘
[1] 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动态》（香港）2000年5月号。参见《李慎之文集》，2003年自印本，上册，页7。
[2] 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博思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香港）2002年，页21。
[3] 李锐：〈《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序〉，王来棣采编《中共创始人访谈录》，明镜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10～11、8。
《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8期刊载此文，删去「同人类文明背道而驰」与涉及「六四」两句，页44、43。
[4] 丁东：《精神的流浪——丁东自述》，秀威信息公司（台北）2008年，页335。
原载：《开放》（香港）2009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