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大潮
1978 年秋天，云南知青写信给邓小平，要求回城。他们以抬尸游行、罢工卧轨、北上请愿、绝食下跪等方式表达誓死回家的决心。在云南知青拼死一搏后，高层领导终于明白了上山下乡的结果是“四个不满意”，多米诺骨牌瞬间被推倒了，浩浩荡荡的大返城浪潮迅速席卷了全国。
知青上山下乡是不得人心的，知青返城大潮的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实际上从兵团成立之初，就有一些知青想方设法逃离。1969 年，一批刚来兵团两三个月的北京知青就以身体有病为由被退回了北京，我们连马庆伟的哥哥马庆泰和刁继成等几个人就是那批最早的觉悟者。后来有不少军队干部子弟通过走后门当了兵，其中有的人索性什么手续也不办，连户口档案都不要了，一走了之，被称为“逃跑”。李志光就属于这类“逃兵”。当时申指导员觉得很丢面子，其实这是人家给你面子，避免了你的尴尬，倘若人家的家长打电话要你放人，你还不是得乖乖照办？
高校恢复招生后，离开兵团最好的方式当然是被送到大学当工农兵学员。只是这里面名堂太多，不说也罢。
当时人们对走后门的现象非常不满，后来听到领导说反对走后门会冲淡批林批孔，大家十分困惑，按照当时的逻辑，把反对走后门列为批林批孔运动中联系实际的成果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令人愤慨的是还说什么后门来的也有好人，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这简直就是胡搅蛮缠了。领导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起初我们无论如何不肯相信，毛主席天天强调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后来才知道竟然是真的，大家顿时垂头丧气无话可说。
留给普通知青的回城途径就是因家庭有困难的“困退”和本人身体有病的“病退”。“困退”的条件比较苛刻，通常只有父母年迈身边无子女可以得到批准，除了这条硬指标，其他的困难无法量化考查，一般不会予以考虑。而“病退”则大有文章可做，成为最可行的途径。
为了达到目的，知青们从贿赂医生到装病各种方法都用过。贿赂医生不但花费不菲，也要有点关系才行，冒冒失失闯上去很难奏效。后来有人索性来硬的，检查身体时腰里藏把匕首，医生伸手一摸心里就明白了。实际上有不少医生也很同情大家，尤其是一些老医生，大概自己也有孩子流落天涯，边流泪边为知青开诊断证明。
装病也不容易。起初有人用吞钉子、铅块等方法在透视中留下胃溃疡的阴影，有人往血管里注射汽油以恶化血检的结果，也有人吃某些药给自己制造疾病。这些手段既没有技术含量，对自己也实在太过残忍。后来人们有所改进，把香烟盒的锡纸撕成小块贴在背后骗X 光机，或者在尿样中滴一点蛋清或几滴血，还有人在量血压之前剧烈运动。总之大家发明创造出许多方法，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前几年有人为了使蛋白质指标上升，竟然往牛奶里兑三聚氰胺，大家都很愤怒，我却有一丝似曾相识的亲切感，看来知青的传统有了继承人。至于某些运动员偷换尿样的伎俩更是当年我们玩剩下的小把戏。
1977 年，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主持恢复了高考，改变了许多知青的命运。林彪的跑，老邓的考，是上个世纪70 年代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两件大事。我的几位朋友陈斌儒、胡宝华等都先后上了大学。当时也有朋友劝我去考场试试运气，我却放弃了。从1963 年我第二次来到内蒙古，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实在是不想继续留在那里。当时父亲已经调回北京，按“困退”政策我也可以回去，回北京就成为我唯一的想法。有了这条退路，也就失去了破釜沉舟的勇气。当时的考虑是以自己的文化水平通过考试回到北京上大学根本是没有可能的。即使侥幸考上了内蒙古的大学，毕业后仍然要留在那里。如果知道在内蒙古的学校毕业后也可回到北京，我也可能会试着碰碰运气。
1978 年知青返城大潮溃坝，大部分人通过各种渠道走了，往日拥挤的宿舍变得非常空旷，长长的一排屋子里只有三四个人。曾经晾满衣服的铁丝上经常落着几只无聊的麻雀，食堂里也是一片凄凉，打饭时拥挤和喧闹的场景已经一去不返。
张俊这个厂长当得真是不省心，他找到重工局，要求局领导不要再批条子放走知青，否则人就走光了，理由是阀门厂归地方后，原来的知青已经是企业职工了，不应继续按照知青返城的政策处理。局领导当时满口应允，不料到了年底，外地的知青托关系要求离开，本地的应届毕业生则托关系希望调入到阀门厂以逃避上山下乡。这里的条件虽然很差，但毕竟离市区不远，更重要的是阀门厂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指标还是很有些含金量的，走一个知青，就可以安排一个“自己的孩子”。每个局领导手里都积压了一堆条子，只有张厂长不识时务地给这个双赢的局面作梗，他们把张厂长召到局里痛骂一顿。张厂长回到厂里已是午夜，而消息早已经传开了。可怜的张厂长还要笑着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局领导批准了同志们的要求。”这也是几年中我看到他唯一的一次笑脸，比哭还难看。
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国家带来了新的希望，许多人的命运在1979 年开始转变。元旦当天中美建交，刚过完元旦的1 月2 日，王会计兴冲冲地来对我说：“新华，你妈妈平反了。”他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听到的消息。
王会计和他的夫人范松梅分别毕业于人大和北航，不知道被什么人胡乱塞到我们这个山沟里的小厂。他们很快就以自身的人品赢得了许多知青的尊敬，但是名校大学生的身份也带来了某些人的嫉恨。王会计对各种刁难有一种视而不见的从容，被轻蔑的时候平静地一笑，展示出一种优雅的自信。老范却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是那种典型的女中豪杰。
王会计的学识令人自惭形秽，和我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老范为人豪爽，乐于助人，亲和力极强，她家庭中的某些情况恰巧与我的一位表哥相同，更使我感到她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大姐。我平时很少去别人家串门，但如果有什么烦恼都忍不住登门向老范唠叨一番。
1979 年初，我的困退也得到了批准。临行前向王会计和老范告别，他们为我高兴，进屋坐定后，却相对无言。良久，王会计强颜作笑：“新华，以后有机会常回来看看啊。”我别过头去，拼命压抑着涌动的心潮，狠心抛出了一句“猛跺三脚，永不回头！”
一语成谶，三十多年了，我从未重新踏上那片土地，青春无法复制，谁也无法使我变回那个目光清澈、相信未来的傻小子。十年的岁月就这样永远地埋葬在那里。
三十多年了，我曾无数次回到那个山脚，在梦里。
我曾在这个荒凉质朴的山下生活过十年，它给我留下了太多的感伤、悲愤、乃至绝望，也留下过真情、欣慰与期盼。没想到十年是那样漫长，更没想到十年是那样短暂。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时常回忆我的知青时代，那是我生命中充满喜怒哀乐的一部分。那里有许多虽然平凡却是可遇不可求的故事，我想应该写一些值得一写的东西，这也是当年对一些朋友的承诺。只是面对键盘，才发现对那段时间的记忆已经被杂乱的生活分割成一些鸡零狗碎的片断，凑不成一个像样的东西。不过这些片断留下的印记，却无法抹去。
我谈到了一些事情，不是为了取笑别人，而是纪念我们共同逝去的青春岁月，如有冒犯，我在此自罚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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