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华:西水泉杂忆(二十六):情归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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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归何处

兵团的生活艰苦枯燥,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对家和父母的思念格外强烈。大家每天最盼望的是收到家信。一个人躲在安静处看了一遍又一遍,一字一句地细细嚼慢慢领会反复回味其中的慈爱与牵挂。一封家信可以填补心中的许多期盼,给家里回信也成了平日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属于北京军区序列,刚组建时还是很唬人的,汽车用的都是军队牌照。令人兴奋的是我们的番号也属于国家机密:572 部队137信箱,充满了神圣感和神秘感。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批准组建内蒙兵团的日期1 月24日为密钥,二师就是572 部队,124 加13,137 信箱就是十三团,这么复杂的设计一定会把帝修反搞得晕头转向。不过后来我们也有点晕,林彪事件后,一师如果还叫571 部队的话,就和那个著名的工程纪要扯不清了。

“文革”中发行过一枚《毛主席去安源》的邮票,起初是不允许在这枚邮票上盖邮戳的,不少人曾偷偷地反复使用,可惜这种好事没能持续多久。到兵团后,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曾短暂地享受过军人免费寄信的待遇,优惠期结束后,只能邮资自付。为了抠出八分邮票钱,大家想出各种小伎俩。

有的邮票漏盖邮戳或邮戳不明显,可以继续发挥余热,这种事谁都会,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有的把同种邮票盖有邮戳的部分撕掉,剩下的部分留下来,积攒的多了,可以重新再拼凑成一张,这就不但需要有点耐心,对手工也有一定要求。有的邮票上被涂上薄薄一层胶水,可以洗掉上面的邮戳。还有更加天才的创意:把寄信地址和收信地址倒过来写,这样按退信处理就可以免费了,不过似乎没有人实践过。

小左赵春林有一个独特之处——不会分辨左右,他收到的家信也是很奇特的,信封上密密麻麻写得满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一连某排某班,似乎是担心信寄不到,又叠床架屋地写上内蒙古包头市五七阀门厂等一大串,下面寄信人的地址同样详尽,从省市县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一级不漏,然后另起一行,某部委某地干校炊事班赵寿重寄。从信封中可以读出一位絮絮叨叨的家长对孩子的一百个不放心。

叶鲁玺写信则是另一个极端,直奔主题,偌大的信纸上只有寥寥几个字:爸爸,请寄十元钱来。像电报一样简洁明了,完全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傻小子。

 

 

 

 

 

 

 

 

 

 

男知青很容易染上抽烟之类的嗜好,花钱又不仔细,有时会向家里伸手。当然很少有人像叶鲁玺那样简单粗暴,张口就是拿钱来。包头知青刘荣来有一套写信要钱的顺口溜模板,信的开头是“父母大人两点点(两点点指冒号),儿在外面受可怜”,中间是一段催人泪下的诉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句是“希望赶快寄点钱”。

在一些人眼里,邮票的贴法、信纸的叠法都是有讲究的,不同的方法隐藏了不同的含意。特别是恋爱时为了设计出一种更加独出心裁的方式表达情意,不知消耗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爱情虽然溜走了,信却留了下来,当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都寄托在里面。

那个年代是各种禁锢最严密的时期,爱情似乎是很见不得人的事情。和革命事业相比,家庭更是根本不值得一提的私心杂念。样板戏里有一大串英雄,个个都是独往独来,纯洁高尚得不食人间烟火。反而是反面人物土匪胡传魁还知道问一句阿庆嫂那位出去跑单帮的丈夫,有一点人情味。江水英的家门口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牌匾,似乎暗示了什么,但也不知她算是老爹的属还是老公的属。《红灯记》倒是讲述了一个家庭的故事,不过三代人也都是单身,即使李玉和的床底下有一个直通寡妇邻居家的洞,也不会有人想歪了。

刚到兵团时,大部分知青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渐渐地,脸上爬满了青春痘,就开始憧憬一些浪漫的景色。男女知青之间谈恋爱的现象逐步增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毕竟没有人可以生活在革命样板戏里。

我有一段时间住在连部办公室,由于守规矩,从不传闲话搬弄是非,领导商量工作时毫不避讳我在场,甚至在研究比较敏感的人事安排时也是一样。有一天张连长忽然对我说:“新华,你出去一下。”我感到十分奇怪,当我看到一位女知青双目炯炯有神,手里甩着一串钥匙,施施然向连部走来,立刻似有所悟,灵机一动,在办公桌上放了几张白纸和一支铅笔就回避了。

他们谈话结束后,我回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从废纸篓里拣出纸团展平,果然不出所料,只见满纸写的都是包头男知青赵某的名字。我平时并不关注这类事情,但连长特意支开我,我也要回敬一下。见到张连长时,我假装无意中谈到赵某搞对象的传闻,连长这个大媒人听到后装出一副惊喜的样子,说:“真的吗?你听谁说的?这件事如果能成,实在是太好了。”张连长的演技炉火纯青,如果我不是已经掌握了秘密,肯定会被骗过。我回答说:“是啊,应该给那位牵线的媒婆记一大功。”待我捉弄得够了,亮出底牌,连长也笑个不停。

最后这件事情没有成功。在那个环境中恋爱的成活率是很低的,主要的顾虑是一旦成了家,将来返城时会遇到很多麻烦,也许只能永远扎根边疆了,而大家根本没有那颗红心,都在千方百计地找机会逃之夭夭。另一方面家长的审核也是一道关卡,虽然孩子出门在外,在很多家庭中家长仍握有最终的决定权。当时流行着一首知青创作的歌曲,唱的就是未能通过对方爹娘的鉴定。这首歌用的是《我有一支玫瑰花》的旋律,歌词是:“咱俩好像一盘棋,五卒二马一对车,你爸爸就是当头炮啊,打的咱们两分离。”凄凉的歌声中夹杂着几分悲壮。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就是不能扎根边疆!

家庭条件也是一个因素,相比之下,女孩子心比较细,对经济方面的考虑更加周到。当时流传的恋爱价码竟然洋洋洒洒开出了十条:一套家具,二老双亡,三转一看,四季服装,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十块钱,八面玲珑,烟酒不沾,十全十美。其中第二条过于惨无人道,后来改为更加实惠的二老倒贴,到了3.0 版,更加变本加厉:一套家具带沙发,二老倒贴带看娃,三转一看带喀嚓,四季服装皮毛纱,五官端正一米八,六亲不认只疼她……三转一看带喀嚓指的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电视机和照相机,男孩子听到这里早已七窍流血,后面还有什么七荤八素的条件更是无法顾及。这个东西虽然是编的段子,实际当然不会有女孩子真正提出如此过分的条件,但经济条件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有些人因此而踌躇不前。

大多数男知青想的比较简单,条件无非是“自带饭票,漂亮苗条”。听起来前面的一条是硬指标,实际上又不是娶个村妞,根本不存在饭票问题,把它放在第一位是给后面的漂亮打掩护。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都是胸怀奇志的超人,对于普通人,美貌就像地心引力一样,是难以抵挡的,只是大家不好意思承认。

自带饭票,漂亮苗条

 

 

 

 

 

 

 

也有人很直率,冯毅来兵团比较晚,好像为此还托了关系。每逢十一,就有人跑出来庆祝“祖国的生日”,也不知道这些人是真糊涂还是装傻,按照他们的算法,冯毅的岁数比祖国母亲还要大一些,确实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老冯面容显老,长得也确实有点着急,属于没有地位、没有权势、没有金钱、没有长相的四无分子,却是一个雷打不动的唯脸蛋主义者。大家经常取笑老冯,劝他找一个“六百工分”式的算了,经济实惠,并模仿长辈的口气教育他“漂亮脸蛋能出大米吗?”还有人假正经地说思想比外貌重要。老冯平时说话有些口吃,一听到这种片汤话气得直哆嗦,“废话!思,思想不好可,可以改造,脸蛋不好,能,能改造吗?”

青云藻也主张必须找漂亮的女孩,老青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能表现得太俗,他扯了一大套优生学的理由,反正我们也听不懂,任由他信口开河。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根本不用什么理论来支撑。问题是,问题是……

黑非洲,黑非洲, 黑夜沉沉不到头……

关永明是北京知青,此人不求上进,从来不考虑“组织问题”。整天琢磨着“个人问题”,却是十叩柴扉九不开。有一段时间听说他准备找一个当地牧民的姑娘,已经颇有进展,后来又出了麻烦,脸苦得像个酸毛杏,整天萎靡不振地“黑非洲呀黑非洲”唱个不停。

有一天,连部班正在车间里干活,老关忽然精神焕发,跑到我面前神神秘秘地说:“华华,你知道吗?绝密消息,上边有动静……”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这个事匣子里已经广播了啊”。“哦,闹半天就哥儿们一个人蒙在鼓里”,老关讪讪地笑着,边说边帮我们干起活来。起初我未在意,以为他闲得无聊,找我们来侃大山,后来渐渐感觉不对,他来的很频繁,干活还真卖力,这家伙平时没有这个觉悟啊。观察一番,终于发现醉翁之意竟落在连部班的一位女知青身上。老关被我识破,索性也不再伪装,并询问我的看法。原来剃头挑子的另一头正是上面提到的经连长介绍正在和赵某交朋友的那位姑娘。此事老关并不知情,我也不便明说,只好含糊地回答:“你大概没戏。”

老关怔了许久,痴望着姑娘的背影。我以为他准备知难而退,正打算说几句“天涯何处无芳草”之类的话来表示春天般的温暖,谁知他忽然戏剧性地把脑壳往后一甩,庄严得如同在党旗下宣誓一样坚定地说:“我要施展我的魔力!”为了加强“魔力”的渲染,还摇头摆尾地做了一个蛇形动作,看着他那虽不玉树也临风的样子,大家笑成一团。

我们生活在男女界限分明的时代,从小就会在与同桌的女生之间划一条不准逾越的“三八线”,长大后不少人对异性有一种搭讪障碍,只好写一些“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之类的东西来表达感情。不过也有几位笔杆子,过去擅长帮人写检查或学习毛选的心得体会,后来形势变化,行情不再,于是与时俱进,改行代写情书,不但内容酸甜适度,还有一笔漂亮的好字。

当时清规戒律甚多,人们不太敢胆大妄为,有个别人扬言要搞什么大动作,其实也只是吹吹牛皮。真正离经叛道的只有廖培,到底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他极力教唆年轻人胆子要大一些,思想要解放一些,从这个没文化的老家伙嘴里,我才知道了“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真正含意。那个年代人们都装作正经,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就起哄,扯着嗓子反复唱《龙江颂》里的“提前烧窑对不对?”兴奋得像打了鸡血。但实事求是地说,舆论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宽容的,很少上纲上线,也就是当个娱乐事件调侃一番。

回想当年,恋爱谈得如此笨拙,仅此一条,就不能说什么青春无悔吧。

乱世儿女前途未卜,岂敢轻涉爱情之河。有的试了试水,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有的搁浅在初级阶段,有的摸着石头过河,几遭灭顶之灾。有些东西就像沙滩上堆塔,建立的时候,一抷一撮,小心翼翼,稍有波浪则前功尽弃。那些经历,成为我们成长的一块秘密胎记。

也有一些成功人士最终走到了一起,几十年后,双方仍然很珍视这份感情,基础很牢固。内蒙兵团很少有云南兵团的“孽债”现象。栾荣康对此的分析很有道理:云南兵团的许多知青和当地人成家,最终被返城大潮冲得落花流水。而我们这里知青的环境与他们差别明显,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择偶范围。聚集在这一个圈子里的知青虽然来自天南海北,但都是城市学生,命运相同,志趣相投,朝夕相处,感情日笃。自然而然,双知青结婚便成为兵团中的主导性婚姻类型。知青与知青共结连理一般具有较为坚实的感情基础。有了艰难的岁月,才可以造就甜美,共苦过,同甘尤其绚烂。

古今中外,爱情是永恒的一个话题。在这里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生存环境、人际交往、悲欢离合等等。知青的群体也不例外。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知青的情爱史被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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