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译

它具备了建造一个文化和精神的天堂、一个真正的文明摇篮的所有条件。然而,它却变成了一个单调的地狱,充满着陈旧的唯物主义教条和可悲的消费主义追求。

谈论20世纪那些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时,往往意味着同时在谈论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这种同时性是在两个层面发生的:一者,他们面对着和我们类似的境遇;二者,他们所采取的和我们相异的行动。其中,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堪称一个典范。这不仅因为他拒绝在流亡地展览自己的创伤,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赋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可以用这句话检验那些和他有着相似命运的中国人);还因为,他一直没有失去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基本教养,即将自己抛入时间和语言的洪流中,与那些永恒者为伴。——张定浩(《上海文化》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著有《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在我度过了三十二年的那个国家中,通奸和看电影是仅有的两项自由活动。还有艺术。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爱国的。这是一个孩子正常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带有强烈军事兴趣的爱国主义。我爱慕飞机和战舰,对于我来说,最美的东西就是黄蓝两色的空军旗,它看上去像是展开的降落伞的伞盖,中间有一直螺旋桨。我喜欢飞机,直到最近,我还在扩展我的航空知识。随着火箭的出现,我泄了气,我的爱慕也变成了对螺旋桨飞机的眷念。(我知道我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我九岁的儿子有一次说,等他长大后,他将摧毁所有的涡轮飞机,去重新生产双翼飞机。)说到海军,我可是我父亲真正的儿子,十四岁那年,我就报考了潜艇学院。我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却因为第五项——民族——而未能入学,我疯狂地爱着那种缀有两排街灯一般闪亮的金色纽扣的海军大衣,可我的这一爱慕却一直没有得到回报。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生活的可见层面永远比生活的内容更为重要。例如,在我读到萨缪埃尔·贝克特的一行文字之前很久,我就已爱上了他的一幅肖像。说到从军,监狱使我失去了这一选择,于是,我与军装的缘分便永远成了柏拉图式的了。在我看来,监狱要比军队好得多。首先,在监狱里,没有人教你去仇恨远方那“潜在的”敌人。你监狱里的敌人不是抽象的;他是具体而又显明的。也就是说,对于你的敌人来说,你也永远是显明的。也许,“敌人”一词用得太重了。在监狱里,你脑中的敌人概念是非常寻常的,这一概念会使整个生活都变得无望、痛苦。然而,我的看守或隔壁的囚犯,与我的老师或那些当我在工厂里做学徒时欺负过我的工人相比,并没有任何区别。

换句话说,我仇恨的重心并没有被导向外国某地的什么资本家;甚至连仇恨也没有。我在学校里就养成的那种理解人并进而原谅每个人的该死特点,在监狱中鲜花怒放了。我并不认为我曾恨过审讯我的克格勃:我甚至倾向于宽恕他们(没有任何本事,又要养家糊口,等等)。我完全不能为其辩护的,是那些统治这个国家的人,这也许是因为我从未接近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要说敌人,你在牢房里就有最直接的一位:空间的缺乏。监狱的公式,就是用时间的富裕来平衡空间的缺乏。这才是真正困扰你的东西,因为你无法战胜它。监狱里缺乏选择,关于未来的望远镜般的可预见性,会使你发疯。尽管如此,它也胜过军队的那种道貌岸然,带着这样的道貌岸然,军队唆使你去攻击另一半地球上的、或更近一些的人们。

苏联军队中的服役期为三到四年,而我从未遇见到一个其心理没有被服从这一精神紧身衣所损害的人。或许,军乐队中的乐手是个例外,还有我没有深交的两个朋友,他们于1956年在匈牙利开枪自杀了,他俩当时都是坦克指挥员。军队是最终使你成为公民的地方;只要不曾从军,你就还有做一个正常人的机会,哪怕只是个小小的机会。如果说,我的过去尚有什么自豪的理由,那便是,我成了一个囚犯而非一名士兵。没有掌握那些军事术语——那东西最让我恐惧——可犯人的黑话却使我得到了慷慨的补偿。

然而,战舰和飞机仍是美丽的,它们的数量也在与年俱增。1945年,大街上满是“史蒂倍克”牌的卡车和吉普车,车门和车罩上面有白星,——这些美国硬件是我们租借来的。在1972年,我们自己已经在向世界各地出售这样的东西了。在这段时间里,如果说生活标准提高了白分之十五到二十,那么武器生产的提高则达几百倍。它还将继续提高,因为这大约是我们那个国家中仅有的优质品,是仅有的领先领域。还有,军事讹诈,亦即在集权制度下是完全被容忍的不断增长的武器生产,会使其试图去维持平衡的民主制的对手的经济受到损害。军事实力的增长不是一种疯狂:这是控制敌方经济的最佳工具,克里姆林宫的人士深知此道。每个妄图主宰世界的人都会这样做。其他的方式要么难以做到(经济竞争),要么过于恐怖(直接诉诸武力)。

此外,军队就是农民的秩序观念。看到受阅士兵一队队地从站在列宁墓上的政治局委员们面前通过,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就是最让人感到心安的事情了。我猜想,那些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曾想到,站在圣人寝陵的上方也是一种亵渎。我猜想,这是一个延续性的观念,但可悲的是那些站在列宁墓上的人,他们在对时间的蔑视中真的步入了木乃伊的行列。你可以通过电视直播或发行量达数百万份的官方报纸上刊登的劣质照片看到这一场面。古代罗马人总是将他们的主要街道建为南北走向的,以将他们自己与帝国的中心连接起来,和他们一样,俄国人要通过这样的场面来验证其存在的稳定性和可预知性。

当我在工厂工作时,我们常常去到工厂的院子里吃午饭;一些人会坐下来,打开包着的三明治,另一些人会抽抽烟,或是打打排球。院子里有一个小花坛,四周围着标准的木头栅栏。这是一排二十英寸高的木条,木条之间有二英寸的距离,同样材料的一根横木条将它们固定在一起,再漆成绿色。栅栏上覆满灰尘和煤粉,就像那四方花坛中凋萎、干枯的花儿一样。在那个帝国中,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永远能看到这样的栅栏。它是事先做好的,然而,甚至在人们自己动手制作栅栏时,他们也总是会遵循既定的设计。有一次,我去了中亚,去了撒马尔罕;那些蓝绿色的圆顶,那些穆斯林经院和清真寺高塔上美妙的装饰,使我浑身涌上了一阵暖流。它们历历在目。可就在这时,我看见了那种栅栏及其白痴般的节奏,于是,我的心情沉了下来,东方突然消失了。窄木条的那种细密的、梳子般的重复,立即消灭了工厂院子和忽必烈汗古城堡之间的空间——同时也消灭了两者之间的时间。

木条的细漆白痴般地呼应着自然的绿色,可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些木条离自然更远了。这些木条,政府的铁栅栏,每个城市的每条街道上每群路人中间必不可少的卡其军装,每张早报上总会有的炼钢炉照片,以及电台中持续不绝的柴可夫斯基——这些东西会使你发疯,除非你学会了封闭自己。苏联的电视中没有商业广告;在节目的间歇处,它播放的是列宁的画像,或是题为《春》、《秋》的所谓摄影佳作等等。再加上嘟嘟的“轻”音乐,这种音乐没有曲作者,而是放大器自身的产物。

当时我还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理智和进步的时代、一个大规模生产时代的结果;我将此归罪于国家,也部分地归罪于民族自身,这一民族倾向于任何一种不需要想象的东西。我如今仍然认为,我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在一个集权制的国家中去实施和分配文明及文化不是更容易吗?从理论上说,单个的统治者能比代表机构更好地接近完美(是统治者所宣称的完美)。卢梭就坚持过这一点。非常糟糕的是,它从未在俄国发生过作用。这个国家拥有一种能够表达出人类心理最深层含义的、富有神奇变化的语言,拥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伦理敏感度(这是其悲惨历史一个好的结果),它具备了建造一个文化和精神的天堂、一个真正的文明摇篮的所有条件。然而,它却变成了一个单调的地狱,充满着陈旧的唯物主义教条和可悲的消费主义追求。

无论如何,我这一代人多少是被赦免的。我们是从战后的废墟下生长出来的,当时,国家正忙于抚平自己的皮肤,还难以专心地照看我们。我们走进了学校,我们在那里被灌以拔高的谎话,四周所目睹的却尽是苦难和贫穷。你无法用一张《真理报》覆盖住一片废墟。空洞洞的窗口就像骷髅头骨上的眼洞一样望着我们,我们虽然年幼,却已感受到了悲剧。是的,我们还不能将自己与那片废墟联系在一起,可也没有这个必要:它们足以打断笑声。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笑,相当粗心的笑,——这只会是个重新的开始。在战后的那些年里,我们在空气中感觉出一种异样的紧张;有着某种非物质的东西,几乎是魔鬼似的。当时我们还很年幼,我们还是孩子。物质非常有限,但是我们也没见过丰富的物质,所以并不在意。自行车是陈旧的,是战前的产品,谁若拥有一只足球,他便会被视为资产阶级。我们所穿的大衣和内裤,是我们的母亲用我们父亲的制服和旧内裤改做的:退场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以,我们没有培养出占有欲。我们后来能够占有的,都是些做工粗糙、模样难看的东西。不知为何,我们认为物质的概念胜过物质本身,虽说在照镜子时,我们也并不十分喜欢我们在镜中的所见。

我们从未有过自己的房间,好将我们的姑娘勾引进去,我们的姑娘们也没有房间。我们的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和谈话;如果我们去计算行程,那可将是一个天文数字。破旧的栈房,工厂区的河岸,潮湿的公园里硬邦邦的长椅,以及机关大楼阴冷的入口,——这些便是我们最初极乐行为的标准背景。我们从来没有过所谓的“物质刺激”。精神刺激则是甚至能让幼儿园的孩子也感到可笑的东西。如果有人出卖自己,这并不是为了物质或舒适:物质和舒适均不存在。他出卖自己,完全是出于内在的需要,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当时没有供给,只有极低的需求。

如果我们做出伦理的选择,我们所依据的不是直接的现实,而是来自小说的道德标准。我们是贪婪的读者,我们处在对我们所阅读的一切的依赖之中。也许是因为其明确的形式因素,书本以一种绝对的力量控制了我们。狄更斯比斯大林或贝利亚更为真实。小说比一切东西都更能影响我们的行为和交谈方式,我们的谈话有百分之九十是关于小说的。这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但是我们不愿打破这个循环。

就伦理观念而言,这一代人是俄国历史上最书生气的一代,为此得感谢上帝。仅仅因为说海明威比福克纳好,朋友间的友谊就会中止;文学神殿中的座次就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读书起初不过是知识的正常积累,但很快就成了我们最重要的职业,为了它可以牺牲一切。书本成为第一和唯一的现实,而现实则被视为无意义的、让人厌恶的东西。与他人相比,我们似乎是在逃避或伪装我们的生活。细想一下,无视文学倡导的准则而过的生活,是卑琐的,也是无价值的。所以,我们曾认为,我此时仍认为,我们在当时是正确的。

本能的选择是去读书而不是去行动。毫不奇怪,我们的实际生活或多或少是一团糟的。甚至连我们中间那些穿过“高等教育”的密林、难免要用其唇舌(以及其他成员的唇舌)为那个制度服务的人,最终仍成了因文学而产生的那种怀疑的牺牲品,而无法再继续原来的工作。其结果,我们便去做那些杂役活或编辑部的临时工,或是诸如刻墓碑、看清样、翻译技术资料、登记帐目、装订书籍、冲洗X光片等无需动脑筋的活。我们时常串门,突然出现在谁家的门口,一手提着一瓶酒,另一只手提着糖块或鲜花或小吃,然后就是彻夜交谈,谈天说地,嘲笑楼上那些官僚们的愚昧,猜测我们之中谁会先死。此时,我必须抛开“我们”这个代词了。

没有人比这些人更懂得文学和历史,没有人比他们的俄语文章写得更好,没有人能比他们更彻底地蔑视我们的时代。对于这些人来说,文明的含义远远不止于白日的面包和夜晚的拥抱。这并不是又一个迷惘的一代,虽然看上去相象。这是唯一一代发现了自我的俄国人,对于他们来说,乔托和曼德里施塔姆比他们自己的个人命运更有感召力。他们衣衫破旧,不知为何却仍有几分优雅;被他们顶头上司无声的手招来挥去,兔子般地逃避国家豢养的为数甚多的猎狗和数目更多的狐狸,穷困潦倒,日益衰老,但他们依然对那些不存在的(或仅仅存在于他们秃了顶的脑袋里)、被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痴情不改。他们与这一世界的其余部分无望地相隔绝,他们曾认为,那一世界至少会与他们有些相象;现在他们明白了,那一世界与其他地方一模一样,只不过穿得更漂亮些罢了。当我书写这些的时候,一合上眼,我几乎就能看到,他们站在寒伧的厨房里,手握玻璃杯,嘲讽的怪相不时滑过他们的脸庞。“这里有,有……”他们咧着嘴苦笑。“自由,平等,博爱……为什么没有人再加上文化?”

记忆,我认为,就是我们在愉快的进化过程中丢失的那根尾巴的替代物。它引导着我们的运动,包括迁徙。除此之外,记忆过程本身有某种明显的返祖特征,仅就一个过程从不是直线发展这一点便可说明问题。而且,一个人记忆得越多,他距离死亡也许就越近。

这么说来,如果你的记忆摔了一跤,这反倒是件好事。无论如何,记忆更常盘绕起来,再伸展,摆向前后左右,就像尾巴那样;一个人的文字叙述亦该如此,即便要冒空洞和乏味的风险。空洞正是存在最常见的特征,人们觉得奇怪的是,它在苦苦追求现实主义的十九世纪散文中为何很少体现呢?

即使一个作家具有在纸上表现最细微的思想起伏的全部才能,但他再现尾巴卷曲之壮观的努力还是要失败的,因为进化不是枉然的。对岁月的回顾会将事物拉直,直到将它完全抹掉。没有什么能让事物返回,即使是那些带有卷曲字母的手写单词。若是那根尾巴恰好仍留在俄国的某地,这样的努力就更是会失败的。

但是,印刷出的单词若只是遗忘的标记,事情则不坏。而可悲的事实在于,单词同样记不住现实。至少,这是我的一个印象:任何一种来自俄罗斯王国的体验,甚至是用摄像般的精确描绘出的体验,都会被英语语言反弹回来,仅在其表面留下一道可见的痕迹。当然,一种文明的记忆不能、也许也不应成为另一种文明的记忆。但是,当一种语言无法再现另一文化的丑恶现实时,其结果就是一种最糟糕的同义反复。

回忆往昔

节选,摘自《小于一》,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

来源:高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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