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诸子百家中,老子作为哲学家却带着浓厚的文学家气质,此人卓尔不群,目光远阔,神游八荒,具有独特的人格底色。与之相比,孔子、孟子深深地入世于现时代的社会政治景况,老是想寻找存在感,活得很焦虑,很不安宁,甚至很焦躁,老子不是这样的。读老子,你会觉得面对的是一个埋在书堆里沉静得连眼皮也不愿意抬的老人,你会不由自主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与冒犯,不敢多说一句在此之前你认为很有理由说的话。你知道这个装睡的人其实是满含着悲愤与激情的,尽管老人家精心包裹了《道德经》,也正是这本书,泄露了他内心世界的独特质地,一种绝非安静、充满了心灵澎湃与灵魂喧嚣的质地。

我常想,一个未像儒家那样入世而又有能力也有条件回望前500年(老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71年,卒于公元前471年)周朝(西周始于公元前1046年)历史的人,足以形成独特而厚重的社会经验与政治洞见了,这和轻浮喧嚣、鼠目寸光的人有天壤之别;一个怀有深邃精神世界的人,和浅薄无聊的凡夫俗子也绝非同类,两者间的差别绝不小于人与猪的差别。老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投射到宽大恢弘的历史幕布上,引起我们景仰,为我们所诚服的。读老子犹饮甘霖,回味悠长,所谓“醍醐灌顶”,描述的不正是这种意境吗?

老子的文风姿漾,神采飞扬,那种空灵旷远、让你感觉扶摇直上的被提升的感觉,绝非单纯的哲学家或者文学家所能够营造。读老子,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是上天把这个人安顿到了人类历史江河的潮头,他就在那里享受着只属于他自己的空阔与孤独,我们从《道德经》中听到的是烟波浩渺的历史江河涌动之时发出的低语,是上天对人类的启蒙与警诫,如此这般的启蒙和警诫带着唯一的密码:“道可道,非常道。”这密码就像“芝麻开门”一样,看上去简单,实际上却极为复杂。解不开这个密码就将无法打开老子之锁,或者说,打不开社会与人生之锁。

我们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而人最重要的标识是拥有思想的能力,我们总是无法摆脱“活明白一些”的渴望,试图过一种有意味的生活,我们总是想对我和我面前的这个世界作出解释,于是我们向老子求“道”,想向老人家求教“活着”究竟是怎么一回子事情?万千次求索,万千次无奈,我们听到老子的回答永远是:“道隐无名。”意思是你们就别瞎琢磨了,这事是捉摸不透的,我们甚至对老子生出某种怨艾:唉!老人家呀老人家,你为什么就不能把话说明白一些呢?

不过细想想,我们是没有理由责怨老子的,就连孔子、孟子之类的儒家都入不了老子的法眼,何况我等像蝼蚁一样在地面上讨生存、不善于哲思也不善于辞令的凡俗庸碌之辈?他不把话说明白,自有他的道理。尽管这样,我们仍旧没有放弃向老子求教的努力,我们仍旧总是凝视老子的密码并试图打开它,我们做种种猜想,提出万千种假设——可以这么说,两千五百多年以来,人们对老子孜孜不倦的研究与解说,说穿了不过是对这个密码所做的各种各样的猜想而已,无奈的是谁也不能说自己真正找到了钥匙,把眼前这把锁真正打开了。

“芝麻”没有开门,“道”仍不可道,人们都错了。

2

错在哪里?错在人都在自身视界之内寻找“道”的本质或者真谛,而老子的视界却是整个宇宙。当然这仅是一种比喻,我们说的还是社会,否则他就不是文学家、哲学家而是天文学家了。他是把人投放到宇宙(社会)深空的幕布上进行观察的,你当然看不到目力不及之处有何存在,发生何事情,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语见《庄子·内篇·逍遥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退后一万步说,即使你看到个把闪耀着的星辰,那也不过是偶然飘过的宇宙(社会)尘埃——譬如你想得起来的一切“与日月同寿”的皇帝——并不代表你看清了整个宇宙(社会),更不代表看清了人在宇宙(社会)中的确切位置,你眼前还是一片空无。

那么,“道”在寻常意义上究竟何物?我的回答是: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因人而异也。

你比方说,酒鬼的“道”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一杯黄汤;独裁者的“道”是“天下一尊”,树立并强化不容侵犯的威权;财迷的“道”是陶然于取之有道或取之无道的黄白之物;贪官的“道”是动用权力手段将国有资产转为私有;婊子的“道”是无止境寻求肉欲,却总想着竖立起一个贞洁牌坊;色鬼的“道”是一个管他娘的纯洁不纯洁污秽不污秽压到身子底下再说的女人;傻×的“道”是在“庸众”面前滔滔不绝班门弄斧卖弄小聪明;小人的“道”是为虎作伥加害朋友而自以为得计;君子的“道”是绝不为五斗米折腰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地行走艰困人生……诸如此类。

你不能说这样的“道”不是道,或者说它们是“伪道”,你最好不要这样说。人的差异性就在这里:你认为很小的东西在另一些人那里也许很大,你认为很大的东西另一些人又会认为很小,你认为价值连城的东西在另一些面前不过是一堆粪土,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是没有统一答案更没有统一标准的。人的精神兴奋点高低不同,志向趣味千差万别,由此才有了我们眼前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譬如,你有办法让那些成天欢呼鼓噪的“巨婴”理解对社会与政治情态有深刻洞见之人的言谈吗?没有办法。莫说你,就是老天爷来了也没有办法,老人家会愁眉苦脸,说:“靠,你这不是成心难为我吗?”所以一般人都不做这样的指望,“道不同,不相与谋”就是了。我们老祖宗很早就有“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说法,中国民间也有“鱼找鱼,虾找虾,青蛙找蛤蟆,乌龟找王八”之类的谐谑之语,说的其实都是这个道理。

那么,上述诸“道”有没有共通点呢?有,那就是所有的“我”(独裁者、财迷、贪官、婊子、色鬼、傻×、小人、君子)在对“道”的定义中都成为了判断主体,或者说都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就造成了它们的观照既不广阔也不深邃,缺少一种能够从高处覆盖的东西——而这,正是老子卖关子没有说出来的东西。

被列为法家先人却又有一定程度道家思想的管仲先生曾经好心地提醒我们说:“道之大如天,其广如地,其重如石,其轻如羽,民之所以知者寡。”(语见《管子·白心》)意思是:“道”这个东西就像天空一样高远,像大地一样辽阔,像岩石一样厚重,又像羽毛一样轻盈,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感知它。也许真的就是这样的吧?

如此想来,凡俗之“我”所列诸“道”,看来似乎也算不得多大的罪过,人都凭自己的本性活着,我就喜欢黄汤、喜欢威权、喜欢黄白之物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就喜欢把国有资产弄到国外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就喜欢肉欲、喜欢卖弄小聪明、喜欢加害正派人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们还真没法拿他怎么样,毫无办法。

唉!人在不讲道理的人面前常常是羸弱的,人在邪恶面前更常常是羸弱的啊!出于自我安慰的需要,我们往往高估正派人抵御堕落与邪恶的意志和能力,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在生活中,正派人永远都是憋拉巴屈寻找不到合适位置的,这已经成为社会常态。在这种常态之中,人能怎么办呢?只好退而求之,选择认命,选择隐忍,不管怎样,活下来。世间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呢?有几个真正用思想活着的人呢?我们绝大多数人不都是在庸常层面讨生活的吗?在这种情况下,虚假、丑恶、野蛮由着性儿撒野,你拿它还真是没有任何办法。由是,“道”也就真变成“不可道”了。“不可道”的东西还是好东西吗?我们甚至很怀疑老子这个同志到底怎么样?丫究竟可靠还是不可靠?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值得组织信赖的好同志?

说实话,老子这个人挺好的,他没想着要故意难为咱们,他只是想让咱们读《道德经》更细致更认真更深入一些罢了。换句话说,老子的这本书是写给读得懂的人看的,而读得懂的先决条件,是你未必非得是哲学家、思想家,但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对逝去的历史与你所身处的世界有最基本的了解和判断,或者说,有基本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见解,这是你走向老子的唯一路径。这就好比登山,你若是攀登上去了,老子对于你就不再是难以破解之谜,而是成为了你灵魂世界的一部分。如果你真读懂了老子,哪怕是只读懂了很小一部分,你也会产生出一览众山小的奇妙感觉,觉得视界开阔,精神昂扬,意气风发。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描述这个过程:正是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你从“此山中”跳出来,莫要说达及老子,即便仅仅攀爬到十分之一高度,你的眼界都会大不相同,你将会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风景,听到很多以前听不到的声响,你将会由衷地赞叹说:“天哪!我找到了!”

我找到的,就是本文标题所示:“民意谓之道。”

3

我这里的“民意”之谓,可做“民众的意志”、“人民的意愿”解。你也许会质疑,你怎么就偏偏认为这个东西是老子所说的“道”了呢?简单说,我是从老子概念世界的大小比较中得到启示的。纵观自夏商周直至今天的中国历史,我想不来被老子视为“万物之始”、“万物之母”的东西,在政治哲学领域除了“民意”之外,还能是其他什么东西,我想不来。

这不仅因为老子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更是因为他曾经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他还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种东西在我看来只能是“民意”。

所谓“民意”,不是“自然”,也不是人们坐而论道的“有与无的统一”,它甚至连“人”都不是——人还只是有某种程度物质性的物象,而“民意”则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性物象,它无边无际,远比物质性物象要大。只有“民意”才可以被概括为“天之道”,还因为它跟老子所说的“道”一样,具有“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招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特点。

纵观历史,当世界(时势)运转到需要“道”即民意出现并显示作用的时候,它必然就会出现,必然就会显示作用,它从不迟到,从不缺席!中国历经无数次朝代更替轮回,哪一次不是民意作用于社会政治之结果?统治者,不管你是什么“君”,也不管你是什么“皇”,在“无声”、“无形”的民意之“道”面前都渺小如灰尘,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过它的历史性的审判和裁决。漫漫两千多年,在这块土地上,曾经上演多少幕历史大戏,哪一次不是民意与皇权的对决?哪一次不是民意最终取得了胜利?!

说到这里,我想重复一下以前多次说过的观点:中国人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往往把最神圣的祈愿寄托给历史,就是因为历史审判、历史裁决从未缺席,该来的总有一天会到来,如果“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逆潮流而动,在淫威控制下,社会在最初乃至于在很长时间里也许都阒静如常,消失一切批评的声音,但是当“君”倒行逆施到让所有人都忍无可忍的时候,历史(民意)就会站出来断喝:“你他妈的够了!”这意味着一场历史审判将如期开始,这一幕幕似曾相识的历史戏剧,我们看得太多了啊!没有人躲得过这个过程,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就是一种警告啊!中国民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的朴素言论,也是我说的那种宗教情怀的反映——没有蛰伏在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这种精神寄望,中国人靠什么熬过长达两千多年的长夜?!靠什么忍耐大大小小的“皇帝”们持续不断的掠夺、侵犯与欺凌?!你看,“民意”之“道”就是这样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不仅为无数次历史性剧变所证实,也为现世代无数次历史性剧变所证实,更会为未来还将无数次历史性剧变所证实。

晚于老子二百多年的荀子(约前316年-约前237年)不是老子学说的继承者,但是他说过一句深入到中国人骨髓里的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语见《荀子·王制篇》),这句话被后人精炼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简单八个字恰好投合了老子“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本意,也印证了我关于“民意谓之道”的揣想——在人类历史的江河中,还有什么东西比水与舟的关系更重要?因此我确信,道可道,民意谓之道,从逻辑上是可以被打通的,是可以做如此立论的。

如果仅因为如此,我或许还不那么自信,这里还有可以见到的人类精神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轨迹作为佐证:人类所有已经存在的理论,包括古希腊哲学,包括印度哲学,包括中国哲学乃至于更微观的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百家之言”,无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还是杂家、农家、小说家、方技家,事实上都是把民意作为立论根基的,虽然免不了芜杂,但基本上可以梳理或者归纳成两条线:凡是尊崇并顺应民意的导致的都是社会发展,凡是轻视逆拂民意的导致的都是社会凝滞。“凝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壅塞。而壅塞,用顾准的话说,离革命仅一步之遥:“人世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引文自《顾准文集》),这意味着如果一味拂逆民意,必然导致社会壅塞,而社会壅塞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的社会动荡也就随之而来了。

儒学之“仁”将“尊君”作为社会发展的限定与前提,客观上是轻视乃至于逆拂民意的,因此,它在中国专制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承担着几乎全部的罪责;法家之“法”由于以“君意”为其根本,故意撤除了“民意”根基,“法”也就只能沦为“君”治“民”的技艺,与以尊崇并顺从民意为基础的“法治”背道而驰,两千多年以来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皇权专制主义的支撑和骨架,成为了皇权专制主义的凶恶帮凶。无独有偶,欧洲神学强调“神”的意志而非“民”的意志,即以神意对抗和消泯民意之时,自然导致专制主义的“中世纪黑暗”长期蔓延;而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人”堂而皇之登上历史舞台取代神成为“衡量万物的尺度”之后,哲学上的自由主义自然也就产生了。“主义”对应着一整套社会运行机制,对应着相应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所以,近代以来才有了以权力产生权力为其标识的“极权主义”和以人民凭借自己的意志实行自由选举产生权力为其标识的“自由主义”的两种国家形态,这种情形或者说这种格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发生改变。

我尊崇老子,最重要原因是,他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现实当中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在《道德经》中,虽然他也有关于“君”的言论点缀,但是他事实上是把“民”而非“君”作为着眼点和立论根基的。仔细琢磨就不难发现,老子的那个“道”绝非“君道”,而是“民道”,无论“可道”还是“不可道”,他所“道”的都是一种民意趋势,而他对这种趋势是敬畏的,是顺应的,他也是这样或者明示或者暗示给人们的。老子哲学之所以不同于诸子百家中任何一家,最根本的区别就在这里。

于是这里产生出一个问题:身处同样的时代、同样的现实之中,老子的道家与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和人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他们之间到底有哪些分别呢?老子究竟是怎么成其为老子的呢?他那旷达深远的学说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4

一般来说,人的知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阅世(包括阅人),一个是阅读。

关于阅世,我前面说过,一个有能力也有条件回望前500年周朝历史(就好比我们有能力也有条件回望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的人,足以形成独特而厚重的社会经验与政治洞见了,老子之所以成为老子,既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有关,又与他对历史、对世事的独特感应有关,此点别人——尤其是孔子、孟子两位先生——是没办法与之相比的。

孔孟与老子的分别到底在哪里呢?我在《孟子很幸运》(2020-1-27)一文中说过,儒家有为江山社稷殚精竭虑的情怀,都怀着“经世”、“致用”的信念,不约而同要凭着这种信念解释世界和影响世界,而影响世界的方式,则想方设法向君主说出主张,期待“君”采纳他们的治国理政建议,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去了,孟子也周游列国去了。这就是说,中国这些最聪明的人“经世”的路数不同,“致用”的程度不一,但在对君主循循善诱方面,都不约而同操碎了心,说了无数该如何如何,不如何就会如何的话。

孔老人家率领弟子周游列国,锲而不舍地宣传他的“治国之道”,也可谓是感天动地了。然而知识分子永远揣摩不到“王”的心思,“士为知己者死”的愿望是挺好的,然而你到哪里去寻找“知己”的人呢?周游列国十四载而未见任何成效,不得不返回鲁国的孔子难免灰心丧气。有一天,他老人家无奈地感叹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意思是:“如果他们都不听我的,我就只好乘一只小船到海里浮荡去了。”这虽然应和了他“天下无道则隐”的一惯主张,然而这里面的凄凉况味,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啊!

遭遇到同样尴尬的孟子则很不服气,曾经语气铿锵地说:“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孟子·尽心上》)有一点儿赌气的意思。很显然,他是做了两手准备的:“你丫要是听我的,我跟你继续讨论,你丫要是不听,我他妈的就走呀!”其最终结果,也正是不得不结束周游列国,回家乡聚众讲学、专心著书立说去了。

两相比较,老子就比孔、孟两位先生明白多了。至少表面上,老子离政治很远,他不像孔孟热心于将“道”附着在“礼”上——儒家所谓“道从势”,“势”就是“礼”,就是社会等级秩序,这样,两位就给“道”赋予了明确的政治功能。同样是“阅世”,与老子相比,孔、孟在气象格局上很显然小了很多,局促了很多。这种区别和差异,不仅仅是数量级的,更是质量级的。正是这种区别和差异,在随后两千多年里,以西汉董仲舒倡导“罢戳百家,独尊儒术”为阶段性标记,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命运遭际。这已经是题外话了,就此打住。

阅读与阅世是难以区割的,这一点同样体现在老子身上。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老子当过“周守藏室之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当过周朝国家图书馆馆长,我相信司马迁不是妄言。有人考据说老子同志当的不是馆长,而是党委书记,一把手,副部级,但是司马迁以及后来的史学家都没有具体说明过他的职务和职级,已“无籍可考”,好在这件事在我们的话题中不甚重要,我们姑且作“存疑”处理吧!

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推断,在阅读方面,老子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定是读了很多很多书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周朝守藏室收藏了大量自殷商以来直至本朝的政治文化典籍,其次,老子所处时代距离发生秦始皇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公元前212年)还有三百多年距离,那些典籍都还好好地保存在书库里,整齐地码放在书架上,这就决定了老子可以安享他的读书生活,他的阅读量必定是巨大的,是我们这些身为秦始皇后人的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让老子不成其为老子都难啊!我们就连当老子的孙子的资格都没有啊!

那么我们不禁就要问了:如果老子活着,他会赞同“民意谓之道”对“道”的解读吗?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如上所述,老子是不会就这样的问题做出解答的,他笑而不语,骑着他那头著名的青牛,出函谷关而去,我们仍旧一头雾水,不得要领。

难道真没办法得到老子的见解了吗?我不这样认为。那我们就采用一个笨办法,进入到老子必定阅读过的一个历史故事,去寻找答案吧!

5

故事叫“杀人止谤”,中国成语“道路以目”说的也是这件事情。

说,西周的第十位国君姓姬名胡,史称周厉王。周厉王的生卒年月是前890年-前828年,是在老子之前大约二百年的光景,相当于我们之于清朝嘉庆年间,欧洲发生启蒙运动期间,时间并不太久远。和我们一样,老子面对二百年前发生的事件,除了历史感之外,一定还有现实感,从而给历史事件赋予一种解释和启示现实的功能,藉此说来,“周厉王杀人止谤”的故事,对于老子的触动,一定比对我们的触动更加直接和骤烈,这种触动必将反映在他的学说上。

这位周厉王在位37年(约前877年-前841年),时间挺长的。可以想见,一个国家的君主在长达37年时间里一定做过很多很多事情,有好事也有坏事,“三七开”之类,你很难想象丫刚坐到“王”的宝座上就已经是不是玩意儿的玩意儿了。人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即使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刚出娘胎时也会是赤条条的与其他娃娃没有什么分别,也会攥着小手咿咿呀呀看上去挺可爱的,娃娃不可能拿着杀人的刀子或者板斧来到人间,刚一落草就要杀人,一定是社会毒害了他,丫才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的。

皇帝宝座对人的毒害远比社会来得更剧烈,更不可抗拒,它是可以改变人性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到无数例子。比方说,一个人平时好好的,也很勤勉,很谦和,挺能干活儿,自从当上皇帝,整个人就都不好了,骄奢淫逸,奢靡浮华,唯我独尊,视人命如草芥……直到把大好江山折腾个底儿掉,死于非命,不得不让位给另一个朝廷和另一个皇帝。可见皇权具有强烈的腐蚀性,就像强酸一样,足以将健全的人性腐蚀得千疮百孔,七零八落。皇权是产生昏君、暴君的肥沃土壤。中国历史上,昏君导致的国家暗弱、民生凋敝并不比暴君来得少,更何况昏君到头来往往都会成为暴君,我们是无法在两者间做出区割的。周厉王也步入了这个窠臼。

厉王一定不傻,在绞肉机一般的国家权力倾轧中,不大可能任由一个流着哈喇子成天胡咧咧的傻子脱颖而出,坐上王位并且一直坐下来。是的,西周实行的是王族贵族以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进行世袭统治的宗法制度,谁当“天子”未必非得要经过你死我活的宫廷争斗,就连他爹也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只能由嫡长子接班,从这个角度说,厉王与其说优秀毋宁说幸运,这里没有什么聪明不聪明、够不够资格当“王”的问题。然而“王”的内在品性、才智禀赋如何,却与丫能不能成为一个好君主息息相关。不幸的是,周厉王恰好不是一个具备君王素养的人,换一句话说,丫才智禀赋不怎么样,内在品性也实在是差了些,这样的“王”是当不出什么名堂的。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描述了厉王由盛而衰的过程。

我们先看他是怎么“作”(平声,作死之意)的——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我用自己的话把这段话复述一遍。

周夷王驾崩,其子姬胡继承王位,为周厉王。厉王喜欢逢迎谄媚之人,在众多朝廷众臣中,独独重用了名声很不怎么样的荣夷公。一个叫芮良夫的大夫看不过眼,就劝谏厉王说:“您难道不知道荣夷公是什么人吗?丫一贯贪财好利,为了利连命都可以不要,您这么重用他,岂不是在酿祸吗?如此下去,咱周王室恐怕要衰微下去的呀!”

厉王很不高兴,却也不好发作,冷冷地说:“你有什么话直说。”

正直的芮良夫接着说:“这世间的财富利益,全都是拜自然所赐,既然是自然所赐,那么它就属于天底下的所有人,如果有人老想着独占它,必然包藏着祸患。我不是说荣夷公这位同志不好,我是说他不该投您所好逢迎您、迷惑您,由着他的心愿操控您,这绝对不是好事情呀!您作为君王,应该一碗水端平,尽可能公平分配财富和利益,让群臣百姓都能享受您的恩泽。就是这样,做君王的也还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唯恐由于不周到而招来怨恨呢,这实在不是小事啊!……您想啊,就是平头百姓过于贪婪,人们还称其为盗贼呢,何况大夫?何况君王?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您还继续重用荣夷公,最终付出代价的不是荣夷公而是君王您,是咱伟大的周朝呀!”

从来只喜欢被逢迎的周厉王听罢,早已经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但是他没有发作,只淡淡地说:“我知道了。”结果还是把荣夷公任命为周王室的执政官,掌管国事,一时间权倾朝野。

后来怎么样了呢?

6

司马迁接着写道(这段描写很重要)——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意思是,周厉王自负而残暴,奢侈专横,整天花天酒地,把日子过得很烂脏。“王”的日子过得烂脏,老百姓的日子能好到哪里去呢?过得糟心极了,于是人们议论起了厉王,说:“丫怎么这样?”民声(民意)挺不好的。一个叫召虎——史称召穆公——的大臣,也像芮良夫那样出面劝谏厉王:“好我的王哩!老百姓实在受不了您的严苛政令了呀!这样弄下去怕是要出大事呀!”

周厉王虽然没对召穆公怎么样,心里更是老大的不痛快,气得鼓鼓的,心说,你越这样我越那样,看你怎么着!结果丫派人到卫国(今河南省鹤壁市)找了一些人品形迹都很可疑的巫师,在首都镐京(今陕西西安以西)的大街小巷里来回溜达,偷听人们的说话,并把这些话举告给厉王。厉王呢?丫也忒简单粗暴了些,凡是被举告的人,他都会毫不犹疑地杀掉,一时间朝廷内外风声鹤唳,凄风苦雨,议论朝政和厉王的声音很快也就消失了。最严重的时候,相熟的人,哪怕是儿子遇见爹,路上打照面都不敢打招呼,只能用目光稍微示意一下,就得匆匆走过去——你看,老百姓过的这日子还是日子么?这不是成煎熬了么?

周厉王看到此情此景,竟然很高兴,颇为得意地对曾经劝谏过他的召穆公说:“老百姓就是得管,你看现在他们再不敢说什么了吧?”召穆公苦笑了一下,什么都没说。周厉王很想听召穆公赞扬,就追问:“你说我的办法是不是好办法?”召穆公沉思了一会儿,终于说出了很著名、中国人都很熟悉那段话:“王!你这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你知道吗?你这只是把老百姓的嘴巴堵上了而已,好意思说得上是好还是坏么?”

周厉王忿然道:“咋了?你说我咋了?!”

召穆公想了想,终于说:“我说句您老人家不爱听的话吧:老百姓的嘴巴是堵不得的,堵老百姓的嘴,远比堵住河流更危险。堵住河流,蓄积的水越多,河流决口带来的灾害也就越大,所以,治水的人一般都采用疏通的办法,避免让河水淤积起来,只要河水有处可去,就不至于造成壅塞,就不会出大问题。换一句话说,只有让老百姓说话才不至于淤积起民意,造成灾难性后果……”

周厉王打断召穆公,问:“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最重要的是要让人讲话……人民长着嘴巴就是用来说话的,这和山川土地给人们贡献物产是一个道理,人的衣食物品全靠着它呢。只有让老百姓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咱们才可以知道朝廷政事的成败得失,证明是成功的呢,就尽力去进一步实行和推广,失误了也没关系,想方设法去做预防和弥补就是了。关键的关键是不能堵塞言路,这种靠压制维持秩序的局面能坚持多久呢?时间久了,老百姓难免就会想,这位君是怎么回事呀?他还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戴吗?”

然而就像我常说的,历来的“王”都没有弄清楚,没有声音并非就是安静,所谓的“民意”从来不是声音,只是人们无需用声音来表达的意会而已,而“意会”往往比说出来的声音更危险。不是么?司马迁下面的话言简意赅:“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按照字面理解,事情似乎比较简单:“王”不听劝告,老百姓更不敢说话了,三年以后,也就是周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2年,受够了的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啸聚起来,想宰了这位多行不义的“王”,厉王逃到“彘”(据说是今山西省霍县东北的一个地方),还是那位曾经劝谏他的召穆公(召虎)保护了他,才没被造起反了的老百姓杀死。

然而司马迁这短短二十多个字所描述的,正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看到的“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无数即使不说话也活不下去了的饥民揭竿而起,浩浩荡荡向首都镐京进发,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杀厉王”。事情闹到这个程度也就很难办了,我相信,这也是周厉王绝对没有想到的——他无法想象平时乖顺得如绵羊、连大气都不敢出的民众,怎么就会突然汇聚成滔天巨浪,把好端端的朝廷冲击得摇摇欲坠!据说周厉王最终病死在了“彘”,结局还不错,也算是善终了吧,比很多由着性儿作死的皇帝结局都要好。我想,这样一个刚愎自用油盐不进的家伙,一定至死都没有弄明白,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教训是留给历史,让历史去记忆的。

果真,“道路以目”的故事顺理成章进入了历史,成为了老百姓津津乐道的精神慰藉,成为了历代君王胆战心惊的政治提醒——就老百姓来说,终于意识到自己竟然是有力量改变自己命运的,自己的意志是可以改变国家历史的;就君王来说,终于进一步明白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民意谓之道,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违背民意,违背了这个东西是会有后果的,任何强大的君王、任何辉煌的王朝都承受不起这个后果。

7

“陈行之先生,你最近老是钻在故纸堆里,尽说一些乱七八糟的历史故事,这是怎么了?”

我的回答是:“没怎么,读书读到妙处,偶然得之,如此而已。”

“那你能不能说几句让我们有点儿现实感的话呢?”

想了想,我还真说不出。历史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与现实对接的,很多情况下,历史归历史,现实归现实,过于直接地将这两者混同,有时候反倒会引出新的问题,而这不是我的初衷。

“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还要把老子的‘道’说成是“民意”,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呢?”

我实际上已经在行文中说清楚这个问题了,如果再让我说点什么,那么我可以说,这是因为有鉴于人类文明结出的精神之果,也就是普世价值,我们才有理由认为民意是自由民主脚下的第一块也是最重要的一块基石,如果把这个东西撤除或者替换了,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也就都丧失了站立的根基和存在的价值。并非说民意具有先天的正义性,从来不出岔子(选举特朗普上台是不是差子呢?),而是说,它是天底下最有力量的东西,它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你从政治范畴想得到的任何东西,都能从这两个字中得到启发,从中寻找到答案。具体到“普世价值”四个字,如果细究,难道不就是一个“道”字么?换一句话说,如果经由一系列程序(所谓“程序正义”),让民意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来决定谁来当大统领,谁来立法,谁来司法,谁来行政,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在本质意义上它们归为“道”了。这就是说,对民意的尊重,对民意的争取,对民意的服从,是现代政治(体现为选举制)的本质,这种本质都被囊括在“基于同意的合法性”这句话里面了,而“基于同意的合法性”,难道不正是老子之道在今天的具体表现吗?

那么,老子会怎么看这件事呢?

让我们设想一种情形吧!老子骑着青牛从函谷关退行两千五百多年,再次来到我们面前。岁数实在是太大了,老人家显得很疲惫。老人家看到今日世界之情形,面对“民意谓之道”五个字,可能仍旧不说话,所谓“笑而不语”也。但是我敢肯定,他也绝对不会反对,说你们这些没出息的庸俗之辈辱没了我的学说,他不会这样说的。我们看到,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沉吟良久,缓缓地掉转过头,赶着青牛又入关去了,可是我分明隐隐约约听到他嘟哝着说:“随你们便吧!这不是我管得了的事情。”

是啊!老子只给我们提供了批判的武器,他没理由再来帮助我们做武器的批判。

我们的事情是我们的事情,与古人无干。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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