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琅施塔得的血与火（4）
面对突发的反叛，布尔什维克党高层并没有认真调查和分析事件的起因。喀琅施塔得起义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普通士兵: 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佩特里琴科是文书，委员雅科文科是话务员、奥索索夫是轮机兵、图金是机电工、奥列申是第三劳动学校校长。他们记得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时曾经许诺“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召回苏维埃代表，可以改选苏维埃”，所以他们认为现在的苏维埃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重新选举自己的领导机构，这并没有什么错。但是，该事件一开始就被布尔什维克党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还说这是白卫分子与国外敌对分子进行勾结的结果，因而拒绝与起义者谈判，决定进行镇压。
接着上文看布尔什维克对喀琅施塔得人怎样实行镇压:
在3月1日喀琅施塔得人集会后，俄共(布)喀琅施塔得要塞党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用武力镇压决议支持者的可能性，与会者得出的结论是喀琅施塔得当局没有足够的可靠力量用于武力镇压。鉴于如此形势，3月2日下午，加里宁、季诺维也夫等人给托洛茨基发去了电报: “我们现在确信，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起义的开端。我们估计事件将从今早开始迅速发展。需要得到您的帮助。” 当天，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阿夫罗夫命令由步兵、骑兵、炮兵和学员组成的187旅夺取奥拉宁包姆，因为这里是喀琅施塔得通往彼得格勒的唯一通道。晚上，187旅逮捕了驻扎在奥拉宁包姆的第一舰艇大队司令部的全体成员，他们本是准备给予喀琅施塔得人支持的。这样，政府军成功地控制了奥拉宁包姆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
3月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宣布喀琅施塔得事件为反革命性质，并要求他们立即投降，被喀琅施塔得人坚决拒绝。同一天，劳动国国防委员会发布了由列宁、托洛茨基签署的政府公告，喀琅施塔得事件被宣布为“新白卫军的阴谋。旧俄将领科兹洛夫斯基和‘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号军舰发动的叛乱”；喀琅施塔得人通过的决议被称为“极端反动的、社会革命党的”宣言。政府给这一事件如此定性是考虑到了当时俄国大部分民众的心理，从沙俄时代过来不久又刚经历了内战的俄国人民对于沙俄、对于帝国主义厌恶不已，将事件定性为白卫军的阴谋，并且还是由前沙俄将领领导的，这就能争取到大多数俄国民众的支持；换句话说，也就为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找到了合法性依据。
这个政府公告决定: “一、旧俄将领科兹洛夫斯基及其同伙不受法律保护；二、宣布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戒严；三、彼得格勒防区的全部政权转交给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 根据公告中第一条的决定，3月4日深夜，科兹洛夫斯基的家人(妻子、女儿和四个儿子)被捕。随后，喀琅施塔得兵变领导人及军事专家的亲属均被逮捕并被作为人质。就在当天，国防委员会发布了题为“对兵变者的警告”的通告，宣布他们逮捕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参加者的家属， “逮捕这些人质为的是解救那些被喀琅施塔得叛乱者逮捕的同志，特别是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同志、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也夫同志和其他的CP员”。 “如果被捕的同志哪怕是头发掉了一根，那么上述人质将会人头落地！”政府立即收到了临时革委会对此作出的回应: “……临时革委会要求24小时以内释放被作为人质被捕的工人、红军和水兵的所有家人。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告知，喀琅施塔得的CP员享有完全的自由，而他们的家人绝对不受侵犯，卫戍军并不想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为榜样，因为在他们看来，哪怕是处于极端的仇恨中，这样的逮捕也是最为无耻和卑鄙的。”
3月3日，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发布了对彼得格勒防区实施戒严的命令。 “……部队如上街应持枪行动。一旦遭到反击就地枪决。命令自宣布之时起生效。” 当天，政府向波罗的海舰队的所有军舰、所有部门发布了命令，要求政委必须在岗待命；所有在宣传中有明显反苏维埃倾向的人都应予以逮捕。这样，通过戒严，政府封锁了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消息，基本上稳住了彼得格勒的局面。
当时科兹洛夫斯基是喀琅施塔得的炮兵司令。据参加喀琅施塔得起义的一位电工说，起义对起义者来说是出乎意料的，“谁也没有料到，他们那些朴素的，几乎得到所有喀琅施塔得CP员赞成的要求不但遭到粗暴而坚决的拒绝，而且还招致托洛茨基发布的毫不留情地镇压喀琅施塔得的严厉命令。后来，当起义成为事实时，大伙都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布尔什维克把科兹洛夫斯基将军说成是起义的首领，实际上只是水兵们强迫他继续履行了他在布尔什维克时期就已经履行的炮兵司令的职务，并没有给予他任何权力。” 随后布尔什维克对科兹洛夫斯基的亲属进行了逮捕，一共抓了27人。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跟科兹洛夫斯基有亲戚关系，从对这些人的审讯中并没有得到科兹洛夫斯基组织叛乱的证据。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发表的《告受骗的喀琅施塔得人书》实质是最后通牒，喀琅施塔得人面临的道路只有两条: 要么放下武器接受惩处，要么奋起自卫。
下面继续看朱小萍、余伟民《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文章摘录:
在托洛茨基的多次催促下，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从3月2日起定时向中央汇报彼得格勒的局势，特别是喀琅施塔得的动静。3月3日下午，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在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报告中全文抄录了喀琅施塔得卫戍区全体大会通过的决议。从现有的档案材料来看，苏俄高层应是从这份报告中才得知这个决议内容的。决议的内容表明，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是现阶段全俄工农的普遍要求，是1920年以来全俄特别是农民对实施了三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内战已经结束了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实施的不满的集中体现。随着侦察情报的增多，喀琅施塔得的情况越来明朗，苏俄高层应当逐渐清楚，政府要对付的不是想像中的协约国、白卫军，甚至也不是什么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阴谋”，而是一次具有自发性的，但带有政治倾向的兵变。
在这种情况下，苏俄政府没有丝毫的犹豫，自始至终全力对喀琅施塔得起义者进行镇压。3月3日晚，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等前往彼得格勒以直接领导对喀琅施塔得的镇压。在途中，托洛茨基说，经过最初一轮的炮轰后喀琅施塔得将挂出白旗。事实上，从3月2日起，阿夫罗夫就奉命开始着手集中兵力形成对喀琅施塔得的包围，到3月4日已组成了两个战区——北方战区和南方战区。总兵力一万多人，大炮近百门。彼得格勒的军事权力集中在新成立的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季诺维也夫任主席)手中。阿夫罗夫拥有对彼得格勒军队的指挥权。按照该委员会的指令，成立了三人小组领导的波罗的海舰队。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到达彼得格勒后，针对军队指挥权力不集中，集结军队数量不够等状况，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恢复第七集团军，由图哈切夫斯基任临时指挥，彼得格勒军区所有的武装力量都必须完全服从他的指挥。同时责成他准备一份详细的进攻计划，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第二，立即采取措施尽快把最精锐的部队及必要装备调入彼得格勒。第三，把集中于彼得格勒的情绪不稳的水兵输送出该地域。同时，加强对信息的封锁。
3月5日下午，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和红军司令向喀琅施塔得人发出公告: “工农政府决定，立即使喀琅施塔得和叛变的舰艇归苏维埃共和国管辖。为此命令: 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祖国之手应立即放下武器。解除固执己见者的武器并交由苏维埃政府处理。立即释放被捕的政委和政权的其他代表。只有完全投降者可视作对苏维埃政权的无条件投降。同时指令不惜一切武力击溃兵变和兵变者。使和平居民突然遭到灾难的责任应完全算在白卫军叛乱者的头上。这是最后一次真正的预先通告。” 3月6日下午，革命军事委员会再次向喀琅施塔得发出命令，宣称如果24小时内不停止暴动，政府将采取军事行动。
可以看出，喀琅施塔得骚动引起了苏俄高层的强烈反应，在政治上，政府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将骚动定性为“新白卫军的阴谋”，并且是“由前沙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领导的反革命叛乱”。在苏俄高层详细得知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后，他们已经清楚，实际面对的是一次有群众基础的兵变。尽管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正为苏俄高层所考量，但喀琅施塔得人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就足以构成政府对其实施镇压的全部理由。这种基于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的反应在俄共(布)十大作出的决策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以上篇幅详细阐述了喀琅施塔得人起事的原因: 布尔什维克党人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激起了一部分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工人士兵的不满情绪，在有些地方已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喀琅施塔得事件只不过是一次工农兵大众不满情绪典型的大爆发。而布尔什维克高层绝不会认可事件起因的根源，宁可相信这是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宣传鼓动的结果；对于起事者提出的自由选举苏维埃和实行自由贸易、尊重农民的所有权的合理要求粗暴拒绝。
在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出版)中，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这样叙述的:
当时在喀琅施塔得发生的反革命叛乱，便是阶级敌人所釆取的新策略的明显表现。这次叛乱是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前即1921年3月间开始的。领导叛乱的是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外国代表有勾结的白卫分子。起初，叛乱者极力用“苏维埃”的招牌把他们妄想恢复资本家地主政权和私有制的意图掩饰起来。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要CP人参加的苏维埃”。反革命势力企图利用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不满情绪，以期在仿佛是苏维埃的口号下推翻苏维埃政权。
促成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有两种情况: 军舰上水兵成份的变坏和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薄弱。原先参加过十月革命的那些水兵，几乎全体开往前线参加红军英勇作战去了。新补充到海军中来的人员，都是些没有受过革命锻炼的新兵。他们是还完全没有受到过训练的农民分子，反映着农民不满意于余粮收集制的情绪。至于当时的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组织，却又因多次动员上前线而大为削弱。因为有这两种情况，所以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白卫分子，就能乘机混进喀琅施塔得，并把它占领了。
叛乱者占据了这个头等要塞，连同几艘军舰和大批枪炮弹药。国际反革命势力已在庆祝胜利。但敌人未免欢乐得太早了，叛乱很快便被苏维埃军队镇压了下去。当时党为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而派出了自己那些参加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优秀子弟，由伏罗希洛夫同志率领前往。……
上述所说谎言连篇，最后居然把军事镇压的指挥者图哈切夫斯基改成了斯大林的忠实走狗伏罗希洛夫，简直是黑白颠倒，不知羞耻。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结果密切相关，让我们接着看朱、余文章对此的阐述:
俄共(布)十大的决策
对喀琅施塔得的正式进攻被定在3月8日，而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也在经过几次改期后于这一天的中午12点召开(会期从3月8日至16日)。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决议，宣布了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这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经济上的退让和政治上的进攻在同一时刻作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出台，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苏俄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重大步骤。
面对国家的困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20年底开始重新考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用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问题。1921年2月8日，在列宁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由他本人撰写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其内容为: 一、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愿望；二、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上年余粮征集制的数额；三、同意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的原则，即依照农民积极性的增高而降低税率；四、在迅速地交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会后，这一提纲发表于《真理报》，并在该报陆续发表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性文章。由此可见，转变经济政策，此时已在苏俄高层的考虑范围内，到1921年2月，他们已经准备实施这一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而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是喀琅施塔得起事者最根本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之间本来可以找到一个妥协的基础——起事者的基本要求是政府正在考虑实施的政策。但是政府没有与起事者进行过妥协性谈判，而是在实行经济政策重大变革的同一天宣布向喀琅施塔得进攻，即在顺应起事者的基本要求的同时却对起事者的政治行为进行严厉的镇压。这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统一于一个目的——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
俄共(布)十大宣布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是迫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发生是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危机的政治信号，列宁迅速理解了这一危机信号。他在一份报告提纲中写道: “向政治转化。1921年春天的经济转化为政治: ‘喀琅施塔得事件’。”在俄共(布)十大会议上，列宁说: “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怎样去满足农民呢？……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如果没什么可以流转，那还算什么流转自由！” 在经济上满足农民的要求是必要的，否则会丧失政权的基础，但对于喀琅施塔得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提出的诸如“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重新选举苏维埃”的政治诉求则绝不妥协，因为这无异于让布尔什维克交出政权。
所以，苏俄政府在顺应喀琅施塔得人的基本要求的同时，毫不犹豫地对胆敢向布尔什维克政权挑战的喀琅施塔得人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做政治报告时这样说: “……我还没有从喀琅施塔得获得最近的消息，但我一点儿也不怀疑，这次起义很快就会显现出我们所熟悉的白卫军将领领导的样子。它如果不是被马上镇压，就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被镇压。对此不会有任何怀疑。” 在严厉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同时，俄共(布)十大会议上决定，“应争取最大限度的党内团结(和纪律)”，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着重强调: 一、“对党的缺点进行必要的批评……都不能由拥有某种‘政纲’等等小集团去讨论，而应当由全体党员讨论”；二、“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三、“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与此同时，大会还决定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反对派力量展开更为严厉的斗争，以把他们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
后来在总结喀琅施塔得事件时，列宁指出: “喀琅施塔得的教训——政治上: 加强党内的团结(和纪律)，加强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经济上: 尽量满足中农。” 经济上趋向宽松，政治上趋向集中，俄共(布)十大的决策鲜明地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政策取向。
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中这样写道:
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说，在喀琅施塔得，“政权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转到了由各色各样的分子组成的不确定的集团或联盟手里，他们似乎比布尔什维克仅仅稍右一点甚至也可能稍‘左’一点”。同时他补充说: “白卫将军们在这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已经完全证实了的。” 列宁的结论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既然喀琅施塔得所有的陆海军武装力量都参加了叛乱，那么可以设想，在这些部队中服务的从前的沙皇将军们自然也加入了叛乱。据第二版《苏联大百科全书》介绍，叛乱分子有一万人，在军舰上和陆地上有机枪68挺，大炮135门。
列宁同志的态度很坚定，只要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必然遭到镇压。
(未完待续)
东欧政治笑话(26)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捷克人民动员起来给苏联占领者制造困难。街道上的路牌都消失了，只有这样的牌子立在路边: “莫斯科，二千公里。”在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广场，在被人群围着不能动的苏军坦克前面，大学生插了这样的标语牌: “莫斯科的大马戏团。禁止挑逗动物和投喂食物。”
据说，《真理报》驻布拉格记者给勃列日涅夫发去一份电报: “今天在妇产院出生了12个反革命分子，请增派坦克！”
荀路 2021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