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7日
例四，从1959-至文革期间（我于1970年到达玉树时文革尚未正式结束）藏区的气氛很不正常。寺廟统统被炸毁不说，一切宗教信仰活动全部被禁止。如果在任何一个藏民的帐篷中发现一块尼玛石（上面刻有佛经的石头）这位藏民及全家立即会被批斗。任何一位藏民老太太有念经行为，都会被强迫跪在毛主席像前，遭受批判，她必须向毛主席认罪，否则不让站起。我想任何一个民族遭受如此奇耻大辱，如果还不反抗那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了。可以说，文革，是对藏民宗教信仰的第二次打击。例五，文革前，象我们汉民干部到玉树工作，每人会发一把手枪，如果受到某藏民的威胁，则开枪射杀，打死白打。你听听这是多么恐怖的政策。在某些汉人眼中藏人的命就这么不值钱。文革时枪被收回了，因担心两派用枪武斗。想想文革期间。连内地的寺廟也被统统砸烂，连胡锦涛，习近平都曾遭到批斗，藏民所受到的侮辱和苦难，就可以想象有多大了。我与藏民天天相处，我的感觉是。其实藏民很朴实，绝不象汉人那么多的花花心眼儿。我们给他们治好了病，他们恨不得将家里最宝贵的东西送给你。他们对宗教的虔诚绝不能认为是一种愚昧。那是人家内心真诚的信仰。应该得到尊重，若说愚昧，文革中，我们声嘶力竭地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起床后先向毛主席像“早请示”睡觉前再向毛主席像“晚汇报”我们明明知道这样是荒唐透顶，但还是那样做作，这才是真正的愚昧。
当然，改革开放后，西藏，玉树等藏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综合观之，我认为，对藏区问题我们必须坚持四个必须承认：
第一个“必须承认”，在1955年-1958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推动下，对藏区的改造“民主改革”运动过于急躁，有太多失误。尤其是对藏人宗教信仰及生活习俗错误的理解为愚昧而强行对之改造，是对一个民族极大的不尊重。中国《辞海》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辞注释中，已承认，1955年夏季以后的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中国改革开放实施分田到户，标志着“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彻底被否定。如果我们承认在内地的合作化运动是失败的，那么我们必承认，以同一思路在藏区进行的“改造运动”同样是错误的。因此，西藏及藏区问题的始作俑者，不是藏民。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人，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勇敢的表现，自信的表现，诚实的表现。因此，胡耀邦在任中共总书记期间，赴西藏而主动向藏民认错，是一项伟大的举动。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