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六敦(汉译名斛律金),是生活在公元五世纪下半叶的敕勒(维吾尔)族人,是维吾尔族第一个诗歌翻译家。由他翻译并即兴演唱的《敕勒歌》,上千年以来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已成为千古名歌。《敕勒歌》不但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民歌、民间文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研究文学翻译史、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文化交流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引言(Söz Beshi)

《敕勒歌》的汉译者阿六敦,是古代敕勒人。敕勒部是现代维吾尔族的远古族源。
我国的维吾尔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光荣一员,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和祖国其他各民族一道对于创造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共同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反对外敌入侵和民族分裂,开拓沙漠绿洲、发展社会经济文化,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而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其他各民族的先进文化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友好相处,对中华文化的缔造和发展繁荣,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早就进行着伟大的翻译活动,这当然是自然而然的社会现象。因为各民族、各种语言之间需要交流、沟通。因为不同民族之间,“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总得有人来“达其志、通其欲。此乃译者事也”[1](P23)。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通尺”(tong chi)或译为“通讫”,以及“狄韪”(diwdi)、“诋诋”(didi)等专用名称,是北方草原上的突厥、回纥、鲜卑等的专司人员即翻译的名称。“西方曰狄韪,传言喻说”。古文“狄韪”(diwdi)、“诋诋”(didi)都是从敕勒(回纥)语“说”音借过来的突厥语词。由于翻译人员在“传言喻说”(翻译)的时侯,经常使用“诋诋”(didi,他说)一词,从而得名。这是古汉语从古突厥语中借来的词汇[2]。

维吾尔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家族中的突厥语族。早在秦汉时期,就活跃在我国北方广阔的草原上。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公元前三世纪末,有丁零部落,处在匈奴统治下。后来学术界均认为丁零就是维吾尔人主要的远古族源之一。到了公元四——七世纪,丁零(turik,tura)在汉文古籍中被称作“铁勒”(turik)(又为“狄历”、“赤勒”、“敕勒”,皆为“tura”即“丁零”的音变)[3],也因其所乘之车高大,而近边塞的人又以意译称他们为高车。“丁零”演变成“铁勒”,从“铁勒”(turik)、“敕勒”变为“高车”(igiz qaklik  yarya、qangqi),高车部又由“袁纥氏”(uyghur)、“狄氏”(turik)、“斛律氏”(külüg)、“解批氏”(käbük)、“护骨氏”(qughuz)、“异奇斤氏”(erkin)、等六部构成高车部落联盟。到了隋唐时期,“高车部”在史料中以“韦纥”、“袁纥”、“回纥”、“回鹘”(uyghur)等名称出现[4](p24-25)。公元740,回鹘人在漠北建立了回鹘汗国(公元740——840年)。回鹘汗国与唐王朝长期友好相处,唐王朝与回鹘采取了“和亲”政策。唐朝前后有三位公主下嫁回鹘(维吾尔)可汗,她们是宁国公主(肃宗幼女,公元758年)、咸安公主(德宗女儿,公元788年)、太和公主(穆宗之妹,公元821年)。在漠北草原上存在了百年的回鹘汗国与唐朝的关系十分亲密,每次唐朝皇家公主下嫁回鹘可汗,公主都带去了大量的工匠艺人和随从人员,当然包括语言翻译,他们长期留住[5]。汉族与回纥(维吾尔)族上层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首先通过语言翻译。汉族公主把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入到回鹘地区,经过翻译介绍给回鹘,对回鹘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根据史书记载,宁国公主下嫁回鹘葛勒可汗时,带去的唐朝汉族工匠艺人为葛勒可汗设计了城市,与回鹘可汗一起在色楞格河畔建筑了一座新的城市,取名为富贵城。回鹘人先后建造了可汗城、富贵城、可敦(公主)城等。不但开创了回鹘民族的城市生活之先河,而且在城市建筑艺术形式和风格方面,深受中原建筑艺术之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汉维(回纥)翻译起到了桥梁作用。这在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语言文字翻译史上也是罕见的。如近代在漠北鄂尔浑河流域发现的《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Toqquz Uyghur bilga haqan mãnggu teshi),不但有回鹘文,而且还刻有工整的汉文译文,碑座的式样和雕刻的花纹都体现了中原风格,象征了回纥与汉族的亲密关系。还有《磨延啜碑》又称《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Muyunchur haqan mãnggu teshi)、《暾欲谷碑》(tunyuquq mãnggu teshi)、《铁尔浑碑》等[6]。这些碑文有回鹘文的同时,分别有突厥文、粟特文和汉文译文铭刻而成。这些史实都说明,远在我国古代,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铁勒、回鹘等民族同中原汉族地区已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与交往,汉文化和汉语言文字对回鹘文化也产生了影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精通汉语文的少数民族翻译家(如慧琳,疏勒人;利言,龟兹人)和精通民族语文的汉族翻译家(如“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的刘世清,公元六世纪末,北齐朝人)等大量出现。在我国历史上无数个语言文字翻译家的出现,并非偶然,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更是各民族共同生活、和谐相处,互相学习的结果。我国语言文字翻译史充分说明,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

回鹘汗国共有十一位可汗受唐朝册封,与唐朝长期亲密相处,通过频繁的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如回鹘的诗歌、音乐舞蹈传入唐朝;唐朝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城市文化影响回鹘社会,并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回鹘汗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独特的维吾尔(回鹘)草原文化。

维吾尔族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和各民族人民友好交往,进行文化交流,吸收先进的文化,创造了维吾尔文化。在同各民族的交往中,尤其是同中原汉民族的交往中,学习和借鉴中原的先进文化,发展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当然,不同民族间的交流首先关系到语言的交流。在不同语言的交流中,语言翻译就成为第一需要。因此,在维吾尔族历史上,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翻译家。根据《北齐书》记载,我国第一位维吾尔族诗歌翻译家是斛律金,是我国南北朝时的北齐人。

二、斛律金(Altun-Jan)的生平

斛律金,其本名Altun,音译为阿六敦。北齐神武皇帝高欢赐汉名“斛律金”(音:Hu  lui  jin)。其中,“阿六敦”是“金”的意思,原名即维吾尔名“Altun”,加上“金”昵称为“Jan”。“阿六敦”应是维吾尔(回鹘)语的音译,意为“黄金”。

正如上述,“高车部”是维吾尔人的远古祖先。高车部中,有一部落叫“斛律氏”(külüg),阿六敦(Altunjan)就来自该部落。而神武皇帝赐名“斛律金”,又照顾了他的民族部落,又体现了他本名中的“jan”,组成一个新名字“斛律金”,也涵盖了“Altun”即“黄金”的意思[7]。我国古时候人名的这种译法,完全达到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在翻译史上堪称一绝。

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阿六顿(汉名斛律金),北方(朔州)敕勒(高车)部人,公元488年出生于名门武将家庭,在内地汉人中长大,精通汉语。又因当时在中原盛兴乐府杂诗,使他耳濡目染,学习汉诗乐府,又唱本民族歌,成为能歌善诗的少年。成年后继承祖业领兵,保卫边疆。阿六敦( 斛律金)“性敦直,善骑射”;被神武皇帝擢升为将。“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足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仕为第二领民酋长,秋朝京师,春还部落,号曰雁臣,累封咸阳郡王。”[8]当他五十多岁时,依然跟随神武帝,驰聘沙场,保家卫国。

阿六敦(斛律金),卒于公元567年,享年七十九岁。其高祖倍候(Yabghul),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公元402年前后)迁来北魏内附,赐“大羽真”之位阶,并封“孟都公”之号。世仕于北魏。其兄斛律平,以都督从神武起义,官至济州刺史,进爵为公。其子斛律光、斛律羡,皆有武功,官至左丞相和荆山郡王,后被祖琏等谮言而逝。[9]

三、维汉翻译史上的第一首歌(Tunji Nahsha-)

根据《乐府广题》记载,东魏武定四年(公元546年),北齐神武皇帝帅兵进攻西魏玉壁城失败,全军将士攻城不下,反被打退下去,个个垂头丧气,毫无战斗力。“北齐神武(高欢)攻周玉璧,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悲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璧。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10](p382),于是神武皇帝想利用唱支战歌来鼓舞将士们的士气,就想到了能歌善舞的敕勒(回纥)族将领阿六敦,便命他翻译一首北方少数民族战歌,教战士们唱。阿六顿就想到了本民族的民歌《Tura Nahxisi》,也就是这首《敕勒歌》。于是,神武皇帝命他唱:“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胡语(鲜卑),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11](p382)。这首古敕勒(维吾尔)语民歌,特别是这首歌的乐调深受神武皇帝的喜爱而翻译为汉文,皇帝不仅命斛律金翻译并当众咏唱,而且还亲自打拍和唱。从此之后,这首《敕勒》(维吾尔)歌,脍炙人口、历代传唱,已成为千古名歌。阿六敦翻译、咏唱的这首古代维吾尔《敕勒》歌,也成为维汉翻译史上的第一首歌。

1、歌词译文对照: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Tura  Wadisi, Qoghay  Etigi .
Qümkigen  Uni  Asman  Qediri .
Asman  Süp-süzük, Qeksiz  Tagh-dala.
Güzel  Yaylakka  Tolghan  Koy-kala
،چوغاي ئىتىگى. تۇرا ۋادىسى
چۇمىكىگەن ئۇنى ئاسمان چېدىرى.
ئاسمان سۈپ-سۈزۈك ،چەكسىز تاغ-دالا.
گۈزەل يايلاققا تولغان قوي- كالا.

2、维吾尔文歌词新译:
敕勒川,Tura  däryasi,تۇرا ۋادىسى ،
阴山下。Ximal  Tagh  etigi. شىمال تاغ ئىتىگى.
天似穹庐,Asam Guya  kigiz  qediriئاسمان گۇيا كىگز چېدىرى،
笼盖四野。Qümkidi qeksiz yaylakni. چۈمكىدى چەكسىز يايلاقنى .
天苍苍,Asman  tolghan tumangئاسمان تولغان تۇمانغا،
野茫茫,Yirakka suzular qeksiz tagh-dala,يىراققا سۇزۇلار چەكسىز تاغ-دالا،
风吹草低Mäyin xamalda Ot-qöplär ara ,مەيىن شامالدا ئوت-چۆپلەر ئارا،
见牛羊。 Kürüner koy we kalaكۈرۈنەر قوي ۋە كالا.

这首《敕勒》歌,原是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敕勒-回纥部的民歌(Hãliq Nahshisi)。在聚会娱乐时、假日里载歌载舞,在祭天祭祖时吟唱歌曲、是维吾尔自古以来的传统习俗,一直延续至今,被世界誉为“能歌善舞的民族”。如我国古书记载:“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12]这个描写就是古代维吾尔部落聚会祭天、游绕歌吟(Mãshrãp,麦西莱甫)的盛大场面。

大家知道,自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漠之南,聚居的主要是丁零、敕勒部人,是维吾尔的远古祖先。因此,古人将这一带地方称之为“敕勒川”(Tura 或turk Wadisi)。加上古人称“山南为阳;山之北为阴”。敕勒(回纥)人就以歌颂自己的故乡、大自然,歌颂安宁幸福的生活为主题,创作的这首民歌,世代传唱,到了北齐神武皇帝时,由阿六敦译成了汉文。

四、《敕勒歌》的翻译艺术特色(sheirning  Güzãlliki)

早在公元六世纪初,由阿六敦翻译的这首《敕勒歌》,由于其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鼓舞了在战场上打了败仗的北齐朝将士,实现了转败为胜。对于北齐朝将士在战场上能够转败为胜,取得胜利,这首诗歌鼓舞了士气,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首敕勒(回纥)歌不但被译成汉语,而且准确、生动、铿锵有力的翻译艺术的作用和感染力是非常鲜明的。

阿六敦翻译的这受草原民歌,短短二十七个字,却出色第勾画出了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象,并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回纥民族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具有无比的境界魅力和艺术感染力。文学评论家们评论这首民歌时说,《敕勒歌》通过阿六敦的翻译与演唱,得以万古传唱,本民歌通过描绘“辽阔草原的雄伟景象,抒发了北方游牧民族热爱草原的豪情。境界开阔壮丽,风格豪放淳朴,在那茫茫的草原上,青青的牧草和牛羊交相映衬,又以风吹来点染大草原的勃勃生机”[13](p70)。

这首民歌的汉译文笔墨更是简练生动。特别是末句一“吹”、一“低”、一“见”三字,更胜一筹,对草原的描绘十分形象。在茫茫草原上,暖风微微吹动绿草,各色羊牛,成群结队,在草丛中若隐若现,好一幅自然美景,使人沉浸在无限的遐想之中…。这就是这首民歌的魅力与艺术感染力之所在。无数评论家都在评论,说这首民歌好,好就好在阿六敦的翻译好。大家知道,诗言志。赋诗言已之志,译诗则言人之志,这就要求以作者之心为心。特别是在翻译诗歌时,译者不能不了解将要翻译的作品的作者、作者生活和写作的年代、环境等,不能不体会作者的感情世界。假如译者只看字面,,照葫芦画瓢,就很难产生与原作品相似的艺术效果。诗歌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品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品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当译者翻译诗歌作品时,首先要通过原作品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原作品的艺术境界、把握其内在精神,并通过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找出最适合于原作品的核心点,然后再运用符合原作品风格的诗歌语言,把原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完美无缺地再现出来。这就是翻译者应具备的品德、能力与技巧。早在公元五世纪的阿六敦(Altunjan)无疑是具备了这些条件。

这首“六·八·六·七”形式的古诗,在北方游牧的突厥、回纥等游牧骑马民族的放牧歌同其他民族的民歌有许多相似之处[14]。如从北魏、北周到隋朝,在中原汉族地区有一种被称为“北歌”的歌曲,常和西凉的音乐一起演唱。根据《乐府诗集》记载,主要有一种叫作“横吹曲”的乐曲,就是当时在北方的游牧民族即匈奴、突厥、回鹘(敕勒)、鲜卑等骑马民族骑在马背上演奏的军乐、战歌,因为乐器有鼓有角,所以也叫作“鼓角横吹曲”。游国恩教授说:“北朝的鼓角横吹曲曾先后传入齐、梁,并由梁乐府保存,陈释智匠著《古今乐录》因冠以‘梁'字,后人遂沿用不改。其实从乐曲到歌词都是北方各(游牧)民族的创作”[15](p258)。当时的突厥(Turk)、敕勒(Oyghur回鹘)、柔然(Jurjan)、鲜卑(Siyanpi)等游牧民族的民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在艺术上独具特色。歌词质朴无华、表情爽直坦率、风格豪放刚健。 在这里没有巧妙的暗语或双关语,也没有所谓一唱三叹的袅袅余音,而是名副其实的悲壮激越的军乐、战歌。如漠北草原上的回纥战歌《苍狼之歌》:
“啊,狼、狼!           Ah,Kök Böri!Kök Böri
勇士们,你们要把自己        Ãrãnlir, Boldinlayu
当苍狼!              Kök Böri!
苍狼般的勇士们,          Börilayu Ãrãnlir
当骑上战马,冲向远方!…”     Kãwãl atka miniyur,
Yirak yirge qapishür…

虽然北方敕勒等民族创造的“北歌”的原文早已失传,而这首《敕勒歌》当是至今还保存着原歌韵律的唯一汉文译本。北方游牧民族的民歌,粗狂奔放,便于在辽阔的草原上引吭高歌。《敕勒歌》之后,回鹘又有如英雄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16],第四行就以这样的词开始:

“Ayhan,生了个男孩儿        ãrkek  oghul  toghurdi
男孩的脸是青青的,          oxul oghulnung  önglügi
嘴是火红的,眼睛是绿绿的,      Qiraghi  kök  ãrdi, aghizi
头发是乌黑的,…           atax kizil ãrdi, közlãri al,saqlari,
四十天后,              kaxlari kara ãrdilãr ãrdi. …
他长大了,              kirik kündün song bãdüklãdi,
走路了,               yürüdi, oynadi. …”
玩耍了”

这是这部史诗(Dastan)的开始部分。如果我们仔细琢磨、品味的话,就会发现这首长诗均有一种节奏和韵律,谱曲之后,可唱可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是首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的民歌。这些都和南朝汉族民歌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体裁方面,游牧民歌虽然也以五言四句为主,但是,在汉语古诗的影响下,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进而发展了七言古体和杂言体。除此之外,不同民族的诗歌,都有自己的特点,翻译诗歌,就必须反映这一特点。

五、后人对《敕勒歌》的评价(Sheirning qimmiti)

这首诗歌从而历来为中外文学、诗歌研究者所推崇。在我国自元明以来编撰的古诗选中大多数都有收录。对此,中外学者都有精辟的论述和很高的评价。如我国北宋大诗人黄庭坚评论该诗:“语之奇壮如此,盖率意道事实而已。”由于这首诗歌的汉文译文达到了很高的境界,通过对大自然及辽阔的草原景色的描述,表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豪放粗狂、朴实直爽的性格。通过翻译,使人读后,如身临其境,像亲眼看到北方草原那苍茫辽阔的雄浑景色一般。如辽金时期的著名诗人元好问,情不自禁地曾经为这首诗歌再添一首,其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慷慨歌谣绝不传,Hayajanliqta yazghan qoshaq tarqalmas peqet
穹庐一曲本天然。Chedir nahshisi  tãbi güzãl ãbãt
中州万古英雄气,ottur tuzlanglik  ãzimãtlãrmu  berip
也到阴山敕勒川。Shimal tagh etigi tura wadisigha
Alsun menggu Ilham- mãdãt
ھاياجانلىقتا يازغان قوشاق تارقالماس پەقەت ، تۇرالارنڭ چېدىر ناخىشسى تەبى گۈزەل ئەبەت . ئوتتۇر تۈزلەڭلىك ئەزمەتلەرمۇ بېرىپ شىمال تاغ ئېتىگى-تۇرا ۋادسىغا،
ئالسۇن مەڭگۇ ئېلھام-مەدەت .

根据文学史家的考证,这首《敕勒歌》,其汉文译文,已达到传神的境界。有许多学者从诗歌体裁、音韵组合等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认为,该民歌的原文即是敕勒(Oyghur)语,但在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汉语古诗的三四言格式,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首民歌所达到的翻译水平,真是炉火纯青,不见斧痕,在我国甚或世界译坛上,堪称绝无仅见。看吧,多少广袤雄浑的景色,迎面扑来的又是多么清新豪放的气息,充分体现了敕勒(Oyghur)人恢宏恣肆的轩昂气势和情景交融的诗情画意”——学者如是说[17](p22-23)。这首民歌的歌词、情调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敕勒(Oyghur)民族对大自然、对生活、对家乡的拳拳之爱,溢于言表。“游绕歌吟忻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群众性的大型歌舞即麦西莱甫(Mãshrãp),其盛大场面蔚为壮观。

不同民族语言文化间的翻译,是不同民族间彼此沟通、达到相互理解、实现感情交流的纽带。翻译也是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文化之间进行互动、交往的主要桥梁。我国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时期,正是各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流动、大融合、大变化的伟大时期。而阿六敦的先祖在魏朝做官、封爵封公。阿六敦从小生活在汉族地区,精通本民族语,也精通汉语。他在军中充当翻译,得到神武皇帝的赏识,让他翻译、演唱歌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敕勒歌》作为翻译诗歌的经典之作,千古传唱。不但对后来的鄂尔浑河上的突厥语诸民族、色楞格河、土拉河之滨的回鹘人生活赋予了丰富的精神食量,而且对中原汉民族的诗歌艺术也注入了新鲜豪放的气息,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民歌经典。更重要的是,这首民歌歌唱的是美丽的草原风景,颂扬的却是敕勒(维吾尔)等我国西北各民族与中原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和谐相处和互相学习的历史过程。

注释:
[1]李国香:维吾尔文学史[M]第23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
[2]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M]维吾尔文版第一卷。198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3]周伟洲:敕勒与柔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4]拓和提: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
[5]编写组:维吾尔族简史[M],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
[6]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
[7]日本知名学者小川环树教授认为“斛律”二字,可能源自“Oghul”,系突厥语,意为男孩儿、男子汉;也有人推测,译自“Uyghur”即回纥之族名。参见李国香维吾尔文学史[M]第22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
[8]谢启晃等: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志(一)[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魏书·高车传,中华书局,1982年。
[9]北齐书(卷十六)。中华书局,1982年。
[10]沈建撰:乐府广题。转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M],中华书局,1962年。
[11]魏书·高车传,中华书局,1982年。
[12]李国香:维吾尔文学史[M]。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
[13] 丁成泉等:古今诗粹[M],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
[14]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一)[M],人民出版社,1982年。
[15]同注[14]
[16]耿世民、吐尔逊·阿尤甫刊布: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回鹘文与现代维吾尔文对照)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
[17](日)小川环树:论敕勒歌[J],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李国香:维吾尔文学史[M]。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
[17]

参考文献:
《魏书·高车传》,中华书局,1982年。
《周书·突厥传》,中华书局,1982年。
《随书·突厥传》,中华书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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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玄奘:《大唐西域记》,季羡林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2年。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广西大学出版社,2006年。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上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
余冠英选注:《汉魏六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艾尼瓦尔·巴依图尔等:《新疆民族史》(维吾尔文),1991年。
林幹:《突厥与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

原载:《民族翻译》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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