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为我国近邻,其国民对我国维吾尔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风土人情有着浓厚的兴趣。而日本学术界对维吾尔族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宗教信仰和文物古迹的研究也由来已久。笔者在此试就日本学术界对我国维吾尔历史文化、文献资料、文物古迹的收藏、研究和整理出版的历史与现状略作考察,作一简介。

一、大谷探险队在我国西域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也受到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影响,经历了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与“排佛毁释”的过程。因此,以“保护日本传统文化及大和民族精神”自称的日本佛教界对于探究佛教圣地、西域探险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十九世纪末开始的所谓探险时代,欧美探险家们在西域的探险活动的巨大成功与轰动、埋藏在千年沙漠底下的佛教寺院和古城遗迹的发现也刺激了日本佛教界对西域探险的欲望。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了著名的“大谷光瑞三次西域(中亚)探险”事件。
1898年,日本西本原寺第二十一世寺主的儿子大谷光瑞结束在欧洲的学习、考察活动,于1902年组织了探险队到我国西域地区进行探险。同年八月,他从伦敦出发,经过俄罗斯统治下的中亚地区,越过帕米尔,到达印度。其队员中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二人进入喀什和莎车后返回印度。大谷光瑞本人并未进入我国境内。1903年,正在印度组织探险活动的大谷光瑞接到远在日本的父亲去世的讣告,返回日本。
1908年,大谷光瑞派出了“第二次西域探险队”,由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组成。同年十月,他们到达乌鲁木齐,然后到吐鲁番、焉耆等地考古、发掘,最后到库尔勒,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兵分两路,桔氏走进沙漠到楼兰古遗迹,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到和田、莎车;而野村氏到库车,沿大沙漠北路,到阿克苏、巴楚等地探险、发掘。南北两路,过五个月之后,于1909年7月在喀什噶尔汇合。这次探险几乎涉及新疆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和沙漠中的古代城堡、佛教寺庙遗迹,包括大量的佛经、壁画、塑像以及有关古代各种语言的写本,都“被装在柳条筐内运回日本”。
1910年,大谷光瑞组织了“第三次探险”,由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领队。1911年初,他们来到吐鲁番、库车、喀什噶尔、和田等地考古、发掘、探险之后,于1911年12月沿着塔里木盆地南道,到达敦煌。用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在敦煌拿走了六百余件文献(佛教经卷)和古写本,返回乌鲁木齐。然后,又兵分两路由桔瑞超带着“装满文献、写本和经卷的箱子”的队伍由乌鲁木齐往东北,经西伯利亚回日本;而吉川小一郎留下来,返回吐鲁番、库车等地的佛教寺院遗迹和千佛洞里发掘、收集文物,最后又到喀什噶尔、和田等进行发掘,于1914年返回日本东京。到此,结束了历时四年的“第三次西域探险”活动。
对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来西域探险的目的、动机、发掘品的数量、内容和下落等,历来说法不一,对于他们的动机和活动,当时和现在都有各种各样的推测或猜疑,至今还是个谜。

二、大谷探险队从我国西域拿走了什么?

大谷探险队从我国西域(以吐鲁番为中心)拿走的文物,目前分别收藏在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龙谷大学、韩国中央博物馆和我国旅顺博物馆、北京图书馆等地。笔者在上述各博物馆查阅有关档案资料时,就目前能够看到的或登记、编目的文物、文献目录作了详细记录。因为本文只涉及其中的维吾尔文献(回鹘文)和在维吾尔地区(今新疆)出土、发掘的部分,其他内容则待另文介绍。
东京国立博物馆于1971年3月出版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大谷探险队将来品篇》。在这部目录中详细登记、介绍了保存在日本的所有从西域拿走的文献、文物。

韩国中央博物馆于1989年出版了题为《中央亚细亚的美术》一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保存在该博物馆的大谷探险队从我国西域拿走的每件文献、文物和古代艺术品。
由于经济纠纷案而被迫辞去西本原寺寺主的大谷光瑞于1914年移居我国旅顺。他将部分西域文物随身携带到了这里,陈列在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旅顺博物馆。1935年和37年分别出版《旅顺博物馆陈列品图录》和《旅顺博物馆陈列品解说》,介绍了该博物馆的文献、文物,自然也包括了西域、吐鲁番的部分。该博物馆于1945年被苏联红军接管。1951年1月29日,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有关协定,由我国正式管理。后一部分文献资料从该博物馆移到了北京图书馆。1991年,日本龙谷大学出版了由我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所藏“大谷探险队收集品”概况》一文(请参见《龙谷大学西域研究会》月刊,1991年3月),介绍了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这部分,该文提到共有四百五十件经卷。

另外,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于1989年11月出版了《龙谷大学创立三百五十周年纪念·大谷探险队所获西域文资料选》。

1989年,日本学者井之口淳、中田笃郎等共同编撰了《关东厅博物馆所藏、大谷探险队带来文书目录》(共二卷)。1989年9月,龙谷大学出版《大谷光瑞氏寄托经卷目录·旅顺博物馆》,介绍了四百三十二卷佛教经卷。

从上面介绍中可以看出,大谷探险队从我国西域地区究竟拿走了多少文献、文物,以及这些文献、文物的下落。

大谷探险队从吐鲁番、库东等地发掘、拿走的文献目录(节选):1.《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四;2.《维摩诘所说经》卷上(一卷);3.《菩萨忏悔文》(一卷);4.《阿弥陀经》(一卷);5.《大般泥洹经》卷第四(一卷);6.《妙法莲华经》卷第六(一卷);7.《卡罗斜体文字木简》(五件);8.《吐火罗语木简》(一件);9.《吐火罗文寺院出纳文书》(一件);10.《和田语“赞尼巴斯陀之书”》(一件);11.《梵文“白伞蓋陀罗尼经”》(二件);12.《吐蕃文佛典》(二件);13.《吐蕃文书信文书》(一件);14.《吐蕃文梵法身偈》(二件);15.《帕克巴字文书》(二件);16.《吐蕃文契约文书》(一件);17.《西夏文不明论典》(一件);18.《维吾尔(回鹘)文收支决算报告书》(一件);19.《西夏文“六祖坛经”》(一件);20.《维吾尔(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一卷);21.《维吾尔(回鹘)文土地卖买文书》(一件);22.《维吾尔文绘画“苏达那本生活”》(一件);23.《维吾尔文阿比达尔玛论书》(一件);24.《维吾尔(回鹘)文〈大乘无量寿经〉》(一件);25.《维吾尔(回鹘)文谷物贷借契约文书》(一件);26.《维吾尔(回鹘)文〈文殊师利成就法〉》(一件);27.《粟特文〈法王经〉》(三件);28.《粟特语回向文》(一件);29.《粟特语的国名表》(一件);30.《摩尼教帕尔德语〈初声赞文〉》(二件);31.《摩尼教帕尔德语的〈宇宙生成论〉》(一件);32.《维吾尔佛教徒的祈愿文》(一卷);33.《古突厥语摩尼教文书》(一件);34.《叙利亚文字母表》(一件);35.《粟特语书信》(一件);36.《摩尼教经典》(二件);37.《粟特语摩尼教经典》(二件);38.《中世纪波斯语赞歌》(一件);39.《粟特语文字转音写汉文佛典》(一件);40.《印沙佛》(一件)。

除了上述文献资料之外,作为日本乃至世界性的西域历史文献、资料及信息研究中心的日本东洋文库,也保存了大量的有关我国西域、吐鲁番及敦煌的有关文献、文物资料。

三、东洋文库收藏珍品中的我国维吾尔文献

日本东洋文库,设立于1917年(大正六年),由已故著名收藏家岩崎久弥先生买下当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的澳大利亚大乔治·阿涅斯特·摩里逊在中国的私人藏书室的全部书籍文献,在日本东京设立专门收藏东洋即中国、朝鲜、蒙古、中亚、西亚的历史、宗教、语言文字资料进行研究的机构。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日本国会决定收纳东洋文库作为国会的研究支部,从财力、物力、人力上予以积极支持,使其研究活动日益活跃、频繁。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至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日本著名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家榎一雄教授远赴英国伦敦大学讲学之际,得到日本政府的积极支持,经过交涉,以复制、拍照等技术手段将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的吐鲁番、敦煌文物复制到手,运到了日本,现存放在东洋文库。他还用巨额资金买到一部分流散在伦敦、巴黎等地的我国新疆地区的出土文物和发掘的文书、写本。其中包括斯坦因在吐鲁番、和田等地收集到的古维吾尔文献。(collection,ch.XIX.001,I) Sthitamatis Commentary on the Abhidharmakoia 34,39,67,121,编号为107;斯坦因收集的《俱舍论实义疏》的回鹘文写本、《法华经注疏》回鹘文写本。伯希和在吐鲁番、和田等地发掘的文物、写本以及斯文·赫定、勒柯克等探险家率领的探险队在上述区域发掘的文物、写本的全部微型胶卷。另外,关于西域地区及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文件约六千件;回鹘文、突厥文文献约五千件。这一部分文献资料就是东洋文库所藏文物、文献中的精品,也是东洋文库的研究员们感到自豪的文献珍品。

另外,东洋文库每年从日本国内选拔奖励研究员和从世界各国招聘客座(外国人)研究员。取得这一资格的研究人员可以自由出入它的藏书室及书库,和借阅所有的有关文献资料、书刊和微型胶卷(有关西域文献、文物的微型胶卷大约有五百万卷),并经过准许可以复制、复印自己所需要的每种资料。

由于日本有关博物馆和图书馆收藏了非常珍贵的维吾尔(回鹘)文资料以及有关各国专家关于维吾尔历史文化的研究专著或对维吾尔地区的探险、考察报告。尤其是有些如从吐鲁番、库车出土的古代维吾尔(回鹘)文文献资料甚至在我国国内根本见不到的,东洋文库也有收藏。而有关汉文文献资料更是不计其数。如此丰富的资料,为日本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条件和基础,涌现出了大批专家和学者,并取得了举世注目的研究成果。

四、日本学术界对我国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历史过程

从研究历程来看,日本对我国维吾尔地区历史的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至今已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日本学术界对维吾尔地区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应首推白鸟库吉氏(1865-1942年),他于1890年前后发表过《弱水考》,他的代表作是1941年9月出版的《西域史研究》论文集(全二卷),至今仍不失为西域史研究者的必读书。

曾经官至京都大学校长(总长)的羽田亨先生(1882年—1955年)于1931年5月出版了《西域文明史概论》、1948年6月出版了《西域文化史》,这两部著作至今仍为西域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上述两位先生应当说是日本学术界名列史册的西域(维吾尔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奠基者。在他们的带领下,出现了一大批维吾尔史研究家。从时间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两大时期:

1、维吾尔社会史地研究的开拓时期

1923年,京都大学教授后藤博山先生出版了《西域古代艺术》一书,主要根据大谷探险队带回的西域吐鲁番壁画,阐述了西域艺术的源流、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过程。1928年《东洋学报》(第17卷第1期)上发表了桑田六郎的《回纥衰亡考》,主要论述了“回纥西迁”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动因和结果。1931年,喜喜津恭胤先生在《关于被称为维吾尔人的一个头盖骨》和在同年第8期《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被称为维吾尔人的头盖骨的人种分析与观察》。羽田亨先生在《东洋学报》(第9卷第1期)上发表了《论九姓回鹘与九姓乌古斯的关系》;小野川秀美在《东洋史研究》(1940年第5卷第2期)上发表的《铁勒考》,通过对铁勒、柔然、高车等部考察,探讨了维吾尔族的远古祖先。1951年第33卷第3、4期《东洋学报》上刊登了山田信夫先生的《九姓回鹘可汗的系谱》对Tokhkuz oghuz部的可汗的世袭、继承年代、在位时间等作了详细的考证。著名的维吾尔史专家安部健夫先生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西回鹘国史的研究》(1955年京都汇文堂书店出版);早稻田大学教授松田寿男先生出版了《古代天山的历史地理学研究》(1956年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以及其论文《高车独立年代考》(《回教圈》第1卷第10期)。安部健夫和松田寿男先生以各自的著作,对维吾尔族远古祖先、部落的发展,所建国家的体制、结构和灭亡的动因以及全民族的大移动、在新的生存区域里的活动等都作了严谨、详细的考证。后者对天山历史地理的历史考察、各民族的发展、变迁等等也作了非常深入的探讨。这两位先生以各自的宏篇巨著最终确立了在日本学术界尤其是东洋史学界的权威性地位(这两部著作已有汉文译本)。他们不但是日本学术界对维吾尔史地研究的开拓者,而且也是在这一领域里承前启后的人代表人物。

2、日本学术界对我国维吾尔史地研究的成熟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术界又一次兴起对我国维吾尔族历史、语言、文化、社会、政治、地理等各个领域里的研究热潮。这一时期的著名维吾尔史研究者,首先应提及的是现金泽大学教授佐口透先生。他代表了日本战后维吾尔史研究的新潮。佐口透先生于1948年7月在《历史学研究》第134号上发表了《东突厥斯坦的封建社会史的序说——对和卓时代的一个考察》,接着在1949年6月出刊的《民族学研究》第13期上发表了《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秩序》。1950年12月又在日本史学会主办的权威性刊物《史学杂志》第59卷第12号上发表了《新疆维吾尔社会的农业问题——一七六○至一八二○年》,从而确立了他在维吾尔社会史研究界中的地位。在上述几篇论文中也表现出了他与众不同的特点和研究视角。在日本学术界的维吾尔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里,他率先从古代(主要是中世纪察合台汗国时期)为中心的研究队伍中向清代及近代维吾尔社会的研究领域迈进,以清至近代维吾尔社会为原点,纵向深入地研究维吾尔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历史、政治制度、文化、宗教、战争等等。与此同时,横向研究维吾尔民族同周边其他民族的关系以及同清政府关系。1959年11月在《北陆史学》第8期上发表了《新疆维吾尔人的反乱——张格尔圣战前史》;1960年9月又发表了《喀尔噶尔——和加家族的后裔》(参见《东洋学报》第42卷4号)。佐口透先生将自己近二十年的研究成果总结、再整理后于1963年3月出版了《十八—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此书已由新疆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书名改为《十八—十九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故在此不多加介绍了)。

佐口透先生还有《在新疆的中国回回民族反乱前史(一七六○—一八六○年)的研究》(发表在1963年的《铃木俊教授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上);1972年10月东京山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撒里维吾尔人种族史考》(收录在《山本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

1986年2月,吉川弘文馆又出版了他的专著《新疆民族史研究》。这是一部长达四百五十九页的巨著。是佐口透先生《十八—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出版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其中第一部“甘肃的少数民族”是在他过去发表的论文基础上补充发展而成,第二部第四章“吐鲁番再发现”、第四部第一章“哈萨克草原的政治变动”为他在八十年代的新的研究成果,其余部分是他从六十年代至七十之间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七篇重要论文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当笔者于1992年7月在日本金泽大学拜访佐口透先生时,他告诉笔者正撰写一部专门研究哈密王公制度沿革史的专著,书名暂定为《哈密汗王史》,探讨哈密地区王公制度的来源、性质、沿革与衰落的过程与清王朝的关系等等。我们期待着佐口透先生的这部大作也早日问世。

在这一时期另一位代表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中近东文化中心理事长护雅夫先生。他在当今日本维吾尔研究界、古代突厥研究以及中东伊斯兰研究领域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也是一位维吾尔文献史研究大家。他的研究生涯也开始于四十年代即战后不久,开拓了日本学术界对维吾尔文献、碑文以及古文字研究之先河,并且使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从我国古代北方各民族的祖源、发展、变迁到中亚、西亚乃至北非伊期兰教社会的形态、教团、宗教法庭以及教派宗义等内容,都是护雅夫先生曾涉猎过的领域。

护雅夫先生早在1944年10月在《北亚细亚》第3期上发表的《关于元初探马赤部族》;1948年8月发表的《高车传中看高车诸族的名称和分布》,首次对远古维吾尔先民们的分布、名称等作了考证。1957年7月发表了《关于所谓“西丁令”和“北丁令”》,对北方丁零(令)部落的发展衍变进行了深入探讨。

1960年7月护雅夫先生在《图说世界文化史大系26·东西文化的交流》中发表《关于维吾尔的发展》,9月又在《东洋学报》第42卷4号上发表《维吾尔(回鹘)文葡萄园卖渡文书》。1961年3月在《游牧社会史探究》第9期上发表《维吾尔文买卖文书——关于买主与卖主》。同年又发表了《维吾尔文买卖文书》(载《西域文化研究第4·中央亚细亚的古代语文献》);《关于维吾尔文买卖文书中的买卖担保文言》(载《东洋学报》第44卷第2号)。1962年9月在《史学杂志》第71卷第9号上发表《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维吾尔文译文》;次年6月又发表《元代维吾尔文土地买卖文书一通》(参阅《岩井博士古稀记念典籍论集》)。

护雅夫先生的巨著《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一、二卷)分别由日本山川出版社于1967年3月和1992年1月出版。这部著作(二卷)共四编十四章;第一编是“突厥的国家与社会”,第二编是“突厥初期国家的官职制的研究”;第三编是“突厥碑文劄记”;第四编是“批评与介绍”。这部著作的第三卷将对维吾尔族的历史、文献作专门探讨(尚待出版)。标志着护雅夫先生对古代突厥各部、对回鹘、高车等部族的族源、发展以及对维吾尔民族的形成等古代我国北方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也确立了护氏在日本乃至世界突厥学界中的权威性地位。

五、日本学术界对我国维吾尔历史文献的收集与研究

日本学术界非常重视对维吾尔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发表、出版了许多权威性的论文或著作。1915年羽田亨发表了《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东洋学报》第5卷1.2期合刊)、《回鹘文法华经普门品断片》附《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补遗》(《东洋学报》第5卷第3期)等著名论文,对大谷探险队从吐鲁番地区发掘并运到日本去的古写本进行阐述、翻译,并在文后附有注释,开拓了古维吾尔写本文献研究之先河。

作为羽田亨后继者的山田信夫先生194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1987年去世前曾任大阪大学名誉教授、京都女子大学教授。他用了四十余年时间,从事维吾尔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961与羽田明合作出版了《大谷探险队带回来的维吾尔(回鹘)文资料目录》(《西域文化研究·四》法藏馆出版)。后在《东洋史研究》第20卷1.2期上连续发表《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约三种》、《回鹘文奴婢文书及养子文书》等重要论文,对我国已故维吾尔史专家冯家升和俄国学者拉得洛夫等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订正、修改和增补。1987年病逝后,他的遗著《维吾尔文契约文书集成》(共三卷)由日本年轻一代维吾尔史文献专家、大阪大学文学部副教授森安孝夫、丰桥短期大学教授小田寿典和德国柏林BRADENBURGISCHE科学院研究员帕特、则姆等四人编辑、补充于1993年12月由日本大阪大学出版会出版。《维吾尔文契约文书集成》第1卷,收录了山田信夫先生生前发表的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有关维吾尔文献文书的研究论文18篇。第1章《维吾尔文书:资料与研究》;第2章“大谷探险队带回来的维吾尔文卖买借贷文书”;第三到第7章仍然是山田信夫先生已发表过的论文的再整理、补充。第8章到第13章收录了山田先生在台北、莫斯科、布佩斯等地召开的有关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共6篇(英文);第14到第18章是收录在各种论文集或丛书中的有关论文,最后还附有本卷索引。第2卷由“序文”、“凡例”、“文献的转写”、“翻译”、“注”、“买卖文书”、“交换文书”、“养子文书”、“人质文书”、“解放奴隶文书”、“遗言·家产分割文书”、“杂种文书”、“各种一览表”、“文献目录”、“语词汇编集”、“翻译索引”等章节组成。其中大部分是梅村坦等人掌握的新的文献和尚未公开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第三卷是160件维吾尔(回鹘)文原文照片。这部非常珍贵的《集成》,同以往的维吾尔文献研究具有不同特点,它收集了收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中央图书馆、德国柏林博物馆、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柏林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宁格列)博物馆、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芬兰赫尔辛基博物馆的维吾尔(回鹘)文契约文书、文献共160件。其中121件是首次公开发表。据此书序言中说:“本书收集了散失在世界各国的、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和所发现的全部维吾尔文契约文书。

进入八十年代后,日本学术界维吾尔文史研究领域里涌现出了一大批年轻学者,而且研究范围也十分广泛,涉及到了各个领域。他们当中有象梅村坦、浜田正美、森安孝夫、小田寿典、间野英二诸教授,都正当壮年,已是硕果累累;也有象新免康、堀直、真田安、管原纯等青年学者,都是后起之秀。

梅村坦先生(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在1976年发表《关于维吾尔文违约罚纳官文书的作成地域和决定年代》(《东洋学报》第58卷第3号)的重要论文后,陆续发表了《维吾尔文法律经济文书中的伯克制》(《史学杂志》)1976年12月85号)、《十三世纪维吾尔斯坦的公权力》(《东洋学报》59卷1号)、《天山维吾尔王国和骑马社会》(《丝绸之路》月刊1979年)、《维吾尔民族史与中央亚细亚的突厥化》(《历史地理》372号,1986年)。除了上述有关维吾尔史的论文外,还有涉及吐鲁番和敦煌文献研究的专著《敦煌探险·研究史》(东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4月出版)。1988年设在东京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出版发行了主要由梅村坦教授主编的《一八七九年——一九八七年日本中亚研究文献目录》,以作者姓氏(日文)音序收录了15000余篇日本学者的研究文章及论文的篇名,出处、发表及出版年代等等。也是一部研究中亚、西域维吾尔等民族历史文化不可缺少的大型工具书。梅村坦教授除了研究、教学、考察等活动之外,还担任东洋文库研究员,主持日本东洋文库“中亚伊斯兰研究中心”和“现代维吾尔语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培养新人,往往亲自教授现代维吾尔语。“现代维吾尔语研究会”在他的主持下,不但培养了数十名年轻的、精通维吾尔语的研究人才,而且还主持翻译出版了我国维吾尔族史学家毛拉·穆萨·沙依拉米的著作《伊米德史》(原文由北京出版社于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日文节译本。

在谈到维吾尔文献研究的时候,法政大学教授浜田正美更值得一提。浜田先生因发表《十九世纪维吾尔文献序说》(《东方学报》第55号,1983年)而一举成名。此文是浜田先生在欧美各国进行有关维吾尔文献的调查后写成,在对维吾尔文献收藏情况作简要介绍之后,重点介绍了13件关于十九世纪的维吾尔历史文献的内容、作者、规格、体裁、写作年代和收藏地点。该文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关于十九世纪的维吾尔族历史学家写成的文献写本或抄本的情况,其中包括收藏在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先于阿古柏而占领喀什噶尔的司迪克伯克的故事》、《救济传》、《胜利书》、《阿古柏伯克的故事》等等。浜田先生在这些文献的调查及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多国语言才能也令人敬佩。浜田先生目前正在翻译《伊米德史》,不久将问世。

大阪大学文学部副教授森安孝夫自发表了《维吾尔(回鹘)同吐蕃之间的北庭争夺战及其以后的西域情势》(《东洋学报》第55卷4号,1973年)之后,陆续发表了《关于维吾尔佛教史料的棒杭文书》(《史学杂志》83卷4号,1974年)、《关于维吾尔(回鹘)西迁》(《东洋学报》59卷1号,1977年10月)、《维吾尔(回鹘)文契约文书的综合研究》(《东亚历史的再构成——新发现资料的基础研究》京都,1987年出版)和《维吾尔(回鹘)与敦煌》(榎一雄编《敦煌的历史》,东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森安孝夫先生以频繁发表研究成果,活跃在当今日本学术界,越来越被学术界关注。

除了上述研究家、学术界老前辈之外,还有象新免康、真田安这样初露峰芒的年青一代。1977年的《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报》第6号发表了真田安先生的《绿洲巴扎集市的静态研究——十九世纪后期喀什噶尔地区的情况》、1978年在《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第2号上发表了《从棉花生产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喀什噶尔绿洲社会的一个断面》。另外,他还发表了《清朝统治下的喀什噶尔的土著统治者》(《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1980年第4号)、《从初创的清代伯克制看喀什噶尔绿洲社会》(《内陆亚洲、西亚的社会与文化丛书》,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

近年来,一直活跃在日本学术界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东京外国语大学的新免康氏发表了许多有价值、有见地的论文。其中有《关于阿古柏伯克政权性质的一考察》(《史学杂志》96卷4号,1987年)、《新疆穆斯林起义与秘密组织》(《史学杂志》99卷12号,1990年)、《新疆哈密的穆斯林起义(一九三一年至三二年)》(《东洋学报》70卷4号、1989年)。此外,还有《十九世纪动乱期的吐鲁番》、《反抗者——和加尼亚孜》(《东京外语大学亚非研究所通讯》第71号)。

另外,在现代维吾尔语研究方面,日本学术界的成绩也颇为显著。如冈山大学教授竹内和夫先生近几年连续推出了《维吾尔语单词1500例速记法》、《维吾尔语速成四周间》、《日语维吾尔语词典》等一批词书。最近,日本学者饭沼英二先生经过多年的钻研,编成大型辞书《维吾尔语辞典》,由日本穗高书店出版。这本辞书长达六百余页,是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

除了上述数位代表性专家以外,还有象伊濑仙太郎、榎一雄教授、羽田明(著名西域史研究家羽田亨之子)、片冈一忠、大谷敏夫、成濑恭、小田英明、坂本是忠、笠原正明、 村井友秀、香岛明雄、山内昌之、佐藤次高、 后藤明、间野英二、羽田正(羽田明之子)、小松久男等一大批老中青学者、名家。

进入本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日本对于我国维吾尔族历史文化及对新疆地区近现代历史的研究呈现出了高涨的趋势。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下去并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其原因主要有以几点:一是近年来世界各国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交往关系等成了热点问题。作为九十年代初震惊世界的东欧及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中亚诸国的独立等几件大事,构成当今国际社会动荡不定、民族冲突、宗教派别之间的磨擦甚至武装流血等此起彼伏的局势,许多民族要求独立、要求分离的思潮,形成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为中心的当代国际政治问题的热点。因此,人们自然注意到少数民族地区及其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与此相反我国已成功地解决了国内民族问题,这一点更引起我国近邻日本的兴趣。二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雄厚的经济力量带动了各种科研、学术交流活动,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仅就研究我国新疆维吾尔族历史文化领域方面,日本学术界也是人才济济、英杰辈出,具备了强大的研究阵容,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这种动态,将会长久持续下去,并且对未来日本学者对我国维吾尔族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产生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和重要影响。

原载《民族研究》1995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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