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四辑 :反右红飙(6)

兰州《星火》案

北大圣女林昭(1932~1968),之所以被捕、重判二十年及最后处决,案由并不在“右派”,而是一份秘密刊物——《星火》。这份秘刊《星火》姿容如何?有何“反动性”?全案实况如何?一直深掖史褶,雾罩尘封,未得展世。

1960年1月,《星火》第一期在甘肃武山县油印30余份(16开本),第二期已组稿,但未及印出。9月,兰州大学三名学生“右派”告密,案发天水,列为全国“第四大案”,定性“反革命集团案”。是案,42人被捕,其中大学教师1人、研究生1人、大学生12人(兰州大学8名)、干部3人、农民25人;判刑25人(刑期三年至无期),另有三位农民管制,两位戴帽,1人释放。1968年,林昭枪毙;1970年,兰大学生“右派”张春元、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杜映华同时殉难。

1980~81年,《星火》案艰难平反,但不可查阅档案,“案犯”无法获得当年判决的“罪证”依据。法律上平反不等于这批学生右派持守的立场一并平反,他们当年的言论仍相当“过激”。2010年2月,《星火》案惟一女犯谭蝉雪在香港出版《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天马出版有限公司),五十年前的“第四大案”终呈于世,以下只标页码。

北大教授钱理群序言——

这本拿在手里都会颤抖的好沉重的书,我们将如何面对呢?

这瓣陈年花叶,“毒液”尚浓、芒刺犹锐,大多数今人仍不敢近前。

谭蝉雪(1934~ ),出身广东开平职员家庭;1950年入广西革大,后留校,再入越南留学生中文专修学校、桂林文化馆;1956年以调干生入兰州大学中文系,1957年划“右”,被称“兰大林希翎”;《星火》组织内负责联络境外(扩大影响、争取援助),1960年6月偷渡香港未遂被捕,判刑14年;1973年底出狱,进酒泉“二劳改”安置性小厂;1980年平反,任教酒泉师校;1982年调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1998年退休,定居上海。

主要“案犯”(除林昭)

张春元(1932~1970),《星火》核心,河南上蔡人,1948年底参加共军,入朝志愿军汽车兵(技工班长),王首道司机;1956年兰大历史系调干生,1957年沦“右”;1959年6月号《电影文学》发表文学剧本《中朝儿女》(笔名司马章),出席长春电影制片厂新片摄制计划会,天水马跑泉公社党委致函“长影”,“司马章”右派身分暴露,投拍作罢。1960年7月被捕,1961年8月10日越狱,9月6日再次被捕,关押天水第三监狱,上手铐脚镣;原判“无期”,1970年3月因“在监内进行第二次反革命活动”(与杜映华递纸条),处决于兰州。(页132)

杜映华(1927~1970),甘肃陇西土店子村人,陇西师范学生地下党员,历任中共漳县副书记,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城关公社第一书记,1959年划“右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1960年2月被捕,原判五年;1970年与张春元同时罹难兰州。

胡晓愚(1929~1999),九江人,北大化学系研究生,留校助教,1955年调兰大,化学系讲师,“右派”,判刑15年;平反后为兰大教授。

顾雁(1935~ ),上海人,北大物理系毕业生、兰大物理系研究生,“右派”,判刑17年,服刑青海,平反后任教兰大,1985年教授,后调中国科大物理系。今不愿忆旧。

苗庆久(1932~2015),北京人,出身地主,公安司令部边防保卫局中尉,1955年复员后考入兰大物理系(调干生),“右派”,判刑20年;平反后兰州连城铝厂中学高级教师、校长、厂教办主任。

向承鉴(1938~ ),江西武宁人,1956年考入兰大化学系,“右派”,判刑18年;平反后分配兰州连城铝厂中学,高级教师、教导主任、校长。

何之明(1936~ ),长沙人,1956年考入兰大物理系,“右派”,判刑15年;平反后任教兰州连城铝厂中学,1982年移居美国。

杨贤勇(1933~2003),四川人,1955年兰大中文系调干生,“右派”,判刑十年;平反后兰州三十四中高级教师。

孙和,上海人,1949年春参加共军,1956年考入兰大历史系,“右派”,判刑八年;平反后兰州连城铝厂中学高级教师、教导主任。现今不能见“同案”,一见就脑梗。

陈德根(1932~2009),四川达县人,师范毕业生,1956年考入兰大生物系,“右派”,判刑八年,平反后分配兰州连城铝厂中学,中教一级,1989年退休。

贾启贤,农民基层干部,判刑八年。

梁炎武(1935~2012),广州人,北大研究生,留校助教,因顾雁受牵连,判刑七年。

罗守志,甘肃武山洛门罗坪人,武山县委农工部长,1960年2月被捕,判刑五年;平反后武山四门中学校长、县人大秘书长。

胡学忠(1936~1972),武汉人,1955年考入兰大化学系,“右派”,判刑五年;刑满就业,夭殁胃癌。

田昌文,武汉人,1955年考入兰大数学系,“右派”,判刑五年,平反后回武昌中学任教,现不详。

谢成,陇西人,1954年考入兰大中文系,“右派”,判刑三年,出狱后卷入另一“现反”案,再遭捕;1980年两案皆平反,天水四中高级教师、校长、甘肃省政协委员,现居天水。

七位涉案农民判刑:王凤岐死于武山看守所;刘武雄被判15年;雷焕章、雷振华、谢思敬七年;雷岩家三年;管制三人、戴帽两人。

几位受牵连者——

冯淑筠(1931?~1968?),兰大化学系学生“右派”,关押近一年,无罪释放后兰大拒绝接受,四处流浪,文革中被遣煤矿,死于矿难。

邓得银(1932?~1968?),兰大化学系学生“右派”,1961年毕业,分配通渭中学任教,文革中被打死。

吕绥生(1935~ ),兰大化学系学生“右派”,1961年毕业,分配兰州西固第六中学,劳役打杂;文革遭毒打,妻小赶入农村,备受歧视近二十年,1981年任教兰州教育学院,1985年甘肃中医学院教授。

思想根源

五年制全国重点理科兰州大学,划“右”195名(学生143名),全校师生员工14%。陇省虽穷僻,然“左”狠异常。1957年陇省人口1200万,仅全国人口1/50,揪“右”五万余名,全国“右派”1/11。

谭蝉雪的“右派”言论为引用民谚——“国民党贪污,共产党贪功”,以及日记中的“爱情自私论”。这些马列青年划“右”后,满脑子问号,无法接受爱党之心竟结反党之果,希望在下放劳动中找到是非答案,期待重返兰大。因为,全校处理大会上宣布:“保留学籍,农村监督劳动一年。”他们并不知道中共一向说话不作数。

思想资源上,这批兰大学生“右派”除了马列主义,并无其他西方现代思想,甚至从未接触西方人文名著,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举着马列之旗批驳马列叛徒——“当代统治者”。他们认为:

(需要)填补马列主义学说在阐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空白,发展科学的马列主义学说并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页35)

他们最主要的思想资源是“事实”,唤醒他们的是大跃进的造假、大饥荒的惨状。公社化对农村的破坏如此直观强烈,报纸上的“伟光正”与社会现实完全悖反。他们在“广阔天地”接受真正的再教育,起疑“伟大的党”、“反右”、“反右倾”、“三面红旗”,认清“伟大的混账”与“血淋淋的荒唐”,从而产生“反潮流”的价值自信与逻辑支撑。对这些绝对拥共的红色青年来说,得出这样的结论,自己都十分震惊:

事实的结论是:共产党叫人民受饥饿!共产党害死人!(页74)

林昭:

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页26)

向承鉴:

自从知道庐山会议揪出彭德怀“反党集团”后,我已心灰意冷,对毛为首的党不再抱幻想,将我偷偷写成的〈给党中央的上书〉愤怒地撕成粉末。(页237)

但青春使他们不愿沉默,良知使他们铁肩担道义。1959年10月,饥情蔓延,乞民遍地。向承鉴的哥哥(山西化工设计院工程师)劝弟弟不要去管农村饥情:

这些事你管得了吗?你不去想它不行吗?

向承鉴回答:

不是管得了管不了的问题,是应该管不应该管的问题,是该不该想的问题。如果人人都采取回避态度,“匹夫有责”就成空话,这正是当前局面得以发生的原因。

向承鉴赴京看到“十大建筑”——

这些建筑的豪华气派与农民啼饥号寒的景象该有多大的反差啊!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这些建筑是供人观瞻、供人享用的,理应人先物后,物为人用。为何不先解决人的温饱生存而后再盖它们呢?难道脸面比起农民的死活更重要、更值得优先吗?我疑惑惶恐。即使北京,即使在天安门广场,在刻意镂雕的繁荣背后,虽是不断收容、遣送与驱赶,还是能发现饥寒交迫的身影。(页233~234)

最起码的良知呵!《星火》的麻烦也在于此:这群青年不仅追问农村饥贫的原因,还要探求农民无产化贫穷化的根源。

《星火》诞生

1959年5月,兰大学生“右派”张春元、顾雁、胡晓愚、孙和聚会天水马跑泉公社拖拉机站。分析形势后,张春元提出活动方针——“巩固地位、扩大组织、联系同志”,并形成意向——通过串联成立组织。他们对社会变革作出两种估计:一、自下而上的农民暴动;二、自上而下的宫廷政变。为交流看法、沟通思想,顾雁提出内部必须有经常性刊物,是为《星火》,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林昭与《星火》有联系源于北大女生“右派”孙复(下放青海民族学院),其兄孙和为兰大学生“右派”。孙和一开始以其妹名义与林昭通信,后直接联系,林昭寄去诗歌〈海鸥〉。张春元意识到林昭的能量,很快联系林昭,数次上苏州面谈。林昭最初并不同意冒险刻印小册子,但最后还是同意将诗作〈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发表于《星火》首期。

1960年起,林昭一直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写下二十万字日记、血书,控诉毛共的残酷迫害、表达追求自由平等的人权信念。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枪决。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精神病”平反此案,认定冤杀无辜,撤销原判。1981年12月,上海高院再次复核,认为“精神病”定案不妥,宣布无罪。北大追悼会,一副挽联——上联“?”,下联“!”。

1960年1月,《星火》第一期在甘肃武山县由兰大学生“右派”苗庆久、向承鉴油印三十余份。1960年4月,顾雁、张春元、苗庆久在上海南汇瓦硝公社黑桥顾家聚会,议定《星火》散发至最高政要层,计划8月从五大城市(京沪汉穗西安)邮出,使中共高干相互猜疑,有些高干受刺激后或会有所表现。同时议定:〈论人民公社〉写成后,印发全国公社书记以上干部。(页62、96)

1960年5月,张春元路过武山见到向承鉴,嘱向承鉴抓紧组稿,尽快印出《星火》第二期,争取寄到每位县级干部。(页244)第二期尚在组稿,未及印出,密泄案发。

主要观点

《星火》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顾雁)——

是清醒的时候了!假如你曾经为了将来的温饱而勒紧裤带……勒紧裤带的结果是口粮的进一步减少,日夜苦战的结果是供应的全面紧张。兢兢业业的结果是残酷的斗争与无情的打击……几年来倒行逆施的结果,目前的统治集团已经陷入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一步步蹈着秦始皇的覆辙。为什么曾经是进步的共产党执政不到十年就变得如此腐化反动?在国内怨声鼎沸叛乱四起,在国外陷入处处楚歌的境地呢?这是由于把全民的天下当做私有财产,事无巨细,清一色由党员来管理的结果。……正是这一次比一次彻底的反右运动,正是这一天等于廿年的跃进,加速了目前统治集团的死亡。……为彻底摧毁目前的强权统治而奋斗!(页28)

向承鉴的〈自白〉、〈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

我们反对的是已腐朽透顶而自己标榜为英明伟大的所谓共产党的现政权,并且矢志不移地为彻底地摧毁它而奋斗。

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思想垄断和国家集权(其实就是党的绝对领导)的恶性发展……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它们假借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对国内人民实行反科学反人性的法西斯官僚独裁统治……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质变的起点,从此它就失却了改好的可能性,开始公开走上与人民为敌,与道义、人性为敌的道路,步入反动的深渊。

人民公社的最反动性在于它拆散家庭,使父母妻儿东西南北,这是对人性最基本特征的否定。……反右倾运动证明:在统治集团内部已有很大一部分不同意继续执行这种反动的政策。它的实质和表现是: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空前大分裂。……当代统治者已经彻底背叛了工农群众利益,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使自己失去了群众基础,得下了不能诊治的极症。……小规模的农民暴动已满地星火了。……当代统治者的死期也愈加逼近了。

当代统治者在国内外已经陷于空前孤立、四面楚歌的境地,它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工人农民是推翻现政权的力量保证。我们应该大胆而果断地在工人、农民中展开工作,启发他们对当代统治者本质的认识,引导他们将暴乱自发的行动变成统一自觉的行动。……全国的百姓们!赶快醒来吧!民主、自由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曙光已经升起了,让我们团结一致,为迅速彻底地摧毁当代的法西斯化的官僚统治而奋斗!(页29~32、35)

张春元的〈粮食问题〉、〈论人民公社〉(二期)——

当今的统治者和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利用农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一只手接过农民所赐予的王冠——主席,另只手却狠狠地一拳,把农民大众打倒在地,践踏在脚下,用政治愚弄、超经济的剥削、强制性的奴役劳动等政策,采取了诱惑胁迫、党棍恐怖、饥饿等手段,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了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农民在这种残暴措施下,对与自己没有丝毫利益的生产活动,怎能发生兴趣?……用这种数字来麻木自己、恭维自己,用自己编造的账单,来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欺骗、撒谎、吹牛、夸张,没有一句真话,是当代政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也是这种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上到下,大家都尽力打肿脸充胖子,把臃肿说成是“发福”……当今统治者用庸俗的暴发户的资产阶级的虚荣心理(呸!还有脸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呢!)不惜让国内人民牺牲一个人的起码物质需要,放弃人的生活权利——吃饭!……“为人民服务”这个招牌是多么的虚伪和无耻。(页51~53)

在高压的气氛里,同志们都不得不附和与服从。这种虚假的统一使少数高高在上的领导人日益狂妄和骄傲,不顾一切地推行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把先烈们以鲜血换来的政权当作实现个人野心的资本,而终于走上专横独裁的道路。(页80)

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杜映华的认识——

推翻蒋家王朝主要是农民的力量,多少农民家庭送子送夫为革命捐躯。革命胜利了,我们给带来了什么?是饥饿!是死亡!历来封建统治者对反抗它的人都施以无情的镇压,蒋介石不知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例如鲁迅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现在一切不同声音都没有了,变成一个鬼话、假话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饿死人,还要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多么奇特古怪的现象呵!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不知道世道为何变成这样,变得如此快!(页255)

何之明的〈论“政治挂帅”〉(二期)——

剥去画皮,原形毕露,原来所谓“党的绝对领导”只不过是法西斯式的独裁政权的变种而已,正是这种所谓的“绝对领导”,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把全国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绝对统治了。……人为地制造思想上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制造人们思想上的紧张局势,以便合法地对人们的精神方面实现前所未有的法西斯式的统治,窒息人们思想的自由发展,使人民成为它绝对驯服的工具。(页76)

重要资料

向承鉴的〈不打自招——评人民日报社论“南泥湾的方向”〉(二期)——

当局者说:我们中共是绝对正确的,你们要绝对服从,闭上眼睛跟着我走。所以我们一直不敢睁开眼过,因为知道许多试图睁眼的人都倒了霉,我们再不敢了。(页63)

由“解放”了的贫农、党团员歌手唱出〈社会主义好〉改编版——

社会主义糟、社会主义糟!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饿死了!吃树叶,吃野草,人民政府都把粮食刮光了!人民政府害人民,六亿人民活不了,活不了!(页72~73)

顾雁对社会形势的概括——

专制统治的魔影笼罩全国,到处是鞭梢剑影,到处是泪痕血迹。人与人的关系已到了空前虚伪的程度,为了名利地位一切卑鄙的手段皆已使,什么真理、什么道义、什么爱情、什么友谊,这一切都不如统治者的意志那样能立即兑现。(《星火》二期·跋)

《星火》二期未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向承鉴),还揭露土共进城后忙于换妻,指斥中共彻底变质——

刘少奇、陈毅的老婆为什么只有二十妙龄、漂亮无比,可是他们自己却是五十开外的老妖魔了!……无数的干部老爷们强霸民家妻女,在他们工作过的地点设下10~20个暗窑,恣意作乐!他们变了,在他们身上连每根毫发都不是人的东西了,这些畜牲!……唯有战斗、无情的斗争,把那些杀人的统治者、在我们面前横行霸道过的畜牲统统消灭绝,才是我们生命的唯一出路!(页71~72)

《求索》证实了林昭、张春元等确有“组织”之议,但因林昭、顾雁的谨慎而撂置。1960年5月,杜映华、罗守志等地方干部加入,向承鉴竭力主张拟出组织名称与纲领,议拟“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国共产党革命(或革新)委员会”、“中国劳动农工同盟”,因意见不一,未正式拟定。(页97~98)

谭蝉雪还记述了农民卖人肉包子、换尸相食、食母食子等“新社会新气象”。(页11~12)1960年9月上旬,陇西东铺、土店子一带农民结伙盗抢火车粮食。(页102)大饥荒时期,监狱人满为患。广东开平看守所关了不少“故意犯”,一些饥民特意上看守所门前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吵闹谩骂、抢吃抢物,以便“就近收监”,进来后赖着不肯出去,“意在沛公”——吃上有保证的牢饭。(页106)囚犯的饭碗舔得比洗得还干净,兰大“右派”副校长陈时伟入狱,最初因不会舔碗还挨批斗。谭蝉雪狱中惟一欲望:出狱后只要饱餐一顿窝窝头。(页122~123)

向承鉴记载:饥民惟一能决定的是死亡次序。为传宗接代续香火,女保男,长保幼,先死奶奶后死爷,继之死母死父,千方百计保住新生代,尤其男娃。(页237)

兰大数学系毕业生丁恒武,陕籍学生“右派”,下放天水甘泉公社劳动,饥饿难耐,计划逃到缅甸,沿湄公河凫水偷渡,行前对谭蝉雪说:

与其活活饿死不如拼搏一下,不成功便成仁。成功了我会和你们联系,不幸被捕,我就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一辈子成为哑巴,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

一米八的旱鸭子天天到水库练游泳,练成后偷偷走了,至今音信全无。(页13~14)

兰大中文系学生党支委孙自筠,划“右”后用菜刀剁下自己一截舌头。(页14)中文系某班七位女生,男友全划“右派”,七女生齐刷刷琵琶别抱——投入“反右”英雄怀抱,其中不乏前男友情敌。全国各大学都有此类化公为私的“五七爱情”。“右派”学生的政治课,规定一律不及格,其他课程学得再好也只给及格,教师若给“良”,即有同情偏袒“右派”的政治风险。反之,“革命学生”学得再差,也不敢不给及格。(页178~179)此谓:“坚决贯彻阶级路线”。

案件花絮

东窗事发,“要犯”们都明白一定出了叛徒,但一直只能猜测“疑似”,无法坐实。2006年,通过查阅档案,终于从武山县公安局1979年〈关于张春元、苗庆久右派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材料〉,得到案件线索来源。该案起于1960年4月兰大历史系学生“右派”陈幼达(与张春元同班),他向甘肃公安厅告发张春元、谭蝉雪、孙和等人经常回兰州,与“右派”学生来往频繁,交谈秘密,散布反动言论,行迹可疑。5月2日,武山县公安局接到兰大下放学生“右派”郑连生、柴志德书面揭发:“右派”张春元、谭蝉雪、孙和、向承鉴、苗庆久等十五名“右派”在搞反革命组织。

1963~65年,兰大下放武山的“右派”学生大组长马启凯与兰大寝友江先国,根据种种迹象,排查出郑连生为告密者。再根据郑连生摘帽最早,一毕业即分配工作,其他人则等待很长时间,判定其“无功不受禄”。

1979年“右派”改正,郑连生回校办理手续,马启凯、江先国赶到招待所,郑刚想握手言欢,马、江质问:“武山的事是不是你告的密?”“没有!没有!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呢!”“兰大清理阶级队伍时是不是你打的黑报告?”“绝对没有!”江先国上前啪啪两个大嘴巴:“我们代表受害人来惩罚你这个败类!你害死了多少人!”郑不敢还手,抱头鼠窜找到保安,保安问明情况后,连说:“打得好!打得好!该打!该打!该打!”(页110~112)马启凯后为兰大中文系教授。

狱中,刑事犯甚得“重用”,狱警动员刑事犯监管政治犯:

你们杀了人无非是一条人命,而政治犯是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你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是敌我矛盾,所以你们必须严格监督他们的一言一行,靠近政府,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去。(页116、128)

天津和平区看守所,刑事犯常常拍着胸脯对政治犯说:

毛主席说了,我们犯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和我们不一样。

刑事犯还配合狱方“帮教”政治犯,狱方指定的“牢头”唆使手下(愿接受改造犯人)毒打政治犯。审讯人员痛斥一位南开生政治犯:

你是一切流氓、小偷的社会基础,是他们的政治代表,你比流氓、小偷还要坏。

南开学生右派张兆太(1937~2007),1975年为两篇小说手稿下狱——

监狱也是一个小小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成员也是分等级的,其中以政治犯地位最低。不但监狱当局对他们最狠,而且还要受到刑事犯的歧视和欺负。[1]

1962年7月,武山召开万人公判大会,判决在武山抓捕的所有《星火》案犯。天水抓捕的四名案犯——张春元、谭蝉雪、胡晓愚、胡学忠,因张春元越狱在逃,1965年1月才在天水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页114)五花大绑的谭蝉雪被推出来,她在狱中得到一些女囚尊敬。文革后,谭蝉雪多次赴天水搜集资料,当地人听说她就是当年宣判大会上“那女的”,立刻围上来紧紧抓住她的手,爱抚地从上到下边看边怜:“受苦了!受苦了!”这位坚强的“兰大林希翎”泪流满面,象是回到母亲怀抱。

1964年,天水第三监狱,杜映华刑期将满,递纸条征求张春元释放后怎么办?张春元给杜回纸条,要他到农村去,嘱其——

抓紧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学习马列主义要对照中国现实,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不登堂入室就不能同室操戈。(页130)

1979年,《星火》案犯们握持55号文件申诉平反,天水中院复查后:“原案定性不变,维持原判。”因为,法院还是当年原班人马。受难者将案子捅至省委,省高院成立项目组,拉锯数回合,终于艰难平反。(页133~135)1979年辽宁复查张志新案,一开始交由原办案者复查,认定没错,后请原办案人员回避,换人重审,很快平反,成为烈士。

《星火》得以保存至今,得感谢中共档案库。1960年9月底武山县大逮捕,彻底搜查负责印刷的苗庆久住处,翻找出《星火》原稿、装订好的首期及第二期稿件,作为“反革命铁证”封存,这才将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放进“保险箱”。(页115)否则,凶年乱世,两期“反革命地下刊物”何以得存于今?

仍然领先

大陆政谚:领先三年是先进,领先三十年成先烈。《星火》的“反动性”至今效力犹烈,依然领先。对中共的谴责锐度依然使笔者心惊肉跳,与五十年后大陆意识形态口径相距仍阔。林昭当年就意识到——

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海鸥——不自由毋宁死》)

2007年2月,向承鉴晚年回首《星火》——

一部真正的中国二十世纪中期的《青春之歌》。(页265)

钱理群评曰:面对公社化运动的惨败、面对农民的饥饿,绝大多数各级干部以“维护党的大局”说服自己,保持沉默——

其实他们所要维护的“大局”,不过是党的执政地位,而执政地位的背后,就是既得利益。这就是说,当农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党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选择了后者,尽管许多人内心依然充满着矛盾。

如果没有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向后代交代。在这个意义上,林昭和她的《星火》战友们是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的,他们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页4)

就言论的直接性与锐烈度,《星火》远超中共党内反思第一人顾准。

张春元恋人谭蝉雪女士历经12年,数赴兰州、天水搜集资料,终于为《星火》、为兰大学生“右派”留下一本《求索》,一块为历史留证的碑石。合上此书,揣上《星火》,抚摸一颗颗年轻的灵魂,深感“历史不能承受之重”。面对这群先行半个世纪的青年“右派”,面对只能成为先烈的一条条背景,面对《星火》垫衬着的“三面红旗”、“路线错误”,一声浩然潼关长叹,一阵凛然覆身的历史责任感。

2010-5-22~25于沪

原载:《开放》(香港)2010年6月号

补记:

2014年,“星火”案要犯之一向承鉴,在香港出版《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导下,给人类造成空前浩劫。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本质是新宗教。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教义都是自律自省、以善为本、自爱爱人,惟独这一新教拼命鼓吹阶级斗争、革命暴力、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大的邪教。我对马克思的评价只能是:历史罪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世界动乱的主要根因之一,也是独裁制、恐怖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温床。[2]

笔者读到的“右派”老人反思中,向承鉴的马克思主义即“邪教”,最“反动”也最深刻,真正戳到点子上。也只有反思起步较早的“右派”,晚年才有可能达到这一高度。

张春元越狱记

《星火》确实“很反动”,这批兰大学生“右派”面对悲惨的大饥荒,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号召起来斗争,结束暴政。以今天大陆形势,《星火》“毒液”仍浓,“毒刺”犹锐。

《星火》案核心人物张春元(1932~1970),1960年7月中旬因搭救恋人谭蝉雪(偷渡香港未遂被收容),被捕于广东开平。1961年8月10日成功越狱,9月6日再次被捕,改判无期。1970年3月因“在监内进行第二次反革命活动”(与同案犯递纸条),处决于兰州。

越狱经过

张春元越狱脱逃乃《星火》案重大插曲。到案后,张春元关押于兰州贡元巷看守所——押禁省级政治犯老监狱。像绝大多数囚犯一样,一进狱便琢磨如何“重获自由”。他先用苦肉计——不进食,后吃什么吐什么,连一口水也要吐,甚至吐血,两三天后昏厥休克,奄奄一息。看守所只好将他送到黄河北岸大砂坪第一监狱对面的省劳改医院。

贡元巷看守所81号囚犯沈源,在张春元去医院前一小时,向张介绍了劳改医院情况:警卫比看守所松弛得多,逃脱机率较大;18点以后,外部警卫撤除,只要出了医院就没人盘问,还介绍可信任的医院人员李××。沈源的“密嘱”为张春元的逃跑创造了条件。

1961年7月底,张春元入劳改医院,经治疗,体力得到恢复,但他仍装出尚未痊愈的样子。8月10日约20时,整个医院静悄悄,天气热,苍蝇猖獗。三名警卫,两位站上桌子打苍蝇,一位倚在床上拉胡琴。张春元抓住机会,拿上准备好的衣服,从病房迅速穿越走廊,奔到对面伙房,炊事员开会去了。他换好衣服,衣冠整洁、仪容端庄地冒充下班大夫,堂堂正正走出医院大门。一出大门即奔公路,医院地处荒郊,漆黑一片。他身无分文,躲在沟边树丛,一有动静,一个翻身即可滚向沟底。

过了一阵,远处出现亮点,凭多年汽车兵经验,知道是一辆汽车,并判断出是一辆货车。一阵狂喜,心知有救,他脱下衣服,使劲向汽车挥动。汽车停下,张春元向司机诉说母亲病重,亟需赶到汽车站。司机见他焦急万分,问他家在哪里?“在定西”。“正好我这批货要送到定西,你也不用坐火车了,顺路把你捎过去吧。”张春元连忙道谢,默念“天助我也!”上车后,他对司机说:“我也当过几年司机,我看咱们俩轮流开吧,免得过度疲劳。”到达定西,已是次日上午十时多,谢别司机,他步行去19公里外的巉口。巉口山势险峻,光秃秃的荒山,人烟稀少,晚上狼群出没,劳改局绝不会来此搜捕。

朋友相助

之所以逃向巉口,乃是投奔谭蝉雪挚友王汉光,北大出身的林业局“右派”。王汉光参加平津南下工作团,辗转入陇,进了林业局。省林业局在此办林场,乃是为了名正言顺申请国家项目资金、绿化试验费等。王汉光划“右”后,一家人发配至巉口林场。女孩两岁、男孩四岁,兄妹一日饿急,钻进地里吃豆子,中毒晕厥,送到定西医院,哥哥救回,妹妹归西。

张春元进了王汉光窑洞,说明情况,王汉光拉着张春元的手:

你放心吧!有我的一个馍就有你的一半!你先在这里休息好以后再说。

张春元长舒一口气,这才感觉肚子饿了,拿出身上仅有的两个馒头。王汉光一把夺下:

今天晚饭我们大家吃顿热的,一来给你压惊,二来祝贺你逃出了天罗地网,三来祝愿你今后旅途平安!

这一顿青菜面条,王汉光在张春元碗里炝一勺油,真香!张春元吃完后,大睡一觉。

次日,张春元要走,王汉光坚决不允:

你无论如何得在这里再住几天,这是为了养精蓄锐,否则会前功尽弃。

一周后,张春元坚决要走,王汉光赠送二十块钱、五斤粮票:“我只有这点能耐了,路上多珍重。”从不掉泪的张春元泪花闪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夜幕中,巡游着狼群幽绿的目光。张春元赶到定西,扒上火车直奔上海,先到顾雁家。顾雁乃北大物理系毕业生、兰大物理系研究生,学生“右派”,此时被捕,后判17年,服刑青海。顾母接待了他,带他上餐厅吃饭,不敢留纳家中。因为家里来客,必须上派出所报临时户口。

从顾雁家出来,转到苏州林昭家,才知林昭也被捕,便以林母名义给林昭写明信片(写信也要拆检),林昭熟悉他的笔迹——

林昭,我不能去看你,只能围绕着红色的高墙转上两圈,聊表寸心,请接受我这不成体统的慰藉。……我们的生活,其材料之丰富多趣是能写一本书的,而且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愿你能抱着“既来之则安之”,自己一点也不着急的态度,很好地读完这本有用的、难得的书,将来为人民更好的服务。……我们光明磊落、心胸坦然、敢于斗争,只有敢于斗争的人才能敢于胜利。

这张明信片未能到达林昭手里,但进了张春元的档案,故得保留。

两名卧底

张春元脱逃,公安全力搜捕。为得线索,分别派出两名卧底。一名男卧底伪称顾雁朋友,上顾家求租住房,顾家母女以女眷不便接待男客,予以拒绝。另一名女卧底为女囚张茹一,遣入林昭监号,许诺如完成任务,出狱后安排工作。这位女卧底奉命摸清哪些人与林昭有联系,特别有关张春元的信息。其实,此时张春元已再次被捕,上海这边尚不知情。张茹一信以为真,对林昭百般照顾,逐步建立感情,林昭不识其奸,天真地把苏州方面的组织、人员、住址,都透露给她,引发又一桩冤案。

主动投监

从林昭家出来,张春元思想斗争激烈,认为虽获自由,但这份自由鄙俗可耻,自己成了苟且偷安的卑贱者,况且有亲不敢投,有友不敢靠,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前途、命运一片茫然。一番思虑后,他决定不躲躲藏藏,致函《人民日报》,把自己一切活动原原本本告诉编辑部。要点如下——

一、我之所以从一个大学生走到这一步,实为客观环境所逼。“反右”中,我并没有攻击党和政府,仅在鸣放中根据学校情况提出并系的要求,希望把兰大办得更好,后来院系调整也证明我的意见完全正确,但我却因提了这一意见沦为阶级敌人。

二、下放农村后,目睹饿殍、浮夸、谎言等实况,本想向中央反映,但因“反右”前车之鉴、庐山会议彭老总之“榜样”,使我只能组织一些志同道合者开始活动,并以我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手段反对现政权。

三、说真话讲实际的人都打下去了,难道不是中国政治日趋反动衰退的表现吗?如果说我们有罪犯法,那造成这一局面的人就应该是罪魁祸首

如此这般打定主意,张春元准备办完私事后,直接赴京投案。他先扒车南下,想先上广州一家旅社取回遗留在那儿的衣服(北方较冷),再上粤西开平看守所探望恋人谭蝉雪。刚到杭州,路遇警察押着一群盲流,看看他也像盲流,警察要他出示证件。他当然什么证件也没有,连吃饭的钱也没有,警察将他赶入盲流群,送入收容所。接着,得接受审查,他明白后果——他无法提供可供查实的“原籍”。晚饭时,收容所较混乱,张春元鼓动一些盲流冲门,已冲过小门,大门处被拦下。警察包围上来,扬言要开枪,其他人都后退,张春元暴露了,立刻送往杭州小车桥监狱(前国民党陆军监狱)。审讯中,张春元冒名高澄清,工作单位兰州地质队,很快被识破,甘肃省公安厅向全国发了通缉令。1961年9月6日,张春元再次被捕,先送回兰州贡元巷看守所,1962年入天水第三监狱,上了脚镣手铐,受尽折磨。

1970年3月,因与同案犯、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城关公社第一书记杜映华互递纸条,坚持“反动立场”,“再次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一起拉出公审、处决,祭旗文革。杜映华年长五岁,地下党老干部,居然惟“反革命分子”张春元马首是瞻。杜映华原仅判五年,他与张春元递条,内容竟是向张春元请示获释后“如何活动”。张春元的“反革命能量”,实在不可小觑。

艰难平反

1978年55号文件,“右派”一风吹。张春元等兰州大学七名《星火》“右派”得到改正。但“反革命集团案”仍难平反。《星火》“案犯”分别向武山、天水两地法院提出申诉。由于承办复查的为当年原判者,1979年7月,天水地区中院回复:

原判事实清楚、罪证确凿,原案定性不变,维持原判。

此时,“右派”学生久历风尘,已入中年,他们要求得到母校兰州大学的“关心”。据说省委《内参》刊载“《星火》案”,省委责成省高院成立项目组,加之“案犯”中有海外关系,向中央统战部和甘肃省委询问亲属下落,施加压力。几经拉锯,1980年1月天水地区中级法院分别向天水巿法院、武山县法院发出平反通知。3月,天水中院再函告上海静安区法院:

经复查,原判事实出入不大,但由于该案的起因动机的特殊情况(右派错划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对该案不以反革命集团定性,其处理情况是:张春元定反革命罪,维持原判;向承鉴以反革命煽动罪,免于刑事处分(原判十八年)。对其余案犯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仍留尾巴,张春元、向承鉴还是“反革命罪”。向承鉴多次抗诉,要求重审。1981年4月,天水中院组织合议庭再审张春元、向承鉴一案,宣告无罪。对张春元一节判决词——

……张春元在下放天水劳动期间,于一九五九年多次书写文章和散布言论,内容是对其被错划为右派不满和对当时农村一些问题的看法,虽然这些文章和言论中有某些政治性错误,但未构成反革命罪;张春元在服刑期间,对原判不服,坚持其观点,在犯人中进行串连、传递字条属违法行为,再次以反革命集团定罪判处死刑不当。据此,特判决如下:对张春元宣告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作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高度,《星火》的尖锐度超过已发现的当时所有“反动文字”,两期十余篇诗文至今仍使绝大多数国人心惊肉跳,至少领先五十年。因此,《星火》必将载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张春元会像林昭一样,成为底层抗暴英雄,跻身“右派”英烈长廊。

[1] 张兆太:〈1957,我的厄运人生——因为两篇小说手稿坐了六年大牢〉,陈生玺、张镇强主编:《抹不去的历史记忆——南开大学“五七”回忆》,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2015年,页306~307。

[2] 向承鉴:《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九江文化出版公司(香港)2014年,页470。

2010-5-31上海

原载:《开放》(香港)2010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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