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全家,还有初中的陈老师,一起坐在屋里,等待邮递员传送的信息。急切的心情令人觉得时间过的太慢,以致血液上涌,焦躁不安。

突然, 院门外有人喊了一声:“王克斌”。我连窜带蹦地跑了出去,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一封决定我一生的信封。“清华大学”,我激动地告诉父母、姐姐和老师,“我考上清华了。”然后,打开信封,取出了上面印着红字的通知书。我被工程物理系录取了,这是我的第一志愿。

全家含着热泪,沉醉于无比的欢欣和激动之中。是啊!我们这个祖祖辈辈非农即工的王氏大家,终于有了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还是名校,还是最难考的系之一。

正当大家高高兴兴地谈过去想未来的时候,父亲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出声来。不识字的母亲感慨地冲我说:“得啦,你爸爸没有白白地吃苦受累,总算熬到了这一天了。”

姐姐见我有些诧异,就来解释。原来在我上高二时,父亲已经退休。怕我因此放弃学业,故而一直瞒着我。退休后,收入一下子减少一半,从60元到每月30元。为了支撑这个家,父亲不得不在夏天去当小工,搬砖和泥;在冬天帮人家拉板车,送白菜。

我当时住在学校,很少回家。于是我想起来有一次看到了父亲裤腿上的泥点。问过母亲:”哪儿来的那麽多白灰?”母亲推说工厂在盖房。原来,父亲那时正在做苦力啊。

看着我发愣的表情,母亲又接着说,你爸爸在冬天拉白菜时,常常累得上不了炕。但一想到,儿子快上大学了,60岁的人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今天,他觉得自己没白吃苦。儿子要强,儿子还真要强啊!他让儿子进大学的意愿总算实现了。

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一个人冲出门外,趴在对门邻居的炕边,开始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放声痛哭,直到我眼边发肿眼底发涩。那滚滚的珠泪成为我难忘的记忆。怎么说呢?别人被录取时,留下的是欢快和喜庆,而我留下的却是刻骨铭心的阵阵伤恸。这穷人还真的难当,明明是心想事成的佳音,却非得让你哭着接受。不幸的是,贫困还得继续,父亲和母亲还得耐心地等待6年。

那是1961年的冬天,地上的积雪还没融化。59岁的老父亲穿着半长的棉大衣,戴着棉帽,蹬着自行车,跑了30多里,来到清华附中。给我送来一书包馒头。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粮食非常紧张。为了让我安心读书,全家忍饥挨饿,吃红薯叶,啃窝窝头,省下这几个白面馒头让我垫补,怕我被饿坏了。

我陪父亲走出清华西门,送他到了蓝旗营。父亲骑上自行车,向东而去。我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一直到父亲离开了我的视线,完全沉浸于难于言表的父子深情。不知不觉地独自走回宿舍。想着父亲风尘仆仆满头是汗,我的心里不禁一阵酸楚。我能用什么来报答父母的恩情呀?在当前只有好好学习,向大学进军。

父亲带来的不只是几斤馒头,那是全家对我的一片厚望与支持。舐犊之情,永生难报。初中毕业时,陈老师到家访问,鼓励我上大学。他问父亲:“愿不愿意培养你儿子上大学?”父亲笑着回答:“只要他能考上,再难也让他上。”

听姐姐说,当初父亲无论如何也不肯退休。可玻璃厂总是动员。还到东八角小学让姐姐去说服他。没办法,60岁退休一刀齐。父亲和同院的赵大爷一起退下来了,两个老头都哭了。当时我正读高二,住在学校,不常回家。全家人商量好不让我知道。

父亲兑现了他的诺言,竭尽全力,支撑了这家。使我能够安心地读书,让王家的子孙也有机会品尝高等学府的书香。从1962年到1970年大学毕业,我们家进入了八年抗战,中间还赶上食不果腹的苦难日子。一个字,难!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42岁。所以,对他年轻时的往事知之甚少。他从小生长在京东三河县的一个村庄里,燕郊东边的中赵葡村。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听说,他记性很好。一天早晨,我大爷教他斤乘流法。他只听了一遍,就会背了。

后来,在我记事后,父亲又把这口诀传给了我。学了计算机后,才领悟到,这斤乘流法就是16进制到十进制的转换。编成口诀,就成了,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直到十五九三七五。其使用价值在于把十六两一斤的货物换算成十两一斤。

14岁时,爷爷带着他推着独轮车,走了60里路,到北京来学徒。入的鞋行,还挨过师父打。他年轻时身体健壮,后来跟一个叫刘斌的老师学过八卦。掌握了单、双、顺三式。

父亲对武术的热爱,也传递到我的身上。小学二年级时,他把我送到位于葱店前街的大兴县第一武术社,拜唐凤才老先生为师。唐老师在武术界很有名气,当时年近古稀,双目失明。膝下有几位大徒弟,都在20岁上下。 他们具体指教这七八个小徒弟。我在武馆学过24势、头趟和二趟猴拳、连环刀和连环棍等。父亲有空,就让我练给他看。他也教过我八卦的单式。按着紧臂松胸垂肩够肘的要领,帮我校正姿势。那时,有不少人在天坛公园走八卦,在小树的周围,留下直径有四五米的圆形脚印。

父亲不仅在武术健身上关心我,在文化学习上也不放松。因为他只读过几年私塾,对我执教的内容也就十分有限。开蒙以后,他让我念小纲件,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有六言杂字等。放学回家还要我描红模子,练毛笔字。

这些家教与学校的课程平行并进。我写字在开始时还算认真,但一到后来就不免松懈。这时父亲就走过来批评我“又败笔了”。教育我办事要自始至终,持之以恒。此外,我在家还要学珠算,从小加九开始。还记得最后的结果是1155。

每当我从街上买书回来时,父亲都很高兴,鼓励我好好读。唐诗三百首就是我在小学时买的。父亲自己也喜欢看书。他在新华书店里买过一本关于万里长征的故事书,一本黄帝内经素问,谢觉哉的不惑集,北京的传说等,还有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

谢老在他的书中提到,小时候,有人称赞他。她奶奶就说,还没蒸熟,不能揭开锅盖。意思是在孩子尚未长大时,不宜过多表扬。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父亲对我是贬多于褒。有人夸我聪明时,父亲总爱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以此激励我不可懈怠。那些年,天桥对面开了个自然博物馆,他立即带我去参观,以期获得一些科学知识。他还带我看过苏联电影米丘林。

父亲一生奔波劳碌,但他对我的管教却从未放松。小时候,我很淘气。我往邻居刘大爷的柜橱里撒了泡尿,父亲知道后很生气。把我拉到他面前,严肃地对我说:“要打十下屁股。”我开始以为他在开玩笑,不会真的动手,点头同意。挨了两巴掌后,我疼痛难忍。仰着脸说:“您真打呀!”我母亲和邻居也都为我求情,父亲还是坚持着打满十下。然后说:“让你记住,以后不许再做坏事。”

挨过一顿真打,所以印象特别深。那时,晓市东口的红桥有家小人书店,还摆了几盘克朗棋。不少半大不小的男孩子都到那里打克朗棋,打发时间。我也上了瘾,常带着几毛钱去玩。父亲知道后,停下手中的活计,到书店把我领回。他怕我学坏,误入歧途。

有一年,社会上流行大鬓角的发式,我拿着三毛钱去理发馆东施效颦,也理了一个。头发几乎没剪,只是吹了吹风,上了层油。回家后,父亲和母亲对我严厉批评,这个家不允许我流了流气。我只好重返回理发馆,剃个二回头。

作为父母的唯一的儿子,又是老生子,父母对我的疼爱无以复加,但他们从不溺爱我。我家住在天坛北门附近,离老舍笔下的龙须沟只有一箭之远。在我们住的小院里,有六个年龄相近的男孩,其中有两个都在10几岁时被送往天堂河农场,接受劳动教养,占了孩子总数的三分之一。算上街头巷尾,西园子这嘎达接受劳教的竟有六七个之多。其他的孩子大多也只念到初中就开始工作了。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居然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上完高中,进了大学。这同父亲和母亲的严格管教是分不开的。

父亲常常引用一些典故来开导我。他喜欢讲颜回的故事。颜回家境贫寒。有一次,孔圣人的学府里有人丢了东西,颜回自然成了怀疑对象。为了取证,孔圣把一锭金子放在颜回回家的路上,并且附上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天赐颜回一锭金。”颜回见到金子和字条后,添上几个字,“外财不付命穷人。” 把金子原封放回原处。颜回拾金不昧的美德中止了一个冤假错案。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曾有两次与钱打过交道,没出过分文的差错。每当我吃饭把米粒掉在桌上时,父亲总是让我拾起来吃下去,同时给我讲“粒粒皆辛苦”的那首唐诗。他还讲过孔中尼师象橐的故事,为人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当今在文学报道中颇为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普通”,他们在写一个人的好事时,一定先要把他打成是普通的。即使是位领导,也要加上个普通的干部。其意思很明显,就是普通人干了不普通的事情。不知这些笔者是否意识到,他们无形中贬低了普通人。

其实,有许多普通人,他们的人品道德都不一定比不普通的差,只不过他们没有被树成典型,没有见诸报章而已。我认为普通这个词是美好的,不应当为了写几个“伟人”,就把“普通”给亵渎了。普通与不普通也是相对的。我父亲对外界来说是普通的,他所做的也的确是普通的事;但对我来说,他又是不普通的。不是吗,父亲曾用嶙峋的双手吃力地把我托起,坚持到我进了清华,让我体验了美好的大学生活,让我能在文革后再考到科学院,又继而经由CUSPEA考试跨进驰名世界的斯坦福大学。

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一位为了奔波劳碌养家糊口的劳动者。为了培养孩子他甘愿吃苦受累,为了让孩子走上正路他可以心力交瘁。从他身上,我看到一位父亲的平凡与伟大。如今,社会在发展进步,一代代新人在茁壮地成长。这其中,也有多少好父亲的功劳呀。

本来,我在初中毕业时就可以参加工作,帮父母改善生活条件。但他们宁愿过苦日子,非要让我读书。从高中到大学,这一等就是9年呀。一个人能有几个9年,但他们愣是瘪着肚子,忍受艰辛,苦熬过来。他们也终于享受到了报得三春晖的喜悦。

1970年4月,当我有生以来拿到第一份工钱时,心里无比激动。为这一天,我也曾艰苦奋斗节衣缩食,艰苦了九年。大学六年里,我没有一件衬衫。夏天,只有两条短裤和和两个背心。冬天,只有一件母亲缝的黑布扣袢棉袄。坐无轨数到六站下车,余下的距离得走过去。我还从清华徒步3个小时走回家去。虽说咱中国讲究穷文富武,可我这文也忒穷了吧。

我毕业时,父母已经年近古稀,头发斑白。父亲又患偏瘫病。我从平安里下了班车,大步流星地奔向西单商场的食品部。给父亲买了2斤蛋糕,2斤红香蕉苹果,给母亲买了一盒大中华牌香烟。手中的礼物虽然微薄,但我却感到重若千斤。我把46元工资的30元交给了母亲。自己留下16元做伙食费,继续维持学生时期的水准。从小到大,26年了,他们茹苦含辛万分疼爱的宝贝儿子终于长大成人,终于有能力赡养他们了。

当我看到父亲用颤抖的手拿着苹果,当我看到母亲含着热泪接过中华烟,我开心地笑了。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也是我父亲和母亲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我父亲有个朋友叫刘大爷,他有个儿子在清华土建系当助教,父亲对他十分羡慕,常常挂在嘴边,逢人便说。谁会想到,无独有偶,他的儿子居然也在毕业后留在清华了。为了培养儿子,他生活虽然清苦,但精神上又是那样的丰富。因为从他的儿子开始,中赵葡村的王家门风改变了。

星期六,当我骑着车子下班回家时,老远就看到父亲穿着一身黑色棉袄棉裤,扶着手杖,坐在路旁。他望着我满足地笑着,他的清华大学的儿子回家看他来了。我停放好自行车,搀着他回到家里。让父亲多享受些天伦之乐。

1977年11月,我从通县六合村的广播中,得知政府要开放研究生制度。这短讯像一束光,立即把我心照亮。我不加思索地决定,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像阿尔法粒子贯穿清华的势垒。原因有二。其一,我不幸赶上文革,只读了两年大学,没有合格的文凭,有名无实;其二,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我受到残酷批斗,几乎丧生。自此万念俱灰。加之教研组书记看我不顺眼,每每拿我当球踢。

感谢这条短讯,它重新开启了我熄火多年的精神引擎。我马上借来普通物理、高等数学等书籍。回家后,我争分夺秒,每天晚上在老人和孩子入睡后,悬梁刺股,挑灯夜战到两点多钟。第二天早晨按时去清华上班。五月初,我参加了研究生院的初试。谁知父亲的病情加重了。

几周后,父亲开始处于半昏迷状态。一天,在研究所工作的一位清华同学来到我家,告诉我考试的结果。四门科目的平均成绩是85分,处于前茅。没想到,父亲竟然听进了这个喜讯,他躺在炕上,含含混混地说了句,叫着我的小名:“八子,不易啊!”不想,这是我从父亲那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只有父亲,才真正地体谅和了解他刻苦上进的儿子。

父亲心里清楚,我上有7旬父母,中有娇妻,下边又有两个幼儿,住房狭小,经济拮据。在这种条件下,居然能考出上好的成绩,真的不易。令我分外高兴的是,父亲在短暂神志清醒的片刻,居然收到了我送给他又一件珍贵的礼物,他的儿子要读研究生了。没多久,他便含笑地把它带入九泉。

父亲去世的那个下午,我在第四医院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眼见他的体温越来越低,脉搏越来越弱,最后安详地走完了他千辛万苦跟贫穷勇敢博斗的一生。父亲的遗体进入火化厂前,我躬着身子在他的面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向他说声永别。“父亲,安息吧!”

父亲去世后的第五天,我在高能所参加复试后,捧着骨灰盒,迈着沉重的脚步,把父亲安放到灵堂。我用一首七言诗记下了挥泪场景:今月月圆家不圆,老父一别天倪远。手捧灵骨登八宝,泪洒石阶千声唤。

如今我已向80岁靠拢,在美国的加州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居住面积比我家原来的小杂院总和还大。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我和老伴享受着美国人的退休福利。即使在病毒蔓延自我隔离的日子,饮食杂货也应有尽有。儿子常常过来看望,带来我们需要的东西。和父亲的晚年相比,这简直是天壤之别。

每当我意识到今天的幸福,总会想到父亲当年用一双嶙峋的手颤抖地把我举着,期盼他的孩子会脱离他所经受的苦难。当年他放弃了让我当学徒而使日子宽松的机会,毅然选择了更加艰难的读书之路,才换来了儿子后半生的小康。父亲自己贫寒一生,可他的眼光却很长远。

父亲,您安息吧!不久,您的儿子就会过来看您,诉说他后半生的故事。

7-4-2021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