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阎连科的“革命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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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阎连科一直是一个关注重大主题的作家。但即将出版的《从田湖出发去找李白》是写给儿童读的童年回忆,全然没有《我的父辈》的沉重感。在这本书里,阎连科讲述了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记忆片段,本文节选自该书第二章《年月雨》。

Yan Lianke阎连科 澎湃资料

不知道为什么,革命忽然到来了,就像睡了一夜后,推开门发现半夜下了雪:“啊,下雪了,下了大雪了!”上午还好好读书上课呢,下午村里的大孩子,五、六年级的完小生,还有在外读书回到村里的初中生,他们要听毛主席的话,“破四旧,立四新”。一群一股伴结着,从东家出来到西家,从南户出门到北户,一家挨一家,一户靠一户,进门先到正堂把所有人家的祖像和牌位从墙上撕下来,从条案桌上撸下来,提抱到院落或村街摔碎后,再点火烧了它。

财神爷的画像烧掉了。

八仙过海的神图烧掉了。

土地爷的位置藏在各家角落里,有时那神也就是一方褪红的纸,上写“土地爷之位”,也就是土地公公、土地爷爷了。也就把那红纸神职从墙角旮旯里找出来,撕了、扔了或烧了。再把所有的香炉都抱到街上摔得七零八落,拿脚在碎片上跺几跺,“文化革命”因为这一跺,大幕也就在村里拉开了。可农村,实在没有城市那么丰富和富有,没有那么多的剧本和剧情,连革命都没有太多值得革的命。当用半天时间把所有家户与迷信相关的东西烧了、砸了后,年轻的革命者,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戏剧没有剧情了。

然革命,却总是要找点事情去做的。

就有人发现村里无论是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老瓦房,还是住自己用血汗盖起的土瓦房(极少),还有人家住的本来是草房(绝大多数),可却在房顶用厚泥糊了后,会用青砖青瓦砌出一道“龙脊”来,在房坡的四边也都用青瓦镶出两垅边。这样呢,一来好看,二来压风,冬天北风再大也吹不起草房的边角和接口。就有人发现这些瓦房和混搭房,房脊的两头挑高仰天的圆瓦头上都印着烧了龙脊或麒麟,因为龙和麒麟意吉祥,属迷信,那就应该上房揭了去。

那就上房揭了去。

我也跟着那些大我几岁、十几岁的村里少年、青年们跑,觉得革命比坐在教室舒服得多。看他们把一圈红布戴在左胳膊,威风凛凛地从这家出来到哪家。举起神像要摔时,会有那家的大婶惊得站在门口上:

“你们要干啥?”

“要革命!”

“革命就摔东西呀?”

“革命就是破‘四旧’——迷信是‘四旧’,这你懂不懂?再不让破了这些就把你拉到街上破一破,斗一斗!”逻辑严齿合缝,如天寒会结冰,地上结冰必然有人会摔倒,有人摔倒就肯定有人会骨折,一骨折,就会有人因为骨折生病死了样。一环扣一环,必然间的事。那大婶就没有逻辑了,理屈词穷了,不能说话了,脸如白色了。她的男人就从屋里笑着钻出来:“她觉悟低,她觉悟低!”把他媳妇拉到屋里去,主动献出一块娶媳妇时新媳妇的专用红绸盖头布。说这也是块迷信布,你们拿去烧了它。

没舍得烧,把那红绸缎布撕开来,当做红袖章,一条一条系在没有袖章的青年、少年的胳膊上。也给我系了一条呢。系一条,我就觉得浑身血涨了,跟着在村里高呼“破除四旧”的口号时,胳膊最低也举到了半空里,能抓到树枝、阳光和未来。

队伍像一阵风样在村胡同里卷袭着,所到之处,雷声披靡,不仅许多人家自动把迷信的物品交出来,还会把藏在箱里的花生、黑桃端出来,叫着侄儿、外甥的,让大家快到屋里吃。

我们生产队,有家姓武的,人好日子好,房宅是从旧社会分来的瓦房院,房顶的龙脊满是花砖和花瓦,迷信如三月柳絮样飘在房顶上。要去他家上房揭瓦时,我这姓武的哥,端了两碗大核桃,“吃了再上房!吃了再上房!”他唤着,还主动把砸好的核桃朝着大家手里塞。他媳妇,我的嫂,拉着小将们的衣服往口袋装核桃。大家吃了拿了武家的大核桃,就都唤着说:

“你自己上房把房顶的迷信砖瓦揭下啊!”

就从武家那边马虎过去了。

又几家,到了我的三叔家。因为三叔住的是泥草房,可他家的鸡窝却是用青瓦盖成的,鸡窝的窝脊上也有麒麟瓦。还有我三婶,是村里最有名的神婆娘,谁家孩子有了夜哭病,她都让人家到十字路口的树上系根红布条,夜半没人时,抱着孩子到那树下烧上三根香,跪下念叨说:

天皇皇,地皇皇,

我家有个夜哭郎……

这样着,那孩子也许还是要白天睡觉夜间里哭,也许他就果真慢慢半夜不哭了,大人们,也睡觉安稳了,就都认为我三婶这神灵应验了,就要提些东西去谢她。

三婶还会帮人驱邪治感冒。

帮人赶鬼治咳嗽。

关于我三婶,以后我专门给她树碑和立传,写文纪念她。可这儿,我说的是革命这件事。她是神婆、巫婆、迷信婆,上房揭瓦时,有人揭发她家的鸡窝顶上有麒麟,又想到三婶是村里以迷信治病的神婆子,就决定把队伍开到我三叔、三婶家,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那时节,冬暖的日光昏在村头上,狗吠声追着革命者的脚步声,我夹在队伍里,享受着水涨船高的起伏和快乐。有人给花生、核桃了我就吃;人家在街上点火烧迷信物品了,我在边上烤着火;砸迷信的盆盆罐罐了,我远远躲到一边去,怕那盆罐的瓷片飞来落在我脸上。

他们要去我三叔、三婶家里大革命,我便先行飞快地跑到三叔家里去告密。三叔那时正在院里扫院子,听我说了后,他朝我笑了笑,又抬头朝天上看了看:“让他们来!”他说着,把目光落在院里的一张铁锹上。

破除迷信的革命队伍就来了。前呼后拥,耀武扬威,几十个人,最大的二十几,最小的是如我一样的屁娃儿,多都带了红袖章,没有系扎袖章的,在胳膊上系了红布带,派势很像舞台、电影上的青年革命军。可他们(是我们)激情澎湃地来到我三叔家门前时,三叔端着铁锹瞪着眼,脸上呈着紫青色,马步横在门前边,对着革命军低沉嘶哑地挤出一句话:

“谁不怕死谁过来!”

队伍就僵在三叔家的门前了。

“不好好读书你们找死啊!”三叔的声音抬高了。

就有站在最前的朝后退了退。

“滚!”三叔把铁锹收起来,在地上顿一下,“迷信、迷信啥他妈的迷信——你们烧的砸的都是你们祖先的牌位魂儿你们知道不知道?!”

队伍就由激情的胀硬变得塌软了,如一根清脆黄瓜变得软了样,有人朝后退,有人说着什么朝别户人家撤着走,后来人群就跟着没了威风的领袖朝北边人家走过去。受了这一惊,队伍中没有口号了,喊毛主席语录的声音也没有先前洪亮了。原来革命就是一股龙卷风,山势一挡,它就弱小了,改向了。英雄也不过是一些不讲理并且力气大的人和佯装力气大的人,可他若遇了真正的剑锐气,也就英雄气短了,流氓服软了,这让我有些看破红尘感,又跟着队伍走了一程后,忽然觉得革命也是一桩无趣的事,欺软怕硬的事,也就木然地立在寨墙下,望着那些村里的革命者,脚步飘飘地朝前着,像一阵风吹起了一层叶,虽然哗哗响,其实也没有飞沙走石那力量,虚到碰着一堵墙,就会哗哗哗地落下来。

可惜只是没有那堵墙,革命才风起云涌呢,流氓才都成了英雄呢。像后来,老师在课堂上说的南京大屠杀,因为你不反抗人家才要杀你呢。杀了你还要吐着口水瞧不上你的民族和根性。革命也这样,人只要一革命,就占着道理了,别人就理屈词穷、不再辩说了。也许你辩说,那革命就不是革命了。你不辩说,那革命不是革命也成革命了。

我自己,那时那么屁孩儿,理不清革命到底是好是不好,只看见革命的人,倒都得了好。1966年,在破四旧的革命中,领着村里初中、完小的学生破除迷信的革命者——村里的正领袖,后来就当了村支书。副领袖,好像是姓李,一革命他就入了党,来年参军到了部队去,第三年就成部队上的军官了。其余的,不是当了村里副支书,就是民兵营长、大队会计、妇女主任或村里的电工、水利员或者民办教师等。

总之说,无论革命好不好,革命者总会得到好。人是为了得好方去革命的,不为自己得好谁会革命呢?为了天下和别人,那都是狼对鸡的话。我多少明白了一些这道理,就企求上天在我的命运里,安排我有一天也做个革命者,而不是做个被人革命的人,如此我也就兴许有着好的人生了。

革命那些事,是一团让人理不清的麻。

我从来没有弄清过人为什么要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政权和巩固政权吗?是为了给没有饭吃的一碗饭,给没有爱情的男人一个女人吗?给没有土地的人分上一亩三分地,让没有衣服御寒的穷人穿上棉衣绸缎吗?是这样,也不尽然是这样。人在无聊时,革命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一如一个男孩到了青春期,革命就会成为一个女人在他面前显出浪美来;如一个姑娘在情窦初开时,革命会成为一个小伙对姑娘的吸引样。对于很多人,革命其实是一块巨大的磁场和吸铁石,能把所有含有欲望(各种欲望)的人吸纳入这个磁场内,把所有的人民和力量,如黑沙样吸在那块马蹄铁的边上去。遇穷人,革命是银行;遇富人,革命就是他的一道护身符;而黑暗中的底层人,惟有革命,才能让他看到黎明那束光,可对于执政者,只要能手握革命那阀门,时势的潮涨与潮落,也就可能在他的掌控之中了。也还可以说,革命其实是一座没有姓名的大库房,谁都可能从中找到自己的所需和富有。人们之所以要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为了争夺这座库房的房卡或钥匙。大革命如此,小革命也如此;左革命如此,右革命亦如此。所以呢,年年月月间,人类才会对革命表现出那么持久、永恒的热情和耐力,哪怕是死亡和牺牲,也都在所不惜呢。

一根针、一根线;一片草、一棵树,当人类离开自然社会后,都需要通过革命去获求。而在这获求中,人就张扬善恶了,有了本能和理性,有了美丑和高下,有了道德和伦理。批斗完王姓地主那一天,村里又节外生枝、也顺理成章发生了一些别的事。这事情,让我耿耿于怀又难以忘记着,就像寒冷中的一件衣服样,不仅让我的皮肉温暖着,也让我的魂灵温暖着。

会议散场了。队里的村人在离开忆苦批斗的会场时,都不自觉地朝王姓地主流的血地看了看,一滩儿,黑红着,呈一片殷色泥浆状。时候是冬日后晌的半晌时,约为今天的下午四点或五点,泥色的日光斜在头顶上,有浊乱的云雾罩在村上空。那还依旧雄浑的土寨墙,半躺半卧地绕着村落盘在那,如不言却什么都洞明了然的老人卧在大地看着村人们。

就都默默离开村会场。

因为我家离会场最为近,队长让把没有吃完的忆苦思甜饭,全都端到我家去喂猪。

那一天,我家的老母猪,倒真是过了一个新社会的年。就在那猪的胡吃海喝中,父母亲站在院落里,彼此望了望。

母亲说:“去看看他们王家吧。”

父亲说:“拿几个鸡蛋去,千万别空手。”

经过了很大的犹豫后,最后父母决定派我用一蒸馍布,兜了七八个(很多了)鸡蛋去看那被斗的地主兄弟俩。因为我还是一个屁孩儿,因为毕竟都是同村同小队的人,毕竟此前从来没人想起过他们是地主,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和群众,都是见面必要说话、有事必会帮着的街邻人。还毕竟,流了那么多的血,当时大家都犹豫,没有人上前把他扶起来,没有人帮他擦去额门上的血。如此就都愧疚了,欠着人家了,父母就派我去还欠人家的情,和兼做那些革命中似乎不该做的事。

就去了。

我家离王姓家里并不远,不会超过二百米,父母嘱托说,路上见人一定要把鸡蛋藏一藏,千万不能让人知道我们去看王家了。我便用衣襟半藏着鸡蛋去王家。可好在,那二百米的路上我没有碰到谁,也就顺道顺时的,沿着寨墙下的土路到了王家了。在王家那所草房院落里,我意外发现王家站满了我们村、我们生产队的人(队长也在那),大家不是提了鸡蛋,就是端了半碗细白面,还有人兜着一兜自家擀好晾干的白面条,站满人的王家院落里,像王家有了危重病人样。而那额门上流血的地主哥,额上已经包了一块生白布,有血从生白布里浸出来,很像他的头上顶着一面日本旗。“我没、没事呀——疼一会……它就、不疼了!”他不停地这样在院落说着释然口吃的话。而他的那个年轻结实的弟,却在院里转着笑着对大家说:

“再斗了斗我,找不到媳妇就拉倒!”

“再斗了斗我,找不到媳妇拉几巴倒!”

我把鸡蛋给他们,得了他们谢谢我父亲、母亲的话,回来时心里埋怨父母太怯弱,人家都是大人去看望,我们家偏让我这小孩去看望。还让我快去和快回,千万最好不要碰见人。为了回报父母对世事的怯弱心,证明我不是和他们一样胆小怕事、恐惧革命的人,从王家出来后,我偏就不快去快回着,偏就不怕碰到人——便从王家门前爬到寨墙上,沿着寨墙顶上的荒草路,由北向南,让冬枯的野草在我脚下一片一片被踩倒,想着那被灌进脑里的红军长征的一些事,想着那长征路上的故事和桥段,望着远处的山脉、云雾和梁子下的河流与滩湾,又站到一段寨墙的高点上,大声唱了几句“大海航行靠舵手”,把半黑半白的蒸布当成旗帜挥在右手里,还将右手握成有无比力量的一个拳,高高地在半空连举连唤道:

“革命——革命!”

“革命——革命!”

不知那时是要革命,还是不革命;是搞革命,还是反革命(也是革命之一种)。但隐隐是知道,只有革命才有人的出路呢;也隐隐感觉到,革命不仅是一桩好事情,还是一桩有些可怕、可怖的事,是一桩永远令人不安、纠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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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湖出发去找李白》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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