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阎连科一直是一个关注重大主题的作家。但即将出版的《从田湖出发去找李白》是写给儿童读的童年回忆，全然没有《我的父辈》的沉重感。在这本书里，阎连科讲述了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记忆片段，本文节选自该书第二章《年月雨》。
阎连科 澎湃资料
不知道为什么，革命忽然到来了，就像睡了一夜后，推开门发现半夜下了雪：“啊，下雪了，下了大雪了！”上午还好好读书上课呢，下午村里的大孩子，五、六年级的完小生，还有在外读书回到村里的初中生，他们要听毛主席的话，“破四旧，立四新”。一群一股伴结着，从东家出来到西家，从南户出门到北户，一家挨一家，一户靠一户，进门先到正堂把所有人家的祖像和牌位从墙上撕下来，从条案桌上撸下来，提抱到院落或村街摔碎后，再点火烧了它。
财神爷的画像烧掉了。
八仙过海的神图烧掉了。
土地爷的位置藏在各家角落里，有时那神也就是一方褪红的纸，上写“土地爷之位”，也就是土地公公、土地爷爷了。也就把那红纸神职从墙角旮旯里找出来，撕了、扔了或烧了。再把所有的香炉都抱到街上摔得七零八落，拿脚在碎片上跺几跺，“文化革命”因为这一跺，大幕也就在村里拉开了。可农村，实在没有城市那么丰富和富有，没有那么多的剧本和剧情，连革命都没有太多值得革的命。当用半天时间把所有家户与迷信相关的东西烧了、砸了后，年轻的革命者，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戏剧没有剧情了。
然革命，却总是要找点事情去做的。
就有人发现村里无论是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老瓦房，还是住自己用血汗盖起的土瓦房（极少），还有人家住的本来是草房（绝大多数），可却在房顶用厚泥糊了后，会用青砖青瓦砌出一道“龙脊”来，在房坡的四边也都用青瓦镶出两垅边。这样呢，一来好看，二来压风，冬天北风再大也吹不起草房的边角和接口。就有人发现这些瓦房和混搭房，房脊的两头挑高仰天的圆瓦头上都印着烧了龙脊或麒麟，因为龙和麒麟意吉祥，属迷信，那就应该上房揭了去。
那就上房揭了去。
我也跟着那些大我几岁、十几岁的村里少年、青年们跑，觉得革命比坐在教室舒服得多。看他们把一圈红布戴在左胳膊，威风凛凛地从这家出来到哪家。举起神像要摔时，会有那家的大婶惊得站在门口上：
“你们要干啥？”
“要革命！”
“革命就摔东西呀？”
“革命就是破‘四旧’——迷信是‘四旧’，这你懂不懂？再不让破了这些就把你拉到街上破一破，斗一斗！”逻辑严齿合缝，如天寒会结冰，地上结冰必然有人会摔倒，有人摔倒就肯定有人会骨折，一骨折，就会有人因为骨折生病死了样。一环扣一环，必然间的事。那大婶就没有逻辑了，理屈词穷了，不能说话了，脸如白色了。她的男人就从屋里笑着钻出来：“她觉悟低，她觉悟低！”把他媳妇拉到屋里去，主动献出一块娶媳妇时新媳妇的专用红绸盖头布。说这也是块迷信布，你们拿去烧了它。
没舍得烧，把那红绸缎布撕开来，当做红袖章，一条一条系在没有袖章的青年、少年的胳膊上。也给我系了一条呢。系一条，我就觉得浑身血涨了，跟着在村里高呼“破除四旧”的口号时，胳膊最低也举到了半空里，能抓到树枝、阳光和未来。
队伍像一阵风样在村胡同里卷袭着，所到之处，雷声披靡，不仅许多人家自动把迷信的物品交出来，还会把藏在箱里的花生、黑桃端出来，叫着侄儿、外甥的，让大家快到屋里吃。
我们生产队，有家姓武的，人好日子好，房宅是从旧社会分来的瓦房院，房顶的龙脊满是花砖和花瓦，迷信如三月柳絮样飘在房顶上。要去他家上房揭瓦时，我这姓武的哥，端了两碗大核桃，“吃了再上房！吃了再上房！”他唤着，还主动把砸好的核桃朝着大家手里塞。他媳妇，我的嫂，拉着小将们的衣服往口袋装核桃。大家吃了拿了武家的大核桃，就都唤着说：
“你自己上房把房顶的迷信砖瓦揭下啊！”
就从武家那边马虎过去了。
又几家，到了我的三叔家。因为三叔住的是泥草房，可他家的鸡窝却是用青瓦盖成的，鸡窝的窝脊上也有麒麟瓦。还有我三婶，是村里最有名的神婆娘，谁家孩子有了夜哭病，她都让人家到十字路口的树上系根红布条，夜半没人时，抱着孩子到那树下烧上三根香，跪下念叨说：
天皇皇，地皇皇，
我家有个夜哭郎……
这样着，那孩子也许还是要白天睡觉夜间里哭，也许他就果真慢慢半夜不哭了，大人们，也睡觉安稳了，就都认为我三婶这神灵应验了，就要提些东西去谢她。
三婶还会帮人驱邪治感冒。
帮人赶鬼治咳嗽。
关于我三婶，以后我专门给她树碑和立传，写文纪念她。可这儿，我说的是革命这件事。她是神婆、巫婆、迷信婆，上房揭瓦时，有人揭发她家的鸡窝顶上有麒麟，又想到三婶是村里以迷信治病的神婆子，就决定把队伍开到我三叔、三婶家，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那时节，冬暖的日光昏在村头上，狗吠声追着革命者的脚步声，我夹在队伍里，享受着水涨船高的起伏和快乐。有人给花生、核桃了我就吃；人家在街上点火烧迷信物品了，我在边上烤着火；砸迷信的盆盆罐罐了，我远远躲到一边去，怕那盆罐的瓷片飞来落在我脸上。
他们要去我三叔、三婶家里大革命，我便先行飞快地跑到三叔家里去告密。三叔那时正在院里扫院子，听我说了后，他朝我笑了笑，又抬头朝天上看了看：“让他们来！”他说着，把目光落在院里的一张铁锹上。
破除迷信的革命队伍就来了。前呼后拥，耀武扬威，几十个人，最大的二十几，最小的是如我一样的屁娃儿，多都带了红袖章，没有系扎袖章的，在胳膊上系了红布带，派势很像舞台、电影上的青年革命军。可他们（是我们）激情澎湃地来到我三叔家门前时，三叔端着铁锹瞪着眼，脸上呈着紫青色，马步横在门前边，对着革命军低沉嘶哑地挤出一句话：
“谁不怕死谁过来！”
队伍就僵在三叔家的门前了。
“不好好读书你们找死啊！”三叔的声音抬高了。
就有站在最前的朝后退了退。
“滚！”三叔把铁锹收起来，在地上顿一下，“迷信、迷信啥他妈的迷信——你们烧的砸的都是你们祖先的牌位魂儿你们知道不知道？！”
队伍就由激情的胀硬变得塌软了，如一根清脆黄瓜变得软了样，有人朝后退，有人说着什么朝别户人家撤着走，后来人群就跟着没了威风的领袖朝北边人家走过去。受了这一惊，队伍中没有口号了，喊毛主席语录的声音也没有先前洪亮了。原来革命就是一股龙卷风，山势一挡，它就弱小了，改向了。英雄也不过是一些不讲理并且力气大的人和佯装力气大的人，可他若遇了真正的剑锐气，也就英雄气短了，流氓服软了，这让我有些看破红尘感，又跟着队伍走了一程后，忽然觉得革命也是一桩无趣的事，欺软怕硬的事，也就木然地立在寨墙下，望着那些村里的革命者，脚步飘飘地朝前着，像一阵风吹起了一层叶，虽然哗哗响，其实也没有飞沙走石那力量，虚到碰着一堵墙，就会哗哗哗地落下来。
可惜只是没有那堵墙，革命才风起云涌呢，流氓才都成了英雄呢。像后来，老师在课堂上说的南京大屠杀，因为你不反抗人家才要杀你呢。杀了你还要吐着口水瞧不上你的民族和根性。革命也这样，人只要一革命，就占着道理了，别人就理屈词穷、不再辩说了。也许你辩说，那革命就不是革命了。你不辩说，那革命不是革命也成革命了。
我自己，那时那么屁孩儿，理不清革命到底是好是不好，只看见革命的人，倒都得了好。1966年，在破四旧的革命中，领着村里初中、完小的学生破除迷信的革命者——村里的正领袖，后来就当了村支书。副领袖，好像是姓李，一革命他就入了党，来年参军到了部队去，第三年就成部队上的军官了。其余的，不是当了村里副支书，就是民兵营长、大队会计、妇女主任或村里的电工、水利员或者民办教师等。
总之说，无论革命好不好，革命者总会得到好。人是为了得好方去革命的，不为自己得好谁会革命呢？为了天下和别人，那都是狼对鸡的话。我多少明白了一些这道理，就企求上天在我的命运里，安排我有一天也做个革命者，而不是做个被人革命的人，如此我也就兴许有着好的人生了。
革命那些事，是一团让人理不清的麻。
我从来没有弄清过人为什么要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政权和巩固政权吗？是为了给没有饭吃的一碗饭，给没有爱情的男人一个女人吗？给没有土地的人分上一亩三分地，让没有衣服御寒的穷人穿上棉衣绸缎吗？是这样，也不尽然是这样。人在无聊时，革命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一如一个男孩到了青春期，革命就会成为一个女人在他面前显出浪美来；如一个姑娘在情窦初开时，革命会成为一个小伙对姑娘的吸引样。对于很多人，革命其实是一块巨大的磁场和吸铁石，能把所有含有欲望（各种欲望）的人吸纳入这个磁场内，把所有的人民和力量，如黑沙样吸在那块马蹄铁的边上去。遇穷人，革命是银行；遇富人，革命就是他的一道护身符；而黑暗中的底层人，惟有革命，才能让他看到黎明那束光，可对于执政者，只要能手握革命那阀门，时势的潮涨与潮落，也就可能在他的掌控之中了。也还可以说，革命其实是一座没有姓名的大库房，谁都可能从中找到自己的所需和富有。人们之所以要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为了争夺这座库房的房卡或钥匙。大革命如此，小革命也如此；左革命如此，右革命亦如此。所以呢，年年月月间，人类才会对革命表现出那么持久、永恒的热情和耐力，哪怕是死亡和牺牲，也都在所不惜呢。
一根针、一根线；一片草、一棵树，当人类离开自然社会后，都需要通过革命去获求。而在这获求中，人就张扬善恶了，有了本能和理性，有了美丑和高下，有了道德和伦理。批斗完王姓地主那一天，村里又节外生枝、也顺理成章发生了一些别的事。这事情，让我耿耿于怀又难以忘记着，就像寒冷中的一件衣服样，不仅让我的皮肉温暖着，也让我的魂灵温暖着。
会议散场了。队里的村人在离开忆苦批斗的会场时，都不自觉地朝王姓地主流的血地看了看，一滩儿，黑红着，呈一片殷色泥浆状。时候是冬日后晌的半晌时，约为今天的下午四点或五点，泥色的日光斜在头顶上，有浊乱的云雾罩在村上空。那还依旧雄浑的土寨墙，半躺半卧地绕着村落盘在那，如不言却什么都洞明了然的老人卧在大地看着村人们。
就都默默离开村会场。
因为我家离会场最为近，队长让把没有吃完的忆苦思甜饭，全都端到我家去喂猪。
那一天，我家的老母猪，倒真是过了一个新社会的年。就在那猪的胡吃海喝中，父母亲站在院落里，彼此望了望。
母亲说：“去看看他们王家吧。”
父亲说：“拿几个鸡蛋去，千万别空手。”
经过了很大的犹豫后，最后父母决定派我用一蒸馍布，兜了七八个（很多了）鸡蛋去看那被斗的地主兄弟俩。因为我还是一个屁孩儿，因为毕竟都是同村同小队的人，毕竟此前从来没人想起过他们是地主，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和群众，都是见面必要说话、有事必会帮着的街邻人。还毕竟，流了那么多的血，当时大家都犹豫，没有人上前把他扶起来，没有人帮他擦去额门上的血。如此就都愧疚了，欠着人家了，父母就派我去还欠人家的情，和兼做那些革命中似乎不该做的事。
就去了。
我家离王姓家里并不远，不会超过二百米，父母嘱托说，路上见人一定要把鸡蛋藏一藏，千万不能让人知道我们去看王家了。我便用衣襟半藏着鸡蛋去王家。可好在，那二百米的路上我没有碰到谁，也就顺道顺时的，沿着寨墙下的土路到了王家了。在王家那所草房院落里，我意外发现王家站满了我们村、我们生产队的人（队长也在那），大家不是提了鸡蛋，就是端了半碗细白面，还有人兜着一兜自家擀好晾干的白面条，站满人的王家院落里，像王家有了危重病人样。而那额门上流血的地主哥，额上已经包了一块生白布，有血从生白布里浸出来，很像他的头上顶着一面日本旗。“我没、没事呀——疼一会……它就、不疼了！”他不停地这样在院落说着释然口吃的话。而他的那个年轻结实的弟，却在院里转着笑着对大家说：
“再斗了斗我，找不到媳妇就拉倒！”
“再斗了斗我，找不到媳妇拉几巴倒！”
我把鸡蛋给他们，得了他们谢谢我父亲、母亲的话，回来时心里埋怨父母太怯弱，人家都是大人去看望，我们家偏让我这小孩去看望。还让我快去和快回，千万最好不要碰见人。为了回报父母对世事的怯弱心，证明我不是和他们一样胆小怕事、恐惧革命的人，从王家出来后，我偏就不快去快回着，偏就不怕碰到人——便从王家门前爬到寨墙上，沿着寨墙顶上的荒草路，由北向南，让冬枯的野草在我脚下一片一片被踩倒，想着那被灌进脑里的红军长征的一些事，想着那长征路上的故事和桥段，望着远处的山脉、云雾和梁子下的河流与滩湾，又站到一段寨墙的高点上，大声唱了几句“大海航行靠舵手”，把半黑半白的蒸布当成旗帜挥在右手里，还将右手握成有无比力量的一个拳，高高地在半空连举连唤道：
“革命——革命！”
“革命——革命！”
不知那时是要革命，还是不革命；是搞革命，还是反革命（也是革命之一种）。但隐隐是知道，只有革命才有人的出路呢；也隐隐感觉到，革命不仅是一桩好事情，还是一桩有些可怕、可怖的事，是一桩永远令人不安、纠结的事。
《从田湖出发去找李白》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