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好像是在火车站上等待列车的旅客，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即将乘车远去的旅客……不同的是这个旅客还没有买票，连他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将到哪儿去旅行。他怀着急切和茫然若失的心里等着列车进站，随时准备跳到任何一列愿意载他而行的火车上去。
五、劳作的苦难
1、战天斗地
当我们这些还都未满二十岁的人，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学生来说，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农村、边疆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在经历路途的艰辛之后，带着一种好奇和神秘的感觉来到的农民中间。迎接我们的是繁重而又艰苦的劳动。这些在许许多多的知青朋友们的回忆中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插秧、收割、砍伐、挑担等等，幼嫩的肩膀上过早地挑起的是艰苦。
我们在1970年初到达云南农场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大垦荒的“战斗”。大量地种植橡胶，据说是为了建设中国第二个橡胶基地(第一个是海南岛)。我们被带到了原始森林，举起了大砍刀向着千年的古树砍去。一片片森林在我们无情的刀斧下倒下，等到旱季来到的时候，一把大火将已经晒干的树木统统烧尽。黑黝黝的土地凄凉地仰望着蓝蓝的天空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悲哀。橡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盲目扩大橡胶垦区与毁坏原始森林同步，人们只是在多年后才醒悟到破坏生态平衡的负罪感，而当时是用百倍的干劲与疯狂向大森林宣战。
刘晓航所著的《我们要回家》一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现在成都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原工师7团5营成都知青陈翔军回忆当年：“我所在的分场坐落在勐定坝最南端的山脚下，背后是一片莽莽原始森林。七个连队顺着山脚一字形排开，都是清一色的新建连队。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山野林，既要‘治坡’又要‘治窝’，劳动异常艰苦。白天上山垦荒，晚上还要参加‘义务劳动’。一天下来腰酸背疼，精疲力竭，全身象散了架一样。再加上手上的血泡，脚上的脓疮就更够呛了。各种大会战，攻坚战，突击战……一个接一个。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大战，月月大战。什么大战红五月、红七月、红八月、红十月，‘决战四十天’，名目多得很，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莫说年方二八，细皮嫩肉、体力单薄的知青们喊天;就是五大三粗，身强力壮，干惯了农活的老职工也招架不住”。
现在成都光学厂工作的原2师7团1营知青杨洋对30年前开荒种胶生活的回忆格外沉重：“这亚热带原始雨林气候怪得可怕。旱季来了，几个月不下雨，旱得土地象石块一样，一锄一个白印，那火辣辣的烈日，直晒得浑身发痛。若是赤膊赤背地干，保管没十分钟，那脊背上就晒起无数的大燎泡。而雨季一来，那雨成天累月下个不停。蛇、蠓虫、壁虎都爬进屋来与你同处一室……浮着韭菜叶的盐巴水和几砣吃得反胃的糯丰饭，成了我们精神和肉体的支柱。为了种出国家视若血液的橡胶，我们成天十多个小时地在山上伐林烧荒，开林带挖胶穴，从瘦弱的身体中，摄取超人的体力，超人的毅力，来适应每年从大战‘红五月’开始，至‘七一’‘八一’‘十一’献礼，直到过一个革命化元旦和春节的大会战。”
往事不堪回首啊!
那时，我们在“接受再教育”的压力下，在所谓的种“争气胶”的鼓动下，干着超过人的体力和精力的活。超负荷、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使我们在身心和体力上付出的超支。天没亮出工，看着星星回家，这两头黑的日子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你要是不好好干，等着你的批判大会和扣发工资。
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呢?
曾经是云南东风农场的知青柳百建在《留在勐龙的足迹》一文里告诉我们： 1971 年，全场万人上马，进行梯田开垦大会战，由于开垦定植指标与当时的宜林地资源及人力差距较大，又片面追求定植数字，近万人一哄而上，很多山地不规则，阴坡、阳坡、坡顶、坡脚一律开垦。有的队不砍坝，只挖穴定植，芽接桩苗不够定植，就栽实生苗凑数，一直拖到 8 月才勉强完成定植计划。这 35000 亩“会战胶林”现仅存 2538.5 亩，保存率只有 7.25% 。……橡胶林的开发，其代价就是有一亩橡胶林，就失去一亩森林。当然，森林面积的损失还有刀耕火种、乱砍乱伐，如“万亩梯田开垦大会战”等例子。
每当我们想起当年的这个大会战时，想起大片原始森林被毁灭的惨景，想起我们披星戴月地苦干时，心里真的不是一个滋味。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换来的竟是如此的“收获”。
《我们要回家》一书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原1师19团20营4连的上海知青阿荣之死。他是上海郊区青年农民，也被作为知青招到云南兵团来，他只有初小文化，人长得干瘦，性格又儒弱，人们都称他为“瘪三阿荣”。1972年冬季梯田大会战中，他挖的胶穴不合要求，小得像鸡窝。连队晚上开会，以挖穴的质量问题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纲上线硬说这是一起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事件，上挂下联和刘少奇的“记命哲学”套在一起。阿荣受到批判，在连领导授意下，司务长黄家挑(湖南籍职工)满脸酒气，像抓小鸡一样把阿荣拎起来，用绳子五花大绑“给我面向革命的战士站好，你这个刘少奇的孝子贤孙”。阿荣吓得直哆嗦，嚷道：“放开我!放开我!我要上山，上山挖大穴”。第二天，在梯田挖穴的人们忽然听到山下有人在惊呼：“不好了，阿荣昏倒了!”，人们赶去一看，发现阿荣已昏迷在胶血里，嘴里不停地冒着白泡，喉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我要挖大穴，挖大穴”。人们赶紧将他送往勐腊的6团医院。1979年大返城后，阿荣回到嘉定故乡，不久由于在云南挖胶穴时头部创伤复发，引起颅内出血，淤血压迫神经，造成死亡。临死前在昏迷中潜意识又支配他，不停地喊：“我要挖穴，挖大穴”。
“穴”就是种植橡胶树时挖的大坑。标准的橡胶穴是一个口宽80公分，内深70公分，底宽60公分。那时，我们一开始一天能够挖三、四个已经疲惫不堪。在“大会战”的时候，“记录”被不断刷新。你忠不忠要看行动的，于是我们只能玩命地去追赶指标，生怕落得一个“不忠”的名称。
阿荣死了。
苦难的知青永远不会忘记那时残忍的劳作!
2、九菜一汤
我们经历的苦难是现在的青年人所无法想象的。那时真苦啊，没有吃的!吃不饱啊!
记得我在1972年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母亲倾其所囊把家里的肉票都拿出来买肉给我吃。她烧好了一只猪蹄髈，让我一个人吃。当她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一个猪蹄髈的时候，流泪了。那一刻我抬起头看见母亲苍老的脸上那两行泪珠时，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那一刻至今还是我与母亲说起往事的话题，那时没有吃，真苦!
母亲问我，在云南农场吃什么呢?我告诉她，九(即“韭“同音)菜一汤。就是烧一大锅清水汤，等到水开了，在放上一把韭菜。这就是我们用来下饭的菜!注意，这也不能够随便吃的，因为汤里放了油。
在云南知青掀起大返城浪潮的时候，在街头曾经看见过这样一首出自知青之手的作品——
《油啊，油》
大家都知道，炒菜要放油，油啊油，为了要点油，脑筋都伤透。
刚来一、二年，菜里没有油，我也根本不愁油，身上油水没干透。
过了三、四年，写信给父母，要点油水有道理，父母只当儿年幼，把菜泡在油里头，其实这里没有油。
五年六年探亲走，回家吹吹牛，云南有油不合口，需要带点家乡油。一带就是四五十，吓坏一栋楼。
七年八年难开口，编点鬼话骗父母，又怕父母愁，自己日子又愁过，要到几时好度愁，只想明年真有油。
那想日子如箭走，八年过去还愁油，伤透脑筋无路走，小孩正好是借口。孩子喜欢吃猪油，最后再骗一点油。
今年怎么办?想想没借口，九年以后再要油，提笔手发抖。年年回去刮，父母没办法，今天找阿姨，明天求舅舅，谁知家家都作难，尽有儿女在外头。
油啊油，真叫人发愁，如果炒菜不要油，省去脑筋多少愁。可惜人啊不同牛，吃菜还得放点油。刮也刮了油，骗也骗了油，求也求了油，今后哪里再搞油，哪里再搞油?
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想在回想起来，那时全国人民都是过着这样苦难的生活。几乎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记得在农场的时候，代表党的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沿用着习惯的教育方法，请来一位湖南籍的老工人给我们忆苦思甜。这位朴实的老工人一上台就讲起在家乡遭遇的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没办法，只好挑起担子带着一家老小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安家落户。当时我们都惊呆了：这不是三年自然灾害的事情吗?那时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忆苦思甜怎么讲到社会主义了?支部书记一脸无奈地中断了老工人的“报告”，下令到此为止。这样的“再教育”很真实，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说起这样真实的教育。那时，就是这样的真实!历史就是这样，不可能从老百姓的心里被抹掉。
这难道不是苦难?!
还是说说我们云南的知青大返城的事情。记得那时我还抄录了一份资料，也是我们知青写的，至于作者已经无从考证了。这份“大字报”曾经由北上请愿的知青们张贴在北京的西单墙上。这里面记载正是我们当年的生活——
《对调工作启事》
(括号中的话是笔者加的注。)
兹有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农垦分局五万知青愿意和首都每一位自愿去边疆的居民对调工作。如愿去的居民，在一个星期内前来农林部招待所和我们联系，并带上工作证，我们的情况是这样：
四面环山，风景秀丽，出门爬山，住在山中。四面透风，清凉舒适，适应中老年人生活。尤其是对患有各种疾病的人是个良好的休养地。
生活上特殊照顾，九(即“韭“同音)菜一汤，每日有鸡蛋炒饭(即指玉米与大米饭混合烧)，菜牌墙上挂七昏(“荤”同音)八数(“蔬”同音)看不清。只收8元伙食费，病号另加特殊饭。萎缩一团看电影，苍蝇蚊子如唱机，娱乐生活样样全，早上拍头(指上班时昆虫咬)，晚上拍脚(指蚊子咬)，自由活动无人管。
工作不受限制，病假自行开。上班三只脚(指爬山时需用手帮忙)，下班自动化(指下班下山路滑)。我们生产地球牌自然图，每月收入36元，工作轻松、四肢发达，交通方便，11路(指步行)四通八达。用电方便，不收电费，使用空气灯。住房不收房费，三四十平方，四周配备电风扇(指房子四周漏风了)内墙一切家具，美观大方，价格便宜，用户满意。
我们的条件不高，不管对方的工种如何，我们宁可牺牲这美丽富饶的条件，“优美”的工作，换取低工资。任何人不愿做的工作我们都换。望北京各居民同胞互相转告，机不可事，时不再来，愿对调者可持工作证前来本部联系。超过时间一律不办。
假如今天需要对后代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好教材。只是很丢脸!就像在结束“文革”以后的时候，中央的一位主要领导人惊呼：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怎么会不崩溃呢?一个泱泱大国，所有的“臣民”都在忙着“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都在不生产、不读书，火车可以随时停开，飞机保证绝对不正点，任何东西都要凭着票证才能够得到，或者是像我们在遥远的云南农场里“刀耕火种”，以建设橡胶基地为名，将大片的森林毁灭。唯有“革命”是不能停止的，这叫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作为一种理论被写入当时的党章的。
剩下的事情就是老百姓在为填饱肚子而活着!
3、草房记忆
衣、食、住、行，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现在讲述我们这代人的苦难，不可能脱离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代，对于中国人民而言的衣、食、住、行本身就是一本苦难的帐。直到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发以后，衣、食、住、行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从1949年开始，搞了将近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换来的是这样的一种结果，怎么让人信服呢?难道是一种“穷过渡”?是人类社会的不由之路?现在那些还在继续歌颂“红太阳”的人们难道要我们回到那个年代?
这里说说住。
那时我们到了云南的农场时(刚开始是军垦建制的兵团)，迎接我们的是一片片茅草房。一下子到了几万从城里来的青年，对于已经饱尝“文革”苦难的边疆农场来说，住的问题无疑是雪上加霜。那时云南的东风农场有6个老的分场，还能够看见一些砖瓦房。知青来了，整个农场一下子扩建了9个新的分场。这些新建分场所属的连队基本上是依山傍河而建的。我的一位知青朋友张涛写过一篇《小河边旧草房》。他告诉我们——
一栋摇摇欲坠的旧草房背后，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流过，草房的后墙与小河之间长着茂密的杂草。这是1968年底，我刚到东风农场红卫六队时住的房子。它歪歪斜斜、破破烂烂在连队的最边上，草房的背后有一条小河，河的上游有一个叫曼甩的傣家寨子。我们住的房间离那条小河非常近，透过篾笆墙上的缝隙，能看到近在咫尺的河水在河床上慢悠悠地流淌。到了雨季，一阵滂沱大雨过后，河水暴涨，漫上岸来，几乎要侵袭我们那栋摇摇晃晃的草房。……我们推开“咯吱”作响的竹笆门，走进房间，四面都是透风的篾笆墙，脚下是高低不平的泥地，靠墙放着三张木床，迎面的墙边在两张木床之间用新砍的竹子搭了个放箱子的架子。我们各自放下简单的行李，挂起了蚊帐，就算正式到了农场，安下了最初的家。
张涛说——
我在六队住在那间四面透亮的草房里，一直到离开六队。这样的房子在上海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透风又透雨，好在西双版纳这个地方，气温高无须保暖。屋顶是用茅草编得草排盖的，由于日晒雨淋，草排陈旧腐烂。从屋里朝上看，很多地方都能透过亮光。但很奇怪，如果下一般的小雨，这样的屋顶居然很少会漏雨;如果雨下得大或时间长时，就会滴嗒滴嗒地往下滴水。有时，晚上下大雨，整个晚上都能听到雨水滴在蚊帐上面盖着的塑料布上的声音，第二天早上，我们还能在塑料布里倒出一大滩水，因此，我们的蚊帐顶上都会有类似世界地图般的水渍。
……
我在农场的最初日子就在这四面透风、风雨飘摇的破草房中度过。时至今日，当初我们在那雨夜听着滴在帐顶塑料布上的雨声入睡;月夜，我们透过篾笆与茅草的缝隙望着星汉灿烂的夜空，想着那首“床前明月光”的著名古诗的情景;犹然记忆如新，似乎就在眼前，久久挥之不去也!
我为什么要大段引用张涛讲述的往事，因为这里记载的正是那时我们的生活的真实。
试想一下，一些再大城市里长大的学生，突然来到这样的茅草房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不是一直在教育我们，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呢。突然，自己也成了“劳苦大众”的一员。社会主义的幸福感被现实洗刷的干干净净。于是，领导们又开始对我们进行“再教育”了：我们国家还很穷，要经受锻炼，要能够吃得起苦等等。而我们看见的是他们在场部住着瓦房，那些所谓的“知青上山下乡补助专款”不知到了哪里去了。好像这样的体制和机制，无论怎样改革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一脉相承的。直到十年后我们再回到城市的时候，发现“山河依旧”。离开上海的时候，家里的摸样在十年后依旧如此。而这个时候我们都到了该成婚的时候了，没有住房，没有一个窝啊!由此给了我们这代人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从小长大，怎么一直在为一个窝烦恼?我们的幸福生活在哪里呢?
直到1978年秋天，云南知青掀起了大返城的浪潮后，当政者才意识到“住”的问题的严重性。怪不得你们知青猴急猴急地要回城啊，原来连住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当时的云南省主要领导立即发出了十五条解决知青困难的指示，其中在住的问题上“先拨200万元解决住房问题。”可惜这一切已经晚了，早干嘛去了呢?那时，领导们把这一切的“失误”全部推给了“四人帮”。说是他们在搞“穷社会主义”，是这伙欺骗和利用毛主席的人(谁欺骗谁?伟大领袖能被利用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造成的。
瞎编什么呢!还在继续哄骗!
现在我们来讲述这些苦难，追根寻源就会发现那些创造和高举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人所干的一切，是对国家与民族在犯罪!是在用实际行动摧毁政权、残害人民!只是出于某种原因，现在羞羞答答地不愿说出来而已。
那时，我们住在茅草房了，仰望着漫天的星星与月亮，思念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是何等的无可奈何啊。到了大返城的时候，不少的连队里撤离的知青愤怒地将居住了十年之久的草房烧掉了。熊熊的火焰里，你能够感受到十年积累的一种宣泄的情绪。不仅仅对着这些草房，是对于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种抗议。那一刻，我久久凝视着化为灰烬的草房，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酸甜苦辣。十年，一个人有多少十年，一切就这样变为虚无缥缈。
浪费了一代人的十年，苦难岁月里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伤痕。
4、非人摧残
那年，我们是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是响应了伟大领袖的号召、听了他的话的，是满怀着理想和热血去农村建设国家的。谁会想到，遭遇的是如此非人的摧残!
今天，我们看到了1973年7月4日那份属于保密的由新华社编发的《国内动态》(第241号)——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反映。动态中记载：……第18团有31个单位，其中23个单位发生过不同程度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手段有25种之多。例如：吊半边猪、猴子捞月、背扁担、跪劈柴加压杠子、跪砖渣、老牛板桩、捆上后用钢筋绞，吊在空中往墙上撞(称撞气钟)、罚烤太阳、冬天浇冷水等。
这是在中国吗?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中被告知的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白公馆里的事情，是国民党特务对付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酷刑。而今天，是发生在云南的兵团农场里。天啊，搞了半天的“文化大革命”居然会是这样的成果!
据记载，这份《国内动态》给正在参加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中央领导与会代表以极大震撼。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于7月5日批示：“事态严重，请速告昆明军区派人查报……”李先念副总理批示：“送国锋同志批阅。内中有些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军区难道也不知道吗?”
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更加具体——
先念、登奎、国锋、洪文、东兴同志：
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请登奎电话告周兴同志，负责保护这两位记者。请中组、总政、国务院政工组、农林部、公安部各派一位得力同志飞往昆明，请省革委会、军区政治部派一调查组与中央各部派去的人合在一起，前往现场。经过公开调查，然而允许找群众公开谈话，容许控告。只要18团被控告事实属实，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这个团的部分负责人停职交代，并开群众大会宣布此事，组长应有省委指定一位负责同志担任，中央部门去的同志可选一人当副组长。一切调查报告，均先在省委作决定，后执行。省委、军区还要保护这些受摧残的知识青年，要否请酌。周恩来。
酷刑啊!什么吊半边猪、猴子捞月、背扁担、跪劈柴加压杠子、跪砖渣、老牛板桩、捆上后用钢筋绞，吊在空中往墙上撞(称撞气钟)、罚烤太阳、冬天浇冷水。这些都是畜生才干得出来的事情，居然都是有着“共产党员”称号的人所作为。真为这个党有这样的党员感到羞耻。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党员实属罕见!
调查、了解的结果是什么呢?1973年8月11日，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向中央上报调查18团迫害知青的情况，证实了该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属实，其严重性远远超过了新华分社反映的情况。云南省委、昆明军区承认自己有麻木不仁，熟视无睹的错误，提出改组18团的领导班子，对已查出的几个坏人依法惩办的意见。
已经过去40年了，但是留在云南知青心里的伤痛是永远无法消除的。为什么在1978年的秋天，云南地区的知青在一夜之间举起了“我们要回家!”的大旗时会得到山呼海啸般的响应。答案很清楚，压迫的越深反抗就越烈!
从1973年到1978年，五年过去后，苦难越演越烈。在1978年10月云南省知青办编印《情况反映》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载：云南各个农场知青的情况：如未婚同居率高;私生子现象严重;私自堕胎造成的死亡现象各农场年年都有;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1农场各级领导放松管理，不做工作，动辄给予处分。“肚子不大，不好说话”，这是农场干部的口头禅。2生活艰苦，知青思想涣散。3政策原因。知青双方不愿意结婚，因为结婚就不能继续享受探亲假，并且可能失去各种脱离农场的机会。
……知青奋斗多年，农场面貌无大变化，物资条件艰苦，文化生活贫乏;工资待遇低;交通不便，探亲困难;社会地位低;不断有人离开农场，引起人心浮动;伤、病、残现象普遍，非正常死亡增多;领导不得力。……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许多知青认为留在农场是“浪费青春”。年深月久，问题越来越尖锐，但农垦系统领导部门却束手无策，当一些矛盾激化后，农场干部不仅没有去做耐心的说服教育疏导工作，反而认为这是知青中少数坏人在聚众闹事，破坏安定团结。
为什么会演变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五年前知青上山下乡纠错后没有任何效果?也许答案只有一个，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本身就是一条摧残青年的道路。上山下乡的始作俑者发明的“再教育”理论是对于国家民族的反动。
假如今天在曾经发生这些摧残知青的地方建立起一个“迫害知青博物馆”的话，后人会问：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吗?难道我们又“继承”了中美合作所的“传统”?难道渣滓洞、白公馆又复活了?
有人劝我，怎么一直在讲这些苦难的往事。当然还有人很痛恨大声鼓噪历史问题的。似乎历史问题都过去了，何必纠缠不休呢，有本事来接触现实问题。老是纠缠历史问题是伪君子!
我的天哪。
难道你没有看见这样类似摧残人、不顾人权的事情至今仍旧在重演。那些拆迁中的强暴、那些城管的暴行、那些发生在执法机关里徇私枉法的案例和离奇的死亡故事等等——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不愿让历史的惨剧中止，那么最终被摧残的人就会轮到你自己。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遭受这样的苦难，我们要继续说下去!
六、彷徨的苦难
1、精神苦恼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辞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首出自于南京知青任毅的《南京知青之歌》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在上山下乡的最初日子里，繁重的体力劳动伴随着极度的精神空虚是我们那时生活的全部。年青人旺盛的精力在漫漫长夜里消耗殆净。经过了几年“文革”的岁月，剩下能够弥补精神慰藉的只有几个反复重唱的“样板戏”。在公开的场合，我们还必须违心地去批判所谓的刘少奇破坏上山下乡的“罪行”。口号要越“左”越好，发言越“革命”越精彩。什么扎根呀、一颗红心献给橡胶事业呀等等。回到自己居住的茅草房里，什么都忘了。更多的时间是仰望着天空，思念着家乡的亲人。今后怎么办?在农村里究竟要待多少时间?何时能够回到父母的身边?这些问题一直脑海里思索，就是没有一个答案。
我的一位知青朋友告诉我，那时肚子饿了，就想想上海南京路第一食品店里诱人的香味;无聊寂寞的时候，就唱唱那些禁止传唱的歌曲，这叫自我精神安慰!何止知青们上山下乡是这样，那时整个中国都是这样!
在这样的空气里，这首《知青之歌》的传播达到了惊人的速度。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有的是抗战时期用过的手摇电话和收音机。一首反映知青心情的歌曲得以迅速传播至少说明了歌曲唱出了一代人的心声。“但它带给作者的并不是鹊起的声誉，而是沉重的镣铐、无情的批斗、暗冷潮湿的牢房和死亡的阴影。”“在满耳皆是欢乐的虚假歌声中，唯有这支歌以一种忧郁的曲调倾诉出许多知青的衷肠。知青们唱它、传它，将它视作真正属于自己的歌曲而重新命名为《知青之歌》。” (《中国知青史》)
那时对于这首歌的批判理由是很滑稽可笑的。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上纲上线，罗织罪状。那些批判者逐字逐句地审查《知青之歌》的歌曲。
说歌词的第一段是通过写景来掩盖下面两段的反革命实质。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是燕雀的啾啾哀鸣，是留念城市，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反动;
“金色的学生时代……”，是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17年招魂，鸣冤叫屈;
“未来的道路……”，是在散布悲观情绪，是对祖国前途的恶意诽谤;
“生活的道路……”，是对革命者四海为家的反动，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恶毒攻击。
“跟着太阳起……”，是渲染农村劳动的艰苦，对广大贫下中农大干社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披星戴月劳动场面的恶意中伤;
“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们的命运”，实质是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成无可奈何，形势所逼，是悲观情绪的进一步流露，再一次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叫屈;
“用我们的双手……”使用革命的词藻是为着掩盖其“憧憬的明天”，明天者即资本主义复辟也;
“一定会到来”，即资本主义的明天一定到来，充分暴露了希望资本主义复辟的迫切心情。(资料来自《中国知青史》)
这些荒唐的事情发生都源于那个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说，“臣民”们，你们只许读“红太阳”的“宝书”，不准胡思乱想;你们只能听从“伟大领袖”的安排，不许乱说乱动。要不然，任毅就是你们的榜样——3次被拉去在公判大会上为死刑犯“陪绑”，最后判处他十年徒刑。直到1979年任毅才重见天日。
这样类似的例子在那个年代实在是太多了。至今我们都无法理解这是为什么?还是像有些人说的，“红太阳”搞“文革”动机是好的?是为了防止中国像苏联那样变成修正主义?看看动机所引出的效果，真实罄竹难书啊!
我们这代人在物质上遭遇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的缺衣少穿，在精神生活上就更加饥饿了。一路走来唱的都是歌颂红太阳的歌曲，就是今天发生在重庆的所谓“红歌”。我们上一代人经常哼哼的那些前苏联的一些名曲，流传到我们这里快要失传了。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苦闷的时候会哼哼诸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楂树》、《雪绒花》、《红河谷》等歌曲，解解闷，抒发一些压抑了许久的情感。好在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老师”们是听不懂的，还会告诉我们：真好听。就是怕我们知青中的一些“革命”分子的“举报”，这就要遭殃了。
你能够想象这样的场景吗：穿着一身汗臭、打着补丁的衣服，扛着锄头和砍刀，行进在大山崎岖的小路上，量开大嗓门唱着所谓的反动和黄色歌曲。这就是当年我们在云南农场的一景。
你能够想象这样的场景吗：点燃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斜靠在床头边，手捧着用《毛泽东选集》的封面包装起来的“反动书籍”，孜孜不倦地阅读着。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一切，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
荒芜的土地上渴望久违的甘露，那时没有!而这样精神荒漠的摧残不仅是扼杀了一代人的灵魂，还将一批富有报国才华的年青人葬送在无际的大山和草原里。
这是一个时代留给我们心中的痛啊!
2、没有未来
在写这个系列的文章时，正好央视开始播放电视连续剧《知青》。对于这个剧，我写了几篇批评的文章，并黏贴在作者的博客留言栏里。(作者自称是从不上网的，那么只有一种解释，他的博客是有操刀手的，或者是他授意的)在这个剧中我们几乎很少看到上山下乡的罪恶。由此我在单位里不断地遭到80后、90后的青年们的“赞誉”：那时太浪漫了，太有激情了。
真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就此，我很怀疑作者的创作动机。
我们这代人都不会忘记离开家乡的时候，那些精心安排的手捧“红宝书”在领袖像前宣誓、表决心的场面，但是真实的一面是火车站上亲人间生离死别的哭声。将自己的亲身骨肉送到千里之外的农村和边疆，还要你们装出自愿、积极的样子。
我们这代人最为苦恼的是在漫长的农村生活里艰苦的生活空虚苦闷的精神和无休止的运动，加上残酷的斗争。这些青春梦魇至今还留在记忆的深处。
当一切都化为泡影的时候，牢骚、怪话、怨恨随处可以听到，就是不敢大声说出来。你只要稍稍有对于上山下乡说半句不是的话，立马可以以反对破坏上山下乡伟大战略部署将你判罪入狱。南京知青任毅创作的《知青之歌》只是抒发了对于家乡的思念之情，就被视作为“反动”。为了杀一儆百，差一点有杀身之祸。专制之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们啊，那时都成了任人宰割的一群人。被剥夺了读书学习的权利、就业选择的权利、人的尊严的权利，剩下的就是必须老老实实地在异乡安家落户，不许乱说乱动。如果说那时全国都是这样的环境，那么知青的遭遇和经历恰恰是当时政治上专制到极点的体现。
那时，你敢想未来吗?不敢，也想不出什么是未来。给我们灌输的教育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明确地告诉你，一辈子都待在农村了，死了回城的心吧。当你在一天劳作后，躺在茅草房的小床上，饥饿的肚子里唱着“空城计”，仰望着满天的星星和月亮，思念着家里的亲人时，你还能够有远大理想?有青春的抱负?没有文化的一代人，只能听任别人的摆布，听天由命了。
这些失望主要表现在：
断绝了继续读书上学的年头。尽管在70年代的初期，大学的校门渐渐开放了，但是依靠所谓的“推荐”，只是极少数的人幸运地成为了“工农兵学员”。由此出现的“走后门”的歪风得以蔓延。连老人家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现象的无法避免。那时，能够上大学的人，一要所谓的家庭出身好，二要在农村的表现好。唯独不需要学习成绩好。在这样的标准下，依靠拉关系、请客送礼、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极少数女知青)来换取一张入学通知书。到了后来，又出现了张铁生交“白卷”也能够上大学，唯一需要的是你要有所谓的“反潮流”的精神。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失去读高中机会的知青来说，再要读大学简直就是白日做梦。面对着这样的环境，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责备这代人是“文盲加流氓”呢!剩下的就是活着了。
断绝了回城当工人的念头。因为要求你们必须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所以要回城去当个工人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了。那时我们在兵团和农场的知青是多么羡慕那些插队落户的知青，一个接着一个被“上调”到县城的工矿企业、商店学校等。从此离开了泥土地，成为吃“商品粮”的人。我们在农场里职能眼巴巴地看着被人有此好运。但是后来的结局则令人意外。1978年底云南知青的大返城，使我们终于回到了各自出发的城市。而那些早几年被安排到工矿企业的插队落户的知青们，这时只能无奈地看着我们浩浩荡荡地回家了。他们因为已经是吃“商品粮”了，是国企的人了失去了回城的机遇。命运啊就是这样戏弄了一代人。
断绝了通过参军当兵的年头。那时也有一些知青能够通过当兵的机会离开农村。从现在大量回忆的材料看，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这样的机会。更多的是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后，通过自己的老战友、老部下的关系，将自己在农村的子女走当兵这条路离开了农村。再说，当兵还要讲究家庭出身，还要身体过关等等限制条件。
还能有什么出路呢?对于绝大多数的知青来说是没有其他的出路的。
本想在抓了“四人帮”以后，我们能够盼到一些希望。但是我们很快就失望了。新的领导人在中共“十一大”上强调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必须坚持，这是伟大领袖生前制定的伟大战略部署。老人家说过的事情是不允许推翻的。这就是后来概括为“两个凡是”。这个消息对于我们还在农村的近千万知青而言无疑是绝望的信号。“十一大”以后，北京又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会议的成果是，还留在国营农场的知青以后都成为农场的职工。连我们这个“知识青年”的称号都被取消了，这也意味着在农场的知青要想离开农场的门被关住了。请记住，这个决定是导致云南知青5万人起来请愿、罢工、上访的最主要导火线。
历数了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了知青在当时的无奈和绝望。这样的状况下谈什么前途、理想与未来呢。这些苦难对于我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是一代人的青春岁月里的磨难。是谁造成的呢，应该由谁对此负责呢?至今没有!甚至还希望你们少谈这些苦难，理由是这一段对于执政者来说是不太光彩的一页。既然如此，何谈90年或60年“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呢!
3、渴望、寄托
1966年底，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正进入一个焦灼的状态，各路“造反”大军纷纷亮相。世间的混乱到了极端的程度。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班级里有三位“年长”的同学。他们因为各自的原因在小学里已经读了10年的书还没有毕业。1965年的时候，上海动员社会青年去新疆建设兵团。他们三人报名去了新疆。才过了一年多一些时间就乘着“文革”的东风又回到了上海。我们特意去看望了他们，得到的真相是两个字：欺骗!
他们告诉我们进疆的路程的苦难，在戈壁滩上荒芜人烟里的煎熬。什么《军垦战歌》、什么《边疆处处赛江南》这只是小说和电影，现实里是苦难。
我们似懂非懂地听着他们的讲述。他们唯一的目标是想回到上海。但是谁还会去关注这些苦难的人呢?伟大领袖在那时的伟大人物是要把刘少奇拿下，怎么可能来关心这些平民百姓的苦难。
结局是，他们又一次踏上回疆的道路!
后续的结果是，两年后我们也开始了上山下乡。只不过我们没有去新疆。
直到我们在农村安顿下来，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城市的生活后，才刚刚明白三位大哥大姐讲的都是真实!
为了“稳住”日益不安的知青们，上山下乡的鼓动者们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有邢燕子、侯隽、董加耕、金训华、朱克家等一系列标杆，要求我们在农村“扎根”。好，我们不回城了，但是未来又是什么呢?没有人告诉我们。一面是年复一年的劳动，一面是不间断的运动。从我们上山下乡开始的“一大三反”、批林批孔、评论《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真的不知道要折腾到何年马月。在这样的生活里，我们还有理想吗?能有理想吗?有时我们在问：老人家要我们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啥不让我们去工厂、去学校呢?非要我们在农村才是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叶辛在《我们这一代》一书里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知识青年好像是在火车站上等待列车的旅客，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即将乘车远去的旅客……不同的是这个旅客还没有买票，连他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将到哪儿去旅行。他怀着急切和茫然若失的心里等着列车进站，随时准备跳到任何一列愿意载他而行的火车上去。”
我们那时就是这样被抛弃到天涯海角、边疆农村。各自跳上了开往不同地点列车，走向一条无法知道未来的道路。
几年后，留在农村绝大多数的知青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回城、回到父母的身边。到了1978年的时候，以我所在的云南各个农场为例，一份材料里是这样记载的：由于不断有人离开农场，引起人心浮动。全农场系统知识青年已走了一半。每走一个人就波动一大片。北京和昆明市的知识青年所剩无多，上海、四川知识青年能远走高飞的却很少。据统计，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初期，知识青年中，各级干部(含地方、军队县团级或行政十七级以上)子女约占总数的6%—7%，即近1万人。其中高级干部(地、师或行政十三级以上)子女约1300余人。1971年林彪事件后，一大批干部恢复了职务，重新担任领导工作，知青中的干部子女随即远扬。1974年，留在兵团的干部子女仅剩千人。到1978年下半年，这样的知青已不足百人。由于“走后门”之风经久不衰，往往该走的走不了，不该走的却走了，引起知识青年很大不满。知识青年中流传着“高级干部送上门，中级干部开后门，一般干部人托人，老百姓盼望开大门”顺口溜。
人心的浮动，渴望与期盼，严酷的现实，这些都为日后的云南知青大返城埋下了“定时炸弹”。
我看到一份材料，记载1977年初，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张衍，在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课题中发现：城市的青年学生大批涌到农村，使我国农村本来就富裕的劳动力变得更加过剩，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他在调查中还发现，城市学生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首先是环境的影响，早已失去了初来农村时的热情，多数人不安心农村劳动，出工不出力，因而劳动效率十分低下;更有甚者，许多人由于失去了希望和目标，在农村自暴自弃，使知识青年实际上成了农村的一个新的负担;更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当时大批下乡知识青年都已经到了婚嫁年龄，但由于工作问题没有着落，又身在农村，多数人不敢结婚，这就造成了城市的家长和农村的知青在两个方面上人心躁动，这是一方面。他认为，从政治上出发的所谓“再教育”，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甚至是反话!这件事情实属得不偿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渴望什么——回家!
寄托什么——回城!
从当年我们这些曾经的知青以及有良知的官员调查分析看，上山下乡确实已经走到了尽头。为什么被誉为开辟了教育后代的“必由之路”是如此不堪一击呢?为什么“最高指示”如此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呢?答案只能是这样的：违背了人心所向、违背了发展规律、以乌托邦的思维来折腾一个国家，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被历史所抛弃。不管他过去的功劳多大，威望多高，对人民造了孽，是一定要受到惩罚的。曾几何时，斯大林威震前苏联大地。但是经不起赫鲁晓夫一个“秘密报告”的冲击，连尸体都被搬家了。什么原因?因为那个“秘密报告”里讲的都是事实。你在执政期间杀害了那么多人，这个罪行一定会得到清算。那些冤魂会在天上目睹暴君的下场。
扯远了。这是眼下很忌讳的话题，但，总会有人会说的。
4、思考将来
1971年9月13日——
只要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立即会说出这是林彪等人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事件发生的日子。
这是一个转折的日子。
而对于我们这些从1966年走来的学生而已，则是惊天之梦。那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简直难以置信。为什么?林彪是被写入党章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啊。而且这个副统帅还信誓旦旦地扬言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副统帅”。此时却成了反对伟大领袖的元凶?
一种被欺骗、被玩弄的感觉油然而生。
那种赤诚之心受到了亵渎，我们简直成了大傻瓜了!
美好的理想支柱顷刻间倒塌了!
我至今还收藏着知青诗人郭路生在那时写下的《疯狗》一诗。我是在1976年的时候由一位北京的知青朋友抄录给我的，说这首诗写于两年前，他要求我绝对保密，不要让别人看见——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这是那时我们的心情，是在精神上遭到惨痛一击以后的发泄。也就是在这样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开始了思考“文革”的正确性，思考毛泽东伟大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洞察一切”?你早就洞察了，干嘛还封他为“接班人”呢?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如今成为我们在私底下反复研究争论的话题，只是这些讨论是在几位“哥们”之间交流的。
林彪事件使我们从轻信和盲从中惊醒。我们开始真正思考着自己的未来，而不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红太阳”的光环之下。大彻大悟后的觉醒是何等艰难，但是血淋淋的事实无法掩盖谎言和欺骗。
我们该怎么办?这样的思索为几年后云南5万知青掀起大返城的浪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精神上的苦闷和烦恼一旦挣脱了枷锁，会给人一种解放的愉悦。虽然那时还是处于极端的高压下，但全国一切有良知的、觉醒的人们已经从怀疑走向了清醒、从盲从走向觉醒、从愚昧走向理智。不管当政者继续编织多么迷人的话语来为这场巨变掩饰，人们有理由开始对于“皇上”的一切开始一种从心底涌起的厌恶。那时，史无前例的“文革”噩梦其实已经走向死胡同了!
记得一次上山劳动，不知是谁讲起了林彪。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中的活，围拢在一起议论起来。中心的话题就是我们该不该上山下乡。传达中的“571工程纪要”中说我们的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对不对?虽然在支部书记布置的批判林彪的会议发言稿上，我们都义正言辞地批判了这个“论调”，表示我们不是“劳改”，而是在执行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等等。但是在田间的议论中则一致肯定地说，这话没错!这个被称为“政变纲领”里，说的都是大实话。连那些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老师”们都说，这个林秃子敢说话。摔死在蒙古的“接班人”再也不会讲话了，这些留下来供我们“批判”的话，怎么也恨不起来。整整一个下午，没干活，当然要遭到生产队长的追究。我们的回答是，在开批判林彪散布的“变相劳改论”。队长一听，没有吱声。那年头，谁敢说批林不对?你不要脑袋啦!
议论中，我们最为担忧的是自己的今后怎么办?难道我们就这样一辈子在这块红土地上一辈子了?难道我们就这样成为牺牲品了?怨声载道，发泄私愤，自暴自弃成为知青中的写照。绝望的情绪在不断蔓延。未来是什么?谁也没有一个答案。为了寄托精神的空虚，我们开始了毫无目的的读书，想从书本中找到一些慰藉。我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头钻进了古书堆里。因为老人家号召要把林彪与死了千年的孔子联系起来。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所谓的“法家”书籍，也印了一些所谓“儒家”的著作。对于我们这些“小学本科生”来说，这些古书简直是“天书”。反正无聊，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是难得的。渐渐地看懂了，我忽然发现这些古人的书以及孔子的话，怎么也与林彪连不上的。怎么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成了“儒法斗争史”?唉，又是欺骗啊!不管怎么说，我很珍惜这个特殊的学习机会，至今还留存着这些古书，如《王文石文集》、《韩非子选集》等。
言归正传了。林彪事件对于我们人生的转折起到了一个“启蒙”的作用。自小起就对于这些开国的元帅们有着崇拜之感。说起林彪，那抗战时的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时从东北到海南的一路凯歌。忽然之间都成为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成为抵制毛主席战略决策的“罪行”等等。是非就是这样可以轻易地颠倒，人妖可以即刻转换。这是什么世道呢?
我在那时回家探亲的时候，曾经对我的舅舅说起过这些苦恼和不解。舅舅以前也是一个厂里的干部。反右斗争时，因为他跑到我父亲厂里去找领导说，自己的姐夫绝对不会是右派。结果是犯了“包庇右派”的错误被撤职了。直到今天我记住舅舅当时对我说的一句话：总会变的。变，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
活着!要活下去!总会看见光明的。
我想在当年许多的知青朋友都是这样，在清醒之后有过痛苦、不解、迷茫。但要好好活下去，做一个正直的人，是我们能够最终看见“文革”终结的信念。在不相信“救世主”以后，我们在心灵上获得的解放有一种幸福感。这是苦难岁月里的自我解救啊!
七、反抗的苦难
1、积重难返
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的“文革”史无前例，仅此中国特有。这是中国的光荣还是耻辱?
在人类的迁移史上，1600万学生不读书被迁移到农村，只有中国才能够有这样的“神话”。哪个领袖、哪个政党有如此魄力能够演绎这样的悲剧?
在这些特有的“神话”背后是苦难的血泪史——
从1968年底开始的上山下乡的成果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份1973年底的一份《云南省知青工作会议简报》。在这份简报里披露的是——
……据不完全统计，前一段时间，兵团各单位捆绑吊打知青1000多人，被奸污女知青200多人，案件还在清查中。
1师1团，捆绑吊打过知青的干部达460多人次，团部关押知青打314人，有的知青关押达1、2年之久，被关押知青中，每天强迫顶着烈日干10多个小时重活……
10营10连，百分之八十知青被批斗。
6营3连指导员左国生，长期奸污一上海女知青，另一个男知青唐洁新试图揭发，被扣上“反军乱军”帽子，疯狂报复。
4师18团，一百四十一个连以上单位，捆绑吊打过知青的单位达一百二十多个，占百分之八十五，受摧残迫害知青达二百四十多人，被奸污女知青达一百多人。
……
被冠以“伟大战略部署”的上山下乡原来如此。这仅仅是云南建设兵团，那么全国呢?这段历史记录在我们的党史、国史中又多少记载?
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个人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必定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政党呢?
累积的效应是反抗，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那时，我们面对苦难唯一的渴求就是：我们不愿在农村，我们要回城，要回到父母的身边，回到亲人的身边。不管以后怎样难、怎么苦，我们不愿死在异乡的土地上。
那时，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很难、很少。
通过靠大学回城市一条极少数人的路。感谢邓小平在重新上台后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1977年改革招生制度，高校招生恢复入学考试。全国城乡共有五百七十余万考生应考，其中知青考生占考生总数的一半以上，约300万人。云南考生13万人，农场知青约5万人，最后录取各类大中专学校近1000人，录取率为2%。对于在该读书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耗在革命大批判，学军、学工、学农的劳动上的人来说，无疑是死路一条。看着香饽饽，却吃不到。
当兵，也许是一条可以离开农村的路，但是只有0.7%的比例和“出身”限制，当兵只是“白日做梦”了。
剩下的是搞“病退”和“困退”。
在刘晓航所著的《我们要回家》一书里，记载了曾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2师9团当过卫生员的成都知青周宗良说：“病退是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哀，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抛弃，也许还是一种对美的前程的主动选择。我们有一种浅易的道理，乡村都不要的人了，城市还会给这种人什么甜果子呢?日后的事实证明病退的人将永远背负一种重压——档案上写地分明：病退”。
以云南农场为例，从现在看见的材料里我们得知知青们采取各种办法、手段谋求到的病、困退证明被各个农场的管理着扔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如同一堆废纸。但是，它却在改变了一群人的命运——被紧紧锁在这片土地上。作家刘晓航指出：“与北方各大农场知青以病、困退形式返城相比，在云南垦区，知青们这最后一条返城之路已经被堵死，他们被逼上一条绝路。”
原云南东风农场上海知青徐长保，73年就开始办理病退，直到1978年初他才获准病退返沪。他去场部办手续时，才知道场部扣押了大批知青的病、困退报告。知内情的场领导警告他，不许外转，你赶快办理手续回上海就行了，少管闲事。
在《我们要回家》一书里，作者是这样写道的：徐长保“敏锐预感到，此时的农场、垦区已成为一堆干柴，只要有一根火柴就燃着了。”
那时在所谓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什么评《水浒》的运动里，在云南东风农场十五分场七队掀起了一场“扎根”运动。提出了荒唐的“三不去”：招工不去，考大学不去，参军不去，扎根在农场中橡胶。多少年后，我将这个“扎根”运动称之为上山下乡的“最后挣扎”。这个疯狂居然不参军也视作为“不安心”农场的“罪行”之一。也就是说，连保家卫国的义务也成为不安心农场的罪责了，疯狂的年代这样的事情是不足为奇的。这样的“最后挣扎”在两年后的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浪潮下，显得那么不堪一击。由此在我们的云南东风农场在大返城的时候，失控的知青们撬开农场行政办公室，在农场场长的抽屉时发现大批被扣压的知青病退、困退报告、调转报告，还有许许多多来自北京、上海、重庆商调函，甚至还有外交部、铁道部的商调函等等。面对这样的情景，东风农场愤怒的知青们抄砸了场长王文希等场部领导的家，并殴打了这些领导。
多少年后，这些领导很感慨地说，他们想留下知青，因为当时在农场，知青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力量。但是，他们更为感慨的是——抱来的孩子是养不家的、养不大的。十年间，知青们累积起来的苦难情绪，在这一刻得到了爆发、得到了宣泄。我们无法责备这些可爱的农场领导，更无法责难知青们。在那个年代，我们都是受害者，都是在被愚弄和欺骗中，成为“文革”始作俑者的牺牲品。这是事实!
但是，我们想回家，何其难也。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以后，一种酝酿在地下的烈火正在积聚。一堆干柴，就差一个火种。于是，在1978年10月16日，云南知青一封给邓小平的信成为终结上山下乡的导火线。
2、没有“救星”
小的时候，我们被告知“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庆幸有了“大救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听“大救星”的话，而且被冠以“党教干啥就干啥”。于是演绎了上山下乡干革命，结果是一次苦难的旅程。
当我们高唱《国际歌》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要解放自己，全靠自己的努力!
那时，我们已经无法等待了。从17、8岁开始上山下乡的旅程，十年后依旧生活在苦难之中。何时是出头之日?所有留在农村的知青都在问这个问题。焦虑之中更多的是期待，不安之中是愤慨。期盼的“春风”的结果是1978年召开的中央知青工作会议的结论：农场的知青不许回家。要回家可以，按照职工商调的手续办理。知青成为职工了，回家的路更难了。因为不能再办理什么困退啊、病退啊等等。
路，被堵死了。压抑了十年的愤怒就此得到了爆发的理由。原本还是寄希望于“救星”，期盼着“青天大人”体察民情，为民做主。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救星”们没有做出百姓们期盼的结果。
我们这代人太相信“救星”了——
想好好读书，报效国家。领袖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不对，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革”，不许读书了。理由是：那是“封资修”的东西，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了我们的政，所以，不许读书!
我们期盼经过“文革”的洗礼，能够读上体现“革命路线”思想的东西;能够看见伟大领袖的光辉思想培育出来的好书、好歌、好电影等等;能够继续学习知识、掌握科学本领、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可惜，“救星”们没有理会你们的一厢情愿，而是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于是，整个中国，1600万人被驱赶到农村与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们虔诚地相信“救星”的教诲：这是反修防修的战略部署，这是培养接班人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等等。于是，我们努力去适应与城市截然相反的生活，咬着牙来坚持忍受缺衣少穿、没有电影与小说、没有瓦房和电灯的艰苦生活。骨子里有一种坚信，这是暂时的。因为伟大领袖早就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在迎面而来。结果呢?大家在想方设法逃离农村，在千方百计地回到出生的城市。为什么呢?理想在现实面前已经显得如此苍白，美好的蓝图已经激发不起“革命”的热情。
面对着“变相劳改”的说教，场面上是慷慨激昂的批判，但是在私底下则是大加赞扬。外蒙古大草原上，中国二号人物的飞机坠落在那里。一缕青烟散发的信息是我们对于曾经的信念的动摇。“红太阳”、“大救星”不是洞察一切吗，怎么会选择的接班人居然是“野心家”、“阴谋家”。原来，“红太阳”、“大救星”也是人，也是有失误的地方，也是能够犯错的。看来，“救星”是靠不住的。那么，我们苦难的一代靠谁呢?
渐渐地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这是经历许许多多的苦难以后得出的结论，是有血与火的交织后产生的结论，是整整一代人觉醒的一个标志。看看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历史中，多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些屈死在“广阔天地”里的知青，以生命的代价告诉了我们：上山下乡的不是。而我们活着的人该如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呢?那时，我们只能在暗暗地思考。
当1976年10月6日的巨变发生以后，我们依旧把希望寄托在“救星”上。当那个该死的“文革”被彻底否定以后，我们欢欣鼓舞地盼望着新的“救星”能够给苦难的国家和人民一种新的希望。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地富反坏右被“摘帽”了、学校重新开始教书育人、工厂重新加紧生产、农民种地了、军人练兵了、火车、轮船、飞机正点了、商店正常营业了等等。唯独留在“广阔天地”里的知青们，依旧在苦苦等待着“救世主”的出现。1976年等到1977年，1977年等到1978年。
我们宁可相信“救世主”们太忙太忙了，还顾及不到我们这些远离城市的知青。
我们宁可相信领导人没有忘记昨日的苦难，当他们看见自己的孩子一个个回到城里的时候，会想起他的孩子的同学与好友，想到我们还在底层煎熬。
我们宁可相信我们还有用，还能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点力，正在跃跃欲试等待祖国的召唤。我们在农村已经历经了十年的锻炼，该毕业了。
希望与失望仅仅是一步之遥。
我们没有等到。等到的是：你们必须留在农村(农场)。
我们没有等到。等到的是：上山下乡的道路是正确的，是要坚持的，只是方式上要做些调整而已。
我们没有等到。等到的是：安心吧。西双版纳多么美好。不就是差钱吗，动用外汇给你们，好好在那里安家落户吧。
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了。一切不能靠“救世主”。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救星”。要脱离苦海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靠自己。期盼着天上掉下“馅饼”，是一种痴人妄想。这代人从小到大，有着太多的磨难。在这些磨难中渐渐长大，逐渐明白，开始觉醒。这就不难理解在1978年秋天的时候，生活在云南大地上的5万知青斗胆向事实上的国家“一把手”告状!我们终于发出了一个声震大地的口号：我们要回家!
回过头去看，直到1978年的时候，我们这些知青最大的收益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没有“救世主”!
但是，当一切都平息下来后，也许很快就会忘记。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大的悲哀!
3、奋起一击
1978年10月，酝酿已久的云南知青大返城终于爆发了。这是自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知青请愿要回家的事件。从写信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开始，引发了5万知青的罢工，继而北上请愿。在双方僵持对立之时，知青们采取了下跪请愿、绝食明志。全国为此震惊，世界为此惊讶!
最终，云南知青开始了大返城，浩浩荡荡地返回曾经记载着美好童年欢乐的地方，回到了亲人的身边，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城市。一场胜利大逃亡预示着不得人心的所谓上山下乡运动的终止，预告上山下乡始作俑者的“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
历史会记住这一笔。
在中国当过知青的人不会忘记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这是苦难中的绝地反击。
肆意妄为做出的违背大多数人民意愿的举动是短命的，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是必然要被人民抛进垃圾箱的!昨天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明天将依旧如此。
这样的反击在当时一直在延续，只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些淡忘，执政者是不愿意再过多地谈起这些了。
“文革”十年，上海是最忠实执行上山下乡政策的地方，知青上山下乡达到了100余万人。其中，70多万知青分布在东北三省、新疆、内蒙、云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贵州等省、区。当云南知青在1978年秋天掀起了大返城的浪潮后，1979年春节过后的第九天，2月5日一大批知识青年走上街头，集会游行，高呼“返沪”的口号，要求市委领导人接见。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于是在当天的下午，知青们聚集到上海站共和新路道口采取了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上海通往南京、杭州方向的咽喉要道堵得水泄不通。知青们高擎着白布横幅：“我们要回上海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求回上海工作。从2月5日下午5时开始至翌日凌晨4时30分终止，铁路中止运行12个小时。上海站共有29趟列车不能出站，31趟列车不能进站;沪宁、沪杭两路全线陷于停顿;8万多名旅客(其中包括千余名外宾和华侨)不能进站、出站。他们没有云南的知青“幸运”，最终的结论是2月16日《解放日报》题为《坚决制止“回沪”风》的社论，对知识青年中“颇有市场”的4个口号：“我们要骨肉团圆”;“我们要求落实政策，有错必纠”;“我们要解决实际困难”;“这是我们的民主权利”逐一批驳，最后引导出“千道理，万道理，刮‘回沪风’是没有多少站得住脚的道理”的结论。
但是，1979年初知青要求回城的风潮并没有停息。
南京——1月25日上午，200多名农场知青在南京市委门口集会，要求回城工作。知青在市委门楼上大书“望乡”两字，以表达回城的迫切心情。下午，一些知青结队到市中心鼓楼、新街口等交通要道。他们拦截汽车，在车身上刷标语，交通堵塞近3个小时……;
杭州——知青们成群结队到市委大院请愿，要求返城。也是在上海知青阻拦火车的2月5日那天，部分知青在解放路、延安路口集会，拦阻车辆，堵塞交通。直到当年的9月，这样的请愿依旧在持续……;
南昌——百余名在芙蓉农场落户的铁路局职工子女，春节期间回城度假时聚集起来，到铁路局机关上访，贴标语，要求铁路局把他们安置到铁路系统工作……;
重庆——知青们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连续围攻市劳动局干部，甚至把管图章的干部强行拉走，致使机关工作不能正常进行……;
天津——2月7日发生了知青要求回城事件。在繁华商业区当天聚集了许多人拦阻往来车辆，交通中断、商店关门……
哈尔滨——从3月1日至3日，知青每天聚集数千人至数百人不等，在市革委门前请愿，要求解决回城、安置就业问题。
还有新疆的阿克苏……
在1979年初，百废待兴的时刻，知青们有点迫不及待了。被称之为“返城风”波及了许多大城市。十年间，上山下乡叠加起来的问题开始发酵了。新任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加快了解决问题的步伐。但是，知青中积累起来的怨气此刻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地方。当我们这代人看见自己遭受了十年的磨难后，一种被社会抛弃、生活在底层的苦难之情爆发出一种愤怒的呼喊。对立的双方都有自己的难处。这种难处是十年“文革”带来的恶果。
为了秩序，针对这些持续发生的知青请愿事件，197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
秩序是必须的，请愿也是必要的。百姓的苦难在没有宣泄的渠道时，只讲秩序无疑是适得其反。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这样的知青请愿事件依旧在发生。如山西的北京知青请愿就是一例。这一波连着一波的知青请愿在告诉我们，这代人太苦了。到了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执政者为什么不去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为什么不去好好反思一下掩盖过去的错误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应?直到今天，为什么对于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十年浩劫依旧是采取避重就轻的态度呢?还在重弹毛“发动文革出发点是好的”的调子，这样的人居然还能够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
健忘了苦难，就是一种背叛。
当我们今天再次回想起当年的绝地反击的时候，再次看到不断出现的、蜂拥上京的上访者时，一种悲哀的心情油然而生。执政为民绝对不是一种华丽空洞的口号。欠账总是要加倍偿还的。与其遮遮羞羞，不如快刀斩乱麻。
4、看见曙光
当年，我在笔记本里记录了巴金先生在1979年2月下旬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谈到知青问题的看法。
巴金先生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两说。一方面，对他们的极端行动要引导教育;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们的苦处。好多人都30多岁了，还没有房子，结不了婚。30年了，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没有保证，就容易产生一种幻灭的感觉。有些青年进了大学，条件改变了，他们学习是很勤奋的，很刻苦的。这说明，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包括最基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条件。如果这个问题不痛下决心解决，是不行的。
这个看法不像当时一些执政的个别人，对知青闹一味地横加指责。巴金先生是在认真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进而强调社会的责任。巴金先生说：“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每次重温先生的这句话，我感到了一种亲切和温暖。
这是经历了“文革”苦难的人，有了切身的体会以后才能够讲得出的话。
直到今天，我们在许多地方依旧纠结在如何看待这种所谓的“闹事”上。可以指责为“无理取闹”、“破坏稳定”等等，也可以理解为像巴金先生在几十年前就说过的：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人民创造点什么条件?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请注意，我是用“较量”一词)，到了八十年代初，中央终于决定今后再也不搞上山下乡了。也就是说，上山下乡寿终正寝了。一个不得人心的政策的终止，有着太多的“较量”，有着太多的血和泪的记忆。当恶梦结束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不是庆幸，而是需要深刻的反思。
那时，我们这代人看见了曙光。当曙光来临的时候，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我们这代人没有1949年的“解放”的体会，而是1978年以后体会了一次“解放”的感觉，真爽啊!十年之久、或许是更多一些时间的积压在那时得到了释放。回家的感觉，能够大声说话的感觉、能够呼吸一下新鲜的政治空气的渴望终于姗姗来了。
可惜，曙光一现之后，许多人健忘了。你能够看见许多曾经遭受苦难者，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痛。在“得到锻炼”的口号中忘记了苦难;在“青春无悔”中得到了自我慰藉;在“无怨无悔”中得到了所谓的精神升华?
所以，我们要记住曙光来到的不易啊!
记住1978年云南知青斗胆上书邓小平的壮举，由此举起了大返城的旗帜。一句“我们要回家!”，至今令人感慨万千。
记住1979年初云南知青跪下双膝的惨状。跪下的我们的膝盖，崛起的是我们掌握自身命运的尊严。
记住1979年初云南知青冒死的绝食。守望相助的是一种信念，不是绝地反击，就是在死亡的威胁中重生。这是发生在共和国30年之际的事情，令人震撼!
记住那时的中国，希望与失望的交织、曙光与阴霾的角斗。这代人本应该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但是太多与共和国的历史所经历的苦难使他们成熟了，长大了，觉醒了。“救世主”偶像的轰然倒塌，换来的是“全靠我们自己”的真理。谎言的破灭、扭曲的历史被重新扭转过来、历史的冤假错案的平反等等带来的是对于历史的重新审视和对于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曙光初现，一个百废待新的中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实，什么才是真理，什么才是真正的人间正道!
记得那时，我终于离开云南农场返回上海的时候，我带了许多大返城的资料。在昆明向一位前辈告别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些资料很宝贵，也许需要时间。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总有一天它会见天日的。
这是曙光已经到来的时候的一番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我深深地知道，曙光初现仅仅是开始。阳光灿烂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即使阳光灿烂的时候，也会有黑点存在。不是吗?这以后，所谓的“精神污染”不是差一点重新带来乌云?!“自由化”的责难给阳光带来了一阵暴风骤雨。
好在历史已经容不得重走回头路了。
在介绍这一章的时候，一些朋友对于我采用“反抗”两个字有异议。不奇怪。反抗什么?过去，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工人、农民反抗剥削阶级，只有在这时才可以用反抗二字。到了1949年以后的1978年、1979年怎么还能够有反抗二字?反抗什么?一句话，我们是在苦难的觉醒中反抗开历史倒车的人和事。在反抗中争取自身的再次解放。如果那时不反抗(或者说是抗争)，“文革”将继续，恶梦将延续，中华民族将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
由此，我坚信：1976年10月6日是一个新的解放纪念。1978年12月，邓小平的功绩在于将这样的解放步入一个新的轨道，也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吧。所以，我们在苦难中需要反抗!反抗是自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当我们这代人基本开始步入老年社会之际(60岁是老年的一个标志)，回首往事，庆幸我们能够在三十而立之际看见了新生的曙光。随着阳光的普照，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到阳光的抚慰。在庆祝新生和解放的一瞬间之后，我们依旧要面对着生活的考验。作为我们曾经的知青，回家了、回城了，仅仅是一种愿望的实现。失去了十年的青春，追赶的脚步很艰辛、很苦涩。回头一看，我们这代人真的是多难多磨。这就是我想继续说说我们这代人苦难的往事的理由之一。
先前失去的东西埋下了恶果，给我们的继续生活带来的更多的艰辛与磨难。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代人后知青时代生活的全部。
八、回城的苦难
1、山河依旧
离开了十年的城市，当我们再次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它依旧是那样的陈旧、那样的萧条、那样的破落。车站的站台上依旧是十年前我们上山下乡时的摸样;马路上依旧行驶着叮叮当当响的有轨电车;石库门里依旧拥挤着“72家”房客;弄堂里依旧是煤球炉和马桶的协奏曲;人们依旧穿着整齐划一的蓝色和绿色的中山装……这个国家怎么了?
折腾了十年，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全国有一亿人受到迫害和株连，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1978年2月，时任中国的一把手的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中国传统文化给否定了，社会风气毒化了，崇高理想和信仰破灭了，“领袖”的威望也被自己折腾的扫地了。那时，我们回到城市，报好户口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领取票证。没有户口、没有票证，你就几乎无法在城市生存下去。三代同室、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马桶成为家庭的必备之物等等，这就是我们那时回城年代的情景。
你不得不承认，经过30年的努力，这些历史的记忆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有人说，假如“红太阳”再活上几年，中国或许会崩溃!这绝非是危言耸听。那时，一场被称为“第三次浪潮”的新技术革命从美国兴起，很快播及全球。它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正在干什么呢?在忙着批判“修正主义”，在不断地斗争“走资派”，在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做着支援世界革命的美梦。在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四小龙”腾飞之时，我们自称为“巨龙”的泱泱大国则在走向“崩溃的边缘”。
这时，我们这些一无所知的青年(正在步入30岁行列)的人，带着满手的老茧回到了十年前的起点上。俗话说，三十而立。我们能够立什么呢?
十年间我们在农村，人家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机械化操作了，我们还在刀耕火种。把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青年统统赶到这个行列里，以原始的操作方法来进行耕作。结果是毁了森林，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
署名lzm22522的朋友在博客里发表《文革结束时中国的景象》一文。我特意摘录一段——
一个年产5000万吨煤的露天矿只有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只有12人;我国江口水电站，装机2.6万千瓦，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年产350万吨钢的炼钢厂只需7000工人，而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就搞得手忙脚乱。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
七斗八斗了十年，我们苦难的祖国山河依旧，我们才是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70年代末，当我们争先恐后地逃回城市的时候，唯恐政策有变，不许我们回城。至于回城后干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记得在昆明火车站时，我亲眼听见一位知青朋友在登上回城的列车时大吼一声：老子以后撒尿也不朝这个方向!十年间累积的怨气与愤怒在这一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这就是伟大领袖发明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果。不得人心啊!
那一刻，我们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农村生活。记得我回到上海，看见在车站焦急地等待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弟的时候，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回来了。”
“我们终于回来了!”
这一刻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一刻有逃离“集中营”的感觉、有死里逃生的感觉、更有重获新生的感觉!在亲人面前，我们终于可以宣泄自己埋藏了多年的压抑、渴望、期盼!没有什么更比这一刻来的刻骨铭心啊。
那时，不会嫌弃家里的贫穷、不会挑剔再工作的好坏，唯一渴求的是能够与亲人们欢聚一堂、期盼的是再也不要回到千里之外的边疆农场。当这一切都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至今都在说：简直是做梦一般。
那时，没有功夫去考虑未来是怎么回事情。记得当天我喝醉了。记得当天父亲拿着我又重新报进的户口时像小孩一般手舞足蹈的笑声。记得母亲说，十年了，泪也流干了。
我想，我们这代人都会记住这一刻。因为这是改变我们人生的一刻。
直到冷静下来以后，一种悲哀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们的国家怎么啦?我们的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情?到底对不对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到遥远的边疆去“充军”啊?
站在回城知青的角度，我们那时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思考着这些问题。看看我们后面的弟弟妹妹们每天奔向工厂、学校、商场、机关上班的情景，我们仿佛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一种与时代隔绝的感觉。我们从农村回来了，好像是从外星球回来一样。什么也不懂，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好奇。十年了，仿佛我们是一些与世隔绝的人。我们知道，未来的路，对于我们来说更为艰难!因为我们落伍了，没有人会可怜我们的!
2、病退回家
我们不能健忘。昨天的历史才刚刚过去，但是已经富裕起来的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健忘”了许多昨天的苦难。
我的笔记本里特意抄录下军川农场北京知青明州一份写于1978年11月25日《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救救我们吧!》的文章——
救救我们吧!
他们不明白：既然国家放宽了对知青返城的限制，既然“病退”的有关规定已形同一纸空文，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地放他们回城，却要继续留下来吞咽辛酸的苦果呢?一位北京知青在给上级的信中这样写着：
我们恳切呼吁：救救知识青年!残留在东北农场的知青，实际上是最老实、最忠诚、最正直、最可怜的年青人。干部子女有后门可走，特殊职业的子女有偏门可溜，我们普通的工农子女能有什么路!!!扎根!不就是一小部分老百姓子女扎根吗?……
打算分期分批解放知青吗?那就应当把意图告诉人民，让他们放下心来，不要再去走邪门歪道，戕害自己的身体，浪费国家的药材!如果说像这样的知青政策是正确的，有门路的返城，没门路的扎根，有人高兴，有大痛苦，那简直是对社会主义的嘲弄!难道国家对我们这一批残留者甩手不管了吗?难道还要逼着我们倒尽钱串、吞吃毒药、磕头求饶地去搞病退吗?难道还要容忍那些贪赃枉法者继续吸吮知青的鲜血吗?难道还要逼出更多的血淋淋的悲惨事件吗?
我们强烈要求不再继续实行极端腐败和不人道的“病退”政策，用公平合理的新政策来取代它，使那些没有路子、勤勤恳恳、辛勤工作的知青也能够回家与家人团圆。
这是昨天真实的故事。
有人说，“文革”期间是没有今日如此猖獗的腐败的。这是睁着眼睛在说瞎话。1974年的时候，“文革”的始作俑者发起了又一场闹剧——批林批孔。他当时自己也承认存在“走后门”的事实，承认自己也为一些人上大学开了后门。那时，我们在农场里亲眼目睹了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在被“解放”以后，凭借着手中的权利、关系等将自己在农场的子女一个个“捞”回去的过程。是啊，这些曾经的当权者在“文革”中遭遇了磨难，官复原职后把自己的孩子弄回去，也算是人之常情吧。那么，千百万平民百姓的子女怎么办?他们的爹娘无权无势，他们的子女就应该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一辈子吗?他们的子女就应该像军川农场北京知青明州写的《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救救我们吧!》里讲述的知青命运吗?
我们现在开始将公平正义了，那时哪里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那些至今还在念念不忘“文革”的人究竟想干什么呢?
为了离开农村，为了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演绎了多少人间的悲剧。
看看黑龙江省知青办在1978年编印的《情况反映》第4期里讲述的事情——
病、困退风愈演愈烈，除了国家放宽政策这个基本原因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许多地方知青办、医院的工作人员同情下乡青年的遭遇，置有关病退的条文于不顾，为他们返城提供各种便利。一些农村社队和国营农场本来就不欢迎知识青年，遇到青年申请办理病、困退手续，正中下怀，乐得顺水推舟。有些农场干部认为，下乡青年劳动不及农民，每年还要开支探亲路费，经济上不合算。精简一些下乡青年，吸收一些本地农民，是扭亏增盈的有效措施，所以积极放任知青办病、困退。此外，一些地方不正之风盛行，贿赂公行，所谓“送大礼办大事，送小礼办小事，不送礼不办事”，给“无病呻吟”的知青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种背景下，病、困返城的知青人数猛增，大大超过实际符合条件的人数，是很自然的。
病退，这是无依无靠、无权无职的知青们最直接、最有效的回城途径。因为有病，就可以回家。关键是要有病。没有病怎么办，只好想方设法地装病。那时，为了回家，在我们农场里知青们演绎了千奇百怪的“病”。
可以叫人用木棍猛击后背，打成脊椎板裂，到医院说是自己摔坏的，要求病退;可以去买病人的尿与X光底片来装病;可以不顾生命的危险往胃里吞铅块、往血管里注柴油形成真的病，由假病真做，造成终身悲剧。
在若干年后，我看见知青的回忆中惊人的一幕：
一位知青为了假冒胃溃疡，用尼龙线拴着粗糙的铅片，吞入胃里，将线头系在牙缝里，然后上医院透视。医生通过X光机看到，这位挺胸站在机器前面的青年，胃竟烂掉了4/5!不禁大惊失色。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忙叫来另几位医生会诊。显示在X光屏上的仍是清晰可辨的铅影。医生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悄悄地询问青年：“你告诉我，你究竟吃了什么?说实话，我给你开诊断。”青年惨然一笑，解开牙缝里的线头，拽出一串血淋淋的铅块。医生难过得流下眼泪。他说：“假如线一断，你就没命了!”
看了真想哭!
难道这些悲剧我们都忘记了?知青回家的路多难多苦啊。在誓死回家的故事里有着多少人间的悲剧，甚至是生命。每当我们想起这些昨日的苦难，都会情不自禁地问：是谁造成的?谁对此负责?我在写这个《苦难》系列里多次这样的发问，可是没有人能够回到这个问题。但是亲历者都明白是谁造的孽。
可能今天的80后、90后很难理解这些故事。这些发生在他们长辈身上昨日的故事，为什么在他们看来是天方夜谭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是不是在可以回避、或者说是根本不愿意再谈及往事?巴金先生早就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来记住这些教训，但很可惜没能实现。因为这是90年伟大、光荣、正确历史中极不光彩的一页。讲多了，能说明什么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
3、继续拼爹
在《凤凰网·读书频道》和《共识网》上都看见了乔海燕的谈话记录稿《我绝不承认知青经历是财富》。乔海燕指出：知青的悲剧不在知青，而在知青回城以后。
是啊，知青回城以后，等待他们的不是幸福，而是更为艰巨的跋涉。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浪费了十年之久，是一群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劳动力。面对着百废待新的中国，他们还能够干什么呢?当年回到北京的知青，买起了大碗茶就是一例。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些人在农村劳作了十年之久以后，回到城市的苦难。国家无法安排，爹妈无能为力，自身没有在城市生存的技能，剩下的只能是靠自己去闯荡了。
今天，一句“我爸是李刚”已经成为拼爹的代名词。有了一个好爸爸，读书就业不愁，结婚生子不愁，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愁。到了21世纪的中国居然还要考爹妈的关照，也许这是长不大的一代。
其实，在中国社会里一直在演绎这样拼爹的剧目。当年知青大返城中有一项允许知青回家的政策——顶替。条件是你的爹妈到了退休的年龄，可以有一名子女顶替父母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这代人在农村里想回家，就看你的爹妈是不是正好符合退休的年龄。符合了，真是上天有眼啊，你就可以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地从农村回到城市进了父母的工作单位工作了。如果说，你的爹妈没有退休，甚至是早已退休了，你就无法享受这样的政策。怎么办，就得想办法搞病退了。
百废待兴的国家为还在农村的知青们开了一条可以回家的路。正如乔海燕说的：知青的悲剧不在知青，而在知青回城以后。为什么?
关键是看爹妈了，就是现在说的“拼爹”。当时，爹妈的工作单位是全民所有制，你就很幸运地成为一名可以享受国有企业待遇的新工人了。可以高正无忧地躺在“铁饭碗”里生活了。(打破“铁饭碗”是后话了)。如果你的爹妈是在集体所有制里工作的，你也只好认命了。总比那些无依无靠回家，被安排到街道里弄生产组去一天挣八毛、九毛钱的好。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就是到了新单位以后干什么?以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当时我顶替了父亲工作，来到了一家中型机床厂工作。1500人的厂，一下子从农村顶替来了300人。按照当时社会的习俗，在这样的国企里，能够干上技术工种绝对是幸运儿。于是大家相反设法，托人找关系，祈求一个诸如钳工、车工、磨工等技术工种。爹妈们在看见自己的子女回来后，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操心。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获得一份好的职业。请客送礼烧香拜佛，结果出来以后哭的笑的应有尽有。底层的老百姓啊，就是这样的煎熬。
不管怎么说，回城的人能够顶替总比那些一下子还没有工作的知青好。所以，官方的媒体大力宣传北京知青买大碗茶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其名曰：正面引导。
多年以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谈到中国股份制时有这样一段话： 1978年10月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历时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无数知识青年从城市进入农村。其实当初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就业压力很大。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曾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不顾生产力水平低、层次多的特点，人为地搞所有制形式的升级过渡，轻视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使所有制的经济形式越来越向单一发展。这给我国经济建设、劳动就业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在文革以后，这种困难和问题首先以劳动就业为薄弱环节表现出来。因为“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国有工商企业又因体制问题和政治原因，长期人浮于事，冗员充塞，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员就业。到1979年，回城知识青年大约1700万。 ……这么多人一下子涌回城市，第一个压力就是就业问题。“待业青年”就是那时候诞生的一个新词汇，比“失业”好听一点。 ……成千上万的返城知识青年要求政府分配就业，而政府和企业又无法满足这么多待业人员的要求。矛盾非常突出，甚至出现了包围火车站、包围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体事件。因此，中央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寻求解决办法。在会上我就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知青返城催生了中国的股份制。这是厉以宁教授的结论。厉以宁认为，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无心插柳柳成荫”，知识青年返城带来的就业问题，让我在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提出了股份制，但是我提出股份制并非权宜之策，而是在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中得出的结论。
还是回到我们讨论的话题。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苦难以后，在回城以后的遭遇更为艰难。当年回城很难，但是回来后更难。所有经历过回城的知青或多或少都能够感同身受。你从农村回来了，意味着你从回城的第一天开始就必须一切都从头开始。要重新考虑如何安家、如何就业、如何立足。那时，有极少数的知青好不容易回到城里，因为就业的原因，甚至是因为家庭居住条件的原因无法立足这个城市，只好又重新回到农村去的例子很多。十年了，这个国家在疯狂地干“革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奔溃的边缘，已经无法接纳这些苦命的孩子回家了。这代人啊，就是这样在苦难中继续挣扎!
4、自我解救
多少年了，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公开的媒体上的字里缝间看到一些真实。
197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不要“挤”知识青年》的读者来信。这封信呼吁各地农村、农场应该做好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凡是回来的都要欢迎，关怀他们，使他们感到同家里一样温暖;要保护青年点的财产，要切实解决青年生活上的具体问题;对城市青年和本地青年一样信任，一样使用。
这里至少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一些已经回城的知青由于各种原因又重新返回农村。而农村对于这些又回来的知青是不欢迎的。
但是确实有一些知青朋友再次回去了。2009年7月的时候，我有机会再次回到云南农场时见到了曾经同一个连队的重庆知青朋友。在大返城以后，他回到了重庆。那时，女友在农场，加上安排的工作不如人意、家里的居住条件实在无法想象等原因，最终他选择了回到农场去。这辈子他就这样安心在那里了。
想着回城，真的回去了却发现问题一大堆。无论是回城的也好，再次回农村的也好，都是在寻找自己的出路。都是在解决生存的问题。自小到大一直在听伟大领袖的话，一直在跟着党走，等到明白的时候才突然发现什么事情还是要靠自己。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大救星”!
为什么说这代人经历了苦难?有些人可能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不是说已经解放了吗，不是生活在阳光里长在红旗下吗?那么如何解释应该长身体的时候遭遇的是三年的饥饿;应该读书的时候遭遇的是无法无天的革命、中止了读书权利;应该工作的时候被驱赶到遥远的边疆和农村;应该重新成家立业的时候遭遇的是新的磨难。
在一片废墟上再次前行的中国，已经来不及顾及这代人。史料上记载：1978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时，已有人提出“八百万人闹事谁受得了”的问题。领导者有理由认为，1979年春可能出现闹事高潮。一位驻华美国记者报道说：“这可算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强迫移民。这个措施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情绪，一方面来自不能适应苦难而单调的农村生活的青年，一方面来自他们的父母亲。”(福克斯•巴特菲尔德：《中国放松青年下放农村的政策》，《纽约时报》，1978年12月5日。)
这就是这代人的苦难。我们能够忘记吗?!
想着回城，梦中回城，真的回城了却发现这个城市我们很陌生。人们会以惊讶的目光看着这些灰头土脸的人携儿带女、拖着大包小包带着一脸的疲惫回家的人。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身影。也许回城的人要比还留在农村的人幸运一些，也许新的生活给予的动力使我们更加渴望在城里改变自己苦难的命运。但是，现实是很严酷的。生活是不相信眼泪的。我们在那时面对的是城市拥挤的住房，几乎容不下我们一点立足之地。安家的不易带来的烦恼立刻被就业的苦恼所代替。我们还能够干什么呢?城市不需要锄头，城市需要的是知识。而我们恰恰是一群没有文化知识的“小学本科”毕业生。十年没有摸过书本了，拿起笔的手都会发抖，唯一剩下的是一身力气。这时，我们在哀叹自己真的是生不逢时啊!
我在上面讲到的那位重庆知青，当他向我讲述再次回到农场的过程时，我更多的感受是城市已经容不下我们了，虽然这仅仅是个别的现象。大多数的人在苦难的煎熬中坚持下来了。我曾经问过一些知青的朋友，当时为什么会坚持下来?许多人告诉我的答案时：再苦，总比农村好吧，我们还有脸回农村去吗?
无奈的选择，无奈的决定。
怎么办呢，只有靠自己了。于是，我们在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以后，要紧牙关坚持。
安家，可以在三四个平米里蜗居，甚至可以三代四代同堂拥挤在一起，还有想方设法去借房子居住等等。只要能够在城市里住下来，再苦也能熬。总会出头的，我们就是这样坚信的。
就业，可以干任何再苦再累的工作。实在没有事可干，就自己去摆地摊(这是今天的叫法)。冒着“投机倒把”的罪名，躲避执法者的追赶，为的是每天能够挣到微薄的生活费，能够活下去。
还有教子育女，还有赡养老人。上有老下有小，肩头的压力、内心的压力是如此沉重。风里来雨里去，为了生存需要坚持活下去。
那时，最为欣慰的是这个国家开始安定下来了。再也没有“文革”期间的混乱，全国上上下下都在一心一意地搞建设了。我们终于看见了真正的希望，心里坚信未来是能够好起来的。正是怀揣着这样的希望，在如此艰辛的生活里，开始了补习初中、高中的知识。蜂拥着去报考业余大学、电视大学等等。渴望着追赶失去的时间，渴望着能够通过知识的力量来改变自己苦难的命运。更多的朋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认认真真地干一行爱一行，学习技术，珍惜来自不易的岗位，掌握一门能够生存的技术，立足于这个社会。因为，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没有“救星”，没有“救世主”，要活下去只能靠自己去努力、去拼搏!
有人说，这代人是从农村回来的。由于农村的苦难锻炼了他们。所以，他们能够在苦难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这就出现了所谓的诸如“青春无悔”之说。
不去纠缠于这些无聊的争论。我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我们经历了苦难，但是绝对不能歌颂苦难。我们需要记住苦难，不忘苦难。告诉我们的后代，不许苦难重演!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