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官僚体制之一部分的学术领域，摧抑机制有效甚至高于普通权力方面。简单地说，中共现存学术体系不出可能出现亨廷顿这样富有创新性的学术大师，也不存在具有亨廷顿潜在素质者，此谓“无亨定理”。“无亨定理”情形下，需要追补的一项叙述是：国际上许多像亨廷顿那样的研究者不仅是以自由撰稿人生活状态存在的，而且高级研究人员身兼自由撰稿人也是较为正常现象。从广义上讲，任何一个相对成功的自由撰稿人均是一个良好的私人情报学原理应用者，能够严谨写作的学术人士更是如此——参考文献资料的恰当使用以及此前的筛选，本身就是最直观的私人情报学活动。在中国泛网络时代里，许多优秀学者在网上发言不仅推助了“此等三会”形成一个趋势，而且已经造就了体制外学术的质量优势。从战略学角度看，构筑未来社会的思想资源优势很明显在网络异议一方而未在体制内低智商造梦力量那边。此种战略优极有力于推动公民社会思想的传播，从而也使知识价值生产为整个文化共同体提拱全面转型的精神资源。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引言：网因何而泛？
制度经济学的基本信条「技术进步诱致制度变迁」在中国由前网络时代迈入媒体所指称的「信息时代」时代，表现几乎完美，尽管看起来中共国家的统治本质并未发生改变。然而，认真考校却可以发现支撑此一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无可逆转地边缘化。其「社会」之虚有主流之名，亦在实质上让位给泛网络社会。一方面，统治权力体系试图引进传统规制以提振道德恢复的信心，但实在已陷入疏阔之状，以致刚树起权威（威权）形象的最高党首也遇到严重的个人讥讽【注一】，尽管这种讽刺远不是《群丑图》那样的诋毁。另一方面，更加泛化的学术传播让意识形态体系的学术产品失去市场，即遭遇严重贬值的窘境，因此其内部的潜行之自由化被掌控者目视为危害，如袭美国之封赏的「亚洲第一智库」【注二】社科院坚决反对学者自由撰稿人趋势——该院院长王伟光声称「社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联盟，想说啥就说啥」【注三】。
与统治体系的尽可能收紧表达话题与规模不同，更与它的实质边缘化不同，网络世界出现了「两个一切」现象：一切人均可上网，一切话语题均可网上讨论。这是泛网络时代的最根本特征。特征背后的社会学意义则是：讨论现象带来法理认知，如郑州公交车上打人老者自亡涉及到公交服务责任与照顾座是否被占用之间的关系【注四】；争议学术带来历史检讨，如大饥荒年代饿死人数与政治伦理之间的关系【注五】；分享生活带来价值交流，如所遇各类规制与自由权利之间的关系【注六】，凡此等等。简单归纳，又可称为「三大带来」，即泛网络时代的三个社会演化内在微妙运动。
一、精英阅读：道德自觉的指向
以上「两个一切」至「三大带来」在政治学上的后果是相当明显的。如果展开来讨论，肯定需要一部相对专业的著作。在本文中，我只简单描述为如此情况：在泛网时代里，被边缘化的统治体系经过千辛万苦构筑的意识形态结构，会被一篇评论性博文所击垮；长期适用的某些治理原则，会因一条微博质问而完全失去正当性；也许是并无恶意表述的某项社会治理愿望，会因一个话题讨论又被推到「被批斗」平台上去。为了简炼表达，将此压缩为「此等三会」。「此等三会」显示了泛网时代的网络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性，与这个既存而持续的重要性相对应，借助传统自赋权力的统治体系仍然力求控制。除了人们平常听闻的几条规定、名人表态（以示服从）等之外，在管控价值的向上，它们仍是与「非法出版」的专业斗争，尽管没人敢把网络未设前置审查的表达直指为「非法出版」。
「非法出版」已经占据了道德优先位置，以致改写了多数管控道德根柢。从政治斗争的历史逻辑来看，此种已有全（网）民基础的道德优势源于专制主义严厉管控时期的精英阅读。精英阅读导致大量「非法出版」的出现，在前东德时期最为典型，以致今日有相关的专题研究。在东德国家案例中极端的管控是自我审查，其如一位作者（托马斯•克莱因）之言：「最有效的控制和培训监控技术的真正目的是自我审查，把作者、电影制作人和词曲作者、记者和科学工作者都变成自愿的政权『精神帮凶』。」【注七】而那些不愿做帮凶或表面做帮凶但实有真实内心需求的人们就不得不走向「非法出版」，使一些具有不同于政权要求的印刷品暗中出版。该类印刷品在前东德被称为「萨密兹达（Samisdat）」，在前苏联被称为「萨米亚特」，于今，在中国仍然现实形式，年高作家铁流被控非法出版一案【注八】所涉出版物就是中国版的「萨密兹达」或「萨米亚特」。目前，仍然发挥重要启蒙作用的中国版「萨密兹达」或「萨米亚特」，更多的形式是我曾谓之的「白封出版」【注九】，无正式出版书号亦无销售价格，发生逻辑亦是精英阅读暨异见表达。
正如当今网络表达可以产生「此等三会」效果一样，前东德出现了追寻真正历史的民间思潮，其有类于本文上面提到今日网络上的「学术争议带来历史检讨」之状。或者说，后者的人类政治文化谱系基因来自于前者。德国社会学家安德里亚•格内斯特对此描述道：「出生于工农社会国家的新一代年轻人强烈要求亲自贴近了解与国家宣传明显不同的真正德国历史面貌，因此从六十年代不断出现自行组织的波兰临国之行。」【注十】随之，「在亲自了解刚刚过去的东德历史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对国家政府不信任的感触。」【注十一】
二、键盘战争：控制模式产生免费情报
泛网络时代印证了制度经济学技术与制度关系信条，也因其有人类政治文化谱系的遗传基因，它自然要与基因环境的相关因素产生联系。从这点上来说，尽管当今基于传统权力的网络管控具有文化反动性质，但在社会演进尚未至纳伊姆（见上篇最后一个引述文献）所预言的全面颠覆性创新局面，那么，网络管控仍然有存在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虽然更进一步削弱了统治的合法性，亦致合法性更加远离正当性，但不容忽视的是：正是此种管控推进了私人情报学的合理性，乃至填充了后者的内容。
网络管控不可能再像传统的对「非法出版」查处那样，实施现场查封，尽管一些刑事追究时有发生，本质上是原来传统权力希望通过自我审查而成为「精神帮凶」的特定社会人群，其中有许多转为网络上的反抗者乃至社会新的精神领袖。于是，管控者与反抗者形成了几乎不见面的博弈，双方以网络为战场，以键盘为攻防物质手段，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战、文化战、信息战、心理战。在这种态势下，情报更脱离了传统的意义，既淡化了大而高的归属性质又与法律规制几不相干，私人情报的获得更无须采取特定的秘密手段。简单地说说，管控模式会主动地向任何一个管控目标免费派送情报。在较狭义的私人情报学概念内，可以试举一例：我曾有三首较为敏感的政治诗作（如《新的出埃及——继续为赵常青弟兄祷告》）发表在我的网易博客（二〇一三年四月至八月间），但在二〇一四年下半年查阅时发现「被丢失」；起初，我并未意识到「被丢失」状况，以从转载者那里回载和寻找备出诗集的资料来重新发表；末期，博客管理方马上对三首诗予以首页推荐，以示丢诗与自己无关。作为一个并不轰动的网络管控事件，我认为：「『第三只手』在以黑客技术偷窃并毁匿我的诗作之同时，也等于向我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情报学与私人情报学方面的信息：第一，他们不希望网民看到有人在支持赵常青那些人，极力防堵官员财产公开方面的民意，说明他们与腐败势力勾结；第二，他们不想让『文革』成为一个持久网络话题，说明他们与极左势力在价值观上的重叠；第三，他们试图为网络政治事件消因，说明他们与网络管控集团有利益分割关系。最后一项更好地说明了中国国家恐怖主义的非政治特征，就是大量的分利者是靠制造政治恐怖来博取自己特殊利益的。」【注十二】
私人情报学具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但它的政治意义不在于政治控诉，甚至不在于有意争取政治道德优势，而是准确地建立一个实证政治学的分析系统。尽管在于私人，但性质却是公共的。与此同时，在实证政治学分析模式内，私人情报学还会将网络阅读与学术表达自然地融合起来。比如说，对于周永康贪腐案（政治事件与网络关注热点）所涉不正当两性关系之分析，几与媒体炒作即娱乐大众无关，而是通过性作为权力的历史上来说明权力不正当权利化的后果。在更严格的逻辑之下，认为周有与多名异性同场景性行为，首先是基于历史传统（如《史记•殷本纪》所记帝喾与有娀氏女简狄及另一女性共浴即三人共同性行为）而降低后世道德的附加色彩，「那是因为性作为权力，在帝王那里是不受限制的或者说极少受限制」【注十三】，以及「当性权力被权利化时，必然要赋予它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如繁殖皇族（天然精英）后代的需要」【注十四】。其次是通过网络对此类学术分析的认可程度包括管控方的负认可，其为什么样的状态，可以收集网络政治生态方面的情报，并向社会提价值判断【注十五】。
三、战略优势：更加积极地生产知识价值
键盘战争作为信息战形式之一种当然是统治体系本身主动挑起的内战，其针对人民的内战目的在于维护统治体系的生存。在此大目标下，为保证意识形态生产可持续，会极力防止「此等三会」对意识形态生产造成的强力冲击。更内在一些的机理是，对网络异议保持心理压力，可以虚构低质量的国家战略理论体系。美国的一个网络安全联盟已经注意到了中国黑客威慑异议人士的有关活动：「由中国政府支持的强大网络黑客单位Axiom，不但入侵全球政府和私人企业网络获取有利情报，还针对批评及挑战中共专制政权的国内外人权、环保组织和活动人士发动黑客袭击，以便压制不同政见的目标。」【注十六】
除了欲对异见群体施加通过网络异常散发的心理压力，此类针对异议力量的政治攻击本身并不具备多少传统情报学意义，而是统治体系整体性战略不自信的表现。其无从获得战略自信是因为其智库系统处于绝对低智商水平。对比社科院承袭美国研究体系赏封「亚洲第一智库」与习近平（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上之曰「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注十七】，可以判断出统治体系智库系统处于绝对低智商水平的真实状态。此问题反映在学术体系是为如何培养中国版的亨廷顿，让后者像美国的原版一样为国家崛起提供持久有效的战略支持【注十八】。事实上，不用说中国智库里工作者必须受制于「不是自由撰稿人」之律条，仅就政治道德与学术判断的高端性结论而言，此亦为不可能。比如说，反对西方民主的政治上正确说辞追捧中共统治体系内部多元机制（是精英政治之一种）基于任人唯贤之文化传统【注十九】，而现实中设置的成「贤」的朋党标准、黑金额度诸潜在规格，从人格上摧抑了入「贤」体系的人乃于产生精神崩溃。官员自杀比率远高于平民也高于整个社会。作为官僚体制之一部分的学术领域，摧抑机制有效甚至高于普通权力方面。这样，还没考虑学术领军人物贪污学术经费的卑鄙行为。简单地说，中共现存学术体系不出可能出现亨廷顿，也不存在具有亨廷顿潜在素质者。此谓「无亨定理」。
「无亨定理」情形下，需要追补的一项叙述是：国际上许多像亨廷顿那样的研究者不仅是以自由撰稿人生活状态存在的，而且高级研究人员身兼自由撰稿人也是较为正常现象。还有，从广义上讲，任何一个相对成功的自由撰稿人均是一个良好的私人情报学原理应用者，能够严谨写作的学术人士更是如此——参考文献（资料）的恰当使用以及此前的筛选，本身就是最直观的私人情报学活动。中国泛网络时代里，许多优秀学者在网上发言不仅推助了「此等三会」形成一个趋势，而且已经造就了体制外学术的质量优势。从战略学角度看，构筑未来社会的思想资源优势很明显在网络异议一方而未在体制内低智商造梦力量那边。此种战略优极有力于推动公民社会思想的传播，从而也使知识价值生产为整个文化共同体提拱全面转型的精神资源。
结语：全球春秋时期到来
以上所言战略优势是否关于键盘战争（内战）的盲目乐观呢？不是的。在全球化加入网络化因素之后，即便在全球政治竞争中的强势国家均面临同类的问题。在美国，政府网控力量与方式已经转到社交网络，以求发现诸多社会变化元素，比如恐怖主义作为社会运动对美国的威胁【注二十】而不只是现实的事件性攻击。甚至，在此情报极端分散化也更日渐私人化的情形下，中美之间的数字冷战已经降低了权重。在俄罗斯，专业情报工作也出现衰落迹象，有军方背景的专业人士认为：「较之侦察员，分析员凭借与生俱来的或是『后天形成』的知识储备，能够接触更广泛的各类情报，能更体系、更深入化地分析所发生的一切。」【注二十一】——俄罗斯渴求素质良好的分析员，也就是说其国家的情报分析能力跟不上全球化的情势。
美俄出现同质象异的问题即便不是说传统权力体系正在丧失情报优势，也说明私人情报学的纯民间化在市场层面正对传统情报学产生替代作用。民间化的趋势具有多种内在含义，而基于知识作为信息一种的何人拥有更好的享用权力之前网络时代基础仍然没有发生变化。俄国学者提醒人们「历史上，杰出将领通常也是不可多得的分析家和预测者」【注二十二】，这相当于我对严谨写作的学术人士之私人情报学身份的判断。在泛网络时代，即便不是每个私人情报学掌握者都可达到杰出程度，他们因在民间而拥有了网络与纸面双重信息（知识）获取系统，其分析预测也早具超越传统情报学的优势。从纯技术角度讲，完全利用公开资讯而规避任何法律风险。这正是泛网络时代的奇异恩典。
全球化渐与民间相融合，其私人情报学意义不仅指向了全球公民社会之可能，而更给出了一个全球化的中国古典与现代对照之下赋予孔丘一个「网络身份」，他无疑是第一个私人情报学的成功掌握者，尽管那时无此概念。观诸中国历史，打破学在官府的第一人是孔丘无疑。而今，中国因进入泛网络时代亦进入了思想生产的「第三个春秋时期」（其前，南北朝应视为「第二个春秋时期」），全世界呢，亦正进入全球春秋时期。
注释部分：
[一]参见博讯网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转刊《纽约时报》文章《又「拧」、「横」又「二」的习大大》（作者：驻京记者狄雨菲，即Didi Kirsten Tatlow）。
[二]参见《瞭望•新闻周刊》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报道《中国社科院：亚洲第一智库》（记者：尚前名、张辉）。
该报道称：「在美国『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日前发布的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亚洲最顶尖智库第一名，排名『非美国』最顶尖智库第二十五名，再次体现了在其全球智库领域的影响力。」
[三]参见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四年十月号文章《北京爆发意识形态混战》（作者：戴延浙）。
[四]可参见「笨人自由生活」（网名，网易微博）于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发起的话题讨论。其在#笨人笨语#专栏写道：「日前，郑州公交车上，一老人因一轻年不肯让座打其四个嘴巴，而后老人猝死。睹此消息不胜唏嘘，揍人有风险，扇脸需谨慎。当下，某国逼梦，某裆逼爱，老人逼让……阴鸷邪佞之气可谓咄咄逼人！」
[五]可参见「东方草圣」（网名，网易微博）在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起的话题讨论。其在专栏#求真#回应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是「探索性质的错误」之理论判断。
[六]可参见「绝于集团」（网名，网易微博）在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二日描述的旅游见闻），描述从长春到韩国买中国香烟，国内九十元（每条），韩国三十元，结果一位游客自购五十条。最后问道：「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民还需到外国购本国产品，幸福不？」
[七]参见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英格里德•宗塔格等著《民主德国的秘密阅读》（汉译本，吴雪莲译），第八十三页（托马斯•克莱因《秘密阅读与颠覆性写作——八十年代东德图书审查与反对派公众》，第七十四至第八十七页）；吴译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二〇一三。
[八]可参见《纽约时报》中文网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报道《八十一岁异见作家铁流被正式批捕》（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
[九]白封出版，是我在未了解「萨米亚特」前苏联地下出版形式（还有其后知道的前东德「萨密兹达」）之前，使用的针对中国同类出版物的称谓。
可参见拙著《我从来就不喜欢鲁迅——从政治异见到文化异见》（文集），第二百〇五页（全文《「白封出版」的重大意义——推荐好书〈思想的蝴蝶〉》）；拙著版本：台湾秀威资讯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
该文初刊于《传知行学术通讯》（电子版）二〇一〇年第六期，二〇一一年八月三日转发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
[十]与[十一]同[七]，第五百一十六页（安德里亚•格内斯特《「他们那么多自由刊物令我们自愧不如」——看八十年代东德萨密兹达中的波兰》，第五百一十四至第五百二十五页）。
[十二]参见拙文《「丢诗记」与「第三只手」》，载于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四年八月号。
亦可参见[九]指博客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号，但有副题〈中国网络政治史拾零〉。
[十三]与[十四]参见我的博文《最早的3P——性作为一种权力的历史视角》，载于[九]指博客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该博文发表后马上被博客管理方做了「首页推荐」，但很快又被屏蔽，稍后又被解遭。这种反复（包括解禁后再屏蔽）会时常发生。
[十五]对于侯书文在网易微博上以#书文说事论时#（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指向央视多位女主播做周永康「后宫」之说（未如我后来分析指一人对多名女性同时在场情形），指出：「在人性普遍昏暗的时代，以性别说人品本身是不道德的。以出生年龄段来论说，稍微好一点；以行业所在来说，更好一点；以政治身份归底来说，基本接近事实。」
[十六]同[一]，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转引《美国之音》网站文章《美报告：中国高水平网络袭击对准异议人士》（记者：钟辰芳）。
[十七]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转引央视消息《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记者未详）。
[十八]参见《环球时报》二〇一四年九月一日综合报道《中国如何培养出自己的「亨廷顿」》（记者未详）。
[十九]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文章《民主的危机及其未来》（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新华社《参考消息》五月二十六日转刊，题目未变，第十版〈参考论坛〉。
[二十]参见拉美社哈瓦纳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日电《社交网络：美国操控的新战场》（记者：路易斯•布里苏埃拉•布林格斯）；同[十九]译介报八月四日，题目未变，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二十一]与[二十二]参见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网站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文章《情报工作需要动脑子》（作者：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士、军事学博士谢尔盖•佩丘罗夫少将）；同[十九]译介报九月二十六日，《信息时代更需要专业情报人员》，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特别鸣谢：本文是应征《民主中国》网刊专题征文“民主转型与公民社会”的系列写作第十三篇，也是该系写作的最后一篇。特此感谢《民主中国》网刊编辑和工作人员，使我的学术研究成果得以及时发表，并通过此种研究为中国的民主化和公民社会建设提供微薄贡献。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上午，彦臣写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