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笔者撰文《“习近平法典”的真谛》，主要谈中共党国体制下权大于法，本就有悖于法治真精神；习近平为了回击普世价值和民间民主化的呼声，刻意强调“党的领导”才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精髓，更把习式“依法治国”的本质大白于天下。然而，也可能有人会说，毕竟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大量推进依法治国的具体举措，用习近平的话就是“从目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出发”，对如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等进行了详细论述和部署，总不能说这些全无积极意义吧？
为了回答上述疑问，我们不妨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有关内容区分为“技术性的”和“政治性的”分别加以分析；前者指那些具体制度设计、调整方面的举措，后者则指更直接体现“党的领导”原则的条文规定。比如，立法，关乎党国大统，所以“政治性”条文凸显，诸如“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等等。此外还有“法律制定和修改的重大问题”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报告”。这是“党主立宪”、“党在法上”的活脱脱的体现，文件在申明这些原则、阐释这些规定时一点不含糊，倒也颇具习式特点。
“技术性”条文，主要围绕如何建构“法治政府”的具体举措展开，比如要“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等等。习近平在谈如何做到司法公正时特别举了个例子，即“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全会决定规定，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习也谈到要“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诸如此类，还有很多。
能说这些具体举措全无意义吗？当然不能。习中央在推进“法治”上是认真的，绝非装装样子而已。我也相信其中一些措施至少会收到短期效果。但在作出如此肯定的同时，我们不要忘了：
第一，文件列举的“技术”层面的所有举措都是为了扭转中国共产党的癌变趋势，维护乃至强化党国的根本制度。当然，大概在习近平的心目中，这样做也同时是为了“人民”。考虑到开明乃父的影响和习近平下乡知青的经历，我情愿假设“人民”在习近平的情感中确实非同一般。但话说回来，哪个皇权时代的统治者不希望在他的治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呢？哪个有作为的皇帝不为此去大力整肃吏治，希望他的臣属们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然而，这与其说是为了“人民”，不如说是为了统治者自己，为了皇权坐得更长久、更安稳。今天的党国并没有超越这个逻辑。因此，在这里，“技术”（各类廉政、反贪法规）是服从于、服务于“政治”（党的江山永固）的。
第二，从历史长程看，这些措施真能奏效吗？我不相信会如此。像习近平提到的“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早已是党国沉疴，在过去30年中，有司不知发过多少文件、通知，开展过多少“活动”（现在不再叫运动）试图遏制之，却收效甚微。为什么？因为这个迅速癌变的肌体自身产生了强悍而可怕的抗力。在中国，人人都知道潜规则的厉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它把一切看似周密的制度化努力全部消解于无形。今天习近平强力反贪、推行“法治”，可能弹压一时，但过不多久，新的对策一定会孕育，一定会滋生，一定会繁衍。这样的事情过去见得还少吗？
更大的问题是，党国自身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它的反贪腐必定是有选择的，并非真的“零容忍”。有人统计过，十八大以来打的贪官，包括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大老虎”，绝大部分是草根出身，鲜有红二代锒铛入狱者。这样的“法治”自然无法服众。这不是说习近平不想打红二代中的“中老虎”、“大老虎”（让我们姑且作此假设），而是说他的权力结构基础决定了他不可能真的打下去。在这个层面上，“技术”（具体制度）是不解决问题的，根子还在“政治”（党国体制）。
文件中讲了一堆如何加强对权力“监督”的话，然而在当今中国，人大监督不了同级党委、也监督不了同级行政官员是尽人皆知的事，所以党的纪检机构才不可少，中央巡视组（钦差大臣）才不可少。问题是，这种权力监督机制不是现代的，而是前现代的；不是法治，还是人治（中央巡视组对总书记负责，钦差大臣对皇帝负责）。“习近平法典”继承了这些，并且试图在“技术”上完善之，但它真的能解决问题么？解决不了，还是那句话，根子在“政治”（党国体制）。
总之，习近平的“法治”努力无论多么雄心勃勃，从长程看，必定无结果，必定是无用功，现在就可以断定。
那么出路在哪儿？
其实，关于如何约束权力，如何避免权力的恣意妄为，世界上早有成熟经验，那就是使权力成为可监督、可替换的东西。可监督，所以需要言论自由和独立的媒体；可替换，所以需要结社自由和反对党。这就是普世价值。它植根于我们的人性，而与国别无关。按照这个方向去使劲，制度设计才会越来越科学，国家发展之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做到这一切，第一步是停止诋毁普世价值。统治者不再囿于一党私利，真的以13亿国民福祉为己任，则迈出这一步并不难。
于美国新泽西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