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可能出现的“平反”方式
“六四”不但是中共当局二十年来的一个既不敢回首也不愿面对的一个心结，而且也是六四一代永远无法忘却的、刻在心底深处的伤痕。目前看来，在广义上仍然是两个阵营之间持续至今的角力，虽力量对比悬殊，但谁也无法战胜对方。从当局这一方看，已由众所周知的“暴乱”早已淡化为“动乱”，继而降格为“风波”，现在干脆在一切场合都尽可能回避这个字眼。事实上，当局表面上闭口不提，其实内心也都清楚，至少在处理的方式上确然已犯了大错。那么，为什么知错而不改呢？显然一是害怕由此而动摇其执政的基础，威胁其一党独裁的统治合法性。二是胡温政权即使想改，也没有能力更没有胆魄触及这个政治上的“烫手山芋”。就连《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那本书里被问道当初为何不下决心彻底进行政改这个问题时，也不得不颓丧地承认：“我没有这个实力”。
至于胡温，也许他们心理上其实知道这个事件在今后迟早会获得平反昭雪的。但他们也十分清楚自己在个人影响力或统治权威上，只能算是继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之后最为弱势的一个极权政体。
那么，在此权且以个人的观点揣测一下“六四”这个在中共治下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政治丑闻，今后有可能获得公正评价即“平反”或曰“正名”的方式吧。
1、中共自己纠错的可能
在表述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中国暂时还不存在任何能够替代中共的在野党或政治组织。无论中共政权在它执政以来所犯下的罪错有多么严重，你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党现在甚至将来都不会消失。就像俄国及其它原来的附庸国一样，虽然它们早已实现了民主政体，但它们的共产党仍然没有消失。中国即使民主化了，中共很可能就是最大的在野党。
中国不同于俄国的地方，还在于一直以来，深厚的儒家传统文化底蕴至今仍在深深地影响着当代的中国人。而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就很容易对统治者在强权下的哪怕一点点让步、退却甚至善举而在草民阶层形成比较广泛的认同基础。这也许才是最可怕、也最令激进的革命家失望的“灾民理性”吧。
我最近因签署《零八宪章》而在赴当地国保支队的喝茶中，当然是在比较和谐的气氛中，曾试探性地以断言的语气对他们这样说道：
“你们信不信？’六四’在将来的某一天，注定会得到彻底平反！”他们先是面面相觑地怔了一下，然后，还是为头的支队长开了口：“我不敢肯定会不会平反，但是，即使平反，也一定会要等到现在仍然在世的相关者统统不在了才有可能。”对此回应，我无语。因为他他说的确是可以理解的客观现实障碍。江泽民、李鹏就是“六四”的直接获益者。虽然看起来胡温与“六四”屠杀没有直接责任，但是他们也是因“六四”而获益的最大既得利益者。所以在胡温任内，就不用抱任何奢望了。他们这干人或许意识到好不容易才熬到权势的顶端，故此，为了这种同生共死的既得利益，就绝对会誓死捍卫中共的一党专制。一切都是为了利益，这是很多政治理论的立足点，也是很多人价值观的立足点。
后来国保们也承认，八九“六四”时，当时他们的立场也是站在学生一边“反官倒、反腐败”的。类似这样的人，在体制内肯定不计其数，多到可以延伸至中共政治局会议的台面上，只是寻常老百姓无法知晓罢了。
可以想象，在官方今后对于“六四”问题的提法上，仍然还有在遣词造句上的进一步弱化，而这只是时间问题。至于彻底的“平反”，可能性甚微。充其量会隐晦地承认当时“党和政府”在处理这个事情上所产生的部分误判加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致使小平同志采取了急躁的处理办法，从而导致了学生和部分民众的重大伤亡。但不必寄望“我党”像否认文革那样完全承担“六四”屠杀事件的全部责任。否则，一党专政的地位和合法性何以保全？
2、暴力夺取政权而后“正名”的方式
这种方式虽然往往是某些高调革命家们常常乐于高唱的“政治正确”方式，但从现实的社会、人文等形势分析，在未来不太短的时间内其可能性是很低的。这是因为：
其一，民众与政府的对抗至今为止，还没有达到乐观期待派所希望看到的激烈程度，尽管现在的官民矛盾和冲突看起来似乎确已在日益激化之中，但实际还在可控的范围内。不然贵州瓮安“6.28”事件、杨佳事件就不会在处理前后仍然得到风平浪静的效果。而且，当局也不是面对变局愚笨到一成不变的地步。事实上，每发生一起群体性呼吁或抗争事件，当局就十分注意校正事态的平息技巧。这也许就是著名政论家刘晓波所称的“当局的统治已经日益精致化”的原因吧。
其二，暴力革命的方式是不会得到绝大多数包括底层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的广泛响应和支持的。除非国内已有大量底层民众实在已经穷得“没法活下去了”。毕竟连生路都断绝了的草根还是少数。而中国人的忍耐力在我看来，应该是世界上最强悍的。人民不到没法活命的地步，就难以设想有人愿意如陈胜、吴广那样生发破釜沉舟、揭竿而起的勇毅。何况现在事实上共产党是在拆了东墙补西墙似地不断修正自己政策上的失败和偏差，如“孙志刚事件”发生不久，很快就取缔了收容遣送条例等恶法。这便可印证统治集团“精致化”的策略运用何其“与时俱进”？
提及暴力革命，我记得《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这本书中有这样一个访谈细节，当赵在回答朋友“你当时有没有考虑过在天安门振臂一呼的选择”时？他只回答了几个字：“内战，那样做的结果就是内战。”这说明赵不是没有闪过那样的念头，而只是绝不愿看到国家陷入兵荒马乱的境地罢了。当然有理由相信，这不仅仅是赵一个人的观点，我所认识的许多体制内外的朋友都不约而同地存在这样的共识。
其三，军队的非国家化，使得军队内部不可能不服从一党的“正确领导”。这是政体难以撼动的、最要命的人为阻碍所在。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都非常注重军权的掌控。毛泽东在世时，就不时更换“八大军区”的一把手，为的就是出于防止军事政变的考虑。现在胡锦涛在江泽民善于封官许愿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军人的待遇，也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况且，中国军队的编制中，一个有别于西方军队的地方是，从军级到最底层的班、排级都安排有一种“政治指导员”的位置，可别小看了这个职务的意义，他在保持军人对党的忠诚、维护军心的稳定方面是最厉害的一着棋。这也是原来从台湾国民党空军驾机飞回大陆的空军少校黄植诚在参加解放军（被任命为空军某航校副校长）后对军内设置“指导员”的编制豁然感叹不已的原因所在。由于中共军队这一特殊的政治编制架构已成惯例，故寄希望于军队内部起事的几率当是十分渺茫的。
二、中共的反对阵营影响力之分析
在面对中共统治集团可以称为反对阵营的势力中，独立中文笔会、国内的维权群体、海外民运团体、法轮功群体等显然在中共眼中已实际被看作是海内外的“敌对势力”，独立中文笔会的宗旨决定了聚集在这个团体里的作家群体只能是以笔为武器，仅仅限于维护写作者的出版和言论自由。而维权群体，严格地说，这个十分零散的群体，暂时还看不到有一个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来聚集成一个同心协力的组织，而迄今为止，许多维权事件的起因大都不外乎就某件具体的侵害或侵权向当局讨要一个具体的说法，矛头指向并非都是以推翻体制为目标；海外民运团体至今为止，已经在国内影响乃至国际舆论中日益边缘化，民运势力日渐式微的主要原因，乃是其自身始终难以凝聚共识，山头林立以及资金缺口所致。法轮功群体则恰恰相反，虽然他们并没有一个会员制约束，但其组织形式却出奇地严密，且十分团结。正因为如此，在中共的眼中，重点警惕的对象，早已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组织如笔会一类，也不是一团散沙的海外民运，而是人多势众的法轮功组织。现在，其他组织在国内可以稍加监控既可，甚至在监控下还可以给你有限的活动空间，但是，法轮功一出现，则一律猎杀勿论。不过，法轮功也有其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习惯于对事实的随意夸大，对暴力的极度赞美和对国内自然灾害的同情缺失。然而，不管怎么说，法轮功在突破中共信息封锁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就是开发“自由门”软件的成功。这应该说是该宗教团体的极端排斥者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三、海外“敌对势力”为何对中共难以构成影响
海外的反对阵营对中共当局难以形成压力的原因，大体上可以归为这样三点：
一是国内的封锁非常严密，也十分成功。在纸质、视频等公开媒介上则无需多言，20年来的言禁几乎做得滴水不漏。这一点与毛泽东时代并无不同。仿如刀枪不入的铁桶阵。民众就像被圈养起来的牲畜一般毫无破阵的自由。好在90年代末期互联网这一媒介的出现，多少打破了中共精心布下的信息铁丝网。
海外在封网与破网软件方面与中共网警一直作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对抗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中共在信息屏蔽技术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也必须看到，懂得破网技术也乐意追寻真相的网民只占中国内地网民总人数1.37亿的极少一部分，而绝大多数网民并不拥有也无意寻求破网软件，更有很大一部分网民通常是在玩游戏，聊QQ，看电影、追八卦等百无聊赖的神游中耗费时光。
二是海外民运不可能近距离地关注内地老百姓的利益和诉求，以及自身难保的东鳞西爪状态，故不但对中国威权统治，而且对满足于温饱的底层民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三是海外部分“反华”媒体或因难以及时获取国内信息资源的缘故而难免信息失真度高，或因习惯于采取“逢中必反”的策略，反而使得内地普通老百姓容易认同中共无孔不入、处心积虑的宣传口径。何况老百姓天天都生活在官方各种狂轰滥炸的媒体蛊惑之中。
四、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包括很多方面，诸如社会条件、历史机遇、民族性格、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因素，这是不以反对阵营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大多数国家如东欧在政治转型初期都经历过激烈的斗争、甚至暴力流血，付出社会成本动荡的高昂代价。由于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的组织体系十分严密，俨然按照一个最大的黑社会化方式在熟练运作，故而在党国机器、人民觉悟以及国际压力等暂无出现任何突破口或转机的今天，任何诉诸于暴力推翻的主张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当然，最后终于到来的政体转型，也无法完全排除会以暴力、血腥轮回方式实现的可能性。如果社会矛盾、民间抗争及暴乱事件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的话。但作为现阶段中国的实际状况来看，自由知识分子如独立笔会作家，最应该采取的方式就是如2007年国际笔会在公报中所表达的主张，那就是，从弘扬写作自由、维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出发，促进中国实现政治体制向民主化转型，然而并不一味谋求作出与当局对抗的姿态，甚至不排除与当局在形成某种形式的共识与默契前提之下，共同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独立笔会的上述主张表达了一种温和而理性的改良方向。这在中共“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政治改革却原地踏步的今天，不啻是表达一种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立场。后来提出的《零八宪章》则以和平、理性的态度，更为详尽地提出了旨在避免中国历史再次经历暴乱轮回而亟待改良的19条改革建言。
独立知识分子只有身先士卒地不断撑开思想领域、言论禁忌的缺口，才能为体制内外的力量提供政治改革的契机。正如苏绍智先生所言，民主不能坐等。而要靠所有有志于为民主、自由理想献身的自由知识分子广泛地启蒙、韧性的开拓。
不妨乐观地预测，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很有可能是以对“六四风波”的“平反”为突破口或信号。而对“六四”定性的否定，必然带来对腐败、对专制、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会结社等方面的全面开放。
我相信，这一天，既不会快到指日可待，但也不会让人们期待太久……
民主中国首发
本会网站转发2009.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