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1947年出生，初中就读北京女12中（原贝满女中），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文革”中坐过几年牢，在河北白洋淀当过知青。现为澳洲知名华裔女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生之舞》等。定居悉尼。
1. 初识毛子
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中学生吴景瑞的生与死，至今被大家念念不忘，作为一个世纪大案，存在于一代人的心中。
我第一次见到吴景瑞，是在从成都去峨嵋县的火车上。
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学文革报》被中央文革点名，遇罗克写的“出身论”被定为大毒草。牟志京的同班同学办的另一份报纸《只把春来报》也受到警告停刊了，说他们对我们小骂大帮忙。他们给牟志京四张去峨眉山的火车票。
遇罗文问我去不去，我说去。但要是告诉家里人，肯定去不成。我就不辞而别，跟着罗文、牟志京、王建复登上了去成都的火车。
在去成都的路上，我一直和罗文坐在一起。连和牟志京、王建复都没说话。到成都转车去峨嵋县，那火车与一般的不同，坐位在四周，没有门。一个高高个子的男孩站在门口，穿着白色的衬衫，蓝色的裤子，貌不惊人，我担心他掉下去。他用右手捋起左手的袖子，露出一块手表，对我说：“再有十三分钟就到了！”他就是吴景瑞，外号毛子。
第二次见到毛子，是在即将爬到峨眉山顶峰金顶的途中。
我孤零零的一个人背着行装吃力地向上攀登。罗文早已不知去向，其他的人更别提了，十几个同行者只有我一个女孩，除了罗文，我和谁都不熟。
参天的古木，寂寥空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我只是感到孤单，却不知害怕。后来听说山里是有土匪的，也有野兽的出没。突然，我看见一个人影在不远处晃动，定睛一看，是吴景瑞。在这莫测的深山老林里，我像看到了大救星：“毛子！”我大叫，向他奔去。正是“古路无行客，寒山独见君”啊！
毛子手里端着四方成像的相机，单腿跪在地上，在为一棵大树拍照，树干的外皮被刮掉，裸露的树干上刻着“四中”两个大字。原来他一直在暗中尾随着我，保护着我，在树上刻字等着我。
毛子平静地看着我，把我身上的行囊背负到他已经很负重的肩上，“走吧！”他说。他问我饿不饿？我说饿了。他说前面有一座庙，看看能不能找点儿吃的。
跨过一条窄窄的石上流的清泉，来到一座灰砖围墙的小庙。我跟着毛子走进庙门，看见一个穿着灰色僧服的人低头坐在小凳子上，手里摆弄着一根小棍，听到声响，头都不带抬的。我只能看见光秃秃的头顶，无法判断是和尚还是尼姑。毛子客气地跟他（她？）问话，他（她？）置之不理。
毛子无法，带着我走出庙门，没出几步，看着我失望的样子，他像变戏法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根黄灿灿的胡萝卜。“你哪儿来的？”“地里拔的。”他削干净皮，递到我手上，我连让都没让，几口就吃光了。
金顶终于在望，杨百鹏、何大明坐在亭子里吃东西，看着自下而上的我们，毛子几个箭步冲上去，转身给我拿来一大包白色的又香又甜又脆的花生粘，只听见杨百鹏在后面高喊：“兄弟，手下留情嘿！”
我找到遇罗文，我们在金顶老和尚开的旅店吃的斋饭，有蚕豆和豆腐干。每人租了一个用竹子做成的床过夜，第二天早上四点钟起来观看日出。
我和罗文站在白色大理石雕栏边，观看脚下的蓝白相间的云海，仿佛置身天宫。我扭头看见几米外的毛子，他披着一件租来的蓝色棉大衣，他看着我，犹豫要不要过来，我微笑着向他打招呼，他走到我身边，我们三人一起等待日出。
太阳先像个醃得发红的大鸭蛋黄，很快变成金色一跳一跳地升起来。“佛光！”有人惊喜地大叫，佛光像一面镜子，你向他招手，里面就有人冲你招手，佛光并不是总出现的，传说只有有福气的人才能看到。
2. 毛子牟志京的越南之行
我们从峨眉山回到成都，住在四川省委大院里，没有看门人。我们走进一间明亮的开着门的平房，靠墙有一个半人高的铁的绿色保险箱。有个穿灰色制服的干部尾随我们进来，问我们是哪儿的？我们说是北京来的想住在这儿，他用钥匙打开保险箱，拎出来一大捆已用绳子绑扎好的文件。临走时关照我们出门把门关好。
刚落好脚，毛子进来找牟志京，当着我和罗文的面邀请他一块儿去越南。牟志京坐在椅子上茫然地抬头，看一脸严肃低头等他回答的毛子。我不加思索地说：“我也去。”毛子看我一眼，给我一个坚定的否决：“你是女的，去干嘛？你甭去。”牟志京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你给我一天的时间让我想想。”
第二天，牟志京跟随毛子踏上去越南的征途。我和遇罗文则回到北京。
没过多久，我在遇罗文家看见牟志京，我感到很意外：“回来啦！毛子呢？”“我们一起回来了！”
牟志京说他俩乘火车到达最后一站广西凭祥，就必须靠步行偷越国境了。他们选中的路线只能是翻越十万大山。
牟志京说：“翻山时，蚊子像苍蝇一样大。我们把袖口裤口都扎起来，那也没有用，照样叮。蚊子在他们的头上脸上乱扎乱吸，包上罗着包。仅有巧克力充饥。我当时真是极度后悔，叫苦连天。毛子居然一声不吭，只管埋头探路向前。”
“我们终于翻过了十万大山，过了友谊关，走到公路上，向行人打听河内的方向。人们笑着给我们指路，显然对我们这样的越境者司空见惯。走了一段路，就被巡逻兵抓起来，送进一个兵营。我对军官说我们要去河内，军官说我们送你们去。”
“在兵营里，毛子和人下棋，赢了所有的参赛者。我觉得不对头，向毛子提议逃跑，毛子特别累，说睡觉睡觉。越南士兵用咬不动的牛肉款待我们。第二天，我们被转送到收容营，发给我们米饭菜团，菜团黑乎乎的，真是难已下咽。在一个越南中校和一个会说中国话的英俊的少尉的指挥下，把我们一大帮类似的人装进军用卡车，每个人还发些钱和车票。同时发给我们一张传单，上面写着，英雄的红卫兵小将，感谢你们抗美援越的热忱！并向你们的革命精神致敬！不过政治上的事情要由国家来解决，希望你们回国干革命！”
牟志京接着说：“卡车上除了我和毛子穿蓝制服，其他人穿的都是黄军装，相同的是大家都在抓，血淋淋的腿，血淋淋的胳膊，血淋淋的手。卡车开进睦南关，即友谊关，两边人员交换一下意见，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不由分说每人打一针，怕我们带传染病回来。就这样把我们遣送回来了。”
我饶有兴趣听完牟志京的叙述。
“毛子现在在哪儿？”我问。
“我们到北京一下火车，毛子直接奔向四中，我问他是不想家，还是真的对四中那么热爱。他没回答。我们回来三天了。他现在有可能在家。”
遇罗文听完牟志京的叙述，不满地说：“我真不明白，你们要革命为什么要往越南跑？中国有这么多问题需要解决，还往别人的国家跑！”
牟志京不甘示弱反驳：“实质性的问题是你有权力有能力解决吗？”
遇罗文不再作声。
3. 又见到毛子
见到牟志京的第二天，毛子到我家来找我。我高兴极了，以至于我没想到要问他是如何知道我家地址的。峨眉山他的仗义，他对我无私的照顾，他的吃苦耐劳，给我极好的印象，他像一个兄长，而我，从小就期盼自己有个哥哥。我五岁在南京的时候，有个十几岁的表哥带我去玄武湖玩，他把我抱上一个石台，眺望湖水，我觉得有个哥哥太骄傲了！毛子让我又体会了这种感觉。
“欢迎抗美援越的英雄归来！”我开玩笑地向他致辞。他笑而不答。
爸爸的身影出现在窗外，他拉开我的房门，不太客气地问：“这是谁？”
自从我不辞而别游历峨眉山回来，爸爸对我加紧了看管。
“他叫吴景瑞，四中的，他在去峨眉山一路很照顾我的。”
毛子很识相地微笑着：“伯父。”并冲我爸爸点点头，爸爸在心里衡量了一下，觉得毛子对我构不成威胁。就放心地离开。
“我们明天有一个行动。”毛子神秘地说。
“什么行动？”我好奇。
“我还想办报纸，但纸张控制的很严，买不到了，我们去请点儿。”
“怎么个请法儿，会有危险吗？”
“没有。”
“我要走了。”
“这么着急？不再坐会儿？”
“我还要去看六婆，她从小把我带大的。”
“是住在六条口里吗？”
“是，你认识？”
“她是我初中同学易小庸家的保姆，易小庸爸爸在美国，她跟姑姑住。”
没想到和毛子还有这么层关系，我和小庸来往密切，从未间断联系。她家的大四合院里还住着我幼儿园的杜老师。杜老师最不喜欢人一边走路一边吃东西。
后来是小庸告诉我，毛子的爸爸在旧社会是邮电局局长，六婆原是毛子家的保姆。后来才到小庸家来做，毛子家把六婆当亲人，经常来看望六婆。小庸还告诉我，毛子有个唱京戏的哥哥。
与毛子分手的时候，我说：“我明天去你家看看你还在不在。”毛子说行。
毛子走后，爸爸说他獐头鼠目。我不想和他争论。心想：“毛子虽然不是英俊少年，但也高高的个子，五官端正，尤其是他的眼光，温存善良，心像金子一样，对我那么好。他就是长得像法国作家雨果笔下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我都不会在乎，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哥哥。”
我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忙忙收拾了一下自己就出发了。
易小庸告诉我毛子家原来住在一棟小洋楼里。我去的毛子家是北京邮电学院宿舍。从我东城的家到海淀区要倒三次车，要用一个多小时，毛子家在四楼的一个单元。没有电梯，我爬上去，站在门外，听见里面一片叽叽喳喳，好不热闹。
我敲敲门。“谁？”是毛子的声音，我不由一阵欣喜。门开了，我看着完好无缺的毛子，放下一颗悬挂的心。“进来，进来。”毛子摆出一副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们正在摆老玉米宴呢！”
屋子里乱七八糟，五六个男孩坐着，靠着，每个人手里拿着根金黄色的老玉米啃着。他们冲我略微点点头算是打招呼。“这都是我们编辑部的。”毛子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根香喷喷的老玉米。我接过来，放在桌子上，没有勇气像他们似的大啃特啃。我坐在一旁，翻看一本过期的《人民画报》，竖起耳朵听他们的谈话。
那天是《只把春来报》编辑们一次重要的集会，有张育海，个子不高的沈大伟（两年后两人战死在缅甸），毛子（1967年7月去武斗激烈的东北，从此下落不明）；胖胖的何大明精神一度失常，1990年代殁于车祸；皮肤白白嫩嫩的杨百鹏，后来成为数学系教授；皮肤黑黑的李宝臣上了北大历史系，成为清史专家。
他们夜里蹬着三轮板车“请纸”失败，回家的路上，去老玉地顺手牵羊掰了几十根老玉米。
毛子问他的朋友们：“红八月时，你们哥儿几个怎么没发啊？”
“吓都吓死了！还发呢？”杨百鹏说，他爸爸是教授。
“你问别人，你呢？”张玉海说。他的个子最高，满脸红色的痤疮，说话脸上肌肉随之牵动，有人说他像法国大作家雨果笔下的笑面人。
“我去兰州了。”毛子漫不经心地回答。
“他比红卫兵串联还早，文革一开始，他就去兰州了。”有人证明道。
我看他们的聚会一时半会儿是不会结束，想和毛子单独呆会儿的机会是不会有了。我起身告辞，毛子也不挽留，让我和他到厨房去，我看见一个短头发衣着朴素的女孩在干活儿，“这是我姐。”我立刻叫了一声：“姐！”她四方小脸，皮肤细白，单眼皮，不大不小的眼睛，像个规矩老实的日本女孩。她冲我点点头，继续忙她的事情。
“他们都是才子。”毛子称颂他的朋友。
这不用说我也知道，能考上四中智商应该都不差。更何况我阅读每期的《只把春来报》，领略过这些才子们敏捷的思路和与其说是犀利不如说是挖苦的文笔。例如，他们在《论出身》一文里说有些人一听重在表现就“好像吃了多大亏似的！”引人发笑。
张育海刚才一边聊天一边还在改文章，一副心犹不甘骨哽在喉的样子。
毛子开始剥老玉米，剥了一堆，从我肩膀上拿下书包，往里面装。“几根就够了，不用那么多。”我不忍拂他的好意。
我走下楼，回头看毛子还在目送我，我拐弯听到他的关门声。
4. 毛子参加西单商场武斗
一天，毛子披着件军用雨衣来我家，站在院子里，爸爸看见他，没吭声，默认了我们的来往。
“你眼睛怎么了？”我发现他看我眼光有些异样。“中了颗气枪子弹。”他满不在乎地回答。
我吃惊地问：“发生什么事了？”我端详他的脸，右眼瞳孔比左眼大些，眼睛下方有个小红点。
毛子说：“西单商场发生武斗，我跑去支援跟我不错的一派，被打的。当时流了不少血。”
爸爸在旁边听见，也过来看看他的眼睛。问：“他们给你什么补偿吗？”
“没有，把我扶下来，就吃了点蛋糕。”毛子说。
爸爸一个劲儿地摇头。
“我的右眼瞳孔放大，视力1.0，这辈子就这样了！”毛子看着我的眼睛说，语气中流露出些许遗憾。
毛子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前，是很有作为，并准备大展鸿图的。毛子亲口告诉我，他最早就参加了牟志京的《中学文革报》。牟志京也向我证实这一点，同时参加的还有四中一位叫毛宪文的老师。最早在四中有个《中学文革报》的联络站。毛子对我说：“后来越琢磨越不是味儿。就退出了。”毛老师也差不多同时退出了。
毛子和同班同学张育海等几个人就另立炉灶，办起了《只把春来报》。
张育海是1963年从八中考入四中，因肺结核休过一年学，1965年回校插入毛子所在的高二（2）班，应该比毛子他们大一岁。张育海数学英语免修。
张育海的父亲曾留学英国，解放前因车祸身亡。母亲在某大学管图书。母亲的三叔是著名民主党派人士许德珩先生，张育海和三个哥哥称其姥爷。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毛子，他去了武斗最厉害的东北，就此从我们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了。五十多年来，有过一些毛子的传言，却从来没有他的确凿消息。
新三届2021-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