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青少年时代在乡下度过，1950年代1960年代，乡下的老鼠太多了，除了人，要说和动物共处，感受最深的就是老鼠了。那是一个典型的人鼠共处的时代。
乡下农村的房子都是土木结构，墙都是土墙。个别的财主，以前留下一些砖墙，土改以后也毁得差不多了。垒砌土墙，上面架起木架构，村里叫“墙搭厦”，常见。砌一个砖腿子，撑着大梁檩条，打好晒干的土坯垒墙，那就是好房子。讲究一些的，在墙根表一层青砖，二三尺高，多是为了好看。不管怎么说，泥土房子，是那时住房最确切的叫法。
土墙土脚底，那就是老鼠的天堂。老鼠打洞太容易了。墙根经常见到一个洞口，洞外一摊黄土，老鼠打洞刨出来的。一个房间，至少有一个老鼠洞。你堵住，没有用，老鼠立刻会在附近打出另一个出口。土墙以里，老鼠窝四通八达。有时你会感到，你的整个家院就是一个老鼠家族的互联网。大白天，老鼠偶尔也会从洞口溜出来，沿着墙根哧溜溜进入另一个洞口，让你莫可奈何。老鼠天生会打地道战。你家没有吃的了，它会沿着墙洞，串联到另一家。那时候全村的住户，也就构成了一个硕大的老鼠家族地下流动网。说谁穷，人们常说，家里饿得老鼠也不来。这话对。你家有没有吃的，老鼠的判断比干部比报纸准确可靠多了。
1970年代我进了城，即使在北京住单元楼，老鼠还是难以隔绝的恶邻。我奇怪老鼠藏在哪里，同事告我，老鼠就栖居在一楼一楼的垃圾洞里。那时的宿舍楼高有限，四层五层，每一层都留着一个倒垃圾的洞口，撞开挡板倒了，垃圾会飘落到一层集中，隔十来八天统一铲出运走。老鼠们也就以此为家。这样一个垂直的空间，我想象老鼠很难以家庭为单位活动，可能过起五户十户一组的集体化生活。没人的时候，我曾经隔着自家门上玻璃，看一只老鼠越出垃圾洞口，沿着楼梯，一跃一个台阶，盘上盘下，找寻遗落的食物。听到动静，三跳两跳立刻窜回洞里。你只能感叹老鼠的适应能力。你住楼，它也能上楼，多么恶劣的环境，无奈的群居，它都能扎根落户，定居下来。
二
人把动物分为害虫益虫，那是人类的视角。其实无论哪一类物种，都是生物链上的一环，无所谓有害有益。老鼠也是这样。黄永玉的漫画有一只小老鼠说：我丑，我妈喜欢。一点不错。人不喜欢罢了。
人类厌恶老鼠，历史悠久。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最初说的都是老鼠偷吃粮食。后来汉语里凡涉及到老鼠的成语，鼠窃狗偷，贼眉鼠眼，鼠目寸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没有一句好话。偷偷摸摸，眼睛细小，成为丑相，这已经由利害转化为审美。总的说，古代人们厌恶老鼠，也还只是讨厌而已。
老鼠制造的恐惧，是在近代，人明白了老鼠传染鼠疫以后。
依照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鼠疫很早就侵入人类，相随相伴。古代医书记载的瘟疫，依据病状，很多可以判定为鼠疫。人类意识到这种大规模死亡的传染病和老鼠有关，那是很晚的事情了。大致在清代乾隆年间，民间开始注意到鼠疫传播期间出现大量的自毙鼠。到晚清光绪年间，明确出现了“鼠疫”一词，作为一种恶疾记载入史。
鼠疫带给人类的毁灭性打击，至今提起，惊心动魄。14世纪鼠疫在欧洲流行造成欧洲大陆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最低限也在四分之一。鼠疫由海陆两路传入，疫情迅速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相对于乡村，城市的人口死亡更加触目惊心。英法意大利，城市人口的死亡率都在40%－60%。大规模流行以后，鼠疫以散在的方式持续了大约300年。“1665年7月，伦敦大约每一个星期死亡2000人，大多数房屋关闭，街道空无一人。到处都能看见熊熊大火，人们用燃烧来净化空气。除了赶着马车和棺材去取尸体的人，一个活着的动物也看不见。”欧洲文明遭遇横祸，疫病休止，才得以崛起。
辛亥革命前夕，我国东北鼠疫大流行，至今还是我们民族的惊魂未定的灾难记忆。
东北鼠疫，公认和捕猎呼伦贝尔草原的旱獭有关。瘟疫起自满洲里，沿着铁路线迅速传到哈尔滨，又由哈尔滨向外辐射。哈尔滨当时是东北巨大的粮食交易中心，四里八乡的农民赶着马车来运粮，很快把疫情由城市带到乡村。疫情渐次传染到长春。末代皇族任命伍连德医生为总指挥，指挥扑灭东北的疫情。伍连德在东北，强行隔离病人，送进鼠疫医院。各区居民佩戴不同标志，禁止随便出入。关闭学校、旅馆、车站，征用做防疫办公室、检查站、隔离室。租借来120节火车车厢，作为观察收容站。果断火化无法掩埋的尸体等等。伍连德的手段已属先进，东北的清末鼠疫，依然死亡39000多人。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东北鼠疫再度爆发，伍连德再度出马，组织实施就更加得力有效。疫死人数大大减少。
东北阻击鼠疫成功，伍连德成为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天使。医界称他为中国的鼠疫防治之父。1911年他在东北成功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防治研讨会，伍连德的名字已经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传说他几次走近诺贝尔医学奖，证明伍连德的不世功勋，业已载入史册。他造福华人，也造福全人类。
1920年代前后，与东北鼠疫相随的，晋西北到陕北一带也曾经大面积爆发鼠疫。其中，山西由于较快较利落地扑灭了1918年的疫情，得到高度评价。一场来势汹汹的特大疫情，蔓延8县，导致2667人死亡，仅仅74天以后，旋即被扑灭。此次防疫行动，阎锡山主持的山西军政府功不可没。山西把抵御疫病传入当作一场战争来打。实行了全民动员。首先调动军队严防死守，隔断交通，禁绝由绥蒙疫区商人平民进入晋省。正值年末岁尾，关外山西人返乡过年，络绎不绝。军队不敷分派，动用警察一并投入。在山西境内实施行政动员民众动员，组织中外医生，看护检疫。成立省级防疫机构和晋北防疫事务所，阎锡山亲自督查各县执事，如有办理不力，立即撤查惩戒。对于民众，发文告，发传单，全省宣讲，所有村庄，务必周知。阎锡山根据西医之说，确定鼠疫“有防无治”，这样一来，山西当时实施了最严厉的隔离措施，“父病不让子侍，夫病不令妻侍”，“宁牺牲一人，不能牺牲一家，宁牺牲一家，不能牺牲一村”。这样一种违背传统伦理的举措，民间也不见有什么反感。
1918年的山西防疫，是山西的一场保卫家园的人民战争。当时的北洋政府，已经开始把公共卫生列入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开始介入流行病带来的公共卫生灾难。烈性的传染病，成为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从那时起就确立的观念转变。1918年山西防堵鼠疫，在国家公共卫生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毫无疑问。
作为山西人，我在汾阳调查过地方文史，知道当时的美国人万德生。1918年，万德生是汾阳县医院院长，他曾经亲赴防疫现场，事后写了报告，详述见闻。王家坪乔家沟等四个村庄疫死92人，晋西偏僻，村庄人口稀少，92口已经不是一个小数字。在王家坪村，万德生考察传染源，做病理切片，曾经怀疑是禽流感传入。1919年临县再度爆发鼠疫，万德生医生再度进入疫区，在兔坂村工作。当地9个村庄共有220人死于鼠疫。至此，万德生确定临县的疫情为腺鼠疫。
万德生医生是庚子事变以后从美国教会过来的。1900年庚子事变，山西民教冲突激烈。太谷汾阳两地的传教士全部遭到杀害。事变平复之后，美国人利用山西赔款，在太谷汾阳设立了教会幼儿园学校医院等，从事慈善事业。万德生负责医疗这一块。
从1920年的《汾州》杂志可以看出，万德生一行此行，遥远艰难。“这是临县的一个小山区发生瘟疫的第三个年头。它位于汾州西北，紧靠黄河。瘟疫爆发于每年的秋收季节。这时老鼠身上的跳蚤可以把疾病传到很多地方。瘟疫蔓延到的村庄，很少能够摆脱这种危险，还是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居民被夺去生命。有时，死亡人数会低，约五分之一左右，但经常这个数字会升到二分之一或偶尔五分之三。”“我们到达一个村庄的第一天，那里已经有80人死亡。患者中只有4人康复。”“后来，这个村庄在这几个月内死亡率是60%，感染上这种病的死亡率高于95%。”
晋西北生活的穷困落后，万德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医疗队住的这一家，“主人和他的妻子都三十出头。我们问了一些关于他们孩子的问题，回答是：一个也没有了。故事是这样的：三个孩子在一年内都走了。一个两岁的孩子死于痢疾；一个四岁的孩子得了湿疹，显然是伤口不干净，最后被病毒感染，导致死亡；一个六岁的男孩死于猩红热。”
母亲很温和，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一天，她准备好麦子要磨面，第二天，她把面磨好，并筛过面粉。我们想尽办法要给她照一张工作照。当相机准备好时，她总是悄悄地消失了。一天是中国节日，我们给她准备了节日食物。尽管我们做了每件事去说服她，但她没有动那些食物，最后东西仍在那儿放着。她的丈夫不久出现，她把这些食物给了他，尽管我们给他也准备了食物。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医院的麻醉师说道：“这些山区妇女太无私了。她们不会动任何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而是把它留给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
近100年过去了，一个外国人的描述，还是让我们泪眼模糊。变了的是山河，不变的是吕梁山母亲。
这些美国人，当然不能理解贫困山区的中国母亲，对家庭和孩子的舍命养育。不过，他们看到了中国妇女震撼人心的无私。
万德生医生极其刻板负责。为了争取医疗队有一个秘书会计名额，他和山西省民政厅据理力争，以至于双方闹得很不愉快。万德生还亲自找到阎锡山，邀请了一位省政府顾问团的“曹上校”随行，这位曾经的军人，对于疏通上下关系，了解疫区民风民情，至关重要。
日本入侵以后，美国人全部撤离。汾阳的教会、学校、医院，全部停办。
这一隔绝，就是40年。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汾阳中学追寻历史，和美国的卡尔顿大学建立了互访关系。万德生的孙女，终于得以重访汾阳。
万德生是一个美国医生，伍连德虽是华裔，却是生在国外，留学国外，人生背景有浓厚的西方底色。一旦爆发瘟疫，中国政府立刻聘请他们出马。医疗队尊重西医，引进外国专家，授以重权，那时的当局，并不保守，并不刻意封闭。
一直到1947年，东北再次爆发鼠疫，忙于战事的中共东北局，腾不出手来。立刻请了一个苏联医疗队帮助救灾。也是这样。
三
1958年，正是大跃进高潮风起云涌的岁月。我的老家相邻的山西稷山县，出了一个爱国卫生运动的模范典型太阳村。太阳村的典型事迹核心就是除四害讲卫生，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除害灭病，提高卫生健康水平。全体村民动员，党支部带领全村扫街除害，铲除杂草，填埋污水，捕老鼠，灭臭虫，熏蚊子，挖蛹，打苍蝇，具体做法有“七扫”“八挖”“十四清除”等等，就是把清洁卫生落实到农家每一个犄角旮旯。厕所要三无，无蝇，无蛆，无臭气，粪堆无害化，畜圈整洁化。公共食堂不吃生饭、剩饭，腐烂食物。幼儿园，托儿所讲究饭菜营养，清洁卫生习惯。社员们做到饭前洗手，饭后漱口，勤剪指甲，不喝生水，不吃生冷不吃腐烂食物，用流水冲洗碗筷，刷锅等等。太阳村，给人一个卫生文明的崭新形象。
这一整套举措，中心是除害灭病，据当地的宣传，四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已经基本绝迹，传染病大大减少。
在除四害讲卫生的大运动中，稷山县当年涌现出一批模范人物。英名传遍天下。老农民薛回义，打麻雀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春夏秋冬转村打麻雀，创造过一枪打下37只的纪录。1956年，他一人消灭老鼠960只，麻雀1000多只。1957年消灭麻雀1700多只，灭苍蝇43万多只，重2.8公斤，在田鼠洞里挖出300多斤粮食，人们称他为除四害老英雄。1958年，薛回义出席了山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省委授予“除四害英雄”的勋章。
稷山还有个除四害小英雄焦蛋娃，1958年才7岁，也随着大人灭鼠灭雀。筛子扣，抽屉扣，拌药毒杀，他带领低年级小伙伴，组成突击队，一月消灭麻雀321只，灭鼠156只，稷山县召开讨伐四害万人誓师大会，他受到领导表扬，光荣出席了山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除四害小英雄焦蛋娃》一书，发行全国。
全国召开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薛回义和焦蛋娃都是先进代表，一起出席了大会。
新华社、《人民日报》连续报道太阳村的先进事迹，全国都在“学太阳，赶太阳，超太阳”。关于太阳村的通讯、新闻、人物报道，各地报纸广播连篇累牍。稷山县太阳村，成为全国卫生工作的一面旗帜。
1959年11月12日，国家卫生部在稷山召开全国卫生工作现场会，推广稷山经验。卫生部长李德全到会，颁发了国务院的奖状、卫生部的锦旗。全国各省市卫生厅长带队参会，学习取经。
稷山县，太阳村无疑受到极大鼓舞。会后，稷山县向全国各县倡议开展除害灭病友谊竞赛，宣称:要在1960年春节前，消灭居民区及耕作区内的残余麻雀，七一前消灭居民区及周围的蚊蝇，国庆节前消灭居民区的老鼠，实现无雀，无鼠、无蝇、无蚊、无虱、无蚤、无臭虫、无白蛉子的“八无”县。
太阳村在现场会，向全国各地的农村生产大队提出友谊竞赛倡议书，提出：在巩固现有“八无”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三清除”“十改良”工作，彻底消灭一切四害滋生条件，并做到见害就灭，永不让四害复生。
太阳村名扬四海。好几位中央领导到太阳村参观。1960年5月13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到稷山视察，参观了太阳村。运城方面请首长题词留念。胡耀邦同志略加思索，在一块红缎子上写下了通俗易懂的诗句：
天上有个太阳星，/地上有个太阳村。/天上太阳照人脸，/地上太阳暖人心。/人心热腾腾，/四害一扫清。/人心红又亮，/身体强又壮。/勤劳勇敢，/毛泽东时代人民，/要把时代变个样。
稷山县太阳村消灭四害的成果如何?时光已经流转几十年，历史见证了一切。回视当年的作为，洞若观火。稷山县的无雀无鼠无蝇无蚊，至今也不过还是一个宏伟计划写在纸上，不能去较真。大凡大跃进时代的奇迹，总归都会涂抹上浮夸虚饰的浓厚底色，我不知道当年的统计数字有多少水分。那位捕鼠老英雄，一年消灭苍蝇43万只，我不知道是怎样一只一只数出来的。这些苍蝇共重2.8公斤，每次打了苍蝇，都要过秤计数吗？苍蝇过秤，精确到克，得用天平吧。不知道怎样复杂的统计计数才能推演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纪录。每年1700只麻雀，960只老鼠，他不干农活了吗？
消灭四害，讲究卫生，当然是好事。不过除害灭病也有一个科学举措的问题。前年刚刚大张旗鼓全民动员消灭麻雀，老英雄一年消灭麻雀1700多只，庆祝锣鼓还响在耳边，中央1960年发文，明确麻雀不属四害，这让创造了无雀无鼠纪录的稷山人情何以堪？全民动员大造声势，家里诱杀，地里扑杀，田野上到处是挖坑扑打的人群。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制止鼠疫传播的最有效措施，就是断绝人鼠接触。西北地区1920年代的鼠疫传播，就与旱灾无收，农民挖掘鼠洞搜寻粮食有关。千方百计去寻找老鼠，无限扩大了和老鼠的接触机会，那是找着感染疾病。多亏稷山县不是鼠疫的疫源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山西全省都在大学太阳村。小学中学，都下达了灭鼠灭蝇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少年儿童身上。你打了多少苍蝇？你打了多少老鼠？我恨不得到处都肮脏无比，一拍子下去能打100只苍蝇。为了计数，消灭麻雀要交两条腿，消灭老鼠要交老鼠尾巴。这大概还是沿袭了土匪杀人点耳朵计数的传统。看书看到两头蛇双尾蝎九尾狐狸，我就恨不得老鼠都长出10条尾巴，也好举一反三，以一当十。不灭四害，食堂不给打饭。领饭带上战果，炊事员一手接收死苍蝇，一手给你打饭打菜，回想起来，恶心无比。
1959年1960年的大饥荒，稷山县同样不能幸免。这个时候，一个村子饿着肚子讲卫生，当地的话，那叫典型的穷讲究。野有饿殍，家无存粮，每天为填饱肚子犯愁，饿得前胸贴后背。太阳村向全国的倡议书，提议“要普遍做到人人手脸衣被干净，进一步养成饭前便后洗手和刷牙漱口。保持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勤洗澡，勤剪指甲等良好卫生习惯”，这是无视灾难的疯人呓语。你号召村民忌食生冷，忌食剩饭，听来简直可笑。谁家有饭可剩?他饿得钻进玉米地见了生穗子就啃，你拉住劝他“忌食生冷”？所谓的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一派丰衣足食，清洁光鲜，也不过是做给人看的。不出三年，统统解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参观了，宣传了，也就罢了。
自民国以来，社会逐渐意识到，大凡出现突出的公共卫生比如防疫问题，政府有责任组织扑灭。至于稷山太阳村的除四害讲卫生，说到底，还是一个社区的卫生问题，并不涉及国家的卫生安全。社员家庭及个人卫生，一般情况下，属于个人的生活私域，权力不应抵达干涉。一个人究竟讲究不讲究个人卫生，说到底是个人生活习惯。即使从移风易俗的角度要求，也只能培养不能强制。我们的大政府习惯包揽一切，厘清权力的边界，十分重要。事实也证明，政府根本不可能包揽解决此类个人卫生问题。就一个随地吐痰，几十年后，依然是令国人蒙羞的陋习。
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里说：从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大跃进的年代，需要大跃进的精神面貌。一个手脸干净，衣着整洁的群体，很给新社会争面子。1958年，稷山太阳村的“人造卫生”，既然是表皮光鲜，注定不能长久。很快，一阵风就过去了。1986年胡耀邦同志再次路过稷山，还向当地干部打听太阳村。不过此时的太阳村，早已寂寂无名，当年的除四害老英雄，小英雄呢，早已泯然众人矣。
四
瘟疫经常和贫穷落后相伴而行。某种程度上讲，瘟疫不仅是一种传染病，简直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鼠疫也不例外。
东三省扑灭鼠疫的报告指出：
三省居住多矮小逼仄之房屋，火炕已占其屋之半，上用杆秫制棚，糊以浆线，以供鼠族之生息。又占其屋之容积十之三，每炕少者卧三四人，多者五六人、七八人不等。一屋之内，寝食于斯，烹饪于斯，杂作于斯，又懒于扫除其污秽，更不待言。时至冬令，窗纸密糊不通针孔，几与空气隔绝。即无疫疠发生，亦甚危险。
东北的房屋土炕，还可以说是民俗。当时东北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呢?报告也有记载：
小民所穿衣服，皆积垢累月，不一洗濯。皮肤脏秽更易麇集毒菌，且堆叠卑湿之处，恶气熏人，亦不取向日光暴晒－－无论腐鱼败肉，及病死之猪羊驴牛肉等，亦甘食不顾。即疫户所遗之米面菜蔬，不洁食品，亦不忍弃掷。
这里说的肮脏，根子都是贫穷。谁不愿意住宽敞明亮的广厦？谁不愿意食用新鲜食品，蔬菜瓜果？终年食不果腹，即使感染过病菌的米面，哪里舍得扔掉。家里伙盖一床被子，春夏秋冬一共没几件衣服，哪里谈得上及时换洗?
1920年代的山西，境况和东北大体相似。赴临县防疫的赵儒珍医生，称临县“民贫而浊，惯性不易革除”－－
临县地处四山之间，土瘠民贫，谋生不易，就中以西山一带尤为艰困。人民穴山以居，终年日光不能射入屋内，一家数口，恒住一窑，且有将牲畜鸡豚亦并养于住窑之内，秽气污浊，不堪名状。米粟就地贮藏，尤为蕃殖鼠类之一大原因，是以数年之间，该处屡次发生瘟疫，虽经派医防治，终不能铲除净尽者，良以此故。
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并不明显。我的青少年时代，人鼠共处，其实时光流逝，风景依旧。不止东北，不止山西，各地农村，大同小异。吃住一处，人畜共处的情况很多。居住脏乱污秽，蚊蝇老鼠滋生，是常见的景观。终年填不饱肚子，生产队死了牛驴，大家欢天喜地，不过为了分吃那一斤瘟死的肉。偶然分得一块米猪肉（含猪绦虫卵），明告社员猪肉有病，上了年纪的也会悄悄地煮熟吃掉。他们宽慰自己说，听说30年以后才犯病，30年以后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其实不要说农村，即便在城市，中国的城市的冬季洗澡问题，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真正获得解决。至于吃肉难，食用病死的猪牛羊驴肉，贫困地区至今屡见不鲜。2005年，四川中部的猪链球菌感染，死亡多人，还不是舍不得抛弃病猪肉造成的！
马克思说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没错。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才有可能解决与之而来的健康卫生等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了才能谈得上清洁整齐。住房宽敞，吃喝不愁，此时的衣着光鲜，容光焕发才有意义。贫穷落后自然谈不上卫生文明，脱离开生产活动生活水平空谈什么讲究卫生，也实在是奢侈无用。生活富裕和讲究卫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共生过程。远不是紧急动员，打一场人民战争能够奏效。
文明一定和富裕相伴。
贫困时代侈谈文明，那一定是装样子。
西班牙作家的笔下有一个破落户，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三天两头断顿，他还是喜欢穿起西装，站在闹市的高处，拿一根稻草秆儿剔牙。
作家说，其实他的牙缝里根本没有食物可剔，就是家里可供剔牙的稻草秆儿也不多。
三年大饥荒时期的讲卫生，有类于饿着肚子剔牙给人看。
五
作家池莉有一部小说《霍乱之乱》，开头是这样的:
我们在医学院学习的流行病学教材是一九七七年印刷的，由四川医学院、武汉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山西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等六所院校的流行病学教研组，于一九七四年集体编写出版。
这本教材在总论的第一页里这么告诉我们广大学生：“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我国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力开展了除害灭病的群众运动和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国在解放后不久便控制和消灭了天花、霍乱和鼠疫。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便基本消灭了黑热病、虱传回归热和斑疹伤寒等病。其他许多传染病与地方病的发病率也大大下降。”
于是，我们在学习流行病各论的时候，便省略了以上几种传染病。尤其是一二三号烈性传染病，老师一带而过。老师自豪地说：“鼠疫在世界上被称为一号病，起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厉害吧？我国消灭了！霍乱，属于国际检疫的烈性肠道传染病，也是起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号称二号病，厉害吧？我国也消灭了！三号病是天花，曾经死了多少人，让多少人成了麻脸，厉害吧？我国也把它消灭了！”
我们也就把书本上的这一二三号病哗哗地翻了过去，它们不在考试之列，我们不必重视它们。我们学会的是老师传达给我们的自豪感。如果有人问起鼠疫、霍乱和天花，我们就自豪地说：“早就消灭了。”
老师说：“我从事流行病防治工作十五年了，走南闯北，从来没有遇见什么鼠疫霍乱天花。要相信我们祖国的形势一片大好。”
作家写的是小说，其中这些材料和描写，那可是非常真实。
“文革”中高调宣传我国已经消灭了世界三大烈性传染病，我们都相信形势一片大好，“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还是在近来才知道，改革开放以后20年间，云南曾经多次爆发过大范围的鼠疫流行病。
云南自1982年鼠疫初起，就在个别县流行。1992年到1995年，迅速增长。1996年是一个转折年份，差不多整个云南南部，全部面临鼠疫威胁，疫情大有全面爆发之势。1996年至2000年，疫情一直在高危运行，每年发病的县数都在18个以上。至2001年，云南从南到北，合计44个县发病，疫点1392个，云南全省除了北部少数县市，全部笼罩在鼠疫淫威之下。地域扩大，疫点分布广密，足见形势极其严峻危急。云南专家称，已经构成对于“云南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威胁”。
依着民国年间对鼠疫的紧急应对，云南早应该成为全国的防堵一线区。但是没有。云南鼠疫，基本上是云南方面的自卫战，有关报道也没有强调疫情爆发和传播的危险性。全国人民安之若素，依然优哉游哉度过自己的幸福日子，全然不知一场巨大的危机就潜伏在身边随时可能引爆。
“家丑不可外扬”，天大的事关起门来解决。1950年代，经历了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我们曾经骄傲地宣称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等恶性流行病。此时鼠疫又起，岂非自打嘴巴？还是悄悄压灭的好。199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形势见好，鼠疫岂非给自己抹黑？到了新世纪初期，更加不能张扬，举国举办奥运，鼠疫流行，谁还敢来？所有这些，都让云南的鼠疫流行屏蔽了下来，就云南当地自己解决吧。
近代以来的流行病，天花、霍乱、鼠疫，并列为三大烈性传染病。发生这样的疫情，都是特大险情。拉响警报，告知全国并不过分。民国时期的传统政府尚且调动全国力量全力以赴，现代政府具有更加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有效地调动全国的社会资源，迅速扑灭灾情，是职能也是责任。当一个地方的疫情不会大规模扩散威胁其他地区，此类疫情当然属于“地方的公共卫生”。像鼠疫这样的烈性传染病，一旦爆发，从来都是“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件。云南一地的鼠疫事件，实际上是一种跨地方的危机，直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国家政府出面组织扑灭，是完全应该的。
我们呢，全国谁也没有张扬，生活照常生活，旅游照常旅游，云南照常进出。云南鼠疫，从酝酿爆发到扑灭，一直悄悄默默进行，小范围内传达研究，非专业人士不得其详。直到世纪之初，一场大危机终于缓解静息下来。生活波澜不惊，发展照样发展，发财照样发财。奥运千禧年喜上加喜。一场鼠疫从中国身边走过，竟然没有惊动什么。
这丝毫不能证明我们掉以轻心是正确的。云南方面总结这次鼠疫大流行平稳度过，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瘟疫时说：“庆幸的是云南家鼠型鼠疫菌的内毒素比较低，染疫后出现重症病例的机会少，没有肺鼠疫病例。否则不堪设想。”
不堪设想?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鼠疫菌内毒素高，病死率将达到80%、90%。如果爆发肺鼠疫，死亡率几近100%。云南全省立刻成为全球最大的疫病区。封堵交通，检查进出，军队警察大规模调援，职工放假停产，全省加满病床紧急监控。火车汽车飞机穿梭进出云南，各地人人自危，必然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危机。我们掉以轻心是没有道理的。
危机过去了，奥运也喜庆过了。想起来，人们才后怕，竟然在那么一场危机紧逼的环境里，若无其事地度过了奇灾大难。
我们却是要学会回头看。为了所谓面子，为了所谓千禧，为了申办奥运，以侥幸心理走过危局，这个赌局是不是也下得太轻率太冒险了些?如果我们应对不慎，疫情失控怎么办？这样大意轻敌，实在让人后怕。
云南鼠疫疫情不久，2002年SARS病毒来袭，中央政府下决心撤换了隐瞒疫病的高官，公开信息，公告危局，每日公布发现疫点，收治人数，死亡人数，让全国都知道。这些都显示了社会管理的进步，显示了应对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全新手段。只是我觉得，这些，无论如何，都和刚刚走出云南鼠疫的巨大阴影有关。不能再走那条路－－从上到下，由上一次危机达成了共识。可以说，没有云南鼠疫的后怕，就没有SARS的全民应对，科学防范。
云南鼠疫，一个民族的大意和后怕换来的教训，我们谁也不应忘记。
疫病专家警告我们：人类远没有到高调宣布消灭鼠疫的时候。有关鼠疫的疫源地不可知之处太多。历史的轮回常有出人意料之处，或许现在，我们不过处在一个鼠疫的相对静息期。过早地宣布消灭鼠疫，那是自吹自擂，很不明智的。
六
无论如何，数十年间，老鼠还是少多了。
仔细想一想，老鼠明显少了，不见了，已经有10多年。
静悄悄的，谁也没注意，老鼠远离了我们。
到农村去打问乡亲们：还有老鼠吗？乡亲们仿佛也是恍然大悟，是呀，不见老鼠了啊，老鼠哪里去了呢？
30年前农村分地，没几年，农民就吃饱了肚子。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就大米白面放开吃。九十年代初，农村再盖房子，讲究“一砖到顶”，不用土墙了。再往后，钢筋混凝土，圈梁，新房全成了砖混结构。世纪之初，乡亲们开始盖小楼，正房两层，偏房一层，水泥打了脚底，漫了院子。近几年，村里家户小楼全成了两层半。大路街巷全部水泥硬化，村委会办公地点，看戏的戏场打成了方格子水泥，建成文化广场。居民区办公区，全都是水泥铺设，没有二话。
田野呢，我们这里过去是传统的粮棉区，大约20年以前，乡亲们纷纷改造农田，栽植果树。现在，整个一个晋南盆地，大多都已以果业为主。方圆百里，大地园林化，阡陌穿过，两侧全是果树。浇地除虫嫁接采摘，农民过的完全是别一种全新的生活。
我在全国农村走了一圈，乡村的房屋结构变化，大体一致。江浙一带，一家一幢小楼，四层居多。华北农家，两层带小院。即便西北贫困地区，也都是砖瓦房，水泥地，水泥院子，集雨吃水用的。
和包队干部攀谈，问他为啥不见老鼠了。他说，你看看，房子院子都是水泥，老鼠到哪里打洞去？地里呢？过去有地老鼠，黄鼠，现在百分之百水浇地，隔几天一灌水，老鼠怎么打窝？不种粮食，老鼠吃什么？果树不停地打药除害，老鼠家族在这块土地没法生存。
也许就是这样，分明就是这样，老鼠远离了我们。
不用到处放置捕鼠夹子，不用冒险施放毒饵，家里没了老鼠。不用全民动员，下地挖老鼠洞，见不到田野里人和鼠追赶扑打，串起一串老鼠尸体去县乡政府报喜，包起一串老鼠尾巴去上缴任务，老鼠，逐渐消失了。
当然，这只是我和乡亲们的感受，更精确的统计和论证，有待各路专家的研究成果。
100年来，从清末民国政府，到1949年以来的新政权，一直把剿灭鼠害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20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运用公共卫生手段，一次一次扑灭了鼠疫疫情。1949年以后的新政权，大打人民战争，开展拔鼠灭源的群众运动，虽然其中也有好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形式主义，本末倒置，面子工程等等，这一场人鼠大战却是从未止息。国家公共卫生这一传统，从萌生到发展，未曾中断。远离鼠害，国民福祉。
人鼠共处，鼠疫流行的过程，本质上是生态史，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社会变迁归结为环境变迁。最终，是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改变了老鼠的自然环境，驱逐了老鼠。
从人鼠共处到人鼠分离，这是生活环境的变化。人类创造了富裕文明，随着发展建设，会出现崭新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完全不适合鼠类生存的环境。而那些暂时落后的地方，也只有通过摆脱贫穷落后，才能摆脱鼠害。文明附丽于富裕。靠人工扑打老鼠事与愿违，打不出新生活，打不出那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新房新居，健康卫生，不知不觉间，鼠类，动静杳然。
17世纪以来，欧洲民居开始实现了砖混化，城乡都修建了下水道，土路变成了硬质路面。欧洲家鼠的消失，鼠疫的消失，基本上和城市化同步。我们的人鼠分离，也基本上和现代化同步。东北也罢，山西也罢，云南也罢，伴随着我们的山乡逐步走向进步文明，乐观一点预测，老鼠很难聚闹成灾，也就很难制造出疫病了。
硕鼠硕鼠，岁岁贯汝，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七
老鼠真的不见了吗？
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引起生态危机，方圆几百里居民撤出，那里随即成为一块静寂的死地。没有植物，没有动物，没有人类，只有风流云散，一栋一栋厂房寂寞地耸立。核污染让这一块土地杳无人迹，没有了生命征象。30年过后，一批科学家重访污染区，却发现了一种动物。也只有这一种动物。形如兔子大小，也有体大如獾者，跳跃奔跑，发出吱吱的尖叫声，科学家不禁惊呼：老鼠！
在我的故乡，难觅大老鼠踪迹。驻队干部告诉我，近几年发现了一种微型老鼠。当地人叫“洼谷老鼠”－－“洼谷”是当地的一种饭食，相当于漏面鱼鱼，两头尖，也就指头肚儿大小。这种老鼠，水泥缝里就能做窝。
从核污染死地，到水泥缝隙，老鼠的变异能力多么惊人。
看来，人鼠共处依然不可避免。
新的共处如何形成？未可知也。
（本文参阅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一书，在此致谢。）
（本文发表时有删减）
《随笔》总第210期 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