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另一个愤怒青年
上海。夏天的早晨是青灰色的，但是烈日依然当头，和着肮脏的空气，大街像被点燃一样，灰尘像烟雾似的缭绕着天空。我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汽车、人、助动车、摩托车之间。在一股股黑色的浓烟里呼吸着空气，穿过街道为妈妈买饼干。她的牙齿已经全部松动了，连饼干也要放在水里泡烂了，才能搁在嘴里慢慢地咀嚼。但是，妈妈的记忆依然那样惊人，对于自己的童年，自己的经历，一点都不含糊。她告诉我每一个细节，甚至人名、时间和地点。还有她的年轻时代……
大街上，涌满了各式各样的女孩子，她们穿着流行的短汗衫，从腰部到胸下面的那一截，赤裸裸地暴晒在阳光中。中国女孩平扁的胸部，在汗衫下变得奇怪了，在风中扇动着的汗衫，让人有一种发育不全的感觉。
好像我已经落伍了，不会欣赏这种流行的款式。这已经不是我们成长的年代了，年轻人是跟着广告在生活，只要那里说，这是美国今年的流行款式，那就没有人再考虑自己的胸部，拼死也要赶上这个潮流。
我从纽约回来，一点一点从那里走回到我的土地上来。这里却在一点一点往那里靠近。对于我，路途不再是漫长的，这成了我绵绵久远的欢乐。走在回家的路上。可是，有时我觉得这也是我绵绵久远的苦役，迷失在这条路上。
听母亲跟我讲述她的求学经历，有时不得不反复地问妈妈，到底是在叙述爸爸的故事还是她自己的事情。妈妈非常不高兴地看着我：“你在不在听我说嘛？”
“我实在是不明白，怎么你的故事，跟爸爸那么相像呢？都是老师帮助你们上学，走出一条人生的道路。”
“孩子，你真的不知道那时候的日子。不靠人帮助，我们怎么会有出头的日子。”
妈妈的十五岁是和今天的孩子截然不同的。
外婆又生下了小舅舅。家里更穷了，决定不再让母亲念中学，留在家里带孩子。外婆开始靠典当东西维持生活。冬天拿出夏天的衣服去当，夏天又拿出冬天的衣服。妈妈觉得脸都给外婆丢尽了，外婆也是要面子的人，可是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每次出门的时候，就让妈妈提着那一大包东西走在自己的前面。妈妈连头都不敢抬，生怕撞上小学的同学。母亲原来是那么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人，现在跟着一个大脚母亲在靠当东西过日子，连书都不读了。妈妈说，什么叫“耻辱”，就是跟在外婆后面，走在路上的那个瞬间，她彻底感受到了。
到了当铺，柜台很高。妈妈总是踮起脚尖，举起双手将包裹从头顶上送上去。连个人都看不见。然后，接过几张当票和钱，掉头就往外跑。外婆等在街口的拐角上。她接过钱，数了数，也是什么都不说就和妈妈一起回家了。她们从来就是这样默默地走来，又默默地走回去。
渐渐地，妈妈把学校的事情忘记了。她开始学绣花，帮人打散工。小舅舅就躺在妈妈身边的小摇篮里。当他哭的时候，妈妈会轻轻地推一推摇篮，接着继续绣花。挣来的一点小钱都交给了外婆，有的时候，她也偷偷地为自己存下几个小铜板。在小舅舅生日的那一天，为他买了一个小金器，穿上一根红色的丝线，挂在小舅舅的脖子上。
小舅舅虽说是什么都不懂，可是他紧紧地抱住了妈妈。当他松开手的时候，在妈妈的脖子上流了一脖子的口水。连小舅舅都常跟我们下一辈的孩子说：“老话一点都不错，大姐就是半个母亲了。”小舅舅第一次开口，学会的是叫一声“姐姐”。这把妈妈乐得嘴都合不拢。妈妈常常抱着小舅舅在街上晒太阳，突然有人在问：“你是朱秀金吧？”（母亲参加革命前的名字。）
“是啊。”妈妈茫然地抬头望去，只见小学老师朱炳涤站在她的面前。
“你这么好的成绩，怎么就不读书了？”
轻轻的一声问话，像洪水决堤一样把妈妈全部的生活给颠覆了。千丝万缕，说什么好呢？已经被忘却的痛苦，已经不再去翻动的书页，为什么要再一次被回忆，被唤醒？已经愈合的伤口，为什么还要重新被撕开呢？眼泪顿时涌上了眼眶，妈妈说不出口，说不出是因为家里没有钱，她说不出。穷，在妈妈看来是多么丢人的事情啊。她抱着小舅舅转头走回屋里。可是泪水，怎么也止不住地往下淌。刹那间，妈妈几乎是大声地哭了出来。外婆从厨房里探出脑袋：“秀金，谁欺负你了？”
“没有。”妈妈努力做出快乐的样子，抱着小舅舅又跑回到大门外。
一抬头，只见朱老师还站在那里。她愣住了，又不敢看朱老师。朱老师也没有再多提问。他们站在那里沉默了片刻。小舅舅多不懂事，还在那里拽妈妈的头发，妈妈真是不知该怎么办好。朱老师从包里拿出一片小纸，写下了自己家的地址，然后对妈妈说：“有空来我家一次。”
妈妈到朱老师家去了。妈妈说，她第一次看见，一个人能有那么多的书。她在朱老师的书橱前逗留着，眼睛都花了。
朱老师问妈妈：“你为什么不去考无锡县女中？那是最好的女子中学。”
面对面地看着老师的时候，不用再考虑到路上行人的目光了，妈妈终于有勇气说实话：“家里不会给我钱去读书的。我们家很穷。”
“你先去考试，考取了，我们再来谈学费的问题。”
听老师的话，妈妈去考试了，并且考取了。朱老师说：“第一学期的学费我会给你出的，将来的，就靠你自己考奖学金了。”
妈妈知道这话的分量，她点了点头。回到家里，摘下了小舅舅脖子上的小金器，用它换了一点钱，买了第一学期的写字簿。妈妈没有辜负朱老师的期望，从此她每一学期都考到了奖学金，读完了初中。妈妈常说：“我多想回无锡看看，我一直想打听打听，朱炳涤老师在哪里。你都不会相信，就是他让我读书，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可是，母亲到临终也没有完成自己的愿望。就是在病危的时刻，她还在跟我说着关于朱老师的故事：他们家有好多好多的书啊！
记得，全校英文比赛的时候，妈妈考了99分，得了第一名。其他班上的同学都跑去看热闹。是谁啊，拿了第一名？因为已经有两届的第一名是空缺的。妈妈穿着一件灰色的旗袍，小小的校徽别在旗袍的左上角，她觉得自己那么穷，衣服也穿得不好看，真是见不得人。她挪动着步子，一点一点往人群里面躲藏。突然她听见有人在轻轻地说：
“是她，长得真好看啊。”
“还那么聪明。”
“她真幸福啊。”
妈妈激动地想抬头看看是谁在说这些话，她从来没有朝镜子里好好看看自己，她甚至从来对自己的长相没有认识。她只知道自己家里穷，只知道穷是丢人的。对自己，她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现在，她满脸通红，这个激动让她没有勇气朝说话的人望去。但是，这个形象走进了母亲的记忆里，长这么大了，她才知道自己是长得好看的；长这么大了，她才明白，一个人的智慧，是足以构成一份自豪的。这个形象让她自悦自喜。终于，穷对她来说变得不是那么可耻了，她在自己身上，开始渐渐地认识到一份价值，有时也会感到心醉神迷。这次英文比赛的奖品是一打铅笔和一打笔记本。妈妈说，她就是用这些铅笔和本子读完了中学。
上大学对妈妈来说是一份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奢望。她从来没有企盼过。她决定去报考镇江师范学校，和爸爸考师范的理由是一样的，不用付学费。自然，考的人就特别多。但是，这时候的妈妈已经再也不会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份怀疑了。
那一年，学校招二十人，但是有五百多人去报考。妈妈考了第五名。那是一九三六年，妈妈已经二十一岁了。妈妈依然记得外婆的故事，穷秀才十年寒窗，最后考取了状元，娶走了有钱人家的小姐。妈妈努力读书，因为她坚定地相信，只要读好书，就一定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妈妈不相信个人的努力在历史的潮流中会显得微不足道。不，她不相信。她更不相信什么宿命论，她只相信，只有个人的努力才会改变命运。
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妈妈回家度寒假。那时候的母亲，心里充实极了，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她的同学徐冠雄跑来问妈妈：“你读了那么多的书，愿意用这些知识去帮助穷人吗？”
“当然愿意！我自己就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学到了知识。我怎么会不愿意呢？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
“每天晚上，义务去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
“好的！”
晚上，妈妈来到纺织厂后面的小板棚里。那里挤满了女工，一盏小小的汽灯挂在黑板前。妈妈给每一个人发了一片小纸，走近她们的时候，妈妈才看清这些女工穿得破破烂烂，很多人身上的衣服，已经看不见原来的布是什么样子了，只见补丁落补丁地连成了一件衣服。一位迟到的女工最后走进来，妈妈过去和她握手。她犹豫了片刻，才伸出了自己的左手，因为她的右手在织布的时候，卷进皮带里，被轧断了手指。她当然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她的左手又硬又粗糙，像一把大钳子似的，狠狠地夹住了妈妈的手。
妈妈羡慕地说：“你真有劲啊！”
女工不好意思地笑了：“朱先生，我们是大老粗。你多原谅了。我们人笨，不会读书，你千万不要笑话我们。回去后，我会复习的。”
上课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有人昏倒了。因为她一天没有吃饭。徐冠雄匆匆忙忙到外面给这个女工买了一个大饼。回来的时候，徐冠雄走到讲台上大声地说：“我们成天劳动，可是我们依然没有吃，没有穿。资本家不劳动，不干活，他们却吃不完，用不完。这是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有？”
整个教室发出一片嘘嘘嗦嗦的声音……
听到这里，我笑了。我说妈妈：“这是你真实的经历，还是你后来在所有共产党的宣传材料里看来的？怎么跟我小学课文一样，跟我在所有的电影里讲的故事也是一样的？”
“徐冠雄还活着嘛，你又不是不认识他。你去问问。是真的，还是我编出来的。那真是我第一次到工人夜校，第一次接受马列主义，第一次知道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我哪里会想到，还有比我穷的人啊。是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些夜校都是无锡的地下党办的。”
不知道是我无法理解过去，还是过去改变了母亲。我总觉得他们的言语里有一种模式，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口气。大家说出来的都是一样的感觉，甚至连措词和细节都会在这种感觉下变成统一的。我希望妈妈过的是自己的生活，但是，自然的力量比我的想象力更强大。事情就是这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和自己的命运渐渐地统一化了，并且信以为真。再要改变，已为时过晚。
而我，也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传染上另一种模式。
真要命啊。
（8）加入革命队伍
“加入革命队伍”，这就是我父母的语言，我努力在字里行间寻找到他们真实的状态。因为这是他们的岁月，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情感。我更愿意看见他们真实的形象。
一九三○年，二十岁的爸爸正拿着彭馥渠老师的推荐信跑到上海。他考取了“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经济学系（这是个免交学费而且提供膳宿的大学，原为国民党暗中培养反共分子的学校。但是，学生大多数出身贫寒，结果却培养了很多倾向共产主义的学生）。
爸爸常常逃课，有一次终于被教授在图书馆里抓住了。老先生看了看爸爸，一句话都不说。爸爸尴尬极了，就像当年从床底下被彭先生抓出来似的，不知该怎么解释。
爸爸这样解释他的行为：“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这么多的世界名著。”
教授说：“书，是永远看不完的，课还是要来上的。”
最糟糕的是，爸爸常常从图书馆偷一些“禁书”拿回宿舍去看。当时，他偷回去看得最多的是《资本论》。他和同学许涤新、马亚人一夜一夜在那里讨论，后来他们都被马列主义征服了，他们又和黄大德、马纯等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爸爸还与许涤新、黄大德开辟了墙报《海灯》。不久，爸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当许涤新和马亚人都成了新中国的经济问题权威时，爸爸却在想方设法通过关系和他们取得联系，希望和他们说上话，希望得到他们的证明－－证明爸爸不是“反革命”。在争取为爸爸开平反追悼会前，妈妈让我去找过许涤新。许伯伯对我说：“我知道了，我会给你爸爸写证明文章的。”后来，我在《文汇报》上读到许涤新为爸爸写的悼念文章。重新返校回北京时，我又一次去看望了许伯伯，告诉他：“妈妈让我代她谢谢你……”
他没有说什么，只叹了一口气：“……不容易啊。”
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地哭了。他递给我一块那种叠得方方正正、老式的男式大手帕，就那样放在我的手上。他没有再说别的什么，也没有劝告我不要哭了之类的话。他留我在他家吃便饭。那时候我是一个穷学生，走到哪里就在爸爸妈妈的朋友家吃饭。只是看见爸爸的老朋友时，就是想哭。心里充满了委屈和失落。爸爸离开我们太早了。
一九三一年。
这一年在爸爸的生命中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转折点。先是在春天的时候，他和覃必愉结婚了。而后，他秘密加入已转入地下的中国共产党。接着，在秋天的时候，爸爸接受了共产党的任务，在上海劳动大学领导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查禁学校图书馆里的激进书籍，反对学校开除被指控为“进步教授”的老师。这些都导致爸爸再一次被大学开除。
同是这一年的冬天，爸爸突然接到一份急电：“彭馥渠先生在南昌教书，不幸患伤寒，故世。”拿着这张薄薄的纸，爸爸不敢相信上面所说的一切。一个人，就那么脆弱，一场疾病竟然能把彭先生的生命带走了？他惊住了，呆滞的目光不知道停留在何处。他张着嘴，却说不出话。就像在梦里，踩在一片沙堆上，高高低低的，那么费力，可怎么也走不出去。他努力想让自己哭出来，嘴却像被人捂住了，怎么翕动，也流不出眼泪。喉咙干涩得难以忍受，连呼吸都在嗓子眼里堵住了。爸爸的家，从来没有什么欢乐，也没有节日。可是他们家还从来没有死过人，他不知道什么是送葬。他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来接受这个现实。
爸爸连夜奔往火车站，买了去南昌的车票就上路了。灵堂设在彭先生的临时居住地，从各地赶来的学生把屋子挤得满满的。爸爸穿上了白衣服，戴上了白帽子，腰上扎着一根粗粗的草绳编结的带子。他跪在彭先生的灵前，整整为他守了七天七夜。他始终没有和任何人说一句话，他还是哭不出来。当人们将彭先生的棺材抬出去的时候，爸爸想站起来对棺材鞠最后一躬的时候，他刚低下头，整个人就冲着棺材，直直地倒下去了。
爸爸临终前，在“文革”中的隔离室里写的“交代”上面，还提到了彭先生。他写道：“我对他所怀的感情，即使长眠地下，也永远铭记不忘。因为他使我懂知识，求进步，追求做一个真正的人。”为了最后一句，他被造反派打了一顿。他还有什么权利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明明白白是一个“彻底的反革命分子”。
送葬结束的时候，师娘在女儿的搀扶下站了起来。她拉着爸爸的手，想说什么，还没有开口……爸爸终于哭了出来：“师娘，你们家没有儿子，今后，任何时候都把我当作你们自己家的儿子使唤吧。我们本该是一家人，我会用我所有的一切，甚至我的生命来报答你们的。”
这个时候，爸爸是在用他的心在说话，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将来有一天，他将要担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和风险来实现他的诺言。
还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也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作为书记处书记的王明提出了“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措施。这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一条极端的“左”倾路线开始了，是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惨痛的教训。可是，它竟然维持了有三年之久。
爸爸就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作为知识分子充实工农武装，支援农村革命被派到湘鄂西地区。我一直以为爸爸是派到那里去的党代表。但是妈妈说，不，他去那里不是去做什么党代表的。那时候要求知识分子参军，支援农村武装。于是爸爸就去了。上海的党组织安排他去贺龙管辖的洪湖地区，在一个杂志社担任编辑，后来他才升为科长。主力部队要撤退时，贺龙和关向应委任爸爸为省委特派员。
爸爸的这段历史，在他的自传上一直被他淡化了，他不愿意向任何人谈起。妈妈也在回避爸爸这个时期的经历。一直到这一次，在整理父亲的材料的时候，我才准确地知道，爸爸曾经和贺龙军长接触过。
我说：“妈妈，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得具体一点？”
“我真的不清楚。只知道他们上面有一个叫夏曦的，夏天的夏，曦是晨光曦雨的曦。要合并你爸爸所在的那个团。夏曦这个人‘左’得不得了。他们一接手，就会杀人的。你父亲当然不同意合并。”
“那是哪一年？”
“一九三二年吧。我也是看了你父亲的自传才知道的。后来就是杀人，一有不同意见，就杀。你父亲看不下去，和领导关系不好。这时候，他就从湘鄂西地区逃出来了。”
“后来呢？”
“后来，你知道的嘛。逃回上海，他向中央汇报以后，你父亲就脱离共产党了。”
“脱离就脱离了嘛，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能说呢？这是事实，是历史。”
“说不出口，因为你父亲没有斗争的勇气。”
“爸爸到底做了什么？”
“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做。他们那里在杀‘AB团’，共产党自己内部在杀人，杀自己人。你父亲不同意，跑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他是逃跑出来的。”
“爸爸要是不逃出来，不就在那里被他们杀了吗？”
“那是一定的。”
“为什么说是‘一定的’？”
“那时候，‘左’得可怕。你父亲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还加入过国民党，一旦要是被他们知道了，不杀他杀谁啊。”
“爸爸跟你是怎么说的？”
“这还用说吗？你不是没有学过历史，那次‘左’倾路线死了多少人啊。”
“那爸爸具体遇到了什么事情，使他决定逃跑回来的？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没有说，我从来就不能跟他提这个事情。你知道你父亲这个人，自尊心这么强。我明明知道他不喜欢人家提这件事情，我还问他干什么。”
“他被指责的罪证是什么？”
“中央听了他的汇报，同意他的见解，但是要他回去坚持斗争。他不肯回去，这就是罪证。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自动脱党。这是很可耻的，他没有坚持斗争。”
“可是，爸爸怎么能回去呢，他回去就会被他们杀掉的。”
“但是，中央作的决定就是要他回去。他必须服从中央的决定。他是省的特派员，上面也是认可了贺龙和关向应的委任的。”
“中央知道湘鄂西在杀人，怎么不阻止？光叫爸爸回去管什么用？”
“谁来阻止？王明当时是党的书记处书记。”
“我说爸爸是绝对明智的一个人。”
“你说管什么用？你算什么……真是笑话，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你说了算的？在他的历史上，这一段就是一个污点。他脱党了。”
（9）迷茫的日子
炎热，我像中了暑的狗，躺在树阴下面不停地喘息。脑子里是空白的一片，只是在不停地叫唤着，热啊，真热。我焦灼不安，不知道怎么能逃出这一片炎热地带。我又回到了纽约，仅仅是为了去看看海诺德。
炎热，耀眼的阳光直直地照射在城市的地面上，这就是纽约，所看见的一切都变得虚假起来，像曝光过度似的。在烈日下，城市是白花花的，看不见细节，人们就慌慌张张在大街上走着。只有到了晚上，天空裸露在外，一览无遗。突然，我又觉得不好意思看见这个城市。意大利城区的人，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坐在自己的家门口乘凉，孩子和狗在街道上奔跑和叫喊着，还有的人就把路边上消防龙头打开了，让水哗哗地冲上街道。
我回到原来读书的纽约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多希望能在那里看见有关父亲的材料，哪怕是只言片语。但是，好好的大楼，现代化的设施，纽约市里最现代化的图书馆，居然没有找到带有任何一点中文字的书籍。海诺德说：“你为什么不上哥伦比亚大学去看看，他们那里的东亚系，是东部算得上的中国藏书楼了。”
于是，我重新回到这焦灼的阳光下。
走近哥大图书馆的时候，那一片冷气让我喘了一口气。走进地下室，里面有无数的中文书籍。甚至连三十年代上海的小报都装订成整整齐齐的一大本一大本。还有那些《申报》，那些张爱玲笔下的上海老照片。但是再往下找，就没有什么东西了。特别是关于共产党的资料，几乎看不到。
我知道妈妈的意思，我也知道，妈妈不会再跟我说什么了。我必须趴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历史档案栏里。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什么，哪怕是那么一点点和爸爸有关系的地方。可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能够看到的都是我早就看过的那些东西。诸如这样的记载：一九三二年的下半年，蒋介石向共产党的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十万兵力包围了湘鄂西地区（爸爸所在的地区），但是由于内部的“左”倾路线，形势更加恶化。洪湖地区不光是大雨连绵，粮食都颗粒不收。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人不仅考虑生存，还要时时处处保护自己不被划为“肃反对象”。
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看了，我丧气地离开了那里。这些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已经是非常遥远的历史，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属于“太专业化”的领域了。谁还会关心什么王明的“左”倾路线？“文革”对于他们都是不可思议的，像是一幕黑色幽默的荒诞剧，何况是发生在三十年代初的事情……
突然，我接到美国朋友为我在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中国历史档案里查到的一份红军老战士的中文自述。我把它们复印了，又匆匆忙忙回家，回到上海，我激动地拿着这些复印件让母亲看。她平静地摇了摇头。
“我再也不能看这些东西了，连‘文革’都经历了，还有什么残酷的事情我不会相信？我不看了，这些回忆都太痛苦了。我不要看了。”
可是多少年以后，当我跟元化叔叔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似乎更愿意去面对这些历史。他说：“我也是现在刚刚搞清楚这些事情，你看看，这里有篇文章，写得真实极了。”我接过了他给我的一九九八年第五期《炎黄春秋》杂志，上面有欧阳毅将军的一篇文章。
我在打“AB团”中的经历
一九三○年，我下放到红一方面军第十师第一团第一连当政委，上任不久，就碰到一件棘手的事，这就是打“AB团”。
一九三○年十月四日，红一方面军打下江西吉安，从伪档案中缴获了一份文件，讲到了“AB团”的事，这可给红军带来了极大灾难。
“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组织。“AB”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AB团”团员在革命根据地内进行破坏和暗杀活动。他们还组织了宗教式的秘密会道门，预言什么红军有毁灭的征兆。为了拉拢根据地的群众，孤立红军，他们甚至暗中组织起“爱情自由”团体，用女色引诱红军战士。
为了打击“AB团”，肃清打入红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红军总部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是，由于在苏区的“AB团”团员的名字都用密码代号，红军难以及时识破这种密码，加之对“AB团”估计过重（后来的材料证明，“AB团”这时已经销声匿迹，红军内部根本没有“AB团”成员），“富田事变”后，红四军曾经出现肃反扩大化现象。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扩大化愈演愈烈，打击的面相当大，给红军造成严重的损失，使红军的许多优秀干部、战士蒙冤丧命。
红一方面军打长沙失败，部队撤到江西宜黄时，刚好发生了“富田事变”，各军各师都展开了肃清“AB团”的斗争，部队中普遍出现了乱捕乱杀现象，真是谈“AB团”色变。
我这个连政委日子不好过了。其他部队的肃反委员动不动就给人扣顶“AB团”的大帽子，三天两头抓人杀人，弄得人心惶惶，朝不保夕。更可笑的是抓“AB团”抓到连队来了，一些参加红军不久的年轻农民，大字都不识一个，一夜间也成了“AB团”被抓去杀了。我不信这些，也反感红军内部这样疯狂地抓人杀人。所以，我这个连队一个人也没有抓，一个人也没有杀。我实在也不忍心，多可爱的小战士啊，打起仗来像猛虎，平日吃苦耐劳，而且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我怎么能为应付上面的差事，下手整他们呢？
这样，我就被搞肃反的人看作“消极怠工”、“右倾”，被调离了连队。第十师政委李赐凡觉得我当秘书用起来顺手，正后悔把我放下去了，就把我要回去。
我亲眼看见江西省委政治保卫处处长李韶九审讯“犯人”的血腥场景。他咬牙切齿，拿根带刺的荆条亲手打“犯人”，边打边逼问。被打的同志熬不住了就乱招，招谁就抓谁。如此恶性循环，不知冤杀了多少好同志。
后来我在红四军第十师当了秘书。部队转战在江西的一个小地方。一天，我路过一个坪坝回师部去。突然看见有十多个红军战士被五花大绑着。我看不过去，又不敢过问，只好低着头走过去。
“欧阳老弟，救救我呀！救救我呀！我不是‘AB团’呀，冤枉呀！”突然有一个人向我叫冤。
我斜眼一看，吓一跳，是彭琦！他是宜章彭家人，彭儒的哥哥。他也是宜章暴动后参军的，现在是第十师的参谋。我俩常在师部打乒乓球，没想到他如今也被当“AB团”抓了。
在当时的气氛下，我怎么能救他呢？我连声都不敢应，一应声马上就会把我当“同党”一起抓走。我忙别过脸，低下头，装作不认识，匆匆朝师部走去，想向师长、政委反映，由他们出面抢救。
跑进师部的门，刚好政委李赐凡在屋里。他是我宜章初级中学的同学，又一起在学生会工作过，我便毫无顾忌地朝他喊：“李政委，彭琦被抓了，你快想办法救他吧！他喊我救他，我怎么救得了他。”
没想到烧香引出鬼来了。我怎么说他都不吭声，木头人似的站着。我催得急了，他突然冒出一句：“救救他？有人说你也是‘AB团’哩！”
我一愣，好像五雷轰顶。不过，我很快镇静下来，以攻为守地冲他吼道：“如果我是‘AB团’，你也是‘AB团’！我俩一起念书，一起搞农民运动，一起上井冈山，如今又在一起工作。”
我这样讲把他吓住了，再不吭声。我当时虽然得救了，但彭琦还是被当作“粤月团”杀害了。前几年，宜章县送来的烈士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彭儒来找我，请我说明当时的情况。我为他写了证明，详细说明了他被冤杀的过程，最后我用心血写了一句看似口号却并非口号的话：“彭琦烈士永垂不朽！遭冤杀的同志们永垂不朽！”
甚至在重读欧阳将军的文章时，还是能感受到当时的恐怖气氛，一种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恐怖。在我们的生活中，对于恐惧，我们还是谈得很少、很少。就是父亲在经历了这些以后，他都不会对母亲再说什么，现在想来，不仅仅是像母亲理解的那样，父亲觉得对于他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他脱党了，说不出口……其实，是他被开除出党了……
这在我也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秘密。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朝坏的方面去理解父亲。一晃六十年过去了，我却对父亲，一个并不高大的形象，产生了更深的敬佩和尊敬。
最让我惊讶的是，当初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资料中关于红军老战士的自述文章里，也提到了妈妈说的“夏曦”这个名字，就是那个曾经要将爸爸的团合并掉的那个人。但是往下读去，并没有说到任何和爸爸有关的事情。这是一个老红军的回忆。此刻当我将文章抄下来的时候，这才发现，在回上海的时候，在复印这些文章时，我没有复印上老战士的名字，我是有意这么做的。我害怕，我害怕在过海关的时候，会有什么麻烦。一份说不出的遗憾。我把所有的原件，都留在海诺德的阁楼顶上了。
我完全是因为害怕，害怕带这些东西回家，害怕在机场被查抄，害怕会给自己、给妈妈惹出多余的事情，所以就把它们留在美国了。可是，到了上海才发现，“文字狱”却开始在被一代一代的人，在被电脑、被英特奈特的网络决口，人们已经开始、也敢于毁灭这地狱般的噩梦了。大街小巷的书摊上，什么样的文字都能看见，什么样的杂志都能读到，我的这点材料又算得上什么呢？
可我，带着童年的记忆，带着我们家族的血液，在对待文字的时候，总是比别人多一份敏感，多一份谨慎，甚至是一份恐惧。我战战兢兢地拿着这些材料回来了。现在看来又是多么可笑的一个形象。
下面摘自红军老战士×××的自述：
当时，凡是稍有点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肃反委员会”定成了“改组派”。像我们这些大老粗，当时还为自己不识字而感到庆幸。
部队内部的“肃反”却仍在“继续深入”。段德昌同志的警卫员花娃也被捆起来了。我和他拴在一根绳子上，由专门负责看押任务的特务班牵着行军。麻绳紧紧地扣在手腕的肉里，脖子上压着重重的弹药和米袋，腰弯着，脖子伸着，像两个负重的骆驼，在狭窄的田塍、崎岖的小道的山路上挣扎前进。部队吃粮困难，我们是“犯人”，受人歧视，因而更难吃上一口饱饭，喝上一口热水。饥饿、疲劳和疼痛，像三股邪火，残酷地折磨着我们。湘鄂西一带，尽是山区：巍峨的大巴山，险峻的武当山，雄峙的巫山，一座紧连一座，真是千山万壑，群峰耸立，莽林遍布，河沟纵横。那山路，就像一条高挂在崖壁上的布带子，每爬一步都要付出十倍的气力。好不容易来到巴东境内，渡过了长江，抬头一看，啊呀，前边又是立陡立陡的高山，据说叫野三关。这时，已经进入隆冬季节，天上飘着大雪，地上结着冰凌。连日来行军赶路，脚上的鞋子早就跑丢了，寒冬腊月打赤脚，脚趾甲也踢飞了，脚掌和脚后跟裂着大口子，血肉模糊，走一步在雪地上留一个血印子，疼得钻心。
熬到午夜，才攀到半山腰。这里，雪下得更大，风刮得更猛，空气也更稀薄了。我俩衣服单薄，肚里无食，在寒风中浑身发抖，上下牙齿不住地乱敲。花娃一个磕绊跌倒在地上，把我也拽得倒了下去。牵我们的人只顾催，我们就在地上拼命地爬，还没有爬上几步，就感到供气不足，张着嘴大口大口喘气，半步也爬不动了。花娃碰我的胳臂，哽咽着，有气无力地说：“谭娃儿……看样子，这革命算是到头了，……野三关，我是过不去了。……干脆……死在这里算了……。”看着他满脸的泪水，想起我们几十天遭的这些罪，我的鼻子一酸，眼泪禁不住滚了满脸，只觉得手脚像棉花一样发软，瘫在地上，一下子也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特务班长拉不动我们，便跑去找政务科长，说两个娃娃耍赖皮，不走了。政务科长是“肃反委员”，在处理“改组派”方面，他的权力很大，批个条子就可以杀人。他说：“不走？不走就杀嘛！”这话，我们俩都听得清清楚楚。有人小声说：“可是没有刀……”因为我们是大部队的后卫，特务连唯一的一把刀，被一个战士带到前边执行任务去了。打枪吧，又怕暴露目标，被敌人听到。于是，他们又来逼我们走路。我们还是走不动。只听见政务科长发狠说：“那就拣块石头砸！”他们在雪地上摸了好大一阵，才摸到一块拳头大的石头。花娃离他们近些，他们先用布把花娃的嘴堵住，接着，把他的头按在地上，就朝他的太阳穴猛砸起来。听到花娃那闷声闷气的惨叫，看着他那扭动的身子在雪地上痛苦地打滚，我咬紧嘴唇，屏住气，死死地闭紧了眼睛。他那两脚踢蹬起来的积雪，蹦得我满身、满脸。由于他的挣扎，拴在我俩中间的绳子一下下扯动着，好像扯住我的心往外揪，一下一下，……突然，一切都停止了。夜那么静，我像傻了一样，木呆呆地等待着，想着那即将开始的场面：我被按倒在地上，像花娃一样喊叫，踢蹬，挣扎……
我正在呆呆地愣着，猛然间，听到一声吆喝：“走！”大概是弄死花娃费了他们太大的劲，无力再来处理我了，就把花娃的行装取下来，压在我的脖子上，解开跟我相连的那条绳子，逼我起来走路。我看了一眼僵卧着的花娃，霎时间，肚子不饿了，身子不冷了，脚也不痛了，肩上的行装也不重了，猛地从地上跳起来，大步朝前冲去。只觉得，花娃在雪地上挣扎的身影还在我眼前闪动，花娃那撕心裂肺的呼喊声还在我耳边震响。我的眼泪、鼻涕、汗水一起淌着，交融着，流进嘴角，挂满下巴，滴到雪上。我擦也不擦一下，像疯子一样，赤着脚，不管是石头，还是树楂，只是一股劲地踩上去，再踩上去。天不亮时，总算翻过了野三关。
我正在低头走路，心里还在惦记着死了的花娃，突然，路旁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先是长长地“咦”了一声，接着就一字一板地问道：
“这不是谭娃儿吗？”
好熟悉的声音！我不禁心头一震，难道是贺龙军长？相隔几年，又只见过一面，他还认识我？我不敢相信，但我还是存着侥幸的心理，扭过头，朝说话的方向望去。呵！浓黑的一字胡，方脸，魁梧的身材，正是他！
原来，通过野三关之后，部队就进入了鹤峰地界，是红军多年活动的地方。一到这里，处境就比较安全了。因此贺龙军长和关向应政委才有可能腾出身来，站在路边，察看一下后卫政治机关的情况。
看到贺龙军长，我好像受欺负的孩子见到了父母，“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贺龙同志见我双手被捆起来，还让人牵着走，怒得骂了一句，说：“你犯了啥子纪律嘛！”
牵我的战士说：“他是‘改组派’。”
贺龙同志一听就火了：“他算个啥子改组派哟！他知道啥子叫个改组派嘛！他是洪湖边上谭家巷的人嘛！一个十几岁的娃儿，连父亲都没有的娃儿嘛！”说到这儿，他的音调都有点变了。
我心里一热：军长统率千军万马，竟把我这个只见过一面的娃娃记得这么清楚！
站在他身边的关向应政委也说话了：“他当油印员的时候是模范团员，鲁易要调他去当警卫员，人家九师还不愿放哩！”
贺龙军长听了，找到那个政务科长，说：“快把谭娃儿给我放开！我替他打保票。”
绳子松开了，我张开被勒得发肿、发黑的双手，扑过去，叫了一声“军长！”腿一软，就昏倒在地上了……
我被寄放在老乡家里养伤，伤好后，又被接回到贺龙同志身边。他高兴极了，让炊事班给我做了一盘鸡蛋炒饭。我一边吃，一边给他讲述自己蒙受冤枉被捆的经过。他坐在一旁，衔着烟斗，大口大口地喷着烟雾，全神贯注地听着。一边听一边插话：“还有呢？”“后来呢？”可是当我讲完了花娃惨死的情形，半天半天，他都没有再插一句话。抬头看时，我被他脸上的神情惊呆了。只见他衔烟斗却忘了吸，两眼直直地盯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鼻孔大张着，一抽一抽地，一字胡的两角也上下急剧地抖动着。突然，只听见他猛地抽泣了一声，泪水扑簌簌地滚了一脸。他急忙站起身，躲开我的眼睛，在屋里一来一去地急步走动着。好半天，总算平静一些，重又点燃了烟斗，猛吸了几口，坐下来，闭目思忖了一阵，这才睁开眼，强自镇静地望着我说：“这，都是自己同志的血呵。你看，就这样白白地流掉了。”他磕磕烟斗，又装满了一袋烟，然后加重语气说，“实在是白白流掉的呵！”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局势下，爸爸从湘鄂西跑出来。我想父亲跑出来的时候，是横了一条心的，与其死在那里，还不如作最后的努力。他一定很清楚，抓到的话，他是必死无疑的。但是，他还是跑出来了。他跑到了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
一到上海，爸爸就暂时住在朋友家（原因是妻子覃必愉搬走了）。
在爸爸的自传上，他是这样写的：
“我到了上海以后，立刻起草了给党中央的信，然后交给周扬，委托他递交给党中央。党中央派湘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和我谈话四次。我非常具体地向他汇报了根据地的情况。杨光华请示了上级领导，然后向我陈述了党中央的决定：彭柏山同志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是他应该立刻返回原地坚持斗争。
“我看到了那个简短的中央批文，和杨光华同志说的一模一样。我有点着急，所以我当时态度也不够正确，我着急地说：‘我不能回去。如果中央不马上采取紧急措施，不光是我个人，更多的同志会被杀掉的。’
“杨光华同志非常严厉地指出：‘你这是在和革命讨价还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的全局着想，党性要求你必须坚决地遵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革命纪律，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在党规党章所允许的范围内展开必要的、合法的斗争。而一旦党作出决定，个人不能有丝毫违抗的表示。’”
爸爸的悲剧在于，他和花娃是不一样的。他不会把一切希望留在“军部”。他用自己的良知，是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要求中央采取措施。他不忍心再回去执行任何“命令”，他甚至都不忍心再去看到自己的同志一个一个被杀害。他能够做的都做了，但是就像妈妈跟我说的，“谁来阻止自己人杀自己人？王明当时是党的书记处书记。”爸爸没有服从杨光华传达的党中央的决定，他没有服从这个决定，他没有回到湘鄂西根据地。他留在上海，一九三三年五月，上海党支部正式宣布停止彭柏山的党组织生活。
当我动笔写下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任何语言来描述爸爸当时那种真实的处境，任何文字在这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爸爸徘徊在上海的小弄堂里，徘徊在霓虹灯下。他去寻找自己的妻子覃必愉。在根据地两年，爸爸几乎只和她有过一次通信。生活是艰苦的。对覃必愉的思念，支持了爸爸。现在，她更是爸爸最后的安慰和归宿了。终于在一条小马路上碰见了他们共同的好朋友，可是朋友闭口不谈覃必愉的情况。爸爸紧紧地拽住他，朋友把脸转向一边，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不敢面对爸爸。然后，他领着爸爸回到了自己的小亭子间里，翻出一张过了期的小报，报纸简直像特地留给爸爸的。朋友递过那张发黄的报纸时，简短地用了一个“她”字来代替该说的一切。
“她，和他们剧团的男演员高原同居了。”
朋友指了指那条短小的申明：“覃必愉即日起与彭柏山脱离夫妻关系。”
沉默。男人在这样的时候，通常是用这种形式来表达相互的理解。
沉默……
现在，我不仅步入中年，而且在美国生活过了。渐渐地对男人女人的事情，有了新的理解。我说的这个理解，更多的是指对父亲的理解。我变得冷静了，至少，我敢面对爸爸的这一段感情，我甚至会去体验和理解爸爸的这一份痛苦和失落，我为他感到深深地惋惜，多么美好的东西就这样失去了。
可是，在我童年的时候，在我十岁的时候，在我第一次听邻居告诉我们家的保姆，说爸爸和别人结过婚时，我简直要疯了，我怀着难以启齿的羞耻看着周围的人。可他们却是那么随便，就当一个笑话在那里诉说。真想把他们都杀了，然后再毁灭自己。
这就是我们家的故事。在家里什么事情都是秘密的，互相隐瞒着。可是一旦走出我们的家门，天呐，几乎除了我，什么人都会知道我们家的事情。我仇恨所有的知情者，凭什么，连我都不知道的事情，甚至是爸爸的历史，他们都会知道，这到底是凭什么嘛！当时，我的脑子里真是一团浆糊，现在都记不住那个痛苦是怎样折磨我的，只记得我对着那些在说爸爸闲话的人大喊大叫起来：“你们都是坏蛋！”
在我记忆中，那是一个最漫长的白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着我母亲的归来。她一进屋，我就非常严肃地说：“妈妈，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谈一下。”
我从来不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母亲说话，可是，那一天，我想了整整一天，想出各种各样的提问方式和内容，把该问的那句话组织了又组织。可是到最后，我觉得就应该选择这一句，“我问你，爸爸过去和别人结过婚？”必须这样提问，一定让母亲大吃一惊。她因此会认识到我的重要性，就会回答我的提问。当母亲一走进门的时候，我就感到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妈妈看着我的样子，似乎察觉出什么，也确实感到一点奇怪，我跟着她一直走进了她的房间。
没有想到，听完我的问话，母亲居然笑了起来。
我大喊起来：“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听谁说的？”
“嗯，你们都在欺骗我。”
“谁欺骗你了？小孩子家应该知道这么多事情吗？”
“那怎么人家都知道，我就不知道呢？”
“你说，是谁告诉你的？”
“我听见邻居在跟我们家的阿姨一起说呢。”
“哪个邻居？”
“17号的李阿姨。”
“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是怎么回事？”
“李阿姨看了我的档案。就这么回事。你不是不知道，她是党支部办公室的秘书。”
“那爸爸，真的和别人结过婚？”
“是的。”
说完话，母亲就走出屋子干别的事情了。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么大的事情，却被母亲一句话潦潦草草地回答完了。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从心里仇恨这个“17号”。我看见她的时候，再也不叫她李阿姨，常常躲得远远的，然后默默地说：“等我长大了，你就死了。”我一点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老是在这么说，也许，我认定她是一个坏人。但是我长大了，她没有死，而且活得很好！
奇怪的是，很快我就忘记了这份痛苦，忘得干干净净。看见爸爸的时候，依然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我们家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爸爸，而且也都最怕他，虽然他比妈妈要和气得多，但是，我们都有点怕他。所以，我从来不敢向爸爸提出任何关于他婚姻上的问题。
（待续）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