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在中国杭州出生长大的。他的父母都是那里的传教士。他告诉我们，他年少的时候，总是“对传教生活感到厌烦”。即使在他从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毕业之后，他仍然承认自己“缺少对传教工作的兴致”。
怎么描述我产生的反对到中国做传教士的厌恶也不会夸大其词。……在那里要大声疾呼地对闲散的人群讲说；在庙会和街上小礼拜堂里，面对挑挑剔剔、古古怪怪的人们；几乎是白白奉送小册子；忍受当地的人们轻蔑、鄙视、恼火、或逗趣地看你；物质生活的不舒适和艰苦，等等；也没有学识上和努力用心方面的兴趣；一种活死人、或相当于近代的退休出世的感觉。(原书【28】)
但是经过了长期内心的争战，司徒雷登博士最后决定了“将我的宗教信念置于当时是我的最终考验中。”他来到了中国，做一位传道人，在中国传道和生活了几乎半个世纪！
他很幸运，只做了两年多传福音讲道人，就被召唤去南京新成立的神学院任教，很快成了一位出色的圣经新约和新约希腊文的教师。在南京住了十一年后，他被请到北京，去从事一项巨大的工作，去将几个“小的教会学院”组建成一个大的联合大学；那些小学院是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学院以及后来的华北协和女子学院。
此后，在几近四十年期间，他成功地作为一位“教育传教士”工作着。他对我们坦诚地说：“我如果以一个典型的福音传道人度过一生，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感到愉快，是否会有成就，我多次对此有过反复怪诞的疑惑。”
在这些回忆中，他衷心地赞扬“作为一个阶层的传教士们的……热心、高尚的目标、不知疲倦的努力和毫无自私的奉献。”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读者，我很希望，未来的基督教教会和传教团体的领袖们有时再次思考去到国外传道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掉以轻心地忽略了司徒雷登博士的这些坦率记录。这些坦诚的记录是他对福音传道人的早期印象，是他对传福音传道人在追求（无论是多么下意识地追求）皈依信教人和教会人员数量的增加所做的成熟的判断。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和哪个教会教派的福音传教士的影响相比较，教育传教人的影响一向总是大得多，无论那些教育传教人是十六和十七世纪从耶稣会来的机械工程学家、或是天文学家，还是十九世纪从新教团体来的科学家、学者或医生。据说，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里森（Robert Morrison），他在东方的二十七年间，只为十个皈依基督教的人施过洗。但是他的学术工作，他那圣经的中译本，他的中文字典，他那第一个用近代金属活动字模的印刷厂，则在整个东方的新教传教世界里，留下了持续的影响！的确，罗伯特·马里森（Robert Morrison）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教传教士教育家的伟大世纪；在这些教育家中，有亚历山大·威廉姆森（Alexander Williamson）, 外尔斯·威廉姆斯（S. Wells Williams）, 杨·艾伦（Young J. Allen）, 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马丁（W. A. P. Martin）, 约翰·富莱尔（John Fryer）,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以及许多其他同样值得纪念的人物。是那些克复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光彩夺目的学者传教士群体【xiii】，将当代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国际法，现代世界地理和历史，以及基督信仰的宗教文献等最佳著作译成了中文；还是他们，说服人们反对那些原始的陋习、缠足和不顾妇女的教育，并且鼓吹社会、教育甚至政治的变革，开办新学堂和学院，为使中国逐渐觉醒亲隽巳绱酥诙嗟墓ぷ鳌?BR>
司徒雷登博士无疑会被作为在中国的教育传教士历史行列中重要的一位代表而留名于世。
他在一九零四年回到中国；那是一八九八年变法运动后的六年，是中华民国建国之前的八年。中国终于从中古的梦境里被唤起了。当他一九一九年应召去北京时，那已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复兴和国民革命的前夕。按照司徒雷登博士的说法，国立北京大学变成了“国家知识分子的发动机”。未来的燕京大学的邻居清华大学，不久就建成为最佳的和最有影响力的国立大学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在计划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不久就在古老的京城里升起，成为整个东方最为现代、设备最佳的医学院和医院。
因此，在这么晚的时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北京，基督教传教团体想完全依靠他们国内教会机构有限的财力建立一个真正的大学，那是很不容易的事。
司徒雷登博士做为燕京大学开创者和建设者，他那巨大的成就必须以那个背景来衡量。像他所说的：“理想需要花费金钱。”他和亨利·文特斯·卢斯（Henry Winters Luce）博士许多年来在美国全国筹募基金，他对筹募基金中的成功和失败做了生动的描述。【xiv】这个描述不仅是很有价值的记录，而且也是这个自传中读来最有兴趣、最使人激动的部分。
燕京大学的梦想最后成了现实。作为燕京大学的邻人，也是经心有兴趣观察着它成长的友人，我想说司徒雷登博士作为一个大学的建设者的巨大成绩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他和他的同事真是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所完整的大学，有世界上最为漂亮的校园之一，在中国十三所教会学校中，它的规模最大。第二，他梦想的这所大学，逐渐越来越变成了一所中国的大学。她靠着哈佛燕京学社的帮助，在所有的教会学校里建立了一个卓越的中国研究部门。
司徒雷登博士说：“在燕京的许多其他受益中，哈佛燕京学社使得我们（并通过我们使得其他几个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建立了和任何全然是中国的机构有同样最高水平的中国研究。”
我要对燕京的一些中国学者致以敬意；特别是洪业博士（William Hung，洪煨莲）有特殊的功绩，在燕京建立了一个非常优异的中国图书馆；他们编辑出版了优等的《燕京中国研究杂志》，和那个非常有用的系列——《哈佛燕京中国学索引系列》。
司徒雷登博士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庆贺了他的七十岁生日。十天后，美国杜鲁门总统驻华的特别代表马歇尔将军怂恿他担任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并协助他为马歇尔计划服务。在七月十日，杜鲁门总统把他的名字提交给美国参议院，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司徒雷登博士【xv】担任了六年半的大使（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九四九年八月，南京落入共产党手中后的三个月，他返回了美国。十二月，他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中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杜鲁门总统接受了他的辞呈。
在司徒雷登博士的回忆录中，这些年月占了近半部篇幅，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九章到第十二章）记录了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和他对这些事件的个人印象和评论；第二部分（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包含了一些他的意念和反思，如关于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华关系的“白皮书”，关于中国大陆落入世界共产主义的悲剧，关于他自己的生活和理想的生活，以及最后关于“对于中国，美国应该遵循什么政策”。
我不得不说，我发现第一部分的几个章节（九到十二章）相当简略，作为一个扼要的报道，常常难以弄明白从马歇尔将军去中国使命的早期，到南京上海地区落入共产党手中那段时间里，发生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大量事件。譬如，这是他对马歇尔使命最初岁月的谈论：
让我根据马歇尔将军在一月初来到后、中国政府号召了政治协商会议，此后的一些事件的情况来试图推论当时在重庆所发生的事情。马歇尔将军的人格和威望以及他那崇高、高傲、自以为是但是也还算合理的理想，使那些代表团集合到一起，产生了一种良好情绪的气氛和高度的努力，【161】这才使得五项协议（见附件）成为可能。如果五项协议获得了批准，生了效，就会结束争议，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且导致在美国的建议下重新组建、训练双方的军队。……
那么，什么是马歇尔使命？什么是政治协商会议？什么是【xvi】五项议案？什么是这些议案如果得以实施，就能够解决的“分歧”？什么是提出的“在民主基础上的联合政府”的形式？什么是“在美国的建议下，重组并训练双方的军队？”
司徒雷登博士在书中对这些问题都没有做充分的说明。但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对记录更明白一些，在附录里面有这些内容：
· 马歇尔使命的指令（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 政治协商会议五项议案（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 美国总统杜鲁门对美国政策的声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 马歇尔将军的个人声明（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
依靠这些文件，我们可以希望能够了解（至少部分了解）马歇尔使命的、以及司徒雷登博士在大使任上的目标。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我们也可以了解那些目标是有多么困难、是多么从根子上就是毫无可能达到的。必须对那些有了解，才能够对司徒雷登博士个人对说明马歇尔使命的和他自己大使工作的努力和失败抱以同情。
在这些指令中，马歇尔使命的目标被归纳为“尽快……以和平、民主的方法使中国统一”。具体说，有两方面：
第一，“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国民政府是个“一党政府”，并且相信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能够扩大，包容该国其他政治成分，就会促进中国的和平、联合统一和民主改革。因此，美国强烈倡议，该国重要政治成分的全国代表会议，同意在中国国民政府中为这些成分安排合适、有效的代表。”
第二，“存在自主的军队，例如共产党的军队，不符合、也使得中国无法有政治的团结。有了一个广泛代表的政府，就必需取消这种自主的军队，中国所有的军队都要有效地整编为中国国民军。”
第一个目标是要使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要能够有合适、有效的代表；第二个目标是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自主军队，并把他们“改编到”国民军中。
作为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在一个指令中写到：
这不是个容易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影响还有用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成功就取决于我们施展这个影响的能力，鼓励中央政府、所谓的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作让步。美国总统让马歇尔将军去中国作为他的特别代表，目的是以适当和可行的方式带去美国的影响，以完成上述的目标（隶书是我所做的）。
这是马歇尔使命从根本上（先天上）就不可能完成的两项任务。中国共产党想加入联合政府：这是斯大林在雅尔答会议上为波兰和其他整个“解放了的”欧洲狡黠设计的方案；这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公开的要求，写在他在延安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五千字报告里，题目是“论联合政府”。但是他们完完全全没有将自己独立的军队“取消”或“整编入”国民军的打算；相反，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号声称共产党有正规军九十一万，“民兵”二百二十万，【xviii】在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后的头六个月，他们的正规军就扩大到了一百二十万人。
马歇尔使命是以什么方式和办法“施加美国的影响，以完成上面所说的目标”呢？杜鲁门总统指示马歇尔：
授权给你用最坦率的语言对蒋介石和中国其他领袖谈话。特别是有关中国希望在经济方面得到贷款、技术援助和军事援助时……一个因内斗而分裂的中国，实际上，不能被认为是可以得到美国援助的适当地点。
换成直率的语言，那就是：使用的武器不是军事压力，不是军事干预，而是撤消美国对中国的援助。
但是，这个武器只能限制、挫败中国的政府，而对中国共产党则毫无作用。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陆上和海上迅速开入满洲（东北），在那里，他们可以从苏联占领军和苏联取得无限的援助（苏联和满洲毗邻，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革命基地）。因此，在马歇尔使命的全部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使团不断地、而且成功地对马歇尔施加压力，要美国停止或延缓援助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强烈的抗议，马歇尔将军和美国政府的确多次停止了和延缓了美国对中国所有的援助。
这样，马歇尔使命的目标，从开始就是无法达到的，所以它失败了。有关这些，无论是国务卿贝尔纳斯，还是总统杜鲁门，还是马歇尔将军，还是约翰·卡特·文森（John Carter Vincent）先生（他是主要负责起草对马歇尔的指示的人），他们从来对此就没有完全明白过。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务也失败了，【xix】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那是由于他是“一个外交界的新手”，另一个原因，还是看他自己的话：
我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朋友，【原书220】对任何一方和任何一种思想都没有特殊的同情，因此，马歇尔将军最初才要我帮助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在我的朋友中有共产党，我对几个共产党的领导还比较熟悉。
所有我所说的这些看来似乎尖刻的话，毫无奚落在那个理想主义时代的这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人物的天真烂漫的意图。实际上，在那个理想主义膨胀的时代，我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也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新手。我的确是太天真，天真到在日本投降、抗日胜利后不久，我给重庆发去了一篇长长的无线电报，请人交给我过去的学生毛泽东，严肃、急切地恳求他，说，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有理由继续拥有庞大的私家军队，他的党现在应该效法英国工党的良好榜样。自己没有一兵一卒的英国工党，在最近的大选中，刚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下一个五年中，他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政治权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另一个外交上的新手、美国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将军的陪同下，来到了重庆。我在重庆的朋友发来无线电报，说我的那个信件已经及时交给了毛先生本人。当然，直到今天，我从来也没有收到过任何回音。
最后，我愿意真诚地说出我由衷同意对我的老朋友司徒博士对中国“白皮书”、和他那伟大的国家应该遵循哪种对华政策的深思意见。由于这是一个引言，是一个旧脑筋、不信上帝的中国人为一位伟大的基督教领袖的回忆录写的引言，我愿意用他所喜爱的圣经新约的一段来做个结束。【xx】一九四九年，当我读到国务卿艾奇逊的转发函“白皮书”，我看到了这些字句：“……中国内战不详的结局超出了我国（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作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它并不是由于美国少作了什么而造成的。”当我读到这些时，我在页边上写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四节。”下面就是那段经文：
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由于美国在雅尔答对中国的背叛，由于在关键时刻，美国停止了对中国有效的援助，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的巨大威力并且有勿庸置疑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对于中国的陷落，并不是“这血，罪不在我”。
我同意司徒博士所说，美国如继续拒绝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并且继续反对中国的那个政府取代联合国中国的位置，这样，美国至少可以为自己挽回一些。这至少和由亨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胡佛（Herbert Hoover）所坚持的，并由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写入大西洋宪章中的历史伟大、传统的不承认主义，是相一致的。
胡适：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国立北京大学任中国哲学及后来中国文学教授；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任该校文学院院长；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三九年任该校校长；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任中国驻美大使。一般都认为胡适是中国文学复兴的奠基人；该文学复兴导致在文学和教育中，采用了生活谈话的语言（白话），替代了僵死的传统中文（古文）。
（待续）
转自《二闲堂》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