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60)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11)

(接上文)

别利克的指责完全是有道理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的一切问题都是由斯大林提出的“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路线所决定的。“全盘集体化”的那种越来越快的速度、越来越高的指标、越来越大的规模都是斯大林亲自提出来的,并以中央决议、指示和法令的形式付诸实施的。斯大林一刻也不放松地关注着“全盘集体化”的进程,在此期间一直要求地方一定要把消灭富农作为运动的主要口号,一切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并且不断地给地方施加种种压力,要他们全速推进“全盘集体化”。应当说,这种单凭主观意志和领袖个人能量的决策,这种把“全盘集体化”当成农业和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的路线方针恰恰才是农村中出现“过火行为”的主要根源。斯大林自己不进行检查,他所领导的联共()中央不在决策、路线和方针问题上进行反思,反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下级和地方,这是一种典型的文过饰非的行为,是一种只允许自己永远正确的神圣领袖主义。应当说,《胜利冲昏头脑》是一篇并不那样光彩的文章,尽管它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但它毕竟暴露了斯大林把一切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让一切错误由别人来承担的“永远正确的领袖”作风。

当全盘农业集体化出现了严重的病态之时,斯大林不能不出来说话了。他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首先指出了“正能量”: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苏维埃政权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的胜利。甚至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获得了重大胜利。这些胜利确实是伟大的。截至今年2月20日,全国50%的农户已经集体化了,这是事实。这就是说,截至1930年2月20日,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集体化计划的一倍以上。” 这“说明农村向社会主义的根本转变可以认为已经有保障了”。所以,“党的任务是: 巩固既得的胜利,有计划地利用这些胜利以求进一步前进。”

斯大林一开始就充分地肯定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成绩,这表明斯大林对他发动的运动总体上是满意的,并且向广大群众暗示,这个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这种论调特别符合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讲话逻辑。

接着,斯大林言归正传,谈到了缺点: “但是,胜利也有它的阴暗的一面,特别当它是比较‘容易地’,所谓‘出乎意料之外地’得到的时候。这样的胜利有时使人产生自负和骄傲的心理: ‘我们什么都能干!’ ‘我们什么都不在乎!’这些胜利往往使人陶醉,人们也就开始被胜利冲昏头脑,丧失权衡轻重的知觉,丧失了解现实的能力,出现过高估计自己力量而过低估计敌人力量的趋向,出现想‘一下子’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问题的冒险企图。” “因此,党的任务是: 和这种对事业有害的危险情绪作坚决斗争,把它从党内清除出去。”

斯大林接着言不由衷地说: “我们的集体农庄政策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政策是以集体农庄运动的自愿原则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为依据的。决不能用强力去建立集体农庄。这样做是愚蠢的和反动的。集体农庄运动应当依靠基本农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决不能把先进地区集体农庄建设的一套做法机械地搬到落后地区去。这样做也是愚蠢的和反动的。这样的‘政策’一下子就会破坏集体化思想。” 斯大林批评了北方的一些地区“往往竭力用对集体农庄运动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用发展集体农庄的纸上决议,用组织实际上还不存在但是已经有一大堆吹牛的决议说得它好像‘存在’的纸上的集体农庄,来代替组织集体农庄的准备工作”。斯大林还批评土尔克斯坦某些地区有人“企图用武力威胁的办法”,用不供给暂时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灌溉用水和工业品的威胁办法来“赶上并超过”苏联各先进地区。

斯大林虽然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貌似公允地及时给头脑发热者清火,但对于自己头脑中的昏热却从不涉及。当然,斯大林的这种思想意识立即转化为党中央的决定。1930年3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这个决议是专门发给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各边疆区、州、专区和区党委的。决议承认“在苏联各地区出现了歪曲党的路线的事实”。首先是集体农庄建设中的自愿原则遭到破坏。在一些地区,强迫命令代替了自愿原则,用清算、剥夺选举权等威胁手段强迫加入集体农庄。决议还批评跳过农业劳动组合的形式直接向公社过渡的冒进做法,指出这种冒进是一些农民退出集体农庄的主要原因。决议指出: “这一切歪曲行为是现在集体农庄运动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对阶级敌人的直接帮助。” “不立即制止这些歪曲行为,就无法使集体农庄运动进一步迅速发展消灭富农阶级。”决议提出了一系列纠正错误的措施,如制止用强迫命令方法驱赶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不能将农业劳动组合变为农业公社;审查被清算者和剥夺选举权者的名单;禁止封闭市场,恢复集市并且不限制农民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坚决制止假借民意用行政手段关闭教堂的做法;等等。这个决议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过火行为”有所减少,但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因为斯大林本来就是将农业集体化当作一场阶级斗争的战役来打的。所谓“纠偏”,制止“过火行为”纯属忽悠老百姓。

闻一在《究竟谁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中对此这样评价:

春天,正是播种的季节。这时,联共()中央为了保证扩大播种面积,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来缓和农村的矛盾: 保证个体农户可以扩大播种面积,在春播期间停止迁移富农,没有中央的允许,地方不得派部队进入农民闹事的地区,等等。然而,这些“纠偏措施”实质上并不是针对“全盘集体化”这个根本问题的,它们是临时的,并且在所有有关“纠偏”的决议中都没有改变将“过火行为”的责任推给地方的做法。虽然在“纠偏”之后“全盘集体化”出现了一个低潮,许多地区的大批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但到了冬天,苏联历史上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粮食采购难的问题又出现了。于是,集体化运动又和粮食问题交织在一起,随之政府又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又订立“全盘集体化”的高指标,又强调集体化的速度,一个新的“全盘集体化”的高潮又出现了。联共()中央1930年底通过了193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其中又规定了集体化的控制数字: 北高加索、中下伏尔加河沿岸和乌克兰草原区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不应少于总数的80%,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乌克兰森林草原区和哈萨克斯坦的产粮区不少于50%,非产粮区从20%50%

这场轰轰烈烈的“全盘集体化运动”于1932年结束,这一年被斯大林宣布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年份”。根据官方统计,全苏联有60~68%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从此,集体农庄成为苏联农业发展的一种标准和经典模式。

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是在令人头晕目眩的冲锋号角声和欢呼声中进行的。这是什么样的胜利呢?在胜利的欢呼声和凯歌声中飘飘然、昏昏然的又到底是谁呢?如果不是对斯大林这位巨人抱有特殊的眷念之情,如果不是对已经解体了的苏联有一种特殊的辩护之意,这个结论本来是很容易得出的。不过,面对悄然逝去的斯大林,面对轰然垮塌的这个庞然大国,想想究竟是谁胜利冲昏了头脑大概还是有益的,还是会令人深思的。历史推崇胜利,却永不偏袒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人。

苏联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一书中披露了当年农业全盘集体化时发生的残暴行为:

1930年,斯大林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突然出现之后,国内政策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松动。农村开始呼吸到自由空气,人们感到某种放松,几周之内许多农民退出了集体农庄。于是中央派出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到各地,任务是消灭集体农庄的怠工现象。卡冈诺维奇(时任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被派到他在内战期间已经熟悉的沃罗涅日。

年轻的飞行员约瑟夫.雅夫诺当时在沃罗涅日附近服役。一天拂晓,夜间飞行之后他从机场徒步回家。天已大亮。一队长长的四轮马车队赶上了徒步者,车上的东西用草席掩盖着。忧郁的车夫沉默不语,看都不看飞行员一眼。当最后一辆马车走到前边时,飞行员发现车队在马路上留下一团团血迹。后来几天经过仔细盘问,雅夫诺才知道草席底下是农民的尸体。他们由于拒绝重新回到集体农庄,根据卡冈诺维奇的命令被枪毙。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纠偏”和反对“过火”行为的真实写照!

集体化实现了,大饥荒来临了。

为了换取工业化所需要的设备,1929年8月联共(布)中央制定了强硬措施,命令各级地方当局坚决配合政府征粮,严禁私自买卖囤积粮食。凡执行不力者,通通予以撤职查办。对于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要提高征粮标准,强迫他们加入。这样一来,部分地区缺粮的情况当年就出现了。

1930年,苏联决定开始向西欧出口粮食1200万吨,已经实行农业集体化的乌克兰、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沿岸等地区的农庄认为这已经超过了他们的能力,于是表示不满、抗议,但是无效。农村矛盾开始激化,一系列针对农民的严厉措施开始实行。

斯大林有句名言: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于是整肃首先是针对各级干部。1930年12月2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研究粮食和肉类生产。会议认为肉类果蔬管理部门“充斥了异己分子、敌对分子和破坏分子(已经枪毙了48人)”。因此要把粮食征收部门的经验运用到肉类果蔬生产和征集方面,“要对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1930年饥荒开始出现。使得情况日益加剧的是,各地干部不敢说真话,官员们只对上级负责,为了迎合高指标而多报产量。于是,浮夸数量变身为“政治任务”压到农民身上。1932年,主要产粮区遭遇旱涝灾害,影响了粮食产量,而城市人口增加了400万,又加大了粮食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苏联1930一1933年出口西欧1200万吨粮食换回的外汇4.42亿卢布,是用“白骨”换来的。据统计,1932年一年的粮食出口量就能养活700万人。

斯大林及其手下别出心裁,找到了征粮计划不能完成的原因: “富农抵制”。于是组织干部对富农开展斗争,认为富农鼓动觉悟不高的贫农、中农不向国家交粮,致使“贫农与中农都反苏。他们脱离我们的控制,不给国家交粮。” 《真理报》发表文章,要求把混入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富农和准富农分子清除出党;要求出现问题的地方立即“组织若干次审判”,杀一儆百,威慑不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斯大林认为,富农手里有了粮食就有了筹码,敢于向政府施压,所以,“征收富农手中的余粮,不仅有利于我们对城市的供应、对红军的供应,而且是打破富农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施加压力的手段”。

政府的征粮队强行夺走农民的粮食,连种子也常常被征收。1932年年初,联共(布)中央不得不专门开会研究保证种子粮的问题。一些征粮队要求当地苏维埃把农民的粮食全部交给国家,然后获得口粮。然而,农民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口粮。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报告里有这样一份文件,称1930年7月29日,某村25名妇女抱着婴儿到村苏维埃要粮,遭到拒绝。当时的场景是:

“我们只给饿得浮肿的人发粮。” 村苏维埃主席说。

“你们想干什么?让我们都饿成浮肿才给粮食吗?” 众人怒吼: “我们帮助国家,交粮食,可现在有些职员和庄员到市场上去倒卖,一个燕麦小面包就是八九十戈比。”

当天在另一个村子,三十多名妇女到村苏维埃要粮食遭到拒绝,群情激愤: “你们这些王八蛋,把我们的粮食抢走,我们没有饭吃。等着,有收拾你们的时候!” 报告称,叫嚷最凶的是富农的女儿。

1931年春季,农民家无隔夜之粮,他们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对抗这种掠夺式的征粮,地方苏维埃的干部也和农民一起抢劫粮仓。农民屠宰牲畜,存栏数急剧下降。运粮车遭抢的情况时有发生,当局只好派遣军队武装押运。

许多人退出集体农庄。农民抵触情绪相当强烈,被剥夺基本生存条件的农民不再相信政府。一名《真理报》记者写给编辑部的密信描述了目睹的惨状: 一些农民用种种办法藏匿粮食,他们把粮食用火柴盒、小口袋、玻璃瓶装起来,挂在桌子底面。在摩尔多瓦,征粮队为搜粮,把一些村庄里各家的炕炉均予掀翻,脱掉女人的裙子,扒掉男人的靴子,把窗户连框一起拆除。农民被打伤的情况司空见惯。在医院治疗时,医生不敢写某人因什么原因致伤,只写“XX处受伤”。

对无粮可交者,农村普遍存在私设公堂的现象,一般关押七天。但是农民并没有被压服。随着灾情的日益严重,1932年春季,农民拦劫运载种子的车辆成为普遍现象。再后来,牲畜大量饿死,大批农民因饥饿病患丧失劳动能力,无法下地耕种。

在西西伯利亚,为了生存农民剥树皮、挖野菜,许多人中毒或患病。在联共(布)中央收到的1932年3月26日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到西西伯利亚波克罗夫区的一个农户家的情况。男主人是一个优秀的集体农庄庄员,一年挣了650天的工分。

“鲍罗庭.菲力普家有妻子和五个孩子,最小的一岁半,最大的九岁。妻子卧病在床,两个孩子坐在炕上,面色蜡白,脸浮肿。一岁半的孩子面如土色坐在窗台上,全身浮肿。九岁的孩子衣衫褴褛,躺在地上。鲍罗庭本人坐在长凳上,抽着一种像烟不是烟的东西,气味十分难闻。他哭得像个孩子。” 他的家里臭气难闻,桌子上放着一些无法下咽的东西。“他骂孩子们,‘怎么不死’,懒得看你们。” 报告人称: “说实话,他有些精神失常,饥饿难忍,再这样下去,他很可能把自己的孩子吃掉”。

1932年7月,苏联《消息报》收到的内部政情报告描述的是一幅悲愤的农村画面:

政策使“千百万人在呻吟”, “就因为不加入集体农庄,那一点点可怜的家产全被没收”,用那些“指示和计划强加于我们来提高收成,可这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要去的是贫穷的社会主义”。

“报纸上说得天花乱坠,百姓生活幸福,人人满意,自愿完成所有任务和交税。” 可是,“农民在挨饿,斯大林和他的帮手(莫洛托夫、加里宁以及其他‘领袖’)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他们是工农不共戴天的敌人……党瘫痪了,下有书记们的专政,上有斯大林的独裁”。农民们愤怒地呼喊: “到村子里来吧,看看农民怎样欢迎刽子手斯大林!” “人们满腔怒火,咒骂斯大林同志,是他造成了这场灾难。”

然而,令斯大林担心的,并不是饿死了多少人。他更加重视的是握紧枪杆子以维稳。因为许多红军的家在农村,他们的家属虽然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优惠,但是遍地饿殍中也有他们的亲人。形势严峻,军队不仅粮食缺乏,肉食也匮乏。1932年主要产粮区遭遇旱灾,乌克兰军区把保证军队及其家属的供应作为重要问题提了出来。1932年7月7日,苏联供应人民委员部主席米高扬致密信给乌克兰CP中央书记柯秀尔,称已决定从六月份起用鱼类代替肉类供应军队。

苏联在1932一1933年间有500一700万人饿死。苏联学者认为是斯大林“反农民的农业政策”制造了这次大饥荒,是他及其帮手制造了苏联“全民的悲剧”,斯大林犯下的是“反人类罪”。

罗伊.麦德维杰夫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一书叙述了当时在北高加索边疆区发生的一件事:

19322月被任命为别列赞斯卡亚国营农场副主席的瓦西里.谢卡,12月被召到罗斯托夫的区党委会,里面人声鼎沸:

召集到那儿的人不少,都是各级经济部门的领导。我们坐在一间大房子里,门口布置了武装警卫。我们逐个被叫到区委第一书记舍博尔达耶夫的办公室。谈话后有的人立即被带出去看管起来,脸色难看。我们也觉得紧张,不知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走进房间。卡冈诺维奇坐在一张大桌子前,舍博尔达耶夫坐在他旁边。

“谈谈你们的粮食收购情况吧。” 卡冈诺维奇说。

“事情难办。”我回答说。

“我知道难办,全是怠工者捣乱……您什么时候完成任务?七天行不行?”

“能行。但是……”

`没有′但是’,行不?我们给您两千辆马车。”

“我能搞到。”

“那就行动吧!不过要注意,期限只有一星期。”

我走出大房间。警卫没有到我跟前来。这就是说,他们相信我。

……七天过去了,我们只运出了10%的粮食。这时我们收到了卡冈诺维奇签发的电报: “我们只给三天的时间,务必完成粮食上交。” 我们又上交了10%。不久区委又接到卡冈诺维奇的电报: “将消极怠工,迟迟完不成粮食收购任务的别列赞斯卡亚国营农场主席阿尼金、副主席谢卡和布赫基里亚耶夫开除出党,交司法机关处理。”

当天,监察长从区中心赶来,将我们逮捕并关押在村苏维埃,由警察看管。

次日举行了审判。谢卡被剥夺自由十年。

看到以上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红色帝国覆亡之谜则不难解开: 这个体制从它诞生伊始就不断作孽害人,以致人人都成了受害者。当俄国人明白了这一点并以上下齐动的方式终结互相戕害时,这种体制也就走到了头。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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