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雕虫小技小自由
一日上午，监门的小窗门突然打开。露出半个警察的脸孔，问监里有谁能画画？坐在我对面的周声振老头即抢着回答：有！沈博爱这里画了一列火车。于是那列在草纸上飞驰的火车就从小窗口飞驰而出。那警察把火车带走了，啪啦关上了小窗门。
监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的说，可能是为了破案核对笔迹。有的说是看守所要找个画画搞宣传栏目的人。有的说，不会有麻烦，可能是件好事，不会是凶多吉少。
周声振说，你能在这样粗糙的手纸上，把我的像画得蛮像蛮真，可见你的画画本事蛮高。若是要你出监画画，就比坐在小监里要自由多了。不过，我们现在的屁股是坐在牢房里，牢房就时时袋在屁股上，就一定要千万小心！写字画画最容易惹祸的。划了右派的人，都是写写画画出了政治问题。还是要提高警惕。疮疤上的肉，不能再受伤了。黄友国最后说，不要过于敏感，也不要过于恐惧。可能明天会来找你的。
我的思绪也在波动，只能静静回忆我画的那列火车。火车从左侧绕着曲线，向正前方飞奔，产生一种即将逼近的感觉。火车头上吐出的青烟向左上角飘去，显然我选择了从右向左的风向，表示了强大的东风在压倒西风。这一点我是可放心的。火车头上画了一个五角星，也应是符合政治标志的。
只是一点，用钢笔作画，只能一色青，不能体现“闪闪红星放光芒”的热色政治效应。如果找麻烦，只怕问题就出在这里。另外，在这种纸上画钢笔画，还是第一次，不能拖笔画出线条，更不能急速快衬，只能点画成线，又一次重温了点的轨迹。大家的议论使我增添了一些阴影。不管预兆着什么，反正今晚是做画火车的梦，是梦见因画火车而惹出了麻烦！
第二天上午监门打开了，警察叫我出监。口气不凶，凭感觉不会是惹出祸来。又是来到那个亭子里，一个叫什么某班长的，把桌上的一张大纸摊开后对我说：现在要画一个评比竞赛栏。左边竖格写评比项目，上边横隔画进度图样，进度特快的是画上火箭，最快的是飞机，快的是火车，较快的是汽车，慢的是马车，最慢的是板车，极慢的是乌龟。中间的空格是个人和小组插红旗的地方。
我很快理解了他的指示，脑子里也立即呈现了一个红旗飘飘的评比栏。对于这种表格式的栏目我是很熟悉制作的，但那些表示进度快慢的图像，从超音速的火箭到半寸爬行的乌龟，还是第一次听说过。这时，我并不知道伟大的祖国正以超凡的大跃进速度，通过人民公社这座桥梁，通向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天堂。真是“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我要求的6B和BH铅笔、毛笔、墨汁和水彩、直尺等工具都很快送来。上午制作好了表格和写好项目文字。栏头“评比竞赛栏”几个大字是做了黑体字，特别显目。我的中餐也在亭子里吃的，由生活组送来的饭菜很温热，数量也比监里多。这是几个月第一次吃上这样饱的饭菜。
饭后，送碗筷时，打上大碗开水。又能自由上厕所，这是几个月来获得的小自由，精神上有点温热的感觉。但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岗楼的眼皮下。我的小自由，都要预先喊声报告，说明做什么，得到“去吧！”的允许后才能得到这何等珍贵的小自由。
剩下的几幅彩色图像是下午画的额定工夫。抓紧时间可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但我舍不得这小自由很快结束，只想拖到开晚餐时完成任务。这种比比划划的工夫，是没规矩定额的。到这几幅图全部画好时，即评比栏全面做好了。开我出来的某班长也来验收了，表示很满意，还要我剪些小三角红旗，留作评比时写上姓名贴上去。我如数剪了小红旗之后，他叫生活组的邱亮成送来了晚餐。我吃了一顿饱夜饭之后，他才把我送回了一号监房。
我没有坐定下来，大家就问是否为了画火车的事写反省了。我说火车运来了两餐温热的饱饭菜，运来一些小自由。于是我把白天的事情详细向他们叙述了，连喊报告上厕所的事都讲了。
是夜，仍梆声寂戾，但我比往夜睡得好。
过了不久，一个姓钟的指导员（犯人把带领劳动的干警称指导员，把平时的警察称班长），把我带到法院。来到一个小厅里，光线很明亮，摆着很多方桌椅子。有好几个人围在一张大桌上作画。我发现他们的眼神异样。可能他们已经知道一个犯人来这里画画。所以他们边画边谈笑着，有时也轻声议论着什么似乎这个陌生人不存在一样。我就选择远离他们远而靠近窗户的桌子前面坐下，只等钟指导员的发落。
不久，一个干部来了，手里拿着一本写满文字的材料本对我说：这里面写了很多反应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现在要办个展览会，你根据这些材料把它画出来。他们是从一中，浏师和剧院调来画展览图片的，你可向他们参考学习。
这个干部走后，我即去观看他们的几张图片。从仅有的几张图片看来，画幅大小不一，画法多样，有水彩画，有水粉画，也有国画。他们当然不会理睬我。我也不敢开言说什么！就回到桌子开始筛选内容，写出几十条图片提纲，每个提纲即是我作画要表现的内容。上午就写完了提纲，等待干部来审查批示。
中午时分，那个钟指导员来了，特地为我做中餐而来的。炒了两个菜，一大碗米饭上放两个蒸熟的红薯。这顿饭吃得很饱很可口。与画评比栏时吃的囚饭不大一样，感到一种家常饭特有的温馨。因为这是在法院食堂里做的饭菜，调料的香醇是看守所所没有的。
下午，调来的人员继续作画。我要来了铅笔水彩直尺之后，也就按提纲顺序开始画起来。我采用黑白对比鲜明，近似素描的方法，表现出每个提纲的突出情景。然后用极淡的水彩着色，产生一种明快的效果。并且尽量用环境衬托人物，达到突出显眼的目的。
当天下午我就画出几张，画幅纸幅都做了统一的规划，下面的文字也很简要确切。收场时，我出了四张成品。有个调来作画的人员过来一看，很吃惊，认为我画的又快又好。不是他们五颜六色的画法。其余几个也过来看了，表示默认。我在这里吃了晚饭，钟指导员才把我送回看守所。
第二天来到这个地方，就剩我一个人作画了。以前调来的几个人都已辞退。就这样，我在这里画了一段时期，虽早出晚归，生活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并且，这里的干部都认识了我，对我产生了一些好感。
在这里结束展览图片的绘画以后，公检法的有关布置场面都要我去做事。很长时间里，我常往来于看守所与公安局之间。当时的公安局长万晓阳、法院院长杜克强和检察长孙涌泉都认识我。有时也来看我做事，有时叫我一个人去他房里拿这拿那，似乎很不介意。但我非常谨慎。我想到这是考验我的，不能乱动东西，更不能偷看公文。要一针对着一线地行动。
有一次，杜院长对我说：你的案情我们正在研究审定，你安心等待吧！我听了心里虽然很明白杜院长的意思。但我更明白在这个极左路线几乎处于绝对神经过敏的时候，政治犯是不会轻易放过的。现在把我提监出来搞些文字绘画劳动，其性质是劳动犯人做事，对我的真正意义，是得到短暂的小自由，是生活上得到善待。我不怀着任何侥幸的希望。每天早去晚归，还是伴着梆声度过漫漫长夜。
忽一日，检察院的周检察长提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首先问了一些认罪伏法和劳动改造的情况，我很担心又出了什么问题，暗地反省着以前在公安局那边的整个写画经过。很难猜测他葫芦里倒出什么药来。
他突然话锋一转说：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任务，看你能不能完成？就是，因为浏阳的政法工作评了全国的先进单位，要到北京去参加全国政法工作先进工作单位表彰大会。你要根据我们提供的材料画出来，而且要画得逼真美观，这是一件细致认真的工作。画好后还要用照相机拍下来，带到北京去的画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还有，第一幅不用纸画，要画在丝绸上。画的内容是一个政法干警骑在一匹高大的骏马上，手举飘扬的红旗，紧勒缰绳，骏马要向前奔腾飞跃……我们给你充分的时间、最好的颜料纸张和作画工具。看你能否完成这个任务，这也是积极改造的表现。我说发挥自己的绘画水平，尽我的最大努力，争取做好这件事。
他说，明天再来找我，暂写个购物清单交他。其实，我接受这个任务，并无争取减刑宽大的幻想，我只打着我的小算盘。一是获些小自由，二是吃饱肚子，保住这条命回家去孝顺孤苦伶仃的祖母，三是莫生疏了手艺，或许将来有点用处。俗话说，艺多不压身，我说有艺可养身，甚至在危难之时，有着救命生存的作用。
近年读了美学家高尔泰写的《寻找家园》。他是因划了右派，被充军到玉门关外的夹边沟劳动教养。在那风沙弥漫，寒气逼人的戈壁滩挖沥水深沟，盐碱水把脚板都浸开了拆。那年他才二十一岁。（P95）有这样一段文字：“那时我正在戈壁滩上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因为疲劳饥饿，周围的人都在纷纷死去。我也极度衰弱，到了临界线上。突然被两个警察带到了兰州画画，得以死里逃生。”
这时我也是二十一岁，是最认真的一次作画。
我安排在王家祠堂进门的一个房子里。这里是我的一个窄狭的小天地，也是获得小自由的空间。一日三餐饭由生活组安排。喝茶用水上厕所也方便自由，只是晚上回到监里睡觉。这次画图，我不是拖时间，而是要认真细致，色彩线条都要规范，特别要慎重处理那些敏感的细节。大约花了二十多天就完成任务。他们展览了这些图片，并拍照带进了京城。
我不图有功，只怕加罪。这次画画，总算是“清吉平安”，监里人说：笔杆子既惹祸，有时也救命。我说：如水之覆舟载舟也！
105、姚麻子
姚麻子实名姚永福，一个结实的中年汉子。因为满脸苦瓜皮，背地都称之姚麻子。常年短发恰似一个板栗球，近似圆形的脸块，常带着笑容，但他发了气就把把颜面肌横向绷得很紧，咬着牙恶狠狠地骂你几句。但他只是心直口快，做事要求严格。批评几句大家都不记仇，只是畏而敬之，很听他的指挥。
他可能是临干，穿装是件深色中山装，虽然常年在看守所任职，却未见他穿过警服，然而腰间是要斜插着一只“短火”的。我们在他的领押下，常去进行劳动改造。我们犯人都称他姚指导员，其实应是姚监管员。他所带押的犯人是种菜兼包些肩挑功夫。一方面解决看守所的菜食问题，二方面也为所里搞些劳务收入。
（一）种菜组
我的案子已判决了，只等待调往劳改单位了。一批又一批的犯人押到洞庭湖周围的农场去劳改，也有去石灰厂和制砖厂的，也有去磁场和煤矿的。一般情况，女犯是到伞厂。
最远的是充军到新疆戈壁滩。有些“二进宫”“三进宫”的犯人是从新疆逃生回来的。听他们说起到新疆劳改的事，就有“谈虎色变”的恐惧。我考虑到自己的命运就蒙在何去何存这个谜团里。以前凭着一点雕虫小技得到一点短暂的小自由，只是打“临时工”。
正在彷徨之际，忽一日把我调到种菜组，成为姚麻子的部下——总算还给了我一个“园丁”的称号。想起我以前对生物的爱好，分派这个工作也算是对口专业。
种菜组只有十几人左右，人员常有增减变动。大部分都是地道的农民，很富有耕作经验，调打清楚。组长黄厚存是西乡镇人，老农邹世义是青草人，入监前都是生产队长。这种农村老把式罪行不大，只判一年到两年徒刑。这两人是种菜组的中坚力量，我在姚麻子的监督下必须听从他们的业务技术指导。
把我从彼一时的园搞来当此一时的园丁，是要从头做起的。从掌握五寸长笔杆子到掌握五尺长的锄头把，是要经受一场血汗和皮肉的革命的。三皮（指头板皮、肩膀皮和脚板皮）要通过红肿、蜕皮、起泡和硬化的生态变化才能那个退“蛹”而出，适应各种劳动。达到皮厚起茧才算修炼坐化成功，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体力劳动者。
我自己拥有一担尿桶，一把锄头，一顶斗笠和一个草帽，另有一担撮箕和竹夹子是用来担土和红砖用的，只在临时才用上它。种菜的场地是固定的。最近的在监牢后门的山坡上，被围墙围着，外人也无法偷盗。与浏阳一中只有一墙之隔，我能清楚看到操场烧红砖和炼钢铁的土高炉，我更怀念这曾经读过书的校园。
种在今烈士公园山顶的是大面积的芹菜和空心菜。挑水运肥不到两华里。最远的菜地是集里桥神仙坳，约有六七华里路程，从看守所挑着人屎粪送到那里，中途要歇两次气。那里种的是红薯和藠头，顺手牵羊的人是难偷的。
每次中餐和下午收工时，每人要挑一担菜蔬和饲料送到黄家祠堂的老犯人那里，让他去洗蔬菜和铡切猪菜。这种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劳动，虽很单调，但也学会了不少种菜的技术，如种卷心菜黄牙白和包菜等。也还算自由，伙食标准也比监内犯好得多。
劳动时，姚麻子有时坐在旁边指挥。因为他是菜农出身很有经验。有时他也开小差，他相信我们不会逃跑。种菜的犯人都是经过挑选决定的。如果发生意外，他腰间的“短火”也是不容情的。
（二）拆窑和担砖
姚麻子在种菜的间歇里，为了挣些收入，承包一些拆窑担砖的劳务。这种苦功夫很少有人承包，因为当时没有机械制砖，都是人工手模砖。为了防止粘性泥土结模和砖块相互粘结，就把砂子撒在砖胚外面，通过高温煅烧之后，砂子都牢固地结在红砖表面。拆窑和装卸红砖时，砂子很是伤手。首先是红肿，很快就磨掉指纹，不久就显露血斑。直到鲜血淋漓，疼痛难忍。第二天又把晚上结的血疤磨掉。
我们犯人没有手套，只好忍受着这种痛苦。只有黄厚存和邹世义这两个老农出身的犯人才能受得住。我的手皮最薄最嫩，受不住时就扯些杂草垫住，但手脚就慢些，别人装担起不了，我才装完起肩。为了不掉队，我只好加快步子赶上。运送到终点一般只有几华里，中途也稍微休息片刻。因为我最年轻，肩挑能力越挑越强，短距离能挑两百斤。那些老把式说：挑担子要耐力，陡力送不得老，担米不压人，斗米压人。能挑一百斤，就只挑八十斤。这样留点余地就天天能挑。
姚麻子也不霸蛮，硬性规定每人挑一样重。他看在眼里，如太挑少了，他就吼你几句。更重要的是要路上往返要基本不稀稀拉拉，要首尾连成一线。如果硬跟不上的，就让你下运少挑几块，必须紧跟队伍。这是为了监管，防止故意掉队，趁机逃跑！
这种功夫并不连续干。每拆完运走一次红砖之后，又去种菜。因为种菜组的主要任务是保障生活组蔬菜供应。如果遇上播种季节或抗旱浇水，就不去接承这种劳务。
（三）信牛皮与锡牛皮
信牛皮与锡牛皮是兄弟。信牛皮实名沈信昌，是为弟，解放前当过国民政府绥和乡的乡长，南普寺高小的校长，也是沈氏的族台人物。个性耿直，爱打抱不平，不免要得罪人。土改时就逃亡了，在湘阴、汨罗等山区贩卖木桶求生。在大跃进时被清查出来关在看守所里。他的逃亡避开了土改整风这个浪尖，保下了一条性命。由于民愤不大，只判了几年徒刑，这次也来了种菜组。他的老脾气尚未泯灭，说话还是那么直来直去。
有一次触发姚麻子的火神，挨了一顿训斥。后来我对他说：你是老长辈，是我们的族台先生。到了火官庙，就要识火性。这个姚指导员是个有火性的人，心肠不坏。只要老实认真做事，你留在种菜组比到农场矿山要安全平定得多。后来我调走了，不知他的下落。据说释放回家后，活到了八十多岁。
锡牛皮实名沈锡昌，是其兄。其弟信牛皮逃亡时，曾潜到长沙市韭菜园他家落脚，往返于长沙与湘阴之间。被居委会发觉检举清查出来后，以包庇犯被捕入狱，也关在火官庙。因为锡牛皮年老体弱，就安排在王家祠堂洗菜铡菜。
据说信牛皮刑满释放回家时，锡牛皮早已命归黄泉。如此，他们兄弟的诀别应该是火官庙。
（四）如雷轰顶的噩运
我们到集里种菜，北门口是歇气的老地方。姚麻子准许我们去买点发饼之类的食品。我们身上只有监内流通券，都是趁此机会把流通券向指导员换成人民币现金。犯人不准有现金，也是防止逃跑的一种措施，叫“手里无钱，寸步难移”。
有一天，在北门口碰上老家的陈腾飞，他是浏阳一中的学生。我请示批准后，与陈打了交道，了解家里的情况。
我说家里很久没有来人来信，不知道祖父母的身体情况如何？请转告，我在这里很好，要他们慢慢熬过难关，等我回家孝顺他们。可他毫不保留地说：你阿公（祖父）去年五月去世了。你阿婆只能瞒着你。怕你在牢房里着急！
这个突然听到的噩耗如雷轰顶，周围的物体顿时在旋转，我差点儿晕倒下去。姚麻子叫声走吧！就只好挑着尿桶往集里桥移动。这时我的双腿实在酥软无力了。脑壳里在轰轰作响。一个挥之不去的衰老形象，一个悲哀无力的形象，使我无法静下来。为了不使姚麻子对我的一场低落情绪产生疑点而遭斥责，我把刚才听到的悲痛消息告诉了他。他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只有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回家孝顺阿婆，才能补偿。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时刻缅怀着祖父的恩德，回忆起从送我在灵官嘴启蒙拜孔夫子像那天起，从宝乔祠到南普寺，到永兴寺，从浏阳到湘潭读书，最后从社港到花桥教书。整整十几年间，都是他为我挑着龟纹篾箱簧和被日军戮伤的木皮箱，不知走了多少路！不知流了多少汗！都是为“望子成龙”而不辞劳苦地奔波。
而今，他所希望的“龙”在瞬间打成反革命分子，并且关进了牢房，竟在那次“最后的早餐”之后，顿成永诀。他怎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呢？他只能在忧病交加的窘境下睁着眼睛离去——不能看到你回来了。当时我无法知道祖父去世时的悲惨情景，直到后来从祖母的诉说中才知道那悲惨的一幕。我只能忍受着悲哀，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日复一日地去种菜。
隔着一段时期以后，我们同挑着尿水向集里桥走去，同样在北门口的树荫下歇气，又同样偶然地碰上了在一中读书的陈腾飞。我又迫不及待向姚麻子请示批准向他问问家里的情况。我首问了祖母，拜托他做些安慰工作。接着我问及那个未曾见过的女儿的生长情况。
他还是不保留地说，你的女孩是在你出事之后生下的，幸好你阿父后死，也看到了一个曾孙女。只是你没看见过。咳！可是待到年底十二月冒要得了。你阿婆哭得死去活来，你婆娘也就走了。只剩下你阿婆一个人在家，守住那几间房子，真是太不幸了！这是命运。你也不要急了。急死也是无用的……
姚麻子大叫一声算了吧！不要讲了，走吧！我又只好忍住内心的悲痛，挑着尿桶有气无力地随尾而行。这种失去亲骨肉的悲痛，使我泣不成声，回肠欲断。姚麻子后来也知道我遭到连续的不幸打击。我带着这种低沉的情绪，依旧在这个老地方劳动着，一直干到1959年国庆节之后。
（五）南市街
浏阳城关镇的南面叫南市街，与市中心隔河相对。浏阳河水从街墙底下汩汩流过，连接两岸的公路桥是唯一的通路，并且在日寇几犯浏城时屡遭破坏。在靠栏杆的狭窄的行人道上走过时，有一种与车辆擦肩而过的紧张感。当我们挑着东西从桥上走过时，非要特别小心不可！因为我们棉衣后面印有“劳改”二字，很引起行人关注，绝不能碰撞行人。况且姚麻子提着手枪押在后面，时而吆喝着“注意”！
到南市街那边劳动的时日不多，但每次都要到他家里去休息一下。有时也帮他做点零星事，喝茶饮水是尽量的。我们也趁此机会向他换几块钱现金，买些副食品当场了销。
二十几年后，我偶然在公路桥上碰上了他。我还是照旧称他姚指导员。他询问了我的情况，表示高兴。他说他没有到火官庙供职了。他的苦瓜脸上增加很多老年斑，还是一幅严肃正经的样子，还是穿着中山装。我对他的印象，这是一个地道的菜农，有着善良的心地。
106、孔明车
1958年7月9日，即是接到判决书后的第三十五天。正值骄阳似火，犯人集中在那个亭子右侧的地坪里。我手里提着行李袋，袋里装着仅有的几件衣服和简单的洗漱用品，背上背着一床棉被，被单是祖母纺织的菜篮格子布做的，很显眼。一眼望去，尽是光皮脑壳，清一色的男犯人。这场景如果在街头巷尾，或荒村路途，很像逃亡的难民。大家心里装上的定心丸是去接受别无选择的劳动改造，究竟是去向何方，只等待宣布出发了。
记得是杨坚所长宣布：这次调往南乡科源煤矿劳动。去了那里要服从管教，要遵守安全制度。因为路程不远，就步行好了。路上要严守纪律，绝对服从，如有私心杂念，企图逃跑者，子弹是不容情的！要记住！要认罪伏法，老实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接着是民警荷枪实弹押着走出火官庙。跨过浏阳河上的公路桥，过了南市街就是南乡境界。到大瑶镇只有四十华里旱路。科源煤矿距大瑶只有三华里，靠镇东北角，离东风界很近。东风界是浏阳与江西省的交界处。
这个小型煤矿只能说是土煤窑，说有动力开发，没有通风排水设备，一切都靠人力。这里生产的煤是无烟煤，只能用做生活用煤和烧制红砖，不能炼焦。煤矿附近有个水泥厂，煅炼碳酸钙岩石的用煤也取于这里，用餐就在监房对面的食堂里。第一天没有下井，下午只听个安全报告，就去安顿自己的床位。
次日上工是井下车水。把汇集在井下最低处的水一站接一站递次车出井口。从井底到井口依次排列着车水的水车，一人一车，每小时轮换一次。人和车排成一条龙，第一一次体会到真正的“车水马龙”这个成语的特殊景象。
第一站叫发水，中途漏掉不少水，越车越轻，到井口出水一站就水量不大了。劳动量的大小就不一定决定出水量的多少。因为第一站发水可快可慢，又因为各站水车的口径并不一样大小。三是各段坡度不一样，所以车了一段时间就能领悟到不少诀窍。
为了平衡，就依次变换站位。即每天不是在同一占位上车水。管理车水的工人，犯人称之某班长，班上负责修理车水。某站水车出了问题，则一马不行百马忧，各站水氹里的积水就哗哗地流回第一站的水池里，等于做了一阵无用功。
班长叫这种水车为“竹”，修水车就叫“修竹”。因为这种水车全是用南竹做的。这种圆形的竹制水车就俗称为孔明车。它的优点是简易轻便，适宜坡度较陡的地方使用，但水量不大。而木制的龙骨车，制作复杂麻烦，在坡度过陡时使用，水槽里的水就回倒出来，只是出水量较孔明车大一些。
回忆祖父在三联坝用龙骨车车水时，我去拨车叶子，也能帮他省一点力，所以我只熟悉龙骨车。对于这种孔明车，我第一次使用，感到很新鲜。以前只听大人说过周洛人在梯田上用孔明车车水的事。因此，我非常认真地使用他，特别认真观察班长修车的全过程。
我发现这是利用大气压力的原理制作的。在一根七市尺的笔直竹筒（去节）内的底下安装一个进水阀门。阀门用松木制成，周围有三条进水凹槽，内侧钉上橡皮，水被大气压进水流，却被橡皮挡住不能倒流出来。
另作一根套着活塞的拉杆，拉杆也是竹片条做的，套上横木条拉手。活塞的构造和进水阀头一样，推着活塞向下时，水从凹槽里进来，拉着活塞向上时，橡皮被水压紧关闭，水就推出竹筒。同时活塞下面形成真空，水流被大气从进水阀门进入竹筒。
这样一上一下推拉竹竿就是孔明车车水的进水提水过程。主要诀窍是竹筒内壁的光滑圆直程度和阀门的密封程度。我天真地在想，将来回到家里，一定做个孔明车去车水捉鱼。
管教干部有时叫我去大瑶镇拖水泥，有时叫我去写黑板报。我在这里只干了十九天，到七月二十八日，看守所来人把我押回火官庙。回到看守所的第二天，才知道是要回所搞一些写写画画的事。这样就留所没有外调了，不久进入生活组当组长。
回所才知道家里请人送来一身棉衣裤。1962年回家后，祖母才告诉我，送棉衣的是远房亲戚寻全九。这是她哀求他帮忙的。她说，他首先送到看守所，听说我去了大瑶，又赶到料源煤矿，听说我回了看守所，又折回看守所才送上了。
这个寻全九即是前文提到的，因参加芦仙寺关老爷行香出体而被捕的黄如正的姐夫，因寻曾为黄送东西到过看守所，所以祖母才请他帮忙。我平反复职后去看过他几次，以表示对他的感激之情。
在料源煤矿又认识一个同乡唐玉昆，他因在科源煤矿当干部犯了经济问题被判刑劳教。他在本单位劳教，感到极失面子。但他还只能面对现实，无奈在他原来的下属监督下劳改，每天在与孔明车作伴。在任何特殊情况下，只有能屈能伸才是生存之道。
后来，这里的劳改犯人，告别了孔明车，转到浏阳三口煤矿去了。到1959年五月，这些犯人再调其他场所劳改。我的两个同案犯沈皆遂和焦七海调到醴陵新生瓷厂劳改。皆遂在那年特赦释放，七海到1961年刑满释放。
107、凌晨的枪声
自从参加种菜组到城外劳动，每次都到北门歇气时，看到同犯们都用流通券换现金购物，而我手中却没有多少流通券了。由此想起进监搜身时，身上的现金和粮票已被警察搜去了，没有收条，又没换成流通券给我。我趁此外出劳动的机会也想买点食物，不能老是白吃别人的。何况别人分一点给我，也是从牙齿缝里省出来的，欠了一些人情。
所以，我麻起胆子向姚指导员提出把搜去的现金换成流通券发给我的要求。他答应向所里反映这一情况。可等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答复。这时我的祖父实际已经去世，大跃进已经搞得热火朝天。祖母在大食堂里吃点低定量的饭，还必须代管三个小孩，根本不可能有钱送来，并且连音信都已断绝。我身上早已没有分文了。一条毛巾洗脸洗澡公用，已是百孔千疮，剩下几根筋了。没有牙膏还可免掉，但牙刷磨成接近平板，至于衣服是无法考虑的。我只好再次要求发给搜去的现金，这样才引起了所里的重视。
首先是杨坚所长提讯，要我详细说出当时的情况，我说当时押进火官庙，是在亭子里搜身的，只有一个警察，没有行李，身上只有一个笔记本一支水笔一个印章，现金和粮票的数字是说不清楚的。他说你能说出搜身警察的样子吗？我说当时吓得要死，只低着头，不敢去看警察。没有给收据，就没有具体数目。杨所长最后答应再调查。
又过了几天，民警队的两个首长，讲北方话，又提讯我，了解搜身以及拿现金的事。他们的态度很坚决，说要把民警集合起来，叫我一个个去辨认。我看到首长这样重视警纪警规，好像要决定查出这个警察不可。我就害怕起来，不敢去辨认指出某个警察是搜我身的人。我说当时吓得颤惊可怕，不可能仔细认清搜身的警察，我不能随便确认某人。他们最后还是要我认真回忆清楚，想出来了要立即报告，隐瞒不报告实情也是不老实改造的表现。第三次提讯仍无结果，这桩事情就无人过问了。
其实那日是谁对我检查搜身，应该是有记录的，站在亭子前面的岗哨的民警都应有记录，也应该看得清楚。所以，民警队的干部心里还是有个谱的，只是要我确认作证而已。我心里也有个印象，只是不能去辨认作证。知道自己是犯人，不要惹出麻烦。既已搜去，不能发还是无可奈何的。我也就把这事抛之云外，渐渐淡忘了。
一日的早晨，我在地坪里准备种菜的工具，忽听到岗楼右侧的营房里发出一梭子弹的枪声。顿时营房里传出慌乱的脚步声，也听到断续的说话声。很快就是一片宁静，好像没发生什么一样的平静。早餐后，我们照常整队走出岗楼下的小门，去那几个老地方劳动。
时间在无情地流逝，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次劳动休息时，我问姚指导员，那个向班长（民警）好久没见了，怕是调走了吧？他说：还有什么向班长？肉都烂了好久了！他犯了错误自杀了！我说是不是那天早晨枪声时自杀的？他说是的，是他自己用脚踩着步枪的扳机自杀的！
我默然，心里有了一个明白的答案。那个不很清晰的形象，很可能是他吧。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