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8、机器、铁锤、读书声
1969年1月，浏阳精简城镇人口，有关人员及家属7722人下放农村插队落户。于是浏阳花鼓剧团和农村文艺宣传队解散，一部分人被重组进毛泽东思宣传队，其余下放农村或回原籍。
此外，七年制和五年制公办学校下放到大队，高中下放到公社，分别由工人、贫下中农管理。民办教师由贫下中农推荐，工分加补贴，城市公办教师一律回原籍任教。（据浏阳地方史P137－138）
这是文革时期文艺教育系统状况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我住的龙伏公社江美大队的情况是把大队工厂、茶场、医药和学校四合一，集中在江美小学也就是原宝乔祠的四合院里。隆隆的机器声、叮当的铁锤声、朗朗的读书声，交织一起，宝乔祠这地方热闹非凡，可称得上有史以来的最为鼎盛时期。
宝乔祠拆建成的四合院，有四间教室、六间宿舍和一个大礼堂，由六名教师分管着五个年级的学生。其中一名公办教师任校长，其余皆是由贫下中农推荐的民办教师。
贫管会直接管理学校，大队宣传委员直接领导学校的教学生活等事宜，一般问题向宣委请示汇报，大问题由贫管会定夺为准。教师待遇是记工分加补贴，生活是内餐内宿，参与大队工厂等组成的伙食单位，敲钟吃饭，工教合一。
大礼堂开了三座红炉，是打吊耳（汽车大梁弹簧附件）的锻工车间，陈椒黄与陈贺飞一座，沈喜生与沈良友一座，陈谢之与沈长美一座。按计件工分到炉，师徒再按等差分配。
六位铁匠，各戴翻檐帽一顶，系围裙一块，脖子上吊着毛巾，脚上拖着烂鞋，接火时火星飞溅，淬火时热气腾腾；铁锤叮当响，胳膊上下舞，风箱呼呼叫，汗滴炉下土。有时讲些毛弹话，也引起一片嗬呵和骂声。大礼堂这一道风景线是宝乔祠从未有过的，吵得观音菩萨和城隍老爷（原三善祠地址也在此）也不得安宁。
四合院中间砌了两座水泥乒乓球台，是孩子们的活动空间，因为礼堂没有他们的世界了。傍着操坪新盖了机械东间，有钻床和电焊机，是吊耳钻孔焊接和打磨的车间。隆隆的机器，闪闪的电火花，也算得气氛非凡。
车间旁边有厨房有医疗中药室，我的老同学徐九怪在当大师父，我土改时的儿童团辅导员陈老生在司药。这里虽然清净一些，但有的妇女喜来这里调侃逗俏老生和九怪，也是个闹中静处觅闲情。
敲了吃饭钟，老师、铁匠、钳工、电焊工、赤脚医师、司药员、守山员、茶场人员等都齐聚一起。有时采购员和主管干部也来凑合热闹，人声鼎沸，碗筷交挥，倒是一道钟鸣鼎沸之家的宏恢气象。
写这文字时，特走访了当年打铁的良友师傅，他说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当时的采购员也兼营销员，几座红炉打吊耳，由陈赞黄运到外地销售，到底赚了多少也搞不清楚。我们拼命打，只是为了赚工分，不管它销售的事。只是后来清帐时，说还有很多吊耳存放在外没有销售，有些销售出去的也讨不到钱，几次派人出外讨账，倒找婆婆四两姜，倒要篓里扯出鱼去付出差费。
结论是：运回来要运输费，还要交屯地费，就这样做烂帐糊了！打铁的累个死！出差的耍个死！到底钱进了谁的口袋——天知道！反正老师、学生和工人，热闹了一场，工分贬值，学习下降。
219、刚搬新居里，又要挨斗争
1976年的冬季节，因为要营建蹉跎坡芸香居，耽误了六十多天的缝纫工作日，所以市主上的裁缝功夫就积压很多了。因此新居落成后，我们夫妻俩不得不日夜兼程来赶工，以缓解市主们冬衣要求的紧张状况。
闰八月二十八日，我们才从借住的邻居家搬进新居，按习俗必须把火种（燃着的硬柴块）和柴火灰一起带进新屋，烧茶的壶里也要盛着水带走，这样表示水有源火有种，何况带柴（财）回家。祖母持着扫帚进门时，也要向大厅内方向连扫三下，表示人兴财旺带福进门。从此，八口之家相聚新居，也算是安居乐业的。
和往日一样，收工回家只能稍坐片刻，就要挑灯夜作。祖母早已带着孩子们入睡了，妻子正在为刘医生夫人周氏赶制一件装袖棉袄。当刚刚上完一只左袖的时候，邻居秋阿婆猫着腰悄悄来到缝纫机前面，轻声说：
“你们为了盖屋本就劳累辛苦了，现在还要日夜赶衣服（做衣），赚了几个苦钱！可是你们不知道今天在宝乔祠学堂里开了社员大会，一个叫周组委的工作组长做了动员报告，说你们八口吃饭，只两人做事，还建栋新屋，家里有单车有收音机有手表，还带了徒弟搞剥削，是个典型的暴发户，要批判斗争，还要罚款一千块。也不知道哪个没良心的讲冤枉话，向工作队反应了。”
“你们也不要着急，政府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反正还要调查的！”她安慰了几句，“我是来送个信，不然你们还蒙在鼓里，现在要划清阶级路线，没有人来告诉你们的！”她说完很快走了。
妻子手里的棉袄掉在地上，剩下的一只右袖搁在一边，双手抱着头伏在缝纫机板上痛苦地呜咽着，泣不成声。
她含着泪向我诉说着：做一天单工只赚得一块二角钱，两个人做一月不停也只有72块钱，做一年不停也只八百多块钱，还要出春插双抢秋收三季农忙工，罚一千块到哪里去搞？除非把命罚！
“不要急坏了身子，洗脚去睡吧！”我安慰她，“工作队总要来找我的，总要调查访问的，现在并不是铁水凝了山！”
好容易把妻子扶到床上，她整整哭了一通宵，次早祖母问我们还不去做衣？我只好说她病了。这样，祖母和孩子们也蒙在鼓里了。
这天，陈田飞老师悄悄走进来通风报信，他说“我来送个信，是使你们有思想准备。昨天社员会上的报告应该是个别人诬栽的。例如带徒弟剥削就是假的，妻子带丈夫做衣也算带徒弟吗？也是剥削吗？！反正你们经得起调查！工作队不来找你们，就照常做衣吧！你们盖这几间土砖屋，不是有钱做事，是特殊环境逼迫的，地方人都知道！”
我很感谢这两个人的关心，感激他们冒着阶级路线不清的政治风险，把这迅雷风暴告诉我这蒙在鼓里的人。时隔已三十年了，我写这些文字时，他们关爱形象和语音历历犹在，不可忘记！
妻子躲在被子里抽哭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她说脑壳打炸雷一样响，身子像死蛇一样软，一身轻浮着没四两力。冇办法，还是要起来把那只袖子缝上，怕老周晚上来取棉袄，急死了也无用，一个石头上了天总要落地的。刚搬进新屋，就流了这么多眼泪，求祈要清吉平安就好！
我说万一要罚，也是退财消灾，就当罚我们夫妻两个劳改一年多，收入全部充公，无可奈何且奈何！（关于建房，见后文“老燕筑新巢”）
220、这样投资才保了险
工作队的秘书喻新民本是我一校老同事，他是整风反右肃反运动中的中坚分子，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这次来办队专管资料文书，和组长周远游同住在楼底屋场的妇联主任家里，与生产队长家相距六十米远近。
一个寒气袭人的晚上，治保主任传我参加一个会。队长的火炉房里围坐了一些社员，大多是生产队干部，这是秋阿婆说的动员大会以后三天的事，我心里非常清楚传我参加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暴发户罚款”的事，我不能像妻子那样受惊就急得哭，我只能去正面应对。
“你的裁缝工簿带来了吗？”喻氏严肃地问，我把工簿交出说：“新帐老账都在上面，有目录编号！”他随便翻开一页，正巧户主是生产队长沈改生，喻氏把今年在他家做衣的单工数和包工数目念给沈听，查对是否属实，沈改生说这个属实，不多不少！
喻氏最后指示：“这工簿要收缴起来查实，看你有没有隐瞒漏帐！有资不投去盖房是不老实改造的表现。明天起，不准再去做衣，与你婆娘一起去水库担土，听候处理！”
这时已经是下半年了，我只好恳求：“请求年关前把工簿还我，因为要投资就要收账，没有这个本子就不好与市主结算。如果不相信，政府派人拿着工簿跟我一起去收账也好！”
喻氏把工簿收缴放进口袋说：“这个以后再说，服从安排，老实改造，先去担土修水库！”
所谓投资，就是像我这种手工业家庭在外面挣的现金，必须要交一部分给生产队来购买工分，因为除了春插双抢秋收三个农忙季节外，我们要出外做缝纫，不能像生产队其他社员一样出工挣工分。
马上到年终结算了，生产队又要落实投资户的现金了。队长和出纳员来落实我今年投资的数目，说进钱户催得紧，队上没有多少现金收入，只等手工业的钱落实到位才好决算兑现！今天硬要落实数目，限期交齐。不然就……。
我说，只要按照裁缝工簿统计就是，报多了我交不出，报少了你们就会说我不老实，我左右为难，要落实好准确数目，请喻新民还我工簿。
他们回去找了周远游组长，说喻新民去了长沙，不回来过年，工簿也带走了。
“这也卡了壳，队上要钱兑现，大队要统计上报，这也不怪你，还是公道报个投资数额。”队长说。
我知道队上也没办法，只好自己咬牙关表态，“今年虽然盖了屋，也不要求减少投资，在去年投资数基础上，我今年再多投八十元。请你们相信，我去扯借也要完成这投资任务！这样投资才保险！只要政府不遗失工簿早点还给我就好，因为还有几年的老账未结算。”
是年年终决算通知到户，我家的人平口粮还是站稳了老“督名”（390斤/人平）。因孩子都年龄小饭量没上来，就这样还可担回880斤晚稻，加上农垦五八号120斤，合计1000斤；但尚有加外借余粮1040斤待还，共有2040斤，算是口粮富余户，也是口粮欠钱户。这年粮价为9.3元/100斤，家庭结算时共欠外债264.03元。
妻子说前年过了余粮风暴关，今年过了个糊涂投资关，现在就只等那块“暴发户”石头落地了！
221、和屎捋猪肠
喻新民宣布我们夫妻俩停缝纫修水库，我俩只能老老实实准备上水库了。妻子认为市主上的生意是跑不了的，同去赚点泡沫工分也好！只是要把土车子搞好。听说是发筹码记工分，推一车土要抵挑三四担的。
是夜干了一通宵，给土车子做了一个车轮，钉上50公分宽的橡皮箍，因为原来的铁箍车轮只能走硬路，这种宽面橡皮箍才能适应在松软的黄土路上运行。
水库的水已放干了，库底的烂泥土踏成了纵横交错的人行路，黄土压在烂泥里，路面被踏压得闪闪发光，像极了油路，其实踩起来弹性十足略显松软，都说这是海绵路，虽不伤脚，但很不受力，运起土来反觉吃累。
从豺沟坡把土运到堤坝上，约有六七百米的距离，挖土的大多是一些老把式。推土（车）的都是精壮劳力，其余都是挑土的妇女劳力。人流如织，好像蚂蚁搬家。
发筹（竹片做的）的提着袋子站在路卡上手忙脚乱。因为要手快眼明，挑担的发一筹，推车的发三至四筹，倘有人情面子多发了，就要起哄大闹，千人眼照非常关注。因为筹就是工分，工分就是钱粮，筹的诱惑力就这样大，谁也不示弱，为了这个筹在拼命地干，不管地里能产多少粮，也不管修水库的意义有多大，上水库运土就是多拿筹多赚工分。
妻子的三皮尚未修成正果，咬着牙关也要争取担一担得一筹。我早已修炼好了三皮，早注重了陈礼寿说的“车子是半个崽”的道理，并且通谨记推车子的几句口诀：“闭着嘴巴慢吐气，拱起屁股少打屁，甏架脚走八字路，绕开石头看清地。”队长喊收工，我再推两车，生怕落在人后，其实也想补上妻子的筹码。
因为发筹，就没有人歇气（休息）。抽喇叭筒的人也就在家预先卷好装在盒子里。到时取一个喇叭，划根火柴（那时没打火机上市）就边走边抽。我推着车子走起八字路，口里吞云吐雾，倒觉得自己很有潇洒风度，与老童年们一个样，很像一个地道农民了，虽然别人眼光里仍是“改锹子”。
中餐是队上专人用箩筐担来饭菜茶水，送到工地上。把箩筐倒扑在地上就是菜桌，一般三个菜——粉皮汤，萝卜炒肉，辣椒蒸铇木片（淡干鱼）。菜是要吃个精光的，饭是足量的，都觉得在工地吃饭特别有口味，筷子打架样！汤勺车水样！说是吃抢食才有味，这种气氛就像野餐，比我劳改时在谭家山煤矿井下用餐有味得多。
妻子说她的口味历来不好，市主说她是蚂蚱肚子，可是上水库挑土，也把肚子担大了。工地上的伙食是比市主上差些，但菜食很有味，甑饭特别香；殊不知饥不择食，为了消耗与供给的平衡，饥饿时才有口味，这样的体力劳动，不但修炼了三皮，还修炼了肚皮。
后来妻子笑我三皮加肚皮合称四皮，只有脑皮就躲懒了。我说这是达尔文说的——“用进废退”。
在水库运土只搞了十多天，队长说要撤回种油菜，冬种冬播的任务蛮急蛮大；工作队才作了指示，于是我俩又去参加种油菜了。
不料到了年终记水库工分时，突然宣布不按筹记工分，还是按底分递增，要照顾没来修水库的调工，不能差距太大，又说发筹有鬼作弊！为了多挣筹，我们累得要死，现在又吃平均饭，自然不服气，但也没办法。这种泥鳅黄鳝都一样的大锅饭搞法，就是“和屎捋猪肠——不分好孬”。
222、一块石头落了地
周远游是个快六十岁的老头，瘦黑的中等个子，大家都尊称他周组委，因他左眼残废，背地里有人戏称他为独眼龙。他是社港区政府的干部，领导的这个工作组入住江美大队，其中供销社的寻节忠驻马源组，肉食站的廖七贤驻石江组，供销社的寻绍才驻和瑞组，他与区教革办的喻新民驻长兴组，兼管邻近的软桥和桃园两组。驻队的时间跨越三个年头（1976年冬－1978年春），算是长久驻队了。
喻新民收缴了我的缝纫簿，宣布停止手工业，勒令上水库。但周组委自作了那个动员报告后，一直没有来找我。我一直在捉摸着周的下本戏是如何唱法！对这个右派“暴发户”作何发落处置！这是我脑子里逐之不散的恐惧疑团，只有在水库推土时才片刻忘却。
一天，早饭后，周组委来到蹉跎坡新宅，把这几间门窗还没有完善的土砖屋仔细观察了好久。没有坐下，也没喝茶，一边抽烟一边问起建房的始末情况。
“原来住在大地坪老屋的上栋西边，因屋后修渠道过水后，室内潮湿无法安居才拆旧建新的。没有砍伐和盗购木材，也没占用队上劳力，也没拖欠上交的投资和口粮钱。只是靠我俩农忙出工，农闲做衣来维持这八口之家。”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基本情况。
“就是你两个人做衣，没带徒弟搞得赢吗？”他又问说着，“看来家具都是一些老东西！”
我说婆娘是师父，只收了我这个丈夫做徒弟。家具是祖上传下来了的老物件。想买个闹钟报时，也没买成，只是慢慢混大几个孩子。盖这土砖屋也是逼的没办法，东扯西凑扎个架子。
他很平实，没有打官腔。最后，带着沙哑的声调说：“自入队以来，我调查了很久，走访了周边的社员，都说你们两夫妇蛮舍得来，农忙不放过，农闲担着摇箩出身做衣。盖几间土砖屋是拆了旧材料累出来的。好，没问题了！安心去做衣吧！”
以后也听到被调查的社员来重复周组委的反应：“一没带徒弟，二没单车手表。拆旧翻新只是换个地方。暴发了什么户，只是劳少人多的欠钱户。”
第二天我俩仍是去出工种油菜。在收工回家的路上，喻新民突然要我们明天起可出外做衣，并叫队长不要安排我们出工。
后来妻子心有余悸地叹着气：
“暴发户的帽子吓死人，要罚一千元更是吓个死！没吓死也急个死，哭个死！现在一个石头落了地，一身也轻了！”
“过了一关又一关，过了一滩又一滩，真是难星多！”我告诉她：“凡事不要急，更不要哭！要冷静对待，要有思想准备！不过千金难买人心，社员硬要加害于你，硬要”抓了鲫鱼横刀割“，也是无可奈何的。”
此后，周远游常与我交谈些什么，也借过钱给我应急买缝纫线。为了报答他，我答应为他夫人画个像，也就建立了一点私人关系。我带着孩子去山田岳家，是要路过他家门口时，也要去看看他屋里的老人家。每次要招待一下，并给孩子一点糖饼钱。说我是个有才有志的好人，只可惜却碰到了那个年代！将来会有出头的！
我平反落实政策后，听说他已经作古，子孙都在外工作，房子作了废品收购站！不由叹曰：远方存古道，游客忆斯人！
223、零点班
虽然我俩已恢复了做衣，结束冬播后又开始要求继续修水库。不过这次上水库不是运土填高堤坝，而是在溢洪道下面清基挖石方。根据指挥部陈保和工程师（水利局派驻）的指挥，在溢洪道坝口下深切沟槽，再灌注混凝土，以堵截坝底的渗水暗流。由于工作面很小，地质结构是变质页砂岩，不能爆破作业，只能昼夜三班倒上工。
我们长兴生产队就承包了这个清基的石方工程，而且只让男劳力上阵。于是我俩商量决定，我报名去上零点班，即晚上零点上班，次日早上八点下班。这样我可与妻子白天同去做衣，连续上了公私两个班，公事私事两不误，皆大欢喜。
于是我早上下工一进门，就匆匆洗漱换衣，马不停蹄地往市主家赶早饭，做一天裁缝，到天黑赶回家，睡不到多久就被哨声叫醒。急急忙忙吃完眼屎饭就上零点班。妻子看我蛮苦蛮累，就劝我莫白天做衣了，我觉得通过长久的三皮修炼，筋骨还是很硬，能承受这种连续作战的工夫。既赚了泡沫工分，又应付了市主的冬衣，同时也省得队上说我躲避苦工夫了。
上零点班并不是雷厉风行的闪电战，而是在昏暗的电灯下打柔韧战。四周漆黑，隐约看到人和影子在昏黄的路灯下移动。回程的脚步很慢，一边卷喇叭筒吐着烟雾，一边捉摸着快到吃寅时饭（3－4时）了。
说实话，我到水库上工，只推车子只挑担子，从未掌过锄头和炮扦。因为带半点技术性的事也轮不到我，我也乐于这挨气力的工夫，安全。
在这狭窄的深沟里清基，是很危险的。只有少数担力不强的人才在深沟里挖掘石头和上石头，其余劳力从深槽里挑着石头运送到堤坝脚下。石头装在笨箕里，不管多重，都要快速挑走，好让下一个人下沟挑石。这样的进度很慢，工效不高。由于每个立方估工很紧，摊到每个工日的工分就很低，根本谈不上泡沫工分，接近基本底分了。于是大家与指挥部工程师陈保和交涉，但对方态度强硬，不肯调整工价，说你们队不做，就交给别的队承包。
大家都觉得不公平，一赌气就全部撤回来了。此事引起公社的关注，派干部李丙信来我队开社员会进行调解。社员们据理雄辩，不承认无故怠工。你要包给别队，我就撤回去搞冬种。陈坚持不肯让步，调解无效，最后这个工程就转包给了复新队。
不几天，复新队在这工作面上出了特大事故，付伟抱等几个社员被塌方的石头挤压身亡。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开后，不少人议论纷纷，有人说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有人说社员要工分不要命，指挥部要进度不要安全。应感谢陈保和不肯加方，感谢李丙信调解无作为，逼得长兴人退包撤回去，救了几口命。众说纷纭，既反映了事实，也带有几分讽刺。祸兮福兮难调定，自然与人为的因素潜在地锁定着福祸的降临！
溢洪道的清基堵漏工程和高耸的护坡工程完成几年后，有个潘姓青年晚上挑树在溢洪道过，踩着污苔跌倒摔死了。便有人联想起施工时的事故，说这个地方凶煞，招惹不得。祸福之外，又增怪力乱神。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