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曾家坪会战
1968年，戊申岁，春，浏阳分四批组织县、社、大队及农民一百人，赴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学习，再次宣扬一大二公的优越性。1975年，乙卯岁，4月28日－11月4日，浏阳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决定苦战3年，把浏阳建成大寨县。1977年1月12日，浏阳县召开了四天的全县学习大寨的万人大会。在创建大寨县运动中，组织“一批双打三清查”运动。
龙伏公社组织开垦曾家坪的造田大会战，应该是在这一时段进行的。当年参加会战的沈良友、沈齐放回忆，1976年冬季开始垦挖曾家坪，大队男劳力全部出动，由大队干部沈天长领队指挥。内餐内宿，住在原均佳大队的袁家屋场大屋里。
这种声势浩大的垦挖造田工程，任何劳力都不能以任何条件请假，所以我也必须停下裁缝功夫，无条件参加这次挖山造田大会战。
曾家坪是坐落在原洪山大队的一片缓坡丘陵地带。土质是酸性黄色土壤，夹杂着白色鹅卵石。土层深浅不一，浅的地方红岩裸露。植被均匀，以松林和灌木混杂其间。适宜于红薯，油茶等旱土作物栽培。因为土质偏酸偏粘，在没改良土壤结构和性能条件下，不宜于水稻的生长。
当局发动这支无偿的劳动大军来将这一大片林地毁灭垦为良田，这个浩大工程当然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壮举，有着宏远的目标，首先是讲政治的结果。
曾家坪的东边是袁家屋场，我们就住在这个老旧的大屋里。屋场坐西向东，四周被树林掩映，略有深山藏古寺的感觉。只前面留有一道缺口与田垅相接，后面是曾家坪林地。
我们垦挖的战场就在大屋后面的缓坡林地。先头部队把丛林砍伐后，袁家屋场就暴露无遗。黄土上留下的树蔸树桩是第二梯队攻克的堡垒。第三梯队是按照石灰线挖土挑土，造出大小不等的梯田。上至江家垅，下至托塘冲，靠西留下一条南北向的临时大路。这一大片完成后，依次向西进发，一直延伸到王源村的八亩坵边界，据说有一千多亩面积。
在垦挖袁家屋场后山的会战中，我同样只干肩挑这老行当。肩皮脚皮并用，而手皮得到休闲，有时负责卷个喇叭筒给它的主子享用。
工地上搭了一个草台，既是指挥台，也是戏台。一日，在急促的哨声中传来了紧急集合的吆喝：赶快集合，要开大会了！民工们丢下锄头扁担，都集聚在草台周边。台前站着的大多是青壮年，坐着蹲着的是一些偏老的民工，形态参差，零乱得很。加之集中抽起喇叭筒，缭绕的烟雾，使阴沉的天气更加阴沉可畏。
大家把一个中年男子推上了“戏台”，宣布斗争民工刘荫祖。有人戏说开始耍“猴把戏”了，顿时都站立翘首看着，倾耳听着：
“这是江美大队马源组的刘荫祖。他在民工中宣传反动的《五公经》。说什么“毛字上面一把刀，不死要命交（方言音高）”。《五公经》是反动的迷信书籍。毛字就是指伟大领袖伟大的导师毛主席，毛主席头上放把刀不是要杀毛主席吗！这是对主席的恶毒攻击，用心何在！说“不死要命交”，真是反动到了极点。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大家团结起来，与他作坚决斗争！”
上台发言批判斗争的，当然也是打着这个旗号，沿着这条路线，操着这个调门，一顿批了一顿斗了。没有翻出什么高深的理论来分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等。总之，提起毛字，就不指中国方块汉字，一定是指毛主席。“要命交”就更露着反动而可怕了。
刘荫祖是我的同行，一个老裁缝师父。在修洞庭水库时，从洞庭黄大屋的附近的青头坡迁到江美大队马源组的青水塘，都喊他为移民户。他可能是看过《五公经》的，因为洞庭黄大屋的菊秋舅阿公就有一本《五公经》，一些老人也传着看。他这本《五公经》上是否有这两句话，没人去查对确定。
据说《五公经》有几种版本。本世纪以来，城市的地摊上，也能发现简装的《五公经》。刘师父既不是黑五类，也不是二十一种人，所以批斗之后就没事了。没听说划个什么分子，戴个什么帽子。还是贫下中的移民户，地道的老裁缝。
后来几个知识青年也议论过：说话一定要避讳有关毛字的语句和故事。例如羊毛笔尖快如刀，原意是指“刀笔吏”，行外人听了可引申出一些惹麻烦的事。又例如诗经是毛公（毛亨毛苌）所传，故称诗经为毛诗。如评论毛诗时，外行人就以为毛诗即毛主席的诗词。所以毛字头上一把刀，就理解为毛主席头上一把刀了。上纲上线起来就有口难辩了，万担河水也洗不清了。少说为佳，切记增广贤文上的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夜里，只有少数的人在煤油灯下打扑克。其余的把带回半干柴火架厅堂里，围着烤火乱扯淡。我一边抽起喇叭筒，一边思考着妻子的独角戏也难唱。只希望早点结束这场挖山造田战役，也去帮妻子缓解市主急需的冬衣。
曾家坪会战结束。听说这里组织了专业队专门整理田块，栽植桑苗，计划搞桑蚕业，所以后来又都称这里为“桑园里”，曾家坪的地名逐渐淡化。“桑园里”在附近的托塘冲盖了一栋砖木两层楼房，成桑园干部办公和职工生活的地方。
据沈齐放回忆：由于水利灌溉技术管理和资金来源等多种原因，桑园也没能办下去，田土分户代耕。这栋楼房就办了有机玻璃厂（也称化工厂）。他在这里干了几年后，化工厂迁到了江美村仁寿庵的铁工厂原址。剩下这栋楼房又办了个花炮厂。后来花炮厂倒闭，就请人代守管理，最后只好拆掉了这栋老楼。曾家坪会战当初开垦出来的田土，据说最终退还给各权属生产队耕种。
曾家坪会战，如此而终。几十年后，提起曾家坪这个名字，估计已经少有人知道，倒是批斗刘荫祖时讲的《五公经》那句“毛字头上一把刀，不死要命交”，长留在记忆中。
225、佳癫子
徐佳举这个人物，在第八章“反右”、第十章“同舟共济”、本章“社教与文革”前述文字中都已经出现过。他住在白荆村（白荆源），上了香炉山沿山脊向北不远就到了他的住处大湾岭，岭下即是燕子崖。第七章“扫盲与教书”中写到我和皆遂去橙桔峰考察经过这里时，到他家驻足休息过。
大湾岭只有这徐姓一户人家。原是富户人家，其兄1949年前后都在北京金融单位工作。中共建政前夕，徐佳举从华中美专毕业回乡，被安排参加教育工作，一直在老石江乡的杨源村枫树坡小学教书。那里是个单人校，几个学生围着一台方桌就可上课，绝对地简单和自由。
在这种环境下，他的生活散淡如云烟，遇着文人谈诗文，碰着女人谈交情，很是随和随便，狂放而不羁。杯中物更使他话语多多，故都称之为“佳癞（疯）子”。这外号看上去很是适宜于他，
1958年1月12日至2月12日的一个月，是反右前夕大鸣大放的阶段。全县中小学老师都集中在浏阳城关参加这个运动。徐佳举和我一起都在圭斋路中心完小院内，听了竭诚欢迎帮党整风的动员报告，那慈祥恳切豪爽直率的声音里传达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恳切精神。于是大家就打消顾虑畅所欲言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大鸣大放的口头发言是有专人做了详细笔录的。而贴在墙上的五花八门的大字报，也同样有专人进行登记和收检的。
后来我们知道了，这叫“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在这些大字报中，公认佳癫子鸣放的一张大字报最有力度。佳癫子引用了屈原《离骚》中的一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于是徐佳举成了2月12日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正因为这两句离骚很有力度，反起右来也很有力度，佳癫子理所当然被划到了极右。在当政者看来，你徐佳举出身地主成分，有深厚的阶级根源，乘此鸣放之机，捧着离骚赤膊上阵，为屈原鸣冤招魂，触怒了楚顷襄王，也是该反该打的。不听渔父之言，咎由自取了。
我因读书会反革命案判刑劳改去了。他即开除公职，带着右派帽子回到了大湾岭接受督管改造，再加上地主成分，在黑五类中是独占其二的专政对象。此后的生涯中，佳癫子失去少爷的风度，恢复了他老祖宗的内山人打扮，脚穿麻草鞋，肩扛白布袋，带着妻儿们在大湾岭作山种土。
1963年8月，我出狱归来重组家庭，办婚礼时，他来帮忙宰猪，捧场闹洞房。1967年，我和他一起在公社搞社教成果展，写写画画。虽然仅仅只有两次接触，但我很喜欢他的诙谐性格，也很赞赏他能彻底放下少爷架子当起屠夫的心态。但此后一直没有看见过他，有关消息都是侧面得到的。
1979年12月浏阳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1980年浏阳县委提出了复查冤假错案具体操作的十条政策界限，全县561名右派全部平反改正，徐佳举是最后摘除右派帽子的一位。
这次平反改正，彻底解除了无形的政治枷锁，掀掉了不冷不热的政治帽子，他的精神状态特别兴奋。于是频频走访亲友，奔走相告自己获得平反改正的好消息。从大湾岭香炉山出白荆源，再经阴森可怕的长塘地段到南岭，他与张雅颂焦贤志等几位获得平反改正的右派旧友相聚读心。
是夜残云掩月，他带着浓浓的酒兴回家，在路过长塘时，失足踏空，跌倒在废道缺口中，溺水而亡。当此时，他还未来得及领取第一次平反复职的工薪。
后事处理完后，他遗下的妻儿都由在京工作的胞兄徐汉举接进京城，幸而都落户并安排了工作。剩下大湾岭这栋孤零零的老屋，也在风雨飘摇中慢慢倒塌，淹没在莽莽草木之中。
226、无奈的上访
浏阳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一场文攻武卫的激烈斗争之后，搞起了大联合，相继成立了浏阳革委会。有些关心我们的人，要我们乘此机会到浏阳去上访，要求政府对读书会反革命案进行彻底平反。说斗批改阶段就是政府改正错误处理的历史问题，又说造反派也可帮忙催促有关部门对冤假错案从速平反改正。如果不解决，可以赖在浏阳不回来。
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有些抱着侥幸心理，或许造反派能催逼政府改正错案处理。但又不敢全信这是有效举动。对于过去宁左勿右的一言堂，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决不容许翻案的。上访就是翻案，翻案就罪上加罪。我认为这是冒险的举动，所以一直安守缝纫，苟且谋生之路。
皆遂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演习。当初我们就这样预料评价过。何况这样的文斗武斗，闹得天下不得太平，不是一个大好形势，而是社会发展的怪现象。要解决读书会问题，只能等待时光。没有真命天子出世，一切是非是不能澄清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利用红卫兵去打到他想打到的对手，并不是“玉宇澄清万里埃”。
我很同意他的看法，对于上访不抱一点希望。但恰在这时，另外一个难友焦七海突然来到，他说他的处境非常痛苦，简直无法生存下去了。说我是读书会的头头，害得他家破人亡。他不能苟且偷生，不能再等待了。如果再不一同去浏阳上访，也让我不得安宁，要打烂我的缝纫机。我再三劝说和解释，也无法打消他把平反改正的希望寄托在对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错误认识上。
我们本是烂菩萨打成一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他的处境的确非常可怜和痛苦，无论如何是应该帮他的。于是最后决定我、七海与皆遂三人一起同往浏阳上访。
三人来到浏阳城，各机关都是冷清清的，很难找到原来的办案人员。大家处于茫然之中，只有去湘江风雷指挥部去找黎昇昇。他是七海的邻居，现任造反派的头头。
在湘江风雷指挥部找到了小黎，一身黄绿色军装，腰间勒着皮带，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说必须找原系统的领导干部，现在斗了批了是到了改的时候。就在他的带领下直奔县教育科，找到了干事周冬初和科长尹信达。他们听了我们的陈述和小黎的激励进言，没有作明确的表态。说目前办公没有恢复正常，主要干部都靠边站。要我们回去安心生产，等到运动后期的政策出台，会对有关问题做出处理落实的。小黎也无法再出面干涉，就与我们分手了。
我们三个人的心里已经凉了半截，对造反派不能抱任何希望了。只好去找法院找李广武，他是原来1962年处理读书会成员教育释放回家的人。我们打听到他已离开法院调任政府招待所所长的，终于赶在天黑前到招待所寻到了他。
他听了我们三人的陈述，深表同情。他说他非常熟悉我们的案情和目前的处境，还是希望我们回去耐心等待，看戏唱到下半本如何！
他安排我们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僻静客房里，三人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无奈地在次日打道回府。
四十年后，县招待所挂牌浏阳河大酒店。我在那里出席淮川诗社成立二十周年大会时，会见了已年逾八十的李广武，他感慨地说：你们受了苦，受了打击！我虽然无能帮你忙，今天能看到你的大好情况，我才落心了，好人有了好报！
227、皆遂皆不遂
其名皆遂者，乃邻居之老童年也，也是读书会一案的受害人。顾名思义，其名当是平生安稳如意万事顺遂的。可事实却相反，如取名富贵的并不富贵，取名长命的并未长命。余华写的《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却在窘境中活着；改编的电视剧《福贵》，能清晰地看到那一代为活着而活着的人。
皆遂的高祖曾祖辈都是地方豪绅，任过绥和团的团总（相当于是镇长）。他的外祖父是有名望的书香门第，富豪之家。他的父母都曾就读浏阳县高中学（一中）。当他出世时，其父已去世四个月之久，称之为遗腹之子。上下四代脉络相承，皆系单传，且上三代皆英年早逝。故出生之时，取个象征吉利兆祥，安顺而长命富贵的名字，是至关重要的。
送号取名时乡绅族台先生们，为了取个概括保罗所有能象征吉祥顺遂意义的名字，就绞尽脑汁，以皆遂来概括象征意义。在添吉堂（他家堂号）大厅的墙壁上升了名号－－皆遂。是年丙子岁，1936年农历6月初8日。顾名思义，此名并不张扬，更不显赫，纯粹意在祈祷祝福一生平安，万事皆遂，万事亨通，万事如意。
可是命运使他很不“皆遂”，他1982年6月20日写的自传中如是记叙：
“……我出生在桃美洞的一个破落的小家庭，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父亲沈珀珊已病故四个月。我三岁多时，母亲喻晚莲又被封建势力夺去了年青的生命；相继两年，大姐琼华死于霍乱，姑妈死于乳癌。从此，三十六岁就居孀的祖母，抚养着我和二姐，三人相依为命，过着眼泪拌饭的悲惨日子……”。
“……外婆家可怜我从小父母双亡，就在她家读完了六年小学……。”
到土改时，他二姐出嫁了，剩下他和祖母形影相相吊，后来考上湘潭师范，按说正是光宗耀祖。没读几年即因病休学在家休养，不料又牵连到我这个读书会反革命案，一夜之间被捉入火官庙，判刑入狱。所幸尚未服满刑期即赶上特赦，出狱后先在醴陵瓷厂就业，直到1963年才与陈氏结发建家，幸而生了一个男孩。未几他祖母去世，陈氏又离弃而去；他将三岁的孩子寄养他二姐家，自己飘零奔波异地他乡。
1974年，他再婚的黄氏不幸又患上宫颈癌。这年秋季，我和他在洞庭水库上工。他在工余经常在田间地寻找半边莲，白花蛇舌草等草药为妻治病。休息时，他很痛苦地说：“看来她不行了，已经几天躺着不能起来了，我害怕那一天会……”
收工刚进门，他的妻子已奄奄一息，是夜病故。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红火狂热的时候。不能按“村里的人死了要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哀思”这最高指示治丧，地主子弟兼右派分子的他只能草率地把妻子送出归山。
我帮他把房子中污废衣物搬出焚烧，并在室内用烟火进行蒸熏消毒。之后，他再次将孩子寄养，远赴湘赣边境谋生去了。
第三任妻子也姓黄，因经常吵闹纠缠，使他不能安心在化工厂工作（他这时已回来在这个化工厂下属的有机玻璃厂上班），相处不久就再次离异了。
平反复职后，他与平江彭氏结婚，她又因患糖尿病而去世。至此，包括他有山盟海誓（卜庚）的童婚，已是五场不幸的婚姻了。
1982年6月，浏阳法院给读书会反革命案彻底平反了。他的好友沈兆颂、沈贤德、沈兆吉、陈福中等几人去皆遂家里庆贺昭雪平反，我和焦七海等几个难友也都在座。当天在他家里吃晚饭，我做了一首七律，送给皆遂：
莫道坎艰四五秋，而今岁月复风流。
黄河竞有澄清日，伏骥常怀康壮途。
九折回肠犹未断、一腔热血应如初。
当知国运中兴世，报德甘为孺子牛。
在读书会案宣告无罪之后，不久湘潭师范派人落实受害在校学生的政策，皆遂被安悱在龙伏完小任教，后来调往浏阳八中，在那里退休。
他于1999年3月27日早间突然中风去逝，所遗下的自传正稿是用一首七律诗开头的：
余背父兮早丧娘，他人篱下几沧桑。
寒窗苦读十年半，冤狱折磨四载长。
平反归家悔完娶，粉笔生涯苦味尝。
夫妻决裂祖亲故，夜寐夙兴抚爱郎。
诗的下面补记：“我为自己写的这首打油诗，没有诗味，可句句是事实。哎，世上能有几个我这样倒霉的男子汉！”叹皆遂者而皆不遂，是为志之！
而我为他写的挽联，他儿子也抄下保存了，其联是托其子之意而哀曰：
“严本一介黎民，为腹遗之子，孤孑之儿。奈蹉跎岁月，命途多舛。堪叹半纪春秋，终生茹苦书难尽。
椿将三冬古木，逢润泽之风，王化之雨。正夕阳灿烂，晚景无虞。顿遭瞬间厄运，几度招魂哭不回。”
他去世几年后，皆遂皆不遂的这个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个曾经从石江学校水沟里爬进去哭着找爸爸的儿子（见前文“石柱峰上的特务活动”），加入了共产党，选上了村长。两个孙女都考上了大学。到后来，又盖起了新楼房。
请我去书写新楼落成对联时，他儿子感慨地对我说：“以前您为我爸去逝写的灵联和祭文我都能背诵出来，一直铭记不忘。那时真是多灾多难，事事不顺，万事不遂呵！父亲若能看到今天的情况，多高兴呵！”
228、雨暗残阳必分手
前文“浏阳与湘潭”、“整风与反右”、及“火官庙”等章节里，焦七海这个人应该已不是很陌生了。他受到的政治打击和生存痛苦，与皆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他是火爆性情，嘴巴碍人。有人说他是死老虎不倒威。其实他是最直爽的急性人，凡事不欠债，最喜欢搞兑现的。
他在山田完小教书时处下的女友腊梅，一直等他坐完了三年牢房，山盟海誓未改初衷，终于与他结为患难夫妻。不管下田劳作，还是上山打樵，两人朝夕相随，患难与共。但风雨偏打漏水船，他和腊梅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只好收养了一个弃婴。不料祸不单行，不久腊梅又沉疴不起，撒手而去。七海从此带着养女过着孤寂的生活。
不过他还是有半个不要衣食供养的崽，那就是添置了一张土车子。这半个崽为他的生计帮上了一些忙，有时也带来一些麻烦。
大湾岭和燕山岩是他采樵的老根据地。他说不能叫砍樵，只是捡点老实柴，捡些干枯的柴棍。一个鸡食袋里装着剩饭拌盐菜，中餐坐在树荫下干巴巴的填饱个肚子。后来内山人很同情他，要他提着饭袋到屋里去吃，顺便吃点他们的热菜，也喝碗热茶。并说他们内山人以前也常到他家吃饭喝茶麻烦过。又说他是读书人出身，不是遭了难，也不会来内山捡柴，这是碰着了这个时代，由事不由人。
他捡的柴除了自己用，要选出一些卖给供销社，换点油盐钱。与供销社的人混熟了，就搞到一份从黄桥往返于社港的运货差事。除上交队上的投资外，多少也可捞到一点零星开支钱。
车子唧唧呀！天光推到夜。每次推货都是从我大地坪老屋门前经过，有时也进门喝口茶休息片刻。不过不多讲话，只是寒暄几句就走了。因为大屋上下千人眼照，来往都在监视之中。有次他来了，就有人密报他是特务。
捡柴也好，推脚也好。在每次运动中，他总是要充当“运动员”上台挨批斗的，他这种“运动员”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有时说是从柴捆里夹有生柴，犯有破坏森林之罪；又有时说是为供销社推货属于劳力自由支配，是资本主义的具体表现；实在找不到毛病了，就说他是嘴巴不老实，死老虎不倒威。
他后来对我说，倒霉的人嘴巴像庙后的老鸦－－开口就是祸。有人讽刺他：“教书先生去捡柴推车，也是樵夫脚夫，还是冇离一个孔夫子的夫字。从知识分子变成右派分子，还是冇丢一个分子……”。他听到很恼火，就狠狠地回了一句：“得意猫儿形似虎，失时凤凰不如鸡！”不料换来的是绳捆罚跪，又挨了一场死斗。有次斗急了，他说砧上肉网上鱼，由你们宰吧！除死无大害，讨米不再穷！
1978年10月，我与他同时摘帽重新录用，1982年才彻底平反改正，同时安置在龙伏初中任教。他教初一语文，我教初三理化。
他说有点鸡立鹤群的感觉，或许是长期受到迫害打击和劳动过度的缘故。自己耳不聪，反应迟钝，力不从心，时常碰到一些歧视的眼光。根据身体状况，想早点退休。
我深知他的脑力和体质远不比二十年前的情况。要适应这频繁的评比检查和年终考核，特别是统考排名等诸多形式的较量，是很吃力的。我只得劝他说：“要消除别人的歧视，需要一段时间。一是要极左思想的慢慢消融，二是要干出突出成绩，显出硬功夫来！死鸟要做活鸟叫，死马要当活马骑，何况你是只活鸟活马！”
他终于退了，与一个小学教师刘氏结了婚。刘是前文所提到的在江美村驻过队的区教革办喻新民的遗孀，也带来一个女儿。这样他们夫妻和养女与继女组成了四口之家，晚年倒很安静，称得是颐养天年，晚景无虞。
然而，正当夕阳灿烂，黄昏来的太快太早。他一染沉疾，竟卧床不起。进食艰难，且一反常态，性情暴躁，话多偏激。当我最后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硬要披衣斜倚床头，勉强支撑着，拖着非常痛苦的声调喃喃地说着：
“你的命比我好，你有几个亲生儿女，真是福气！你的工作也干的不错！”
“你夫妇是双职工，经济条件要比我好得多！这样的晚年生活是不愁什么的。还有两个女儿照顾关心你，也是福气。”我只能这样安慰他。
临别时，他握住我的手，眼眶红润。
“老同学，老朋友，老难友，最后的同事！我们快分手了！……”他说，“不能送你！”
2002年农历7月8日，他溘然长逝，享年68岁。由女儿女婿操办丧事，打了一周大鼓，很是风光隆重。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撰联挽之：
窗友，难友，振铎人，一生曲直似云烟，奈何雨暗残阳必分手。
樵夫，脚夫，黑五类，半世艰辛非舛误，幸喜恩光晚景可瞑晴。
（前十二章续完）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