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记
作者傅业葵是一个90多岁高龄的老人，正睡在医院。最后的心愿是留下一份历史记录。
2010年10月2日
——作者：傅业葵
目录
前言
第一编
第二编
第三编
第四编
前言
《流放记》所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故事发生在1957年7月到1962年9月底。那时我在长沙市的一所高等学校－－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工作。我的职务是教务主任，负责教学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政治运动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许多人被扣上这样那样的政治帽子，被划成各种各样的“分子”，如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等。有些人同时或者先后可以有几顶帽子：既是反革命分子，又是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等。
一个人如果被划成“分子”，被扣上政治帽子，他就完了。首先是妻子离婚，儿女不理他，兄弟姊妹断绝来往，朋友亲戚就不用说了。他还得受处分，最轻的是降职降薪，一般是扣发工资，每月只给生活费15元；处分重的，送劳动教养或判刑劳改，而这顶政治帽子戴多久是没有期限的：“改造好了就摘帽子”，可是，什么才是“改造好了”，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的。
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戴着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度过了5年的岁月。
傅业葵 2010．8．25．
第一编
（一）
1957年9月。
长沙师范专科学校併入湖南师范学院以后，学院党委不允许粱再、尹辉①之流像疯狗似地乱咬乱斗，于是，前不久举行的所谓“乘胜前进挖出更多的右派分子”的誓师大会也就成了长沙师范专科学院的各部门工作。我被分到教务教材科刻写蜡纸。
日子过得很平静，没有斗争会，没有谁强迫我交代这、交代那，但是，我的心好像在开水中煎熬着：这顶右派的帽子完全是冤案，可是，我能向谁申诉？谁能为我申冤？看来，我只能认命，这口冤气咽不下也得咽下去。
右派分子会受到怎样的处分和由此而引起的后果是我焦虑不安的主要原因。按照惯例，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只要不触犯刑律，就得降职或撤职，扣发工资，下放农材劳动锻炼。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可能脱不开这个老套套，当然，也可能有比这更严厉的措施。这又增加了我几分担忧－－我不是害怕处分，我担忧的是我这个4口之家：妻一个人带着一个7岁、一个6岁两个孩子：她要抚育儿女，要工作，要做家务，还有天天看人家的脸色，这种日子太难过了！我和妻都是靠工资度日，虽然没有寅吃卯粮，但也很少考虑要有所积蓄，现在我没有了工资，她也可能遭遇经济上的困境。
我何尝想到我会被诬陷，沉沦到如此地步！
日子就在沉闷、焦虑中一天天过去。
1958年6月1日，我“上班”不久，一张蜡纸只刻了几行字，教材科科长通知我“马上去小礼堂开会”。我走进小礼堂时。已经坐着10来个人了，我认识的有原长沙师范专科学校的同事、以《咏宗派主义》和诗而蜚声河西区各高等院校的吴容甫，有生性耿直、得罪了粱再、尹辉一伙的袁大中，还有由于诙谐幽默、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以致被认为是心怀不满、讽刺 现实的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副教授文元珏。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数了数人数，又拿出一张名单点了名后，学院党委的一位部长开始讲话了。他首先疾言厉色地大骂右派分子，骂了大约半个小时，他转入了正题。他说：
“现在，我代表学院党委宣布对你们的处理：
一、一律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二、从现在起，停发工资，以后，每月生活费15元，保留公费医疗。
三、今天下午4点钟以前，你们带行李到学院门口集合，乘车到市区湖南师范学院办事处，明天由学院派人武装押送到邵阳县塘渡口监督劳动。”
“知道什么是监督劳动吗？不知道吧。”这位部长卖关子似地扫了我们一眼，然后洋洋得意地说：“简单地说，监督劳动就是没有枪杆子押着的强迫劳动改造。你们向我们党猖狂进攻，犯下了滔天大罪，这是敌我矛盾。党和人民本来要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判你们的刑，用枪杆子压迫你们，强迫你们劳动改造。但是。由于党和人民的宽大，权且把你们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用枪杆子压迫你们。但是，本质上，你们都是劳改犯人。”
虽然我对处分早有思想准备，然而，这一宣布，我又觉得似乎太突然了；说走就走，也太仓促了吧。我急急忙忙去图书馆，把这消息告诉妻。她请假同我一道回到家里，含着泪水为我收拾行李。
“你这一去，几时才能回来啊？”她叹息着。
我强压着心头的酸楚，偷偷地擦干眼泪安慰她：“不要多久，我就会回来的。”
这时，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伯雅放学回来了，我紧紧地搂着他，抚摩着他那柔软的头发，我的眼泪不禁噗噗地掉了下来。孩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只是睁大着眼睛，惊讶地望着我。
食而不知其味地吃过了“最后的午餐”，我和妻带着一只行李卷和一口箱子，来到学院门口集合。4个党委会派来的“解差”把我们押送到湘江边的学院办事处。把行李搬到指定的房间后，我和妻请了假来到了沙利文。这是长沙一个较为高级的餐厅。我们常在星期天带着孩子们来吃水饺、锅贴或炒面。那精致舒适的“火车座”里曾经回荡着孩子们娇憨的话语和一家四口的欢笑，此刻，我和妻都是心情沉重，愁绪满怀。我们买了一份水饺，可是谁也吃不下。从沙利文出来，我们信步走到了湘江边上，坐在一块岩石上，离愁别绪和对未来的忧虑堵塞着我的胸口，千言万语只是说不出来。我低着头流下了眼泪，握着妻的手说：
“我不该打伯雅……”
伯雅那时才7岁。在我挨斗的日子中，心情不好，脾气暴躁。孩子年幼，不可能理解我的处境，照常顽皮嬉闹，我常顺手打他几下。此刻，那些，那些饱含亲情的生活琐事一齐浮上心头。
我好后悔啊！
第二天一早，那4个“解差”挎着枪－－他们既不是公安人员，也不是解放军战士，只是学院保卫科几个毛孩子，把我们一行押到了汽车站。这时我才知道，被发配到邵阳县塘渡口的，除了我们这10多个人以外，还有中南矿冶学院和湖南医学院的右派分子，他们人数不多，所以那两个学院就委托湖南师范学院一併押解到邵阳县去。这就难怪要派4个武装“解差”了。
上车了，我注意到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像一般的旅客那样，按车票上的座号就坐，只有我的座位是指定的，原来我的前后左右各有一个带枪的“解差”。我忽然想笑，这是为了怕我跳车逃跑，还是提防我行凶呢？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粱再、尹辉那一伙人所策划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右派集团的头目，不会甘心自己的灭亡，所以要采取这种严密的措施。
经过两天的颠簸，我们终于在6月3日下午到达了邵阳县塘渡口。这里只有一条长约500公尺、宽约5公尺的街，除了一座看得出来是新建的邵阳县大饭店和一个邵阳县百货公司以外，街的两边全是一些低矮破旧的木板屋。但是，这里却是县委、县政府的所在地，也就是说这里就是邵阳县的县城，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们这20多个右派分子暂时被安置在十分简陋的县委招待所。一会儿，来了一个县委会的干部，他是来给我们分配“工作”的。
中南矿冶学院的3名助教和学地理出身的袁大中被分配去探矿，来自湖南医学院的年轻美貌的护士长陈华被分配在邵阳县人民医院当护士，他们可说是“人尽其才”了，而剩下的、没有任何实用特长的我们一律分到邵阳县砖瓦厂。
这砖瓦厂虽然叫做“厂”，其实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四周布满了许多低矮的顶上盖着稻草、四周围着稻草的草棚，这就是制砖车间了。地面已经挖得到处是又大又深的坑。所谓的厂房也只是一个四周没有墙的棚子，一端是一个很大的煤灶，这就是厨房，而空落落的棚子就是食堂了。吃饭时，人们捧着一钵饭、一钵菜蹲在地上。棚子的另一端是一间木板房，这是办公室，也是支部书记和正副厂长的卧室。除了在这间房子里，全厂找不到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条凳子。休息的时候，人们都是席地而坐。有时疲劳极了，我们只能不顾一身臭汗、泥土、灰尘，倒在用稻草盖成的“寝室”的通铺上。
（二）
年轻力壮的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助教贾天伦和湖南医学院的满脸稚气的小青年黄新泉被分配去装窑：按技师的设计，把砖坯排列在砖窑里面。其他的右派分子的任务是把从砖窑中取出和砖挑到厂门口的空地上，以便买主运走。
刚出窑没有沾水的砖每块重约2.5公斤。一般的劳动力每担可挑10多块。可是，这种活对于我们这些“肩膀上阳伞都没有放过一把”的知识分子来说，真是太困难了，我每次只能挑4块、最多6块砖，距离短一点还好，路程远一点就得中途歇息。好在这个厂的领导不是心怀叵测地有意折磨我们，他们倒是很体谅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干过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尽管开会时态度严峻，但我们在劳动时，他们总是说；“你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要勉强，劳动锻炼只能慢慢来。特别注意不要扭伤了腰。”
在这个厂里，除了我们这10多个来自长沙的右派分子外，还有当地的小学教师右派分子30多人，他们生长在农村，习惯农村生活，他们力气比我们大，也掌握了一些劳动技能。他们中有的驾着木船，来往于扶夷江上运煤、运砖，有的把砖坯挑到3、4丈高的窑上，有的把滚烫的砖从窑里挑出来。就说挑砖吧，他们有定额，完不成就得挨批评，甚至挨斗争。看来，砖瓦厂的领导对我们这些来自省城的高等学校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右派分子是特殊照顾了。
在邵阳县砖瓦厂度过了一些时日后，我发现那位支书记，一个在朝鲜战场上立过功、负过伤的连长，对我们的处境十分同情。有一天，他问我：“你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你家里怎么办？”
“我爱人有工作，还能勉强糊得过去。”
“可是，一个女同事，要上班，要带孩子，不容易啊！”他接着说，“像文元珏、老郑他们，家属没有工作，怎么办呢？”
“不知道。”我无可奈何地说。“也许他们的亲戚朋友会接济他们吧。”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他摇头叹息着。
还有一次，他问我：“你们这次下来有时间规定吗？”
“没有。上面只说改造好了就可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改造好？怎样才算是改造好了呢？”他追根究底地问。
“不知道。”
“你们得拖到什么时候啊？”他又摇着头，叹息了好一会。
一天，厂里给每一个发了一张“右派分子改造登记表”。表中有一栏是“右派罪行”。我犹豫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填写：我不能把粱再、尹辉强加给我的这个“反党集团”的头目、那个“右派集团”的组织者写上去，因为那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诬陷。其实，在反右斗争以前和反右斗争期间，我正处于对毛泽东崇拜得失去理智的心态中，我怎么会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呢？我当然也不可能在那张表上写上翻案的申诉书，可是，我更不能平白无故、毫无根据地捏造“罪行”把我自己糟蹋一番啊。我只好含含糊糊地写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居功骄傲，把自己的工作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这张表交上去不几天，厂支部书记和正副厂长找我谈话，说：“右派罪行”不具体，看不出任何问题。他们要知道我是不是隐瞒了什么重大问题。
我很为难：长沙师范专科学校的那些是是非非，千头万绪，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即使我说出来，他们也不会相信居然会有梁再、尹辉那样，为了一己的私利而不择手段地陷害自己的、忠诚于党的同志，他们更不会相信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势，梁、尹那一伙人不但迫害了大量的无辜的知识分子，而且还断送了一所高等师范学校。
一时之间，我无话可说。
“你犯了男女关系？”支书追问。
“没有。”
“贪污了公款？”
“没有。”
“盗窃了别人的钱财？”
“没有。”
“写过反动标语？”
“没有。”
“搞了反革命破坏？比如说，放火投毒－－我看你也不像。”
“没有。”
“那你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
支部书记和两位厂长脸上浮现着迷惘的神情。
支书和厂长都是淳朴的农民，文化水平不高，见识有限，他们不容易理解复杂的权利斗争和以个人权势为核心的微妙的人际关系。就是那些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小学教师，他们对于什么是右派好像也不是很清楚。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师问我： “究竟什么是右派？”我反问他：“你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 他告诉我，他在上图画课时画了一条横线，代表地平线，在地平线上画了一个红色的半圆。反右时，那位共产党员校长学着毛泽东的口气说：“利用图画反党是一大发明一毛主席是红太阳，可是，这红太阳只有一半，另一半没有了，这不是咒骂毛主席只剩下半条命吗？”于是，他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面对着这满脸天真，然而表情严肃的他，除了苦笑，我能说什么呢？
我又想起到达砖瓦厂的第二天中午，我们在寝室休息时，忽然，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一个皮肤黝黑的大汉，他一屁股坐在通铺上，大手板在通铺上一拍，便破口大骂起来：“你们这些右派分子，你他妈的，给我老老实实劳动改造，你他妈的，谁不老实，要狠狠地斗，你他妈的，劳动改造，你他妈的……”
“你他妈的” 一通之后，他喘着粗气走了－－他是个肺结核病患者。
一位小学教师右派告诉我，这是塘渡口镇的镇党委书记龙某。大约半个多月之后，他垂头丧气地拎着一只行李卷来了。原来那天把我们大骂一通之后没几天，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批斗了之后，他被五花大绑，戴着一顶三尺高的圆锥形的帽子，在长约500公尺的塘渡口的街上游了一通街，然后，他被责令来砖瓦厂监督劳动。他在对我们口口声声“你他妈的”的时候,当然没想到没有几天后也会成为“你他妈的”的对象，可是，当他自己戴上右派帽子的时候，他知道什么是右派吗？把他打成右派分子的他那些领导和他的同志知道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右派分子的内涵吗？
小学的右派分子对反右斗争不理解不足为奇，倒是那三位厂领导－－支部书和正副厂长对反右斗争的无知使我大为困惑：他们好像不知道这震撼全国的反右斗争是怎么回事，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右派分子，他们对“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含义好像一无所知，因此，他们把“右派罪行” 等同于一般的贪污、盗窃公共财物、写反动标语、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甚至杀人、放火、投毒之类的刑事犯罪。
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也不奇怪。毛泽东亲自策划、发动、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本来就是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农村不是主要战场，这就造成了农村干部对反右斗争的无知。至于农村的小学教师虽然有别于城市，但毕竞是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岂能轻易放过？于是，当他们连什么是右派都没弄懂的时候，他们就稀里糊涂地被打成了右派，正如一个人还不知道自己触犯了刑法的哪一条就被执行了死刑一样。
（三）
我这个右派是个冤案，可是，在这里谁知道呢？我能公开诉说吗？
我只能强忍着我的委屈，老老实实地劳动，争取早一些扔掉这顶压得人几乎无法活下去的右派帽子。但是，就我来说，单凭体力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即使我拼死拼活地干，也只能落得个“劳动态度好”的评价，而接下来却是使人沮丧的“劳动效率不高”。
这时，全国正掀起一股“技术革新”的高潮。邵阳县砖瓦厂的支书和厂长在右派分子政治学习时说：“厂里的工人都是文盲、半文盲，他们不懂“技术革新”，而你们知识分子，特别是来自长沙的，还是高级知识分子，有文化，看得多，听得多。我们相信你们在这方面能够做很多事情；如果你们能作出贡献，我们可以为你们请功，有利于你们的改造。”
话倒是很诚恳，可是，我们这些“科技盲”又能做什么呢？
为了减轻我们几个弱劳动力的右派分子的负担，厂方把文元珏、吴容甫和我，还有两个年老体弱的小学教师组成了“制煤组”，任务是把煤做成烧砖用的四方形的煤块。每人每天的定额是1000斤煤，5个人每天得把5000斤煤做成煤块，这做煤块不需要什么技术，劳动强度也不是很大。在几道简单的工序中最艰苦的是赤着脚去踩那一大堆掺和着黄泥、糠和水的湿煤了。这活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干活的人只是不急不忙地在那稀泥似的湿煤里走着碎步。但煤里常有许多筛不出来的杂物，如玻璃屑、断铁丝、小铁钉等。一脚踩下去就会划出一道口子，煤屑夹在伤口里，痛不可忍。到了深秋初冬时节，尤其是在有霜的日子里，两只脚插在那堆煤、水、泥、糠的混合物里，冻得失去了知觉，脚跟和脚掌上出现了数不清的裂痕，一沾水就痛得钻心。
当厂长和书记向我们提到“技术革新”时，我们常常谈论，要发明一种可以代替人脚来搅拌煤的工具就好了。议论了几回没有结果就再无人提起了。
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地面挖一个圆形的坑，圆坑中心竖一根可以转动的轴，轴上安一只梳子那样的耙；煤、水、糠和黄泥放在坑里，人推着“梳子”转动，这样，人就用不着脱掉鞋袜赤脚去踩煤了。我画了一个图，还用硬纸片做了一个模型送给支书和厂长。他们研究了很久，说可以试一试。他们郑重其事地从县机械局请来一位技术员，加上书记、厂长和我，组成了“和煤器研制组”。大约半个月之后，“和煤器”终于试制成功了。
大家都很高兴。北风凛冽的时候固然用不着脱鞋袜，就是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也不致满身煤浆。最令厂的领导人高兴的是做煤块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用人工和5000斤煤要一个上午，现在只要两个多小时：制煤组5个人，原来一天只能做5000斤煤的煤块，而用“和煤器”，一天可以做10，000斤的煤块了。
农村这种作坊式的工厂在管理方面的混乱是必然的。生产和财务方面的情况，我当然不了解，也不会去打听。但就日常生活而言，值得改进的事情就太多了。例如：吃饭时，工人听见哨声一响就一窝蜂地围在灶旁，争先恐后，推推搡搡，因此而争吵、对骂、动拳头之类的纠纷每天都有，滚烫的饭菜汤水烫着人的事情也常常发生。我对这种混乱的食堂秩序很不习惯。有一天午饭后，我写了一张字条交给厂长，希望厂领导教育和组织工人排队领取饭菜，以免发生事故，第二天开饭时，支书和正副厂长都在煤灶前维持秩序，督促工人排队。
那些工人都习惯于喝生水，甚至喝工棚附近沟里的水，我向厂领导建议，由厂方供应开水，并在水中加少量的盐或解署的草药。塘渡口的厕所是一只半人多高的木桶，木桶顶上有几个洞。人们方便时，得爬上木桶，蹲位既少，上下也不方便，工人便随地大小便，再得工厂四周臊臭无比，有些地方遍地都是粪便。我向厂方建议挖几个坑，用竹子和稻草搭几个厕所，并且组织一次大扫除，清除工厂四周的粪便，铲除杂草，减少蚊蝇。诸如此类的小建议，我提了很多，厂方都一一接受。
我反问我自己，我提这么一些建议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单纯为了给支书和厂长一个好的印象，达到早日摘除右派帽子的目的。我不否认是有这种想法，然而，当我看到那混乱的食堂秩序和那些不卫生的环境和生活习惯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把那些不良的现象同摘帽子联系起来，在那一瞬间我想到的是农村里的人也应该有城里人一样的文明行为和维护生命的、最低要求的保健卫生习惯。
有一天，支书找我谈话。他说，塘渡口在解放前是个土匪窝，解放后，处理过一批与共产党为敌的土匪头子。据他们调查，厂里的人中有当过土匪的，有些还是大不大、小不小的头目。为了消除隐患，他们准备在全厂开展一次肃反运动：一方面号召工人坦白交代，检举揭发；另一方面，还要找一些重点对象谈话。可是，工人几乎全是文盲，一件简单的事情都难得说清楚，就别提书面交代了。他考虑，在重点对象交代时，由我记录，整理成书面材料。
他提起这事情，我觉得这种做法不妥：一个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怎么能在严肃的政治运动中担任工作呢?日后如果追究起来，我挨批斗是小事，还要连累好心的支书和厂长。但是，他们也考虑了很久，最后请示了县委的几位部长，他们都同意了。既然如此，我也不再推辞。
其实，所谓重点对象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一些穷苦农民迫于饥寒便在已被镇压的“司令”、“军长”、“特派员”之流的手下充当一个小头目而已。
忙了10来天，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引以自慰的是我的诚恳、勤劳获得了人们对我的信任。
（四）
自从我们到达邵阳县砖瓦厂以来，3个月了，每天都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没有休息日，我们都连续不断地在烤得喘不过气来的太阳下，一天又一天地干着超负荷的体力活。既热不可耐，又周身酸痛。偶尔休息一会，站着就想坐着，坐着就想躺着。日子就在沉重的心情和不堪忍受的疲劳中一天一天地爬行着。
9月来了。
9月意味着什么？9月使人想到国庆节。在闲谈时，我们几个几乎不约而同地好像从那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得到了某种启示，看到了一丝微茫的希望：以前，犯错误的干部一般都是在国庆节或五一节的前后撤消处分、恢复工作，那么，在这一个国庆节的前后，是不是有可能给我们摘掉这顶可恶的右派帽子呢?我们都觉得按惯例完全是可能的。大家越谈越兴奋：我们看见了希望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向我们招手。
好象为了证实我们的猜测似地，邵阳县县委的一个姓唐的干部来到了砖瓦厂。在支书主持的全厂右派分子大会上，支书介绍老唐同志是奉县委之命来考核右派分子改造情况的。考核的办法是各人写出书面材料，总结三个月来改造的成绩和缺点，然后，小组讨论、评审。
根据改造情况，评审分4类：改造得最好的为1类；较好的为2类；改造得不好的为3类；仍然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抗拒改造的为4类。
越看越像那么回事了。在老唐同志和支书讲话的基础上，我们构筑着我们的梦幻之宫：评为1类的，当然是摘去右派帽子；2类还得等一等，但是，肯定时间不会很长。我们这些来自长沙的右派分子，几个月来，个个劳动积极，谨言慎行，看见谁都是笑脸相迎；对于有些工人的无理要求，我们总是卑谦地尽量予以满足；面对他们冷言冷语的讽刺，或者恶声恶气，我们低眉顺眼，装做没听见。一句话，我们从不惹是生非，我们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至少应该评为2类吧。1类可能在国庆节前后回长沙，2类大概明年元旦、春节可以把这顶害死人的右派帽子扔进扶夷江了。
评审的结果，我是全厂唯一的1个1类，来自长沙的十几个人都是2类。人们向我祝贺，我也不禁飘飘然，预支着摘去右派帽子的激动和欢欣：第一件事是拍电报给妻，她应该是分享我的欢乐的第一个人；我要在家里洁白柔软的床上睡上3天3晚，消除这几个月的疲劳；学校的什么头头，我是不想当了，还是教点儿课省心。我得要求党组织再一次严格审查我的政治历史，用党组织给我的结论反击梁再、尹辉对我的诬陷（他们在反右的斗争会上诬蔑我参加过特务组织）；我还要向党委申诉，我不是右派，把我划成右派分子是绝对的错误……
来自长沙的伙计们打趣道：“你摘帽子的时候，得请我们吃一顿啊！”
“没问题。请你们到邵阳县大饭店，点最高级的菜，喝最名贵的酒，让你们醉个半死！”
“还得请支书和厂长吧，谢谢他们对你的关照，以后，他们会把我们照顾得更好的。”
“那自然！”
日子在愉快的心情中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国庆节在欢乐中过去了，十月份在期待中飞快地完了，1959年元旦来了，然而，摘帽子却杳无音信。那位答应常来同我们谈谈心的老唐同志也黄鹤似地一去不复返。
希望幻灭的悲哀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心头，日子过得比前几个月还要沉闷。摘帽子曾经是我们闲谈的唯一主题，可是，此刻谁也不提起这事了，整天闷着头干活，一休息下来就拼命抽烟。我这时也染上了烟瘾，一支接一支，抽得喉干舌苦还要抽个不停。晚上，我听见老文梦呓似地吟哦着：
“今夜泸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接着是一阵饮泣似的叹息。
摘帽子成了一个镜花水月的幻梦，我们都跌入了绝望的深渊。在经历了几乎以生命为代价的风刀霜剑之后的今天，当我回忆往事时，我才悟彻了当年希望破灭的原因。
在邵阳县砖瓦厂的40多名右派分子的评审中，我是唯一的1个1类，也就是说我在改造中是表现最好的。这一结果当然包含着我的艰辛劳动，对所谓“改造”的忠诚和我的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人际关系。然而，比老实、忠诚和处世态度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我说了假话，事实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中，谁都得说假话。
在来到邵阳县“改造”以前，我从来就不说假话，而且，对假话深恶痛绝。在长沙师范专科学校时，我不就是不肯说假话、揭穿了一些人的假话而惹恼了梁再、尹辉之流，以致他们把我恨之入骨，最终把右派分子帽子强行扣在我头上吗？
早在6月初到达邵阳县时，我就考虑一定要采取措施，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我的措施之一就是每个月向湖南师范学院党委和院长刘寿祺各寄一份思想汇报（在20世纪50年代初，刘寿祺同志是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他直接领导过我的工作，我向他汇报“改造”情况也是名正言顺的）。这样，我可以让学院的党政领导了解我在监督劳动中“改造”的情况，同时，也提醒他们，别忘了在偏远的邵阳县塘渡口还有我这么一个右派分子在苦苦地挣扎着。
在这种思想汇报中，我能说些什么呢?当然只能是对体力劳动的认识、体会，“思想改造”的收获、右派立场的转变之类。说老实话，除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的艰辛和苦涩以外，我丝毫也感受不到劳动的乐趣。夏天，我所渴望的是躲开那晒得我胸背脱皮的火辣辣的烈日，到阴凉的地方躺一会，舒展一下酸痛得无法弯曲的腰腿：冬天，只想回到屋子里去，避开那刺骨的北风，让僵硬麻木的手脚慢慢地恢复知觉。如果说，在劳动时也有思想活动，那就是后悔当年不该同恶霸作风的梁再、尹辉那一伙作斗争，而此时，含冤负屈的愤慨像一锅开水似地煎熬着我的心。说到这里，不难想象当年我那些思想汇报的内容看起来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而实际上却是冠冕堂皇的假话、大话和空话。
在每月一次的评审中当然更要说假话：诸如在劳动中深刻体会到劳动的伟大，感受到无穷的乐趣，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通过劳动，进一步认识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下决心改造自己，以求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等等。 ．
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厚着脸皮说假话，也知道别人在说 假话，但不说是不行的。谁要是不说假话，在评审时就会被评为4类，也就是表现最差的一类；除了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戴帽子的时间会比谁都长。
然而，是谁让他们说假话的呢？是谁逼着中国的500万知识分子一齐来说假话的呢？
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