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也许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但是,就我们一般人的平均记忆能力之所及,确实想不起十九世纪、十八世纪、十七世纪有过大批地强迫整个民族迁移的事例。历史上确曾有对殖民地的征服,大洋中的岛屿上、非洲、亚洲、高加京都发生过胜利者征服土著民族、并掌握政权的事实。但是,古代殖民者的简单头脑却没有想到应该把土著民族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使他们离开祖辈居住的家园。或许只有往美洲种植场运送黑人奴隶的事与此略有相似之处,算得上是个先例吧?但是,那也并不是某个国家的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进行的:那只是个别的基督教徒——奴隶贩子干的:因为他们突然发现有利可图,胸中燃起了贪欲的烈火,纷纷奔到非洲,各自为自己捕捉、诱骗、购买单个的或几十个黑人运走。

只有当文明人类的希望——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也只有到了民族问题在“唯一正确的理论”基础上得到最高度发展的时候,那个解决民族问题的最权威的专家才能得到特许,才能够采取在四十八小时内,二十四小时内、甚至在一个半小时内彻底、干净地描整个民族一个个强行迁移出去的办法。

自然,他本人在思想上也并不是立即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因此,他有一次甚至脱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在苏联,有人会因为他的民族成份而成为迫害的对象,这样的事情是不曾有过而且不可能有的。”在二十年代,所有这些民族的语言都曾受到鼓励,那时人们还不断地对克里米亚人唠叨说:克里米亚是鞑靼人的,是你们鞑靼人的!当时甚至还可以使用阿拉伯字母,街上的招牌、题词都是用鞑靼语写的。

可是,忽然,这一切原来……都错了!……

“伟大舵手”甚至在推行过强制迁移农民的伟大运动之后,都没有立即想到这个方法原来是可以轻易地应用在民族方面的。堪称他的兄弟的希特勒,在根除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方面倒是有些经验,但那是后来的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事,斯大林老爷子考虑这个问题可比他早得多。

除了那场农瘟之外,直到强制迁移整个整个的民族之前,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流放事业虽说也曾拥有几十万人之多,但毕竟无法同劳改营相提并论,它还没有那么光荣和雄伟,以至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从前也有过移民流刑犯(经法院判决的),有过行政流刑犯(不经法院判决的),但那两者都限于有数可订的个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姓名、出生年月、所犯的法律条文及罪状;材料上都附有半身的正面和侧面照片。只有英明而耐心的、能够一丝不苟地干各种脏活儿的机关才能够把一粒粒的砂子穿成串,由那些被摧垮的家庭造成一个个流放区整体。

但自从开始强制迁移特种移民以来,我国的流放事业迅速发展和提高了!前面两个术语都是沙皇时代留下来的,而特种移民这个词可算是我们苏维埃政权自己亲生的了。我们不是有许多最喜欢、最心爱的词是用这个“特”字开头的吗(特别科、特殊任务、特殊关系、特种供应、特别护理一句?在“伟大的转折”的那一年,特种移民这个词是用来表示“被剥夺的富农”的,因为这个词更恰当、更灵活,所以无法挑它的毛病;当时被“剥夺”的不全是富农,所以使用“特种移民”这个词来概括就无懈可击了!

于是“伟大的慈父”便下了命令:对于强制迁移的民族也使用这个词!

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发现这一点的。进行第一次试验时他还相当谨慎:一九三七年,他悄悄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几万名可疑的朝鲜人(从风烛残年的老人到咿呀学话的小儿)全部从远东地区强行迁移到哈萨克斯坦。(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哈勒欣河,怎么能对这些黄皮肤、细眼睛的朝鲜人放心呢!)迁移得十分匆忙,以致这些朝鲜人不得不在没有窗户(一下子哪里去弄那么多玻璃!)的土坯房里度过第一个冬天;迁移得那么秘密,以致除了左近的哈萨克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些移民的事,全国没有一个人向外吐露过此事,没有一个外国记者为此写过一个字的报道。(看,还是把新闻宣传机构控制在无产阶级手里好嘛!)

他很满意!他记住了。一九四0年就在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近郊又一次采用了这个办法。但是这次不是在夜晚,也不是用端着刺刀的士兵赶走强制迁移者,而是叫作“隆重欢送”到(刚刚被我国争取到手的)卡累利芬兰共和国去。正中午,会场上红旗招展,鼓乐齐鸣,这是在隆重欢送列宁格勒近郊的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去开发新的家乡的土地。火车把人们带入偏僻地区后,情况就变了。(维-阿-姆曾谈到一批六百名强制迁移者的命运。)在这里,没收了所有人的身份证,武装士兵把人们包围起来,把他们装进(运囚犯的)所谓“红色运牛车”。后来又装上驳船。到达目的地——卡累利阿内地的码头后,便把他们分别送去“加强集体农庄的力量”了。这些被“隆重欢迎”来的、完全自由的公民只好服从分配。只有二十六个人,其中包括给我提供这份材料的人,拒绝到农庄去,而且坚决不交出身份证!这时苏维埃政权——卡累利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代表来了,他警告说:“这样下去要死人的!”人们反问他:“你还想拿几挺机关枪扫射吗?”这些人真不懂事。何必用几挺?!对付包围圈里的二十六个人,一挺就足够了。(没有人会为这二十六个芬兰人写诗的!)但是,一种令人不可理解的懦弱、迟钝和优柔寡断妨碍了政权代表采取这一合理措施。他企图把二十六个人离间开。行动人员想一个一个地叫人去谈话,可是二十六个人一起去了。他们这种没有理智的勇敢精神终于占了上风:当局保留了他们的身份证,撤掉了包围。这二十六个人总算没有落到农庄庄员或流放者的地步。不过,这是偶然的,是例外,大批的人还是乖乖地交出了身份证。

这一切都还是试验。只是到了一九四一年七月才有机会大规模地应用这一办法:这时必须把伏尔加河沿岸日耳曼人的自治的、当然是叛逆的共和国连同其首府恩格斯市及马克思施塔德市完全铲除,并远远地抛到东方去,而且要在几昼夜之内完成这项工作。这时才初次使用了纯粹的、富有活力的、强制迁移整个民族的办法。这个办法看来既简便,又有效,它只须符合一个标准——属于该“民族”就行了,无须过去那套繁琐手续,每个人立案、审讯、判决等等。在苏联其他地区抓日耳曼族人(个个都要抓),那就不需要地方内务人员有什么高等文化水平来搞清谁是敌人谁不是了。只要姓氏是日耳曼族的,抓就没错。

体制已经试验过,调整好了。从现在起它就可以铁面无私地抓走任何一个指定的、规定的、命中注定的叛逆民族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干得干净利落: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尔人、加尔梅克人、库尔德人、克里米亚的检按人,最后还有居住在高加索的希腊人,无一幸免。尤其使这个体制显得富有活力的,是“各族人民的慈父”作出的决定并不通过繁琐的法院判决形式向人民宣布,而是通过现代摩托化步兵的战斗行动宣布;武装师团夜间开进指定民族的居住地区,占据各个重要地点。犯罪的民族早晨醒来便发现它的各个村庄都已处在机枪和冲锋枪包围圈内了。他们听到命令:限十二小时,每人只带自己两手可以携带的东西!(但是,十二小时还太多,摩托化部队的摩托车还得停下来等待。所以在克里米亚则只规定二小时,甚至缩短为一小时半。)所有的人立即像囚犯一样被装上卡车,屈膝蹲坐在车厢里。(老太太、带着婴儿的妇女,一律坐下!这是命令!)卡车在士兵押送下开往火车站,把人们塞进运牲口的列车直送目的地。或许在中途人们还不得不像纤夫一样自己用纤绳拉着木筏逆流而上,步行一百五十到二百公里,直到进入科洛格里夫上游的原始一森林。只有一些不能行动的老年人可以躺在木筏上。

或许从空中、从高山上看起来这是一幅十分雄伟壮观的图画吧: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刚刚解放了的克里米亚半岛,一九四四年四月)上同时响起摩托车的啥啥声,几百辆长蛇一般的卡车队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爬行。这正是果树开花的季节,正是鞑靼妇女从温室取出葱秧往菜园里移栽的季节,还刚刚开始种植烟草(就此结束吧!注定了此后许多年克里米亚地区不会再有人种烟草。)运送人的卡车队并不直接开进被特种部队包围着的村子,车只开到村口,人们到村口来上车。上级命令是给一个半小时收拾东西,但是执行军官却把时间缩短到四十分钟,这样既可以更快地完成任务,保证全员提前到达集合地点,同时又可以使特种部队撤出后留在村里的善后小队的收获更丰富些。有些特别穷的村子,比如毕犹克湖附近的奥津巴沙村,就只好放一把火烧光了事。卡车队把鞑靼人运到火车站。在囚犯列车里人们却要等待几昼夜才开车,满耳是叫苦声和充满哀怨的离别歌声。

整个民族整个民族地放逐,其优越性在于形式整齐划一!无须照顾什么“个别情况”!没有任何例外!不接受任何个人的抗议!大家都驯服地走了,因为你、我、他,都一样。大家全都得走。不仅是男女老幼都被放逐,而且未出生的孩子也被放逐,因为强制迁移的命令也包括胎儿。还有那些尚未胚胎的孩子也一起被放逐了,因为他们注定要在这项命令的掌握下诞生。这与那陈腐的、讨厌的刑法第三十五条条文根本不同。(那里还曾规定什么“流放不适用于不满十六岁的人”!)现在,这些人从降生之日起,只要把脑袋一伸到人世间,他们就成了特种移民,就已被终身流放了。当他们年满十六岁时,表明他们已经成年的标志是他们从此也要到警备司令部去登记。

人们留下的一切——敞开房门的、还保留着人体热气的住宅,翻弄得乱七八糟的箱箱柜柜,十代人甚至二十代人积蓄起来的全部家私,如今也全部以整齐划一的形式落到惩罚机关的行动人员手里:有些东西要归国家,有些就被属于幸运民族的邻居们私分掉,不可能有人再为他的奶牛、家具、器皿等被拿走而提出抗议。

尤其使这种整齐划一显得加倍庄重而高尚的,是有关的秘密命令对于这些恶劣民族中的共产党员也并未稍加宽恕。也就是说,无须检查党证,又少了一层麻烦!而且还要责成共产党员们到达新流放地后加倍努力工作。这样就一切都好了!

整齐划一中的唯一美中不足,是异族通婚的家庭。(难怪我们这社会主义国家从来就反对异族通婚!)强制迁移日耳曼族和后来强制迁移希腊人的时候,没有赶走异族通婚的夫妇。但这种做法带来不少麻烦,并且在看来已经清洗消毒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些病灶。(不是有些年老的希腊妇女偷偷回到女儿这里来死嘛?!)

把这些民族强行迁移到哪里去呢?可以放逐的地区很多。例如,哈萨克斯坦,放逐到这里的民族人数加上一般流刑犯大约超过共和国总人口的一半,所以,这个共和国满可以称之为“哈泽克斯坦”了。分配特种移民的当局也没有忘记中亚、西伯利亚(许多加尔梅克人死在叶尼塞河流域)、乌拉尔北部和苏联欧洲部分的北部地区。

强制迁移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民算不算放逐整个民族呢?从表面上看,它不够条件,因为那并不是男女老幼一概迁走,似乎作为一个民族还是留在故土了。(因为那里距离欧洲太近,否则是可以无所顾忌的!)似乎是留下来了,但却已被“间苗”间到了无法再稀的程度。

其实,净化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作早已开始了。一九四0年,我们的军队刚刚进入这个地区,兴高采烈的当地人民还没有来得及表决加入苏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净化了。净化首先是从军官开始的。必须认识到,对于这些年轻的国家来说,它们的第一代(也是最后二代)本民族的军官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们代表着民族的严肃性、责任感和精力。当他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曾在纳尔瓦城下学习过如何以自己尚未强健的胸膛去捍卫尚未强健的祖国一。如今镰刀一挥,就割掉了他们浓缩的经验和旺盛的精力。这是为了进行全民投票所作的一项最重要的准备。是的,这是一张根“灵”的“验方”,在联盟本土上不是也试验过同样作法吗?就是要把那些将来可能领导反抗的人,以及可能用自己的思想演讲、著述唤起人们反抗的人统统悄悄地、尽早地消灭干净。这样,表面上那个民族还生活在原来的地方,实际上民族已经不存在了。一颗死牙最初从外表看来和好牙没有多大区别。

但一九四O年并未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采取强制迁移的办法,当时用的是集中营,而对某些人则是在石筑监狱的院内予以枪决。一九四一年撤退的时候,尽可能地把一些富人和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像贵重战利品似地带走了,然后却把他们像粪土一样弃置到古拉格群岛僵硬的土地上。(他们全是在夜间被抓走的,每户只许带一百公斤的行李。上车时户主就与全家人分开,然后被消灭在监狱中。)整个战争期间我国一直(通过列宁格勒电台的广播)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进行威胁,说将要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报复。一九四四年苏军回到这里时实现了这些威胁:把大批的人抓进监狱。不过,这毕竟还不能算流放整个民族。

对波罗的海沿岸各族人民的大规模强制迁移是从一九四八年开始进行的(首先从刚强的立陶宛人开始),一九四九年使三个民族一起放逐,一九五一年又进一步放逐立陶宛人。在这些年代也强制迁移了西部乌克兰人,最后一次强制迁移也是在一九五一年。

“大元帅”是否准备在一九五三年还要放逐谁?是犹太人吗?除犹太人外还有什么民族?他的这一设想我们现在永远无法知道了。不过,据我个人猜想,斯大林是渴望着要把整个芬兰的居民流放到接近中国的沙漠地带去的,但在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七年(由于雷诺发动政变失败)均没有能实现这个愿望。他还很可能已经在乌拉尔以东选好了地方,要把塞尔维亚人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希腊人强制迁移去。

假如这位“先进学说的第四号柱石”再多活十年,欧亚大陆的民族分布图就将变得无法辨认,将会发生一场反方向的民族的大迁移。

有多少民族被流放,将来就会写出多少部史诗,它会叙述人们别离故土的悲哀,也会谈到在西伯利亚遭到的大规模消灭。这些民族所经历的一切,只能由他们自己写出痛切的回忆,我无意在此越俎代庖,更无意跑得太远。

但是,为了使读者知道这些民族被赶去的地方也就是读者所访问过的那个流放王国,同一个古拉格群岛上的污秽地,我们还是来看看强制迁移波罗的海沿岸人民时的某些情况吧。

在放逐波罗的海沿岸人民这个问题上,不仅没有强xx民意,而且完全是执行了“人民的最高意志”。三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各自作出了自由的决议(爱沙尼亚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决议要求把某些类型的本国同胞强行迁移到遥远的异乡西伯利亚去。而且是永久性迁移。永远不许他们再回到祖国来(这就清楚地表明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国家的政府有多大独立性,也可以看出那些不争气的、不中用的本国同胞是多么激怒了政府)。要流放哪些类型的家庭呢?1.罪犯的家属(只把家长弄到集中营去累死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些家庭的全部种子都根绝掉)2.富裕农民(这一措施大大加速了波罗的海沿岸已经时机成熟的农业集体化)和他们的全部家属(在里加大学读书的学生是在他们的父母从农村被抓走的当天夜晚从学校宿舍被抓走的);3.由于某种原因逃脱了一九四0年、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四年的铁篦子的、漏网的头面人物和要人;4.一般对现政权抱有敌意而未能及时逃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家庭,或者与当地积极分子有私仇的家庭。

为了避免损害我们共同的大祖国的声誉,也为了不给西方的敌人以可乘之机,这项决议未在报上发表,也未在各共和国内部公布,而且在强制迁移的当时也没有向被迁移者宣布。只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在西伯利亚的警备队内才对他们宣布。

放逐的组织工作效率,这个时期比以前放逐朝鲜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时已大有提高,已经总结并且掌握了宝贵经验,这时已不需要按天计算,甚至不必按小时计算,而是可以按分计算了。实践经验表明:从夜间的第一次敲门声开始,到全家人的最后一只鞋后跟迈出家门槛,走入黑暗的夜幕,登上卡车止,只要二十到三十分钟就足够了。在这几十分钟时间内,被叫醒的家庭能够作到:穿好衣服,弄明白自己是要被永远放逐,在放弃一切财产要求的文件上签字,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叫到一起,收拾几个小包袱,然后根据命令走出家门。(不必担心留下来的财产会发生混乱。押解人员一走,财务局的代表便会立即来清点物资,填写没收物品清单,全部财产将由委托商店根据清单出售,售款上缴国库。我们无权指摘他们清点财物时曾往自己腰包里装点什么或者从“小道”运走点什么。其实,他们大可不必这样做,因为人民政权的任何成员只要在委托商店再要一张发票,就可以用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合法”地把他需要的任何东西拿回家去。)

在这二十到三十分钟的时间里人们能够想到些什么?怎样选择和决定最需要的东西?有一个中尉奉命强制迁移一户人家(这家里有个七十五岁的老奶奶,母亲五十岁,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和一个二十岁的儿子)。他向这家人建议说:“一定要把缝纫机带上!”谁能想到:后来这一家人就靠了这台缝纫机才得以活命声

不过,这种快速强制迁移的办法有时也对受害者有利:它像是一阵旋风,过后就不见了。最好的笤帚也会漏掉一些东西的。有的妇女恰巧那几夜没在家里住,旋风过后又回到本村来了。她便到财务局去请求打开家门上的封条,财务局也居然就给她打开了:随你去住吧,再发布命令时再说!

运牲口的列车车厢并不大,运马时定额是八匹马,运士兵时定员三十二人,运囚犯要装四十八,而运塔林地方的特种移民时则装五十人。仓促间没有对车厢进行必要的改装,人们请求在车厢的底板上打个洞,以备大小便用,但这也没有及时批下来。只放一个普通水桶当马桶。它很快就满了,溢出来弄脏人们的随身行李。从上车的最初一分钟起,这些双足哺乳动物就被迫忘掉男人与女人的区别。最初一天半,他们被锁在车厢里,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婴儿饿死了。(这一切我们早已在本书中看到过,在两章之前,对吗?二十年之前如此……此时仍然如此……)火车在尤列密斯特车站上停了很久,车厢外面不断有人奔跑,敲打着车厢板呼叫姓名,妄想给车里的熟人送点吃的或其他物品。但是,这些人马上就被驱散了。锁在车里的人却在挨饿。等待着这些衣着单薄的人们的是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

中途才开始分发面包。在几个车站上给了菜汤喝。所有列车都是开往远方的:新西伯利亚州,伊尔库茨克州,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只是巴拉宾斯克一处就运来五十二个车厢的爱沙尼亚人。用了十四昼夜才到达阿钦斯克。

是什么东西在这绝望的路途中支持这些人活下来的?那不是信仰,而是仇恨所带来的希望:“这些家伙快完蛋了!今年就会发生战争。秋天我们就能返回故乡。”

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任何一个过着和平生活的人,对于关在铁笼子里的这些人的这种想法都不可能同情,不可能理解,也许还不能原谅。前面我已提到,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0年也曾这样相信过,盼望过。那些年代这个制度之不公正、二十五年刑期以及重返古拉格群岛的命运已经使忍耐达到最高点,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爆炸性的、武装警卫也无能为力的最高点。(一般地说,如果一个制度是不讲道德的,那么它属下的臣民也就可以对它不承担任何义务了。)需要把人们的生活糟踏到什么程度才会使牢房、囚车和运牛车里的千百万人把绝灭性的原子战争看成是唯一出路而祈祷它发生啊?!……

但是,没有人哭。谁也没有哭。仇恨能够烧干人的眼泪。

爱沙尼亚人在路上也考虑另外一件事:西伯利亚人将怎样迎接他们?一九四0年时期西伯利亚人对放逐来的波罗的海沿岸人是进行掠夺的——勒索他们,一件皮大农只换给半水桶土豆。(当时我国的衣着褴褛的人们确实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的人看成资产阶级分子了……)

这一次,一九四九年,事先对西伯利亚人进行了宣传:运来的都是些坏透了的富农分子!但是,从火车上下来的“富农”却个个衣衫破旧,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身体检查时俄罗斯护士们意外地发现这些妇女都很干瘪瘦弱,她们抱的小孩连一块干净尿布都没有。爱沙尼亚人被分配到人烟稀少的集体农庄去、一当地的西伯利亚农庄妇女背着领导给这些特种移民送来她们仅有的东西:半公升牛奶、一块菜饼或者一块黑面饼。

这时候,爱沙尼亚的妇女们才流下了眼泪。

但是,当地除了农妇之外,当然,还有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他们却真相信运来的都是法西斯余孽,而且这些坏蛋还不愿意劳动,不愿意为把他们从资产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出点力气,真是忘恩负义!(“应该把你们统统淹死!”团员积极分子对放逐者这样喊叫。)团员积极分子也就成了这些人的看守,监督他们劳动。积极分子早已预先接到命令:一听见枪响就立即组织对这些人的围捕。

在阿钦斯克车站上发生过一次有趣的“差错”。比利留斯地区的领导为了给本区楚雷姆河沿岸几个农在增加人力,贿赂了押解人员,买了十车皮特种移民,共五百人,并且迅速地把这些人转运到了距阿钦斯克一百五十公里外的楚雷姆地区。可是,按计划这些人是要运到哈卡斯自治州的萨拉林斯克矿务局的。矿务局在等待补充人员,可人已经被卸在集体农庄里了。这些农庄前一年每个劳动日的收入平均只有二百克粮食。入春以来这里的粮食、土豆全巴吃光,各村一片俄牛的叫声,奶牛像野牛一样冲向半腐烂的干草。因此,农庄只能给新来的人每人预支一公斤面粉作为一星期的粮食。这并不是对放逐者的歧视和克扣,这点预支已经十分合理了,它几乎等于未来一周的全部工资!刚离开故乡的爱沙尼亚人不禁大吃一惊……(不错,农庄附近的波利诺耶村里就有几座大粮仓,仓里的存粮年年增加,一直没有安排外运。但这批粮食已属于国家,不是农庄财产。周围的农民在饿死,却不肯从那粮仓里拿点粮食分给大家吃,因为那是国家的、农庄主席巴什科夫自作主张从仓库里给那些尚未饿死的社员每个人分了五公斤粮,他为此被判处劳改。粮食属于国家,缺粮只是这个集体农庄的事嘛!所以此事也不必在本书议论了。)

强制迁移来的爱沙尼亚人在楚雷姆农庄里挣扎了大约三个月,怀着迷惘不解的心情学习掌握一条新的生活规律:要么去偷,要么饿死!他们以为会永久呆在这里了。突然,一道命令,又把他们全部召集起来赶到哈卡斯的萨拉林斯克区去(矿务局的主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补充人员)。哈卡斯本地人很少,各村几乎全是流放来的人,每村都有个警卫部。到处是金矿,到处在钻探,矽肺在蔓延。(这一广大地区与其叫哈卡斯自治州或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莫如叫哈卡斯金矿局或叶尼塞工程局更贴切;这些地方与其说受边区苏维埃和党区委的领导,毋宁说受内务部部队将军管辖。区委书记们也得听命于区警备司令。)

但是,送到金矿场的人还不算是最悲惨的。真正悲惨的是那些被强行编入“淘金劳动合作组”的人。淘金工人!听起来多么诱人!像是在闪着金光、散发着金粉。但是,当今世界的任何概念一到我国就都十分容易地被歪曲了。当局知道这些特种移民不敢反抗,所以就把他们赶进这种“合作组”,让他们去开采那些政府由于无利可图而放弃的矿场。那里已经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像下雨似地流着水,劳动艰苦,挣钱很少。只因为国家舍不得放弃这一点点金子,才叫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去把它舔干净的。“劳动合作组”属矿务局“淘金科”领导。矿务局只知道下达计划指标,要求完成计划,根本不想想自己还负有其他责任。这些“合作组”的人确有“自由”,但那不是不受国家约束的自由,而是不受国法保障的自由:他们没有带工资的休假日,星期目也不一定休息(像囚犯一样),也许会宣布一个“斯达汉诺夫运动月”,那就一个星期日也没有了。从国家得到的恩惠是:不出工就被判刑。人民法院每两月派来一次巡回法庭,每次都判处许多人百分之二十五的强制劳动。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这些“淘金工人”每月可以挣到三四个“金卢布”(相当于斯大林时期的一百五十到二百卢布,仅为最低生活费的四分之一)。

在柯皮耶沃附近的采金场劳动的流放者不领现金工资,而领内部流通券。可不是嘛,要全苏联通用的纸币有什么用?反正这些人不能到别处去,在矿场的小卖部凭内部流通券就可以买到(滞销的)东西嘛!

本书已对囚犯和农奴作过详尽比较。可以回想一下,俄国历史上处境最坏的并不是农奴,而是隶属于工厂的工人。这些只能在矿场小卖部使用的内部流通券令人联想到沙皇时代阿尔泰地区的砂金矿和工厂。十八、十九世纪那里的人们常常故意犯罪,以便脱离所隶属的矿场而去服苦役,可以生活得比较轻松些。直到十九世纪末期阿尔泰地区采金矿的“工人们还没有权利拒绝星期天劳动”!拒绝就会被罚款(和强迫劳动比较一下看!),厂矿办的小卖部专卖劣质商品,抬高价格,克扣分量。“是这些小铺子,而不是那经营不善的金矿,构成金矿主的主要收入来源。”(谢苗诺夫-天山斯基,《俄国》,第十六卷。)这里的“金矿主”一词今天完全可以读作“金矿托拉斯”。

怎么搞的?古拉格群岛上的一切怎么这样千篇一律,毫无特色?……

一九五二年的一天,身材弱小的妇女赫-斯没去上工。因为天气太冷而她又没有毡靴。为此,木材加工合作社的领导却派她在没有毡靴的情况下去当三个月的伐木工!还是这位妇女,她在怀孕期间请求派一点轻劳动,不要再叫她去搬运木材。给她的答复是:“你不愿意干可以辞职!”蹩脚医生又把她的产期算错一个月,到了临产前两三天才让她休息。在那里,在内务部统治一切的泰加森林,同谁去讲理呢?

但这还不等于生活已真正绝望。那些被送到集体农庄的特种移民才是真正尝到了生活绝望的滋味。现在有些人争论说(倒也并非奇谈怪论):“一般地说,集体农庄总比劳改营好过些吧?”我们则要反问一句:“如果把劳改营和集体农庄结合起来,那也好过吗?”其实,特种移民的处境正是这二者的结合。表现农庄特点的是,他们在这里不领固定口粮,只在播种时期能领七百克面包,麦子是发了霉的,烤出的面包是土黄色的,吃起来牙碜(大概是不久前清扫仓底的麦子)。表现劳改营特点的是,这里也可以把人关进羁押室:生产队长向管理处告状,管理处给警备队一个电话,就把人关起来。至于这些人领到的工资,真是可怜得很:玛丽亚-苏姆贝格在农庄劳动的头一年平均每个劳动日可分得二十克粮食(一只小鸟在路边啄食的粮食也比这多!)和十五个斯大林时期的戈比(折合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个半戈比)。她用全年收入买了……一个小铝盆。

那么,这些人靠什么活命呢?靠波罗的海沿岸寄来的邮包。因为毕竟没有把整个民族都强制迁移来。

那么谁给加尔梅克人寄邮包呢?谁给从克里米亚赶来的鞑靼人寄呢?

请您到这些人的坟上去问问他们自己吧!

不知道是根据他们的故乡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长会议的同一项决议,还是根据西伯利亚的原则性,总之,在一九五三年,“我们的慈父”去世之前,对波罗的海沿岸来的特种移民还有一条特别规定;除了使用十字镐、铁锹和锯的重体力劳动之外,不许安排他们作任何其他工作!“你们必须在这里学会做人!”如果用人单位把谁的工作安排得稍高了一点,警备队便会出面干涉,并且亲自把那个人拉下来当一般工人。矿务局的疗养院旁边有个果园,连果园的地都不允许特种移民去翻耕,否则就会是“对在那里休养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侮辱”。警备队长甚至不准玛丽亚-苏姆贝格担任饲养牛犊的工作:“把你强制迁移到这里不是让你来休养的!割草去!”农庄主席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她留下来。(她为农庄救活了好几头患波状热的牛犊。她很喜欢西伯利亚的牲口,觉得出爱沙尼亚的牲口更驯良,而这里的从未受过抚爱的奶牛则亲热地舔她的手。)

有一次(在楚雷姆河)需要紧急往驳船上装粮食。于是就让特种移民连续劳动三十六小时,不给任何报酬和鼓励。在这一昼夜半的时间里只有两次给二十分钟吃饭的时间和一次三小时的休息。“你们不干,就把你们赶到北边更远的地方去!”一个老工人被麻袋压倒了,共青团员监工用脚踢他起来。

每星期要到警备队报到一次。距离队有好几公里远?老太太八十岁了?那就弄匹马把她驮来吧!每次报到时都要警告每个人:要逃跑就判你二十年苦役!

行动特派员的办公室就在附近。有时也会把你叫去问得。也许用较好的工作诱惑你,也许就威胁——把你的独生女儿单独流放到北极圈以北去!

他们什么事情作不出呢?……他们的手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受过良心的制止呢?……

他们会给你派任务:监视某人,或者收集可以把某人关进监狱的材料。

警备队的任何一个中立一走进特种移民的家门,移民全家,包括老年妇女,都必须立即起立,未经允许不得坐下。

这么看来,读者会不会认为这些特种移民都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

不,那可不是,不是!他们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也并没有收回他们的身份证。他们完全有权参加普遍、平等、秘密、直接的选举。每逢这崇高而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有权勾掉选票上除自己要选的人之外的几个候选人名字,他们享有这一神圣权利。也并不禁止他们签名购买公债,(可以回想一下共产党员季亚科夫在劳改营中的苦恼!)自由的集体农庄庄员们骂骂咧咧地勉强签名购买五十卢布公债,而爱沙尼亚人则被勒索到四百卢布;“你们都有钱啊!谁不签名买公债,我们今后就不替他收转邮包!还要把他流放到更北的地方去!”

而且,真会流放去的,为什么不流放呢?……

啊,真烦死人!老是这些同样的事:可真是的,我们开始写这第六部的时候原是打算要讲某些新东西的呀!不是要讲劳改营,而是要讲流放。而且这一章我们也是要讲点新东西的呀:不是讲行政流放,而是讲特种移民。

可是,讲来讲会,结果还是讲了些同样的事。

现在还需要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许多别处的、另一类型的流放地区见?另外一些地方的?另外一些年代的?另外一些民族的?需要吗?

那么谈哪些呢?……

不同民族的移民村互相交错着,人们可以隔村遥遥相望。但是,不同的民族仍然表现出了各自的特点、生活方式、兴趣和倾向。

所有被强制迁移的民族中,日耳曼人表现了突出的勤劳。他们比谁都更彻底地抛弃了过去的故乡生活。(其实,他们在伏尔加河或马内奇河沿岸的故乡算个什么吗?)像当年在沙皇叶卡捷琳娜赏赐的肥沃多产的份地上劳动一样,他们今天要在斯大林赐予的这严峻的、贫瘠不毛的土地上扎根。他们全力以赴开发这流放区,把它看作自己最后居住的地方。他们安排生活时毫不指望第一次大赦,也没指望沙皇的恩典,而是一开始就作了永久打算。一九四一年流放来的时候,日耳曼人名副其实一无所有,但是这些勤奋而不知疲倦的人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在流放地同样开始了讲求方式方法的合理劳动。地球上有哪个荒原是日耳曼人所不能变成繁荣兴旺地区的呢?难怪俄国人从前有句老话:“日耳曼人就像柳树,随便插在哪里,就在哪里把根扎住。”不论是矿山、农业机械站,还是国营农场,领导者都对日耳曼人赞不绝口,他们再找不到更好的工人了。到五十年代初期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强制迁移者中间,甚至同当地居民相比,已经成为最殷实的人家了。他们的住宅最宽敞洁净,他们养的猪最肥,奶牛产奶最多。他们的女孩子都是最受人爱慕的,这不仅因为她们父母富有,而且因为在劳改营地区横遭败坏的习俗中她们都守身如玉,品行端庄。

希腊人也十分热情地投入了新的劳动。不错,他们并未放弃有朝一口迁回库班去的幻想,但在流放地也没有吝惜自己的汗水。他们的住宅不像日耳曼人那么宽绰,但在种菜和养牛方面迅速赶上了后者。哈萨克斯坦集市上希腊人卖的奶渣、黄油、蔬菜都是上等的。

朝鲜人在哈萨克斯坦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当然,他们迁来的时间也早。到五十年代初期他们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不必按期到警备队去报到,可以自由地从这个州去另一个州,只是不能越出哈萨克共和国的范围。他们的成就不在住房和小院方面(在这些方面他们的生活无才说是不很舒适的,甚至是原始的,后来的年轻人才开始转向欧洲生活方式)。朝鲜人善于学习,他们很快就填满了哈萨克斯坦的各所学校(从战争年代开始就不在这方面歧视他们了),他们已成为哈萨克共和国知识阶层的中坚。

其他民族则各自隐瞒着退回故土的幻想,在生活上和思想上各有不同的发展。但总的说来都已屈服于这个制度,并未给大权在握的警备队制造多少麻烦。

加尔梅克人没有站住脚,渐渐地在悲伤中死绝了。(我没有看到他们。)

但是,有一个民族却丝毫未受到奴性心理的影响,况且不是个别人,不是几个反叛分子,而是整个民族都没有驯服。这就是车臣人。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车臣人是怎样对待从劳改营逃跑出来的囚犯的。看到了整个杰兹卡兹甘的流放居民中只有车臣人曾勇敢地企图支持肯吉尔营的起义。

但是,依我看,在所有特种移民中,唯有车臣人在心理上表明了自己是囚犯。自从人们背信弃义地把他们赶出故乡那一天起,他们就对一切都再也不相信了。他们盖起一些叫“萨克利亚”的平顶小房,低矮、黑暗、破破烂烂,像是一脚就可以踢倒似的。他们的“家当”也如此;只考虑当天、当月、当年,什么都不积蓄,不贮备,没有任何长远打算。他们只知道吃、喝。年轻人稍微讲究一点衣着。一年年过去了,他们还是和刚迁来时同样一无所有。任何一个车臣人都没有在任何地方企图向领导讨好过,他们在领导面前总是骄傲的,甚至是公开抱有敌意的。他们鄙视普及教育的法律和国家学校所教的知识,更不让女孩子去上学,怕在那里被败坏。男孩子也不是全上学的。他们不让妇女到集体农庄去干活,自己也不愿意在农庄土地上出力。他们大多数人设法当汽车司机:保养机器不丢脸,况且他们那种高级骑手的性格和爱好也可以在汽车的奔驰中得到某种满足。当司机还可以满足他们偷窃的愿望。不过,他们也采取直接行动满足这最后一种愿望。是车臣人把“被偷了”“被偷光了”这类概念带给了和平的、朴实的、沉睡的哈萨克斯坦的。他们会把成群的家畜赶走,把全家的东西渝光,有时则干脆强抢。当地居民和那些轻易在领导面前屈服的特种移民们,在车臣人眼里是和领导人属于同一类的。车臣人只尊重敢于反抗的人。

说也奇怪,大家都惧怕车臣人。谁也不能妨碍他们这样生活。甚至控制这个国家已经三十年之久的苏维埃政权也奈何不了他们,无法强迫他们尊重苏维埃国家的法律。

怎么会这样?这里有一个故事也许能说明其原因所在。我在科克切列克中学任教的时候,九年级有个叫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的车臣男孩子。他毫不给人好感,他也不企图给人好感,好像怕自己堕落到使人高兴的样子似的。他总是有意地表现得冷漠、十分骄傲和残酷。但谁也不能不承认他头脑清晰、思路有条理。上数学和物理课时他从来不停留在同班同学的水平上,总是深入思考,不断探讨真理,提出一些很深刻的问题来。他也和其他特种移民孩子一样,在学校免不了要承担一些所谓“社会工作”——最初是少先队组织找他,然后是共青团和学生会:办墙报、交流学习经验、座谈会。总之,他要付出车臣人十分不愿付出的精神学费。

阿布杜尔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家族中只剩下一个哥哥,其他人全没有活下来。阿布杜尔的哥哥是个到处闯荡的刑事犯,已经不止一次为偷窃和杀人蹲过劳改营,但他几次都赶上大赦或折算刑期而被提前释放出来。有一次,阿布杜尔的哥哥来到科克切列克,接连两天饮酒作乐,饮酒时和一个当地的车臣人口角起来,那人逃走,他报出刀子就追。恰巧路上有个不相干的车臣老太太看见了。她想劝阻他,张开两臂挡住了他的去路。如果他遵守车臣人的规矩,他这时就该在老妇人面前放下刀,不再去追。但与其说他是个车臣人,不如说已经是个十足的强盗了——只见他手起刀落,砍死了老妇人。这时他那醉醋酸的头脑才忽然想到:按车臣人的规矩他将会有何下场。于是他立即跑到民警机关去自首了。民警机关当然是很高兴地把他关进了监狱。

他倒是躲到监狱去了。但他还有母亲、弟弟、和另一个同宗的车臣人老头胡达耶夫,论辈数该是阿布杜尔的叔父。杀人的事很快传遍了科克切列克的车臣人居住区。这时胡达耶夫家族剩下来的这三个人立即聚集到阿布杜尔家里,准备了一些食物和水,把门窗全部订死,像躲进堡垒一样躲藏起来。按习俗,被害的老妇人那一家族的车臣人必须杀死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一个人以报仇;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人鲜血不流,受害者家族中的人就没有资格在世上作人。

阿布杜尔-胡达耶夫一家被团团围住了。阿布杜尔当然不能上学去。全校、全市都知道了这件事。都知道我们学校有个高年级学生,共青团员,优秀生阿布杜尔现在每一分钟都有被刀捅死的危险;也许就是现在,当同学们听到铃声在教室就座的时候,或许就在文学课老师讲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时候,明晃晃的刀子正捅进他的胸膛。大家都知道这件事,都惦念着他,课间休息时都在谈论他,但是,最后,大家都低着头往下看。不论是学校的党组织,共青团,还是教务处长、校长、区教育局,谁都没有去拯救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甚至谁都没敢走近像惊扰的蜂房般乱哄哄的车臣人居住区里的胡达耶夫家。是啊,假如仅仅是这些人没有去,那还情有可原!问题是:从前在我们眼里一直显得那么威严可怖的党的区委会、区苏维埃执委会、同警备司令部和民警机关一起隐藏在土墙里边的内务部派出机关等等,也都在血的复仇者的急促的呼吸面前望而却步了。原来,古老的、野蛮人的法律刚刚呼出了一口气,一切苏维埃政权就在这科克切列克荡然无存了。看来。这个政权的手也并没有从州中心江布尔市伸出多远,因为整整三天中既没有看见从江布尔市有一架飞机载着军队来,也没有接到任何态度坚定的指示;只是下令以现有力量加强监狱的警卫工作。

这样,车臣人和我们所有的人便都看清楚了。在这个地球上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什么是幻影?

还是车臣族的几位老人表现出了真正的明智!他们到内务部机关去了一次,请求把胡达耶夫家的大儿子交给他们惩处。内务部机关小心地婉言拒绝了。老头们第二次到内务部机关去,请求举行公审并当场处决胡达耶夫的大儿子。如能作到这一点,他们答应给胡达耶夫一家解围;不对他家的其他人进行血的复仇。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合情合理的妥协方案了。但是,公审?这怎么行?!事先答应当众处决?这怎么行?!胡达耶夫又不是政治犯,他是一个盗贼,他是社会亲近分子呀!对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的权利可以践踏,但不能践踏一个多次杀人犯的权利!请示了州领导,上面果然拒绝了。“那么,一小时之后胡达耶夫的弟弟就会被杀死!”车臣族的老人们解释说。对此,内务部的官员们只是耸耸肩膀:这与我们没有关系!是啊,还没有犯下的罪行,他们是不能去审理的!

不过,二十世纪的气息总算起到了一点作用。但不是对内务部人员,而是对那些已变得冷酷无情的车臣族老人起了作用。他们还是没有命令复仇者下手!他们往阿拉木图发了一封紧急电报。又有几位在整个民族中最受尊重的老年人从阿拉木图匆匆赶来了。召开了元老会议。对胡达耶夫的大儿子进行了诅咒并且宣判了他的死刑,决定:不论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只要他遇到车臣人的刀子,那把刀就应该把他处死。然后,把胡达耶夫家族的三个人叫出来,对他们宣布说:“你们可以随便走动,没有人会触动你们了。”

于是,阿布杜尔拿起书本上学来了。学校的党组织委员和团组织委员带着伪善的微笑欢迎他。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和课堂上,人们继续向他歌颂共产主义觉悟,似乎那令人难堪的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阿布杜尔那消瘦的、变黑了的脸上毫无表情。他又一次深深地懂得了世界上什么是最强的力量:那就是血族复仇。

我们欧洲人只知道在书本上读,在学校里讲一些崇高的话语,以表明自己蔑视这条野蛮的法律,蔑视这毫无意义的残酷屠杀。但是,看来这类屠杀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不会使这些山地民族根绝,反而会使这些民族坚强。并不需要很多人为这条血的复仇的法律而牺牲,但这条法律却可以对周围的一切人产生威慑力量!记住这条法律的山地民族中会有哪一个人敢于随随便便地侮辱另一个人呢,就像我们常常由于酒醉,由于道德败坏,或者简直就是为了好玩而随便彼此互相侮辱那样?还有哪一个非车臣人敢于同车臣人纠缠,敢于说他是盗贼,说他粗野,或者敢于指摘他买东西不排队就往前钻呢?要知道,对你这些话的回答可能不是一句话,不是一句骂,而是拥向你肋下的一把刀子!就算你自己也拿出刀来(可是你身边不会带着刀子,文明人嘛!),你也不会还他一刀:否则你的全家就可能死于刀下!车臣人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地上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他们傲视一切,不论是“国家的主人”还是非主人,都得恭恭敬敬地给他们让开路。血的复仇发出的光芒形成一个恐怖“场”,它也就用这种“场”力维护并加强着这个小小的山地民族。

“要使别人骇怕,就要狠打自己人!”山民的祖先在那久远的古代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好的约束人的规范了。

可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向他们提出了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未完待续)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群众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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