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维塞提尔:理性与观点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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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还是利益?观点就是利益。观点是希望生活在自由和不被欺骗的社会中的所有人的切身利益。

1915年,《新共和》的编辑在向首批订户“再次阐明该刊宗旨”的促销信中写到,“在当今崩溃与毁灭的时代,能够挽救、能够治愈、能够巩固的力量是清晰和智慧的思想。”该声明并不像外表看起来这么平庸。有人更喜欢炽热而不是清晰的思想,忠诚而不是严谨的思想。还有人完全不相信思想,反而更喜欢无法争论的心灵真实性,无论是个体心灵还是集体心灵。还有人认为思想是哲学家所说的“公共理性”,至少是《新共和》编辑认为的那样,或者是精英们的活动;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他们的忧虑不无道理,虽然一个观点的社会起源并不能说明其价值有多大。(人生苦难或许让人变得更聪明,但不会让人变得更有智慧。)但是“清晰和智慧的思想”如果被剥去了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和对人类生活非理性维度的冷漠,就仍然是值得捍卫的珍宝。我们无需成为知识分子的国度,但一定不能成为白痴的王国。

我们面临的任务不是将人性知识分子化而是将思想人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修改理性的文化名声。理性是非常具有浪漫色彩的追求,尤其是当人们在斗争中发现浪漫的时候。理性的胜利几乎从来不是最终的结果。它总是被非理性包围,而非理性总是更受人欢迎。理性是不妥协的抵抗,是黑暗中闪烁的灯光,是永远的失败者,是恬淡的失败鉴赏家,是被打败后弹去身上灰尘再次起来战斗的失败者。如果如理性的敌人所说理性渴望控制,那也是徒劳的渴望。当今思想中的反理性主义暴乱可能有所缓和:但理性永远不可能处于统治地位。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曾经说过,与尼采不同,世界从来没有遭受理性过多而导致的痛苦。他从来不上网。

如果世界有理性,就没有必要追求理性主义了。

感情或许是理性的救济,但感情的救济又在哪里?

反对理性的最荒谬指控之一是它具有专制性。战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将理性与“工具理性”混合起来,将“工具理性”与专制主义混合起来,从而帮助这种谣言长久存在下来。专制独裁中没有任何理性可言:那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和疯狂。它的所谓“理性”即内在连贯性及其运行潜力与理性格格不入。相反,正是理性暴露了专制体制的真面目。更重要的是,理性从本质上说是反专制的,因为理性的讨论从来不是封闭性的。(没有什么能够比感情更粗鲁地关闭对话的大门了。)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思想家仍然能够与古代思想家对话。这就是为什么科学从来不会终结。新的反对意见和新发现总是受到欢迎的。在当代哲学反理性的战争中,最聪明的花招之一就是呈现理性的精确严谨,坚持调查真假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打击人们思考的积极性,但事实与此相反。还有什么比相信思想进步的可能性对思想来说更具鼓舞作用呢?这是邀请所有人都来进行思考的聚会。他们只需要像头脑那样行动即可,但头脑不应该像心脏那样行动。

理性让有些人感到害怕,但理性从来不像其对立面那样令人恐惧。

赫尔曼·柯恩(Hermann Cohen)写道“我的心灵之神就是我的头脑之神”。我们暂时让诸神离开一会儿:我根本不清楚如何理解这句话。它赞美的那种结合似乎消除了多样性的好处。他的意思是头脑将像心灵一样还是心灵像头脑一样?不管怎样,他都表现出一种截肢术。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曾经说过,与尼采不同,世界从来没有遭受理性过多而导致的痛苦。他从来不上网。

将理性应用于公共事务有时候与技术专家治国混淆起来。但是,根本就没有以原则第一的技术专家治国,在应该信仰什么的问题上也没有专家可言。当然,有人自认为是这样的专家;但是不应该给他们太多的权威。良好的判断不可能被预先被确定下来或被外包出去。在真和善的问题上没有一等奖。信仰的责任平等地降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寻找价值,寻找价值的基础没有任何限制:在思想探索的漫长过程中,它可以导致喜欢思考的人去看书、看电影、旅游、参与、对话、结交朋友、追求爱情。而对自己的世界观的临时性意识通常是智慧品德的标志:大部分信念存在于完全模糊和完全确定之间的庞大冷空间。喜欢思考的个人注定要陷入不断纠正和修改的生活中,无论是分析性的还是实证性的,其中詹姆斯式跨越是急性子自我放任的结果。

开放的头脑不是空洞的头脑。

有很多问题需要专业知识才能回答,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专家们可能争吵不休。有时候意见分歧是真诚的,但有时候也未必。偏离科学或学术共识的东西有时候不过是权势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目的而狡猾地播下分歧的种子而已。(只要有专家的地方就有伪专家。)但是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从来都不能免除普通公民为其观点寻找支撑基础的义务。我们并非经济学家或生物学家或气候学家,但我们需要支持某个立场。我们必须支持自己无法证实的某个立场。

但是,我们在众多权威中间该选择什么样的权威呢?开放的社会正是建立在对这种选择的信仰的基础之上。开放的社会对公民智慧的信心是惊人的。但这种信心完全可靠吗?

莫顿·菲尔德曼(Morton Feldman)曾经与斯蒂芬·沃尔普(Stefan Wolpe)进行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的话题就是艺术的目的。作为先锋派艺术家的菲尔德曼主张唯美艺术的概念,但马克思主义者沃尔普则坚持艺术应该为普通民众服务,他指着格林威治村简朴的画室窗户外在街角等着过马路的人说就是为站在那边的路人服务。可当他们更仔细地看那个人时却发现这个碰巧作为人民代表的随机人物不是别人而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这是一个很好玩儿的故事,只不过民主审议的梦想也是此类货色。

这是哲学家密尔版的梦想:“让普通人获得他们能够制造的心理雕像。”这是思想智慧上的平等主义。密尔说,思想自由的目标不是“仅仅或主要培养伟大思想家”而是要创造“积极思考的民众。”

“积极思考的民众”—这是理想主义还是一种幻觉?

民主给普通人强加上不寻常的思想责任。我们的体制最终是由公民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这真是惊心动魄和令人恐怖。

作为民主社会的成员,如果不思考就是有过失的。反智主义已经成为民粹主义的标准特征,但是在此方面,民粹主义是对人的冒犯,因为它否认民众的思考能力,削弱民众的心理潜能。反智主义总是虚假民主。珍视偏见和教条必然剥夺公民严谨和适当的思考角色。

民主的突破是什么?除了其他东西外,关键是观点的胜利。我们受到思想方式的控制。接受别人灌输的观点有什么错?表达你的观点正是民主的期待。但是,观点的胜利是祸福相依的东西或者至少是一场豪赌。毕竟,观点可能被狂热地操纵。1920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热情洋溢地宣称“制造共识”(the manufacture of consent),该术语在他两年后的书《公共舆论》中一举成名天下知。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术语臭名昭著,简直就是恶魔。

为此,没有什么比塑造观点的方法对民主秩序的运行造成的破坏更大的了。李普曼说,“对观点之源的保护成为民主的根本问题。其他任何东西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若没有保护措施防止宣传,没有证据标准,没有强调标准,那么民众所有决策的基质都会暴露在任何偏见的威胁之下,可能遭到无休止地剥削和利用。”

作为民主社会的成员,如果不思考就是有过失的。

公众舆论在重大时事议题上的变化无常可能令那些想以此作为政策指南的政客感到绝望。但是如果他们必须回应舆论的话,怎么会感到绝望呢?政客的错误在于忘记了他们能够影响舆论。影响舆论是他们的义务。公共舆论的动态本质不仅仅是集体情绪:也是说服他人的机会。思想领导是政治领导的核心因素。

观点与信念间的差异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信念就是经过论证的观点。民主社会公共辩论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观点提升到信念的层次。我们必须要求论证过程,但许多美国人对该要求感到不舒服。“这就是我的观点”:美国人的这种怪异的表达方式提供了从争论中溜走的通道,它暗示坚持为某个立场辩护就存在某种不合理性,甚至有冒犯他人的意图。但是,我们尊重他人并不意味着必须尊重他的观点。政治上的尊重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思想上的尊重必须依靠自身论证的合理性而赢得。

这里是苏格拉底将高尔吉亚(Gorgias)逼到墙角的方式:“那么,你愿意让我们假设两种劝说方式吗?一种产生没有知识的信仰,另一种产生知识?”这位诡辩者被揭穿了。他被暴露出并无提供任何东西,不过是“来自被说服者的劝说而已”。但我不可能仅仅因为你被说服的这个事实就相信某个观点。如果你要我赞同你的观点,就不能仅仅说你觉得它正确,还必须给我更多的东西。观念的强度与观念的美德无关。人们甚至可能为了虚幻的东西而愿意牺牲性命。(若是我们的人或我们的幻觉时,死者就被我们称为殉道者。)

激情暴露了主体的很多内容,但对客体的暴露则很少。激情对信念的合理性论证方面绝对不留下任何印记。

《新共和》编辑在1915年给订户的信中继续写到“如果我们要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高扬起理智大旗的话,观点就不再是客厅里的高谈阔论或餐桌上的精彩对话,而是残酷无情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如今仍然残酷无情,这个世界仍然多灾多难。将美国人的观点精致化仍然是美国思想界的首要任务。在《新共和》11月的同一期杂志上,菲利普·里特尔(Philip Littell)称赞了这个使命:“我们试图让自己和读者养成一种习惯,认真对待各种观点,意识到理性和严谨的知识在大部分人头脑中所占的比例是多么小,实际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基本上都是偏见。这种特别的任务要求我们具有特别的技巧,而这些技巧我们还远远没有熟练掌握,因此必须不断通过试错法而得以确立。”

观点的精致化只有在批判精神指导下才能实现。单单描述和解释还不够(虽然这或许解释了新闻报道存在的理由),做出判断的时刻必须到来。当“审判”变成轻蔑的贬义词时,美国就进入了黑暗时代。在没有审判的世界,赞美的价值何在?

否定性万岁!我们必须再次学会否定性思考。否定或许是一种解放。否定或许服务于肯定。而大唱赞歌、高扬纯洁的正能量不过是维持现状的华丽辞藻罢了。

辩论气质比吹捧气质更能推动建设诚实和体面的社会的目标。

回避争议就是回避民主。因为不是所有观点都集中在一起,因为各自观点的有效性的利害关系很高,自由人应该是爱好争吵的人。开放社会的争吵不休是证明其哲学和政治发展的证据,是我们不断取得进步的证据。争吵不休不是问题,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的争吵很恶心吗?没有争吵才更恶心呢。

美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真正的缔造时刻并非草拟宪法而是宪法正式批准前的激烈辩论。美国政治秩序的圣经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著作,是他们争论的整体。正是有关共和国宪章的争论确立了共和国的宪章:这是争吵不休的共和国。美国的设计就是要对抗。杰斐逊对“一致性”深恶痛绝,麦迪逊促成了“派系林立”。有关美国是什么的激烈争论是美国现实的证据。

否定性万岁!我们必须再次学会否定性地思考。

凶猛是文明体制的基本组成部分。对自己不在乎的观点表示宽容很容易。在有利益分歧的时候不受利益的羁绊是难得的成就。客观性之所以令人担忧就是因为它具有战胜一切对手的威力。虽然如此,战胜对手不一定是完胜。绝对的不偏不倚即便可能实现也具有非人性的影响。冷酷无情不是思想责任的条件之一。激烈辩论的痛苦虽然可能令人讨厌,但不一定应该受到谴责。这种痛苦或许是承诺于事业的证据,消费者社会中的民众必须培养这种献身事业的潜力,因为这种社会鼓励即刻的轻飘飘的满足感。

思想清、感情真、脸皮厚:这些是公民的素质。或者是李普曼所说的“全能公民。”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说法之所以引起我们持续不断的兴趣就在于他在思考开放的社会的思想时的前后不一。在激烈反思的短暂阶段,他表达了民主派的心态—狂喜和怀疑。他曾经相信“全能公民”,即民主所依赖的理性思考和成熟情感是其基础;但随后他宣称“放弃了全能公民理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获得有关公共事务的深刻见解是无法容忍的和根本行不通的幻想”,转而支持“专家的能力”,因为“越来越多的相关事实将会令选民和执政者敬而远之。”接着他宣称“我们有必要生活在善良意志可能起作用的假设之中。我们不可能事事都证明的确如此,也无法证明仇恨、不宽容、怀疑、盲从偏见、秘密交易、恐惧、谎言为何是公共舆论的七大罪恶。我们只能坚持在呼吁理性时不存在这些东西,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它们是毒药;在依据比我们自己的困境和寿命更长的世界观而确定立场的时候,我们会珍视真心的偏见。”在不乏庄严和愚蠢的真实民主社会中生活,谁没有遭遇过这些高潮和低潮呢?

倾向理性的偏见!或者倾向对偏见进行批判性考察的偏见,这些当然都不能完全避免。理性的最迷人的特征就是自我审视的伦理要求。

内省是内向性的反面:它回应的不是自我或者部落而是更高的权威。不仅仅是我,不仅仅是我们。

公民不是唯一探索观点的人。那些市场人士也在做类似的探索。我们对广告宣传深恶痛绝吗?但我们一直就生活在宣传之中啊,我们一直还被宣传搞得兴高采烈。我们称之为广告。广告是市场的宣传。只有傻瓜才会对广告中的欺骗愤愤不平。掩盖事实和缺陷就是促销方式,不仅是对产品对政客都是如此。这些家伙就是依靠我们轻易上当受骗而繁荣发达的。(思考的反面是购物)公众舆论的可塑性是其营业模式的组成部分,但市场人士对观点的研究与公民的观点研究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在市场中,重要的是它起作用。但在公共事务中,许多起作用的事恰恰是我们应该反对的东西,因为它们违背了某些原则。实证性的和伦理方面的顾忌可能就是这种累赘。与推销员不同,公民需要不仅证实某个观点的功效,而且要证实它与真和善的关系,这一点绝对不能少。

当“审判”变成轻蔑的贬义词时,美国就进入了黑暗时代。在没有审判的世界,赞美的价值何在?

在沃尔特·李普曼宣称对进步社会依靠民众变化多端的观点作为指南表示怀疑的若干年之后,其崇拜者爱德华·伯尼斯(Edward Bernays)出版了20世纪最通俗易懂和最令美国人担忧的著作《宣传》,该书受到高度的推崇。本书的开头是“对民众有组织的习惯和观点进行有意识的思想操控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因素,那些操控这种隐秘社会机制的人构成了一种影子政府,他们才是我们国家真正的统治力量。”伯尼斯在文中对这种“看不见的管理者”充满钦佩之情。他继续写到“在理论上,每个公民就公共问题和私人行为做出自己的决定。但在实际上,如果人人都自己研究学习每个问题涉及到的经济的、政治的、和伦理的深奥数据,他们就会发现根本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得出任何结论。我们心甘情愿地同意让看不见的管理机构分析数据,然后突出显示特别重要的议题,好让我们的选择面缩小到可实际操作的地步。”伯尼斯继续设计令影子政府运行的各种技巧,在其漫长而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中,他成为公共关系之父。在他看来,政治与经商没有明显区别,鼓动人们相信政治像商业一样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耍尽花招的卑鄙伎俩。正如他抱怨的那样,在当时,企业在唯利是图和贪污腐败方面远远落后于政客,但他们很快就赶上了。(伯尼斯的书在当今中国重新流行起来,因为它非常符合专制资本主义这个闪闪发光却十分恐怖的试验场。)

如果说政治曾经是商业经营模式,如今商业经商则成了政治模式。选民主要被当作消费者来研究。事实上,消费者已经变成了当今时代范例式的决策者。但消费者的决策制订真的像选民决策一样吗?选择总统不像买一条卡其裤那么简单。这是经济学家越界的另一个例子,为了销售的缘故消除边界。

伯尼斯真诚地相信他的影子政府与民主政府是相容的。我们并不是完全不赞同,只是要求更加透明:应该能看到“看不见的机制。”我们厌恶暗箱操作,但不厌恶操纵。行为主义经济学是宣扬公然操纵的新科学。

对非商业事物采取商业途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一种应受尊重的愤世嫉俗。

创业观念的帝国主义入侵延伸到不能被物质或金钱术语来适当理解的活动和召唤是当今崇尚财富的社会的典型错误之一。思想家不是炮制观念的创业者。作家不是词汇创业者。画家不是形象创业者,糕点师不是甜点创业者。把所有人类表达都翻译成商业词汇是将我们的理解狭隘化,是对文化的破坏。

基于民主观念而对普通民众智慧能力的信任很容易被民众自身的作为所破坏。如今民众中的许多人似乎就像电子产品影响下的会走动的书本。他们由参考书目和品牌组成,他们很开心地给自己贴上品牌,令人遗憾地将市场范畴错误地应用在个人身份认同领域。这是媒体历史极具反讽色彩的法则:影响的范围越大,一致性就越强。(在因特网的经典话语中,这些一致性被委婉地称为“社群”。)当然这个故事已经老掉牙了: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从来不会有自由思考的独立个体组成的国家。我们过去常常把这个问题描述为社会对个体的专制。但数字媒体已经加速了问题的恶化进程,这种加速方式使得任何别的东西也快速恶化。数字媒体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庞大空间供人们讨论和信息传播。如果在线生活是民主参与的形式,那么民主当然再好不过。(卡莱尔(Carlyle)曾经欢呼“写作发明之后,民主就不可避免了。”)因特网当然是让民众进行有意义的交流的最伟大实验。但像所有革命一样,数字革命更喜欢忽略革命之前的持续性。比如,在新平台上思考质量的问题与从前平台上的思考质量问题同样存在。谎言和错误必须被辨认出来比反驳和纠正,这并不仅仅因为它们现在传播得更远。个人做出判断的辛苦仍然没有办法逃避。

思想家不是炮制观念的创业者。作家不是词汇创业者。画家不是形象创业者。

我们有公共理性的理论和公共理性的实践。当今政治话语的最显著事实或许就是实践与理论之间的相似性是多么少。我们在因特网上或有线电视上看到公共理性吗?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有:存在一些依然坚持下来的严肃性孤岛,在开始讨论前任何东西都不确定,论证的精彩和玩笑的精彩同样重要。但是,认为媒体是民主协商梦想的实现则荒谬透顶。就批判性思考的目的而言,媒体必须常常遭到抗拒,甚至蔑视。

波德莱尔曾经说过,你能够从报纸上了解很多东西,如果你阅读时带着适当的蔑视的话。

当今时代,诚实人的标志就是讨厌媒体。

作家和思想家不屑于默许描述他们炮制的作为“内容”的东西。这是从商业领域走私到文化领域的另一个术语。“内容”里根本就没有内容,它不过是媒体商业化的新名称而已。但是公共说服的辛苦工作不可能由市场的需要来塑造,它必须靠论证过程来实现。如果听任利润追求扭曲呈现给公众的论证过程,令民众变得浅薄和更加容易上当受骗,那么美国政治将被经济学引入歧途。

不是所有卖掉的东西都只是为了卖掉而已。

从哲学到新闻等种种观念人命部分是为了自身的缘故,即为了理解事物;但是还有一些观念被提出来和被宣扬是因为它们对事物的影响,即产生的后果,因为这些观念会带来变革。但是,观念真的会带来变革吗?它们能引起个人行为或群体行为的变化吗?现代思想中的唯物主义传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教义否认观念发挥这种塑造性作用,但反对观念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反对派尤其是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穆尔(Lewis Namier)的观点,该观点从字面价值上去理解,被看作真诚誓言的实质内容而不仅仅是更多根本性的更少抽象力量的用语。纳穆尔描述了一个肮脏的政治场景,政客们用具有启迪意义却附带偶发现象的原则性词汇掩盖其私利。正如他在对18世纪英国议会的著名研究中详细阐述的那样,他对政治的描述是“行动动机”除了“官衔和权力梦想”之外再无其他:“人们从政”就是“为了出人头地”,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当议会议员就像梦想生日蛋糕的孩子会让别人吃蛋糕一样,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纳穆尔本人是有坚定信仰的人,绝非他描述的那种投机分子。)相反,研究政治行为历史和现状的其他学者认为原则不仅仅是掩盖动机的幌子,原则的确推动事件的发展。真实政客们的行为提供了这两种观点的基础。

当今时代,诚实人的标志就是讨厌媒体。

政治和社会观点的不切实际或许对这个观点不利。无论在矫正不公不义方面是多么遥远或者不靠谱,正义理论应该还是发挥了某些作用的。但是,人们对某些观点提出现实用途的适当要求一定不能成为对所有观点的要求。一首诗歌或许改变了一个人,但并非因为它要求实施或者转变成一个项目。转变或许是真实的,但不具现实操作性:那些是人文科学的成就,观点虽然并不拥有“现金价值”(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令人厌恶的术语),但还是被作为追求的目标。

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在1963年时写到“观点在达到很高的层次之后很容易被忙碌的、讲究实际的人所接受。”“为什么不?崇高从来不会伤害任何人。”这个说法或许有些诙谐,但还是有道理的。崇高从来不会伤害任何人,但功利性的确有害。

甚至那些并不进行思想探索的人也生活在思想氛围之中。从来就不存在无观点的时候,观点无处不在。人人都能感受到观点的存在。人们对社会思想状况的担忧是一种环境担忧,是对氛围及其可能遭到破坏而产生的焦虑。

如果观点远非精英的专利而是寻常事物,是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自我解释者眼中,它怎么可能是别的东西?观点是他们天赋的人权。

1950年代,一个批评家曾经开玩笑说知识分子就是手提公文包的人。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个笑话更新一下,说知识分子就是携带手提电脑的人。但是,公文包和手提电脑的内容迟早会进入分析领域。没有人像知识分子那样将知识生活破坏得如此严重。

开放的社会将揭露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反智主义伪装。即使行动是在最不讲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也会为自身辩护,去寻求在别人眼中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论证只能通过观念和价值观的手段来获得。任何事情如果要求社会的支持才能取得成功,它就必须获得公众舆论的认可,就必须求助于某种意义共识而产生效力。它必须展现其道德和文化上的貌似合法性,特别表现出它是流行规范的变异。求助于观点就不可避免,甚至是一种策略。民主把犬儒主义者变成了伪君子。

你不能仅仅说某种论证缺乏真诚就抛弃它。即使你揭露了它的动机,你还必须从理性上将其驳倒才行。

几年前,昆丁·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阐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关早期资本主义采用加尔文教派神学观点的主张时解释了观点与公共生活的不可分割性。新资本家—他所说的“革新派意识形态理论家”的例子—不得不为新商业实践寻找合理性,驳斥他人的种种指控,如贪婪、违反基督教教义等。斯金纳注意到,“用流行的道德词汇为其可疑的生活方式提供合理性。”这就要求他们求助于传统价值观和话语,并对其重新解释。因此,“野心”(ambition)这个词开始慢慢具有现在享有的高贵文化地位。“虔诚地”(religiously)这个词被扩展从而包括了勤奋和过分讲究等含义。(如“我虔诚地阅读了《新共和》的印刷版”)斯金纳得出结论说“在某种程度上,任何行动都隐藏在无法合理化的东西中。因此,帮助将某个行动合理化的任何原则都是促成行动出现的条件。”

“内容”根本就没有内容可言。它不过是媒体商业化过程的新名称而已。

社会认可只能通过观念的方式获得,通过把个人利益表述为(或错误地表述)为社会利益。但是,要宣称是社会利益就要拥有社会概念和善的概念。在依靠劝说决定行动轨迹的社会中,要说服你相信我的利益也是你的利益没有其他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意识形态中不乏贪婪和攻击性,而历史哲学中孕育着种种仇恨。

独裁者利用知识分子,但最终他们害怕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担心将来有一天这些以撒谎为业的知识分子会说出真相。因此,知识分子迟早会被干掉。

公正的秩序就是无需勇气就能说出真相的秩序。

不要瞧不起屁话。屁话源于权力,屁话能够杀死千百万人。如果我们过于高雅和讲究,追求思想上的高贵而不屑于说屁话,它就会泛滥。

观点还是利益?观点就是利益。观点是希望生活在自由和不被欺骗的社会中的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可敬的《新共和》,敬祝100周年快乐!

作者简介:

列奥·维塞提尔(Leon Wieseltier),《新共和》杂志文学编辑。

译自:Reason and the Republic of Opinion By Leon Wieseltier

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120197/defense-reason-new-republics-100-year-anniversary

来源:共识网-译者赐稿作者:列奥·维塞提尔 著 吴万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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