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在残酷环境中，父亲坚持着
1946年6月，国民党对各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使疮痍满目的冀东大地，又陷入内战的深渊。
八年抗战，冀东人民付出的太多了。日本投降后，冀东区的干部老百姓热切盼望过上和平安定的日子。普遍认为国共真正合作了，天下太平了，今后的任务主要就是和平建国，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安然地躺下睡觉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1946年冬天，国民党顽军郭惠仓部（国民党第92军21师少将师长）进攻乐亭，打破了人们的和平梦和对和平的幻想。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乐亭人没看见过国民党的一兵一卒，现在国民党军队则铺天盖地地杀过来，翻了身的农民觉得好像变了天。
尾随国民党顽军进攻乐亭的，是反动地主武装还乡团。还乡团是国民党网罗的、由解放区逃到国统区的、地主恶霸组成的反动武装。
这些进攻乐亭的国民党军队，来势凶猛，乐亭的大小城镇，全被他们占领，砍伐树木，构筑工事，修建炮楼。机关枪架在炮楼上，不分白天黑夜地扫射着，对人进行威慑。
抗日战争末期至日本投降，父亲一直在公安战线工作，在清除日伪残余势力，反奸除特斗争中，父亲始终是处在第一线的。所以曾经被父亲审查过、拘押过的还乡团中的骨干分子，把父亲看作眼中钉，肉中刺。
进攻乐亭的还乡团，悬出千元（银元）的赏格抓捕父亲。但是由于父亲群众关系好，老百姓都主动掩护他，再加上他的警惕性高，还乡团抓捕父亲的预谋始终没能得逞。
一个曾被父亲关押审讯过的还乡团骨干分子肖立德（音），在抓捕父亲的事情上他是最卖力的一个。
1947年春天的一个中午，还乡团突袭小黑坨村，他们的目标是来抓捕父亲的。
那一天，正赶上代耕的人给我家种地。那时的抗属（指参加抗日的军人和干部的家属）家的土地都有人代耕，村子里有专门主管拥军优属的专职村干部叫“抗勤”，由抗勤安排对缺少劳动力的抗属帮种帮收。母亲那天炖了肉，等待代耕种地的人回来吃。
邻居左爷爷在我家院子门口帮着倒粪肥，我也拿着铁锹帮把手。
在哈尔滨铁路上作搬运工的左玉林，曾掩护过作秘密工作的父亲，又加上左玉林和他的妻子是我的“干爹”“干妈”这层关系，我家与左家走得关系很近。我跟左玉林的父亲叫爷爷，跟他的母亲叫奶奶，两家人像一家人一样。
左爷爷和我正在倒粪肥的时候，几个还乡团走过来，他们手里都拿着枪，一个手握短枪的还乡团问左爷爷：
“老头子，你认识不认识胡晓川（父亲参加革命后的化名）？”
左爷爷回答道：“只是听说过胡晓川这个人名字，没见过。”
“他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
左爷爷不慌不忙答道：“听说他参加过八路军，干什么的说不清。”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
左爷爷回答：“他家原来住在这个村子里，自从你们来了以后，听说搬走了。”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左爷爷又答：“听说搬到他们原来住的黄瓜口了，是不是这样，我也说不清楚。
显然左爷爷在给他们摆迷魂阵，绕圈子，拖延时间。
一个还乡团咬牙切齿地说：“胡晓川把我押在大狱里18天，我逃出来，捡了一条命。抓到他，我要亲自把他枪毙！”
这时母亲正在家中烧火做饭，对外边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左爷爷赶紧把这个情况告诉左奶奶，在那千钧一发的情况下，左奶奶跳过后园的篱笆墙，把母亲掩护走，藏在他家厢房的炕洞里。左爷爷也赶紧跑到地里，告诉代耕的人不要回村。大约一个时辰之后，还乡团进了我的家。
还乡团能够找到我家，是村里一个叫王老岳（绰号王白薯）的人把我家的地址指给还乡团。王老岳也是个穷人，但好赌好抽，属于农村那种流氓无产者，他家女婿在还乡团里做事。1948年父亲曾把他带到公安局审查过，但因为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还乡团进我家是他告的密，又加上他也是穷人，不久就被释放了。
大概还乡团相信了左爷爷说的我家搬走了的话，他们进屋没发现有一个人影儿在。
那时我家存放着公安局从县城撤退时寄存在我家的办公用具、衣物、布匹等，还有一个箱子装的是公安局禁烟时缴获来的鸦片烟，这些东西都被还乡团用车拉走了。
后来我听父亲说，这个抓他的还乡团叫肖立德，是乐亭韩坨人，曾被公安局羁押过，是一个反攻倒算的地主分子。1948年冬天，肖立德被县公安大队抓住处决了。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天，公安战士在东河的冰上凿了一个洞，把他塞进冰窟窿里（当时处决犯人一般都不用枪毙，主要是子弹匮乏，且容易暴露目标）。这就是这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的可耻下场！
左家对我家恩德我永世不忘。1996年我回老家为父亲迁坟时，还去看望我的干爹左玉林，那时老人家已是耄耋之年，干娘也已去世。老人家在孤独中过着他的风烛残年。
在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在审查我入党时，曾经到家乡外调我的情况，外调的人带回村里人写的一份材料，材料上写着：“其父胡晓川，1947年被捕，叛变投敌……”后来组织又到我父亲最后工作的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县磁山铁矿查看父亲的档案，证实父亲被捕的事纯属子虚乌有，叛变投敌的事并不存在。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叛徒意味着什么，那是谁都清楚的。
这份材料是谁写的，我至今也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父亲与还乡团周旋中，他从没有被捕过，更不可能有叛变投敌的事。
还乡团抓捕父亲没能得逞，但他们并不死心。
在这次抓捕父亲失败后不久，盘踞在县城的还乡团突然放出风来，说父亲已经被他们抓到，并且进行了三次“过堂”（即审讯），压杠子把腿压断了，如果想救他，就赶紧去人取保。
母亲慌了神，托了村里一些头面人物，借了马车，准备进城去保人。
说来事情真巧，正在要去保人的人马要动身时，父亲却转移到村子里来，大家才知道这是敌人施的计，不然哪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听说敌人是想扣押人质，逼父亲就范。
还乡团抓捕的第二个对象，是当时父亲担任城厢区派出所所长时的副所长刘叔叔。
刘叔叔是乐亭城东10里的钟丁村人，他严重口吃，人都叫他“刘结巴”，我们叫他“结巴叔”，他的名字至今不为我所知。
审讯罪犯的事，父亲常交给“结巴叔”去做。“结巴叔”越是着急就越说不出话来。只问罪犯的名字一句话，他就可能说10个“你”：
“你，你，你……叫，叫，叫……什么……名字？”
那罪犯也就可以有充分时间来思考和应付。
“结巴叔”审讯虽然说话困难，但他有一招是厉害的，那就是“打”。
“结巴叔”打人有时用扫帚把抽，用炉通条烫，但他从不把罪犯打得头破血流。
父亲为“结巴叔”打人的事，曾批评过他很多次。但他并不承认自己错，总是说这些人该打。
“结巴叔”给那些罪犯留下的印象，比父亲更要深刻。
自从国民党进攻乐亭之后，还乡团抓捕父亲和“结巴叔”越来越紧。父亲和“结巴叔”就在那残酷环境中一直在乐亭境内打游击。那时在国民党进攻的严峻形势下，一部分意志薄弱的干部向敌人“自首”，写了不再跟共产党干事的声明；还有的干部“跑大敌情”（即跑到大城市比较安全的地方）。只有父亲和“结巴叔”一直坚守在当地打游击，这是难能可贵的。
自从国民党进攻以来，父亲与“结巴叔”几乎没有在家睡过一夜安稳觉，常住的是村外的破窑或柴垛。白天转移到村子里，也是不久便离开。
一天傍晚，父亲和“结巴叔”转移到“结巴叔”家所在的钟丁村，“结巴叔”家阿姨也是许久没见到丈夫，自然是好吃好喝地招待。刚吃完饭，“结巴叔”就在暖暖的火炕上睡着了，父亲把他叫醒说要转移，“结巴叔”执意要留下来住一宿。父亲说，这里离县城敌人据点只有十多里，住在这里是很不安全的。但父亲终于没能说服“结巴叔”，结果是“结巴叔”住下，父亲继续转移，说定第二天上午在约定的地点会合见面。
第二天早晨还没起床，“结巴叔”就被敌人摁在被窝里，他被俘了。据说“结巴叔”的盒子枪就放在枕头下，子弹上了膛，敌人进屋时他掏枪射击，可是是“哑弹”（那时的子弹多是用使用过的弹壳重新装上药，叫“后换炮”，击发后很多不响，叫“哑弹”），没有打响，敌人把他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结巴叔”被扑了，父亲也后悔当时没能坚持让他一块转移。
“结巴叔”被扑以后的情况我不清楚，父亲也从来没说过。半年后，“结巴叔”突然又到了我家。当时环境和敌情都趋于稳定，父亲也正好在家。“结巴叔”告诉父亲，他是从敌人据点里趁敌人不备跑出来的，还带出来一把短枪。我们和母亲自然很高兴，好酒好饭招待。
当天父亲与“结巴叔”就转移了。
又不久，敌情环境趋于稳定。公安局也改变了游戏环境，设在乐亭古河村。“结巴叔”在公安局接受审查，但他行动还很自由。当时母亲、我、弟弟也随父亲住在古河村，“结巴叔”因为在公安局没安排什么工作，所以经常到我们住处来。
一天晚饭后，看守所长杨维礼约“结巴叔”到村外散步，还有一位我记不清是谁了。到了村外，杨维礼用绳子把“结巴叔”绊倒，结巴叔说：“老杨，不要这样开玩笑么！”杨维礼郑重向“结巴叔”宣布：“今天，奉上级命令，执行你的死刑”说着掏出怀里揣着的菜刀，朝“结巴叔”的脑袋砍去，只几下就把他砍死了。
后来，我才知道，是公安局决定处决“结巴叔”。因为它被俘后叛变了，还带着敌人抓过革命干部，对被抓住的干部他亲自严刑毒打，是一个有血债的叛徒。
在“结巴叔”被公安局处决之后，他家阿姨曾来找过父亲，问“结巴叔”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处死他，今后她家应按什么待遇。父亲明确告诉他，经过审查，他投敌叛变了，你家也不能再享受抗属待遇。
父亲与“结巴叔”同在公安战线工作多年，情同手足。但他却从不询私情，铁面无私，在是非面前能掌握政策.
执行处死叛徒“结巴叔”的杨维礼，是河北乐亭大黑坨人，他是李大钊的同乡。他出身贫苦，但是却沾染了乡村那种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他处事颟顸，参加革命后，虽然有改变，但也是常作出一些不讲政策的事。
一个给日本鬼子当汉奸的医生被镇压了，他要求组织批准他与这个汉奸的老婆结婚，父亲批评了他，并指出他阶级界限不清。但最终他还是与这个汉奸老婆同居了。
小黑坨村有一个叫刘凤歧的人，出身穷苦，当初是被生活所迫，日伪时期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混事多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冀东解放区时，他做了还乡团的区队长。他曾卖枪支给八路军，在还乡团抓捕父亲时，他曾对父亲进行过掩护，他没有什么劣迹和罪恶。他的哥哥刘凤山也是一个穷苦人，为人老实厚道，靠卖酱猪肉为生计。杨维礼多次向父亲说，刘凤山是还乡团的哥哥，找机会杀掉他。父亲向他讲不能杀刘凤山的道理，他听不进去。一天晚上，就在我家门口，刘凤山正背着箱子卖肉，突然从背后打来一枪，刘凤山赶紧扔下肉箱和手提的马蹄灯跑掉。向刘凤山开枪的人正是杨维礼。
后来杨维礼告诉父亲，枪是他开的，但没打中，父亲严厉地批评了他。
刘凤山到死也不知道究竟谁向他开了一枪，他前几年才去世。解放后我在外读书，寒暑假也常回乡里，但这件事我从来没向任何人披露过。
杨维礼担任看守所所长，死刑犯都由他执行。那时执行死刑不用枪而是用菜刀或镐头。
父亲对杨维礼作了很多挽救工作，但都没凑效。解放后他被公安局开除还乡。
父亲一生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但原则问题上，他是讲原则铁面无私的。
（12）我终于穿上了灰军装
每当我带领学生参加军训，进入营房，听到那连营的嘹亮的军号声，都往往勾起我对已逝岁月的回忆，那是因为我在那不平常的岁月里，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1948年冬，蒋家王朝临近全面崩溃。冀东十三军分区的解放军在乐亭公管营村同国民党顽军打了一仗，这一仗共消灭顽军100多人，俘虏200余人，缴获的各种枪支、火炮摆了一地，真是人心大快。
为了庆祝这次作战的胜利，当天晚上由军分区文工团在胡家坨镇演戏。我大病初愈，也乘左爷爷家的牛车去看戏。
戏台搭在胡家坨小学校的操场上，煤气灯把整个操场照得通亮，台子是临时用木料搭起来的，上面挂着幕布，幕布上是一排白色大字：“冀东十三军分区文工团”。戏台前摆放着这次战斗中缴获的各式各样的武器。我们赶到时，参战的解放军战士已在戏台前坐好，他们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把枪靠在肩上。我们也都挤站在解放军队伍的后边，等着戏的开始。
戏台上的幕布还没拉开，有四五个战士押着一个俘虏出现在戏台前，那个俘虏一边挣扎，一边喊着、骂着。一个战士用毛巾塞住他的嘴，他还是不停地挣扎着。其中一个战士手里还拿着一个煤油桶，他把煤油倒在这个俘虏的头上、身上，另一个战士用火柴点燃，一下火焰四起，被烧的俘虏变成一个大火球，直烧了足足半小时火才熄灭，那个俘虏就成了黑焦炭。
后来听说，在解放军打扫战场时，这个家伙躲在厕所的茅坑里，农村厕所的茅坑既深且大，所以藏在里面不易被发现。解放军的一位连长去厕所解大便，刚蹲下，他就朝这个连长开了一枪，这个连长就这样牺牲了，他牺牲在战斗胜利结束之后。
战士们都对这个杀人恶魔义愤万分，所以在演戏之前就把他点了“天灯”。
这天演的戏有两个，第一个是秧歌剧《兄妹开荒》，第二个是歌剧《白毛女》。
《兄妹开荒》这个秧歌剧，剧的情节是说边区大生产的故事，哥哥去开荒地，妹妹去送饭，剧情非常简单。
这部简单的小戏，充满浓郁的泥土气息与农民特有的诙谐，演得生动活泼，富有情感，给人以焕然一新的强烈印象。
在边区，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干部，都非常喜欢这个小戏，不但喜欢，而且每个人都会唱。
图：《白毛女》剧照，饰喜儿郭兰英、饰杨白劳是好友前民
歌剧《白毛女》，我是第一次看。看戏中，我发现好多人落了泪，戏台前一片哭泣声。当演到黄世仁逼死杨白劳霸占喜儿时，一个战士站起来，挥着手臂喊：“打倒恶霸地主黄世仁！”还有一个战士站起来喊：“把狗腿子穆仁智点天灯！”演穆仁智的那个演员吓得跑下后台。
解放后，据好友前民告诉我，他演杨白劳，最初扮演喜儿的是孟宇，后来是郭兰英、王昆，解放前，演黄世仁、穆仁智的演员被打的事他见过不止一次。这就是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对地主的仇恨，是阶级的深仇大恨！
冀东地区的土改是在战争形势下进行的。千百年缺衣少吃的农民，如今分得了土地，加深了广大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革命战争也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援，分得土地的农民，自愿组织起担架队、运输队，送军粮，做军鞋，送慰问袋等各项拥军支前的活动，蓬蓬勃勃地展开了。
图：开展参军动员
根据战争发展形势的雪要，冀东区党委发出组织翻身农民参军参战的指示。
中国的农村历来存在着“安土重迁”的思想。尤其土改以后，农民过上了“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馨生活。再加上那时农村流传着“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习惯势力，所以，动员他们当兵出外打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次参军是参加正规军，和过去在本乡本土打游击，暂时出外抬担架、送公粮不同，这次是要真刀真枪在战场上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所以参军阻力比较大。
为了躲避参军，有的青壮年跑到邻村亲戚家躲起来，有的装疯卖傻，有的装病不起，在小黑坨后庄还有一个青年用铡刀铡掉右手的食指（因为右手没有食指就不能扣动扳机打枪），人们对参军的意义不是很理解，并且还存在一定恐惧心理。
县上的领导对参军运动十分重视，几乎是全力以赴，并指示各基层：参军问题必须要发动群众，作好充分的政治动员和细致的组织工作。我们小黑坨学校的同学和老师，参加了这次参军的动员和宣传工作，区里还发来了宣传材料。
首先要向翻身农民讲形势。当时长春已被东北人民解放军围困一年多，守城敌人如惊弓之鸟，缺粮、缺物、缺装备，已经失去战斗力，东北全境解放势在必行。而冀东地区是东北守敌收缩逃跑到华北、京津地区的必经之路，而津京守敌要援助东北敌人，华北地区也是咽喉要道。所以保卫冀东、守住冀东、武装冀东人民，对全面彻底消灭蒋介石和解放全中国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要向他们讲如何保卫土改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农村土改中的物质刺激是动员农民参军的一个强大动力。土改已经胜利了，大家都分得了土地和许多财产，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农民兄弟，推翻了地主对他们的统治，翻身做了主人。但是推翻本地的地主还不够，因为蒋介石是全国地主阶级的总后台，不打倒他，各地的地主都不甘心失败，还幻想蒋介石回来变天，要保卫胜利果实，就必须打倒蒋介石，刨掉蒋介石的根。这样首先就要武装起来保卫解放区，因此革命青壮年参军参战，保卫土地，保卫家乡，以至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正式报名参军之前，通过这样的宣传教育，营造一种群情激愤、踊跃参军的氛围，揭露国民党军队及还乡团疯狂进攻解放区、残酷杀害人民的现实，开展“反蒋诉苦”活动，以激发群众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仇恨之情。
经过这样反复宣传，群众情绪逐渐热烈起来。大家又谈论起自从国民党军队进攻冀东解放区之后，还乡团抓兵、抢粮、奸淫妇女的罪恶行径。有的人说：“打倒蒋介石得靠咱们穷人！”还有的说：“现在打老蒋，就应该像当年打小日本一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年轻的当兵上前线，在后方的加紧生产，搞好战勤支援前方。”还有的说：“国民党害了咱，共产党救了咱，咱不参军谁参军！”“反蒋，保田，保饭碗，就要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
图：晋冀鲁豫参军人数有148万
广大群众觉悟的提高，号召参军的时机也就水到渠成了。
于是，出现了“送子参军”“送郎参军”“兄弟争相参军”之类的动人场面。有一位老大娘有两个儿子，长子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现在她又送次子去参军。有一个新婚妇女，主动动员丈夫参军，带动了全村许多新婚妇女动员丈夫参军。这样全村适龄青壮年，有90%报名参军。
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也都带头报名参军。
钟庄村村干部邵成带头报名参军，因为他是夜盲眼没获批准。
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十分羡慕那穿灰军装的解放军，我也报名参军，但因为没满15岁，没被批准。
据报载，这次冀东参军任务胜利完成，很短时间就有19000余人报名参军，最后正式参军者达13700多人。
对于报名参军的，村委会送光荣灯、光荣牌、旗子对联等。
参军的人都戴上大红花，农会为他们置办酒席，酒足饭饱之后，欢送的人把他们送到村口上路。那时口号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送儿子，送丈夫的母亲和妻子们，临别时没有一个人流泪或者是哭。
解放后，据复员回来的老兵说，这些整村整村参军的青壮年，不久就参加了打锦州的辽沈战役，有几个人牺牲在辽沈战场上。
现在小黑坨村曾参加辽沈会战的佟增林、王希禄还健在。前几年我回乡下时还见到过他们。佟增林在参军后，担任机枪手，家属曾接到部队确认为烈士的信，家里人认为他已经牺牲，没想到建国后他又复员回到家乡。原来是在一次作战中，他和几个战友被炮弹击中，几个战友都牺牲了，佟增林受了伤，他躺在死人堆里，许久又苏醒过来，部队就把他作为牺牲人员上报了。
佟增林在去世之前，他的老伴已经去世，他人也变得痴呆。住在土改时分的现在已经残破的房子里，每天孩子们给他送饭。这一位为新中国的建立曾立下汗马功劳、当年鏖战沙场的老兵，老境竟如此凄凉！
在这次报名参军热潮过去不久，区文教助理员孟会民来到学校，给我们宣讲路北（京山铁路）建国学院的情况：在那里，学员们边学习，边劳动，吃饭有食堂，都穿灰军装，出操训练，完全跟解放军大部队一个样。他的话在同学中引起极大反响，几个同学当时就报名准备去建国学院。
上次我报名参军，因为年龄限制，没能获准。这次上建国学院，没有年龄限制，所以我也报了名
报名的还有我的同学赵玉岗和教我们算数的乔老师。
我们出发前，农会从当时的“胜利果实”中拨给我们每个人5个“袁大头”（即带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农会还杀了一头猪，犒劳我们吃炖肉。
出发时，因为我年龄小，“袁大头”就放在乔老师的书包里。我们穿着家里做的布鞋，腰间还别着一双备用。乔老师在城市里读过书，他穿的是球鞋。
同去的，还有别的村要去建国学院的，一路上浩浩荡荡，我们这一队学生兵。
当队伍进入滦南县以后，赶上发洪水，淌水行军，每天只能走几里。我们几个小同志，有当地老乡护送的小船可乘，就比年龄大的同学有了优势。到滦南的喑牛淀时，行军就更加困难了，建国学院派来带队的人决定不再继续行军，暂留驻在喑牛淀待命。当时的喑牛淀，是冀东十三军分区驻地。军区的领导对我们这群娃娃兵很有兴趣，动员我们改变初衷，不去建国学院，留在军分区，经过与建国学院带队的商量同意后，我们决定留在军分区。
赵玉岗被分配到军区电台，我被分到司号连。
刚来司号连，我们每人领到一套灰色新军装，一副绑腿，一把铜号，那铜号上还系着红缨，我们把那铜号擦得锃亮。
连长给我们讲：司号员是首长的喉舌，在向敌人发起冲锋时，战士要匍匐前进，压低身子，尽量缩小目标，而司号员要站在高处，这样号声才了嘹亮，能传得远，而司号员的目标也最容易暴露，最容易被敌人首先发现，所以当司号员要有勇于牺牲的精神。
连长还亲自教我们打绑腿。刚打上绑腿，腿肚子又涨又疼，很不习惯。但不久，腿部就不疼了，而且觉得走路轻松而快捷。连长还告诉我们说，作战时，如果腿受了伤，绑腿还可以用来包扎伤口。
每天拂晓，我们就起来练习吹号。教我们吹号的老兵告诉我们，早起不要撒尿，把尿要从嘴里吹出去！
练习常在村外的旷野，那嘹亮的军号声，至今想来，还似乎觉得余音绕耳。
冀东大地的寒冬，干冷干冷，手冻僵了，放在嘴边吹几口热气。
这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情况发生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
那天上午，连首长告诉我们：国民党在冀东战场连连失利，战局将有大的变化，我们部队要转移到路北（京山铁路以北）作战，为了减小行军拖累，组织决定送我们几个不满15岁的小同志，去冀东渤海中学（后改冀东二三联中，即今乐亭一中前身）读书。
这个决定，我们都感觉来得突然、意外，我们当初是准备去建国学院的，后来半路上又决定我们参军，这些我们都可以接受，因为上建国学院也等于参军，有军装，供给制待遇，但是，让我们去中学读书，我们却一下想不通。
连首长跟我们讲：现在国民党在作垂死挣扎，我们在全国很快就会取得胜利，那时，就需要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们去上学同样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还说，渤海中学也是供给制，你们喜欢的灰军装可以穿走，我们的部队也许在春天时再打回路南，国民党的日子长不了。
连首长的一番话，说得我们哑口无言。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将近半年的部队，离开可那朝夕相处的战友，也交出了那伴随我近半年的闪闪发光的军号。
比我大两岁多的赵玉岗和乔老师随部队走了，听说他们在过铁路（京山铁路）时与敌人遭遇，曾和我睡在一个炕上的一个战友腿受了伤。
建国后，赵玉岗在北京军区电子对撞团担任团长，我曾见过他。按着我的经历，前些年我曾向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提出享受离休待遇的申请，我曾找过赵玉岗作为我这段历史的证明人，他痛快地答应了。因为我从参军转到上学，都是组织保送的。
但是中国人民大学人事部处一位陈姓处长告诉我，人事处没有批准我的请求，理由是：中断。可是，据人事处工资科的一位姓关的科长透露给我，在人民大学，像我这样经历的，有一位同志已经被批准享受离休待遇。可惜的是这位关科长，因为与陈姓处长关系不好，被调离人事处，到研究生院去管理资料了。
这位陈姓处长，是炙手可热的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的老婆——一个典型的黄脸婆，自从贪官学匪纪宝成担任人民大学校长之后，把她从南方调过来，安插在人事科担任科员，又凭借纪宝成的虎威，一路攀升，从科员、人事科长、人事处副处长、函数学院副院长，大字认不了几个这个黄脸婆，竟然评为教授，被人传为笑谈，中国官场、学界的腐败由此可窥豹于一斑。
也难怪……在这个物欲熏心、人欲横流的社会里，或许是因为我有哪个神仙的香没烧，哪路财神的庙没拜。所以没被批准离休，我并不感到意外和遗憾。
和我一起参军的乔老师至今我们也没见过面。解放初，听说他在西藏工委一个地区工作。
农会给我的让乔老师背走的那5个“袁大头”，我再也没见过！
（13）海滨中学的求学生活
我们一群学生兵，穿着灰军装来到乐亭县何新庄的海滨中学报到。
何新庄是闯关东“老呔帮”中发迹的武百祥的故里。武百祥发迹后，在何新庄修建了百善学校，海滨中学校部就设在百善学校里。
武百祥的名字，在乐亭几乎是家喻户晓。百善学校是武百祥和乐亭的另一位富人赵禅堂共同斥资修建的。
武百祥（1879－1966年）又名作善，乐亭县何新庄人。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企业家，开明人士。他经营的同字号工商业在20世纪上半叶闻名于南北各地。
武百祥13岁就跟着舅舅闯关东谋生，他出身贫苦，社会的磨难使他深感没有文化的苦楚，因此他发出誓言，如果自己发迹之后，一定要办一所乐亭最好的学校，聘请最好的老师，让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让他们个个有出息。
为修建百善学校，在商战的激烈、经营的艰辛中，武百祥整日操劳，夜晚点燃油灯，亲自绘制校园规划图纸，设计大礼堂造型，并从天津请来能工巧匠施工……
当时，百善学校的建立，轰动了整个乐亭县，享誉关内外。百善学校是乐亭县设备最全、占地面积最大、办学条件最好的学校。
百善校园占地19500平方米。校舍107间，其中礼堂、教室、办公室、图书室、阅览室、资料室、伙房、餐厅、医务室、浴室、教工学生宿舍等用房齐全。建筑主体为西式楼房，房屋两两相对，新颖别致，美观大方。
礼堂居学校中央，占地三百二十平方米，室内可容纳千人。礼堂系飞檐大瓦建筑，方条石基座、屋檐四角各有一龙头镶嵌，成巨龙腾飞状。檐下四周均绘有红楼梦、八仙过海、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等人物图案，画面栩栩如生，给人启迪，教人道理。礼堂四周甬路环绕，别具一格。海滨中学的全校大会常在这里举行。
海滨中学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入学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会打背包，每天早晨出操时要背着背包，点名时学员都坐在背包上。那时我们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有时晚上教员会随时通知紧急集合，5分钟之内要打好背包，10分钟到达集合地点。
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年龄相差悬殊。年纪大的是爹爹辈的，三十多岁，像我们，只能算儿子辈的。有一个一家四人口都在这个学校里：爹爹在甲班，姑姑在乙班，儿子在丙班。妈妈在师训班。
甲班和师训班学员一般学习半年或一年就要出去工作，而乙班、丙班学员学习的时间相对要长。
校长是黎晓光，他原来是昌（黎）乐（亭）联合县的县委书记，被派到渤海中学做校长。他虽然在革命战争中摸爬滚打多年，但是和那些大老粗八路不同，人很有点斯文气，有知识分子的气质。也同我们在部队时一样，他常常穿一套灰布军装。建国后，听说他调来北京文委工作，家住在和平里附近。我和海滨中学时的老同学、市教研室的李彩群曾去找过他，听说他搬了家，没有找到。
李彩群也是当时从冀东军分区被保送去海滨中学的，他比我年龄大，因为他在作战时腿部受过枪伤，行动不方便，所以在部队转移时，也同我们这些不满15岁的小同志一起被保送到渤海中学。他离休前在北京市教研室工作，我们曾一起参加北京市的中考命题，一起编书，写文章。
海滨中学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虽说是供给制，因为战争环境，物资供应极度匮乏。伙食常是高粱米饭，原来还有一点学员们在夏季腌制的咸菜，到后来连咸菜都没了，就在饭里撒点盐巴。一个月只有一次“改善生活”，“改善生活”那天可以吃到白面烙饼。记得有一次“改善生说”时，炊事员烙饼的速度赶不上学员们吃饼的速度，大家吃了还想吃，炊事员就不停地烙，大家不停地吃，已经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有些人吃完饼还想拿一些留着回去再吃。院子很黑，那些拿烙饼出院子的人万万没想到，教导员吕靖老师在院子门口拿手电筒，在照每个出院子的同学，那些手里拿着烙饼的同学进退两难，只得悄悄把烙饼扔在地上。
第二天早晨出操点名，自然是一顿批评。扔烙饼的和没扔的学员都挨了批，因为谁也搞不清、说不清究竟谁是扔烙饼的罪魁祸首。
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情绪却十分乐观。为了度过寒冬，我们下海打柴，按规定每人每天至少要打100斤柴。海边那齐人高的蒿草下，常有野兔藏在草丛里，大家一哄而上去追野兔，把那野兔追赶到海边，让它再无路可逃，只得乖乖地就擒。一天下来，除了打柴，竟有十多只野兔的战利品。把野兔交到伙房，改善伙食。
因为战争带来的艰苦，学校让我们生产自救。
我们帮当地的老乡弹棉花。这里是产棉区，当地老乡弹棉花都是土法，就是在木弓上绑一根弦，然后再用木锤拨打弓弦，把皮棉弹得松软，变成熟棉。这种手工操作，既费时又费力，效率不高。而我们有两台机器，一台是脱棉花籽的，一台是弹花机，只要用脚一踩，轮子转动，棉籽一下就去掉了，再放到弹花机上去弹，这样比用弓弹效率高多了，一天下来可以弹出成棉100多斤，所以当地老乡来找我们弹棉花的很多。通过弹棉花，我们换回了不少口粮和日用品。
我们的化学老师，听说他是在北京上过大学的。不知道他用什么原料和配方，做出的牙粉，又起沫，味道又好。那时刷牙没有牙膏，我们都是用牙粉。
一次，老师让我和另一个同学去赶集卖牙粉。在集市人多的地段，我们铺上一块白布，把一袋一袋的牙粉摆在白布上，叫卖着。但是效果不佳，摆摊叫卖了半天，也无人问津。其间只来了一个老头，问：“学生，牙粉是干啥用的，可以治牙痛不？”我们说，牙粉是刷牙用的，它不能治病，那老人摇摇着头走了。从上午直到太阳快落山，牙粉一袋都没卖出去。
这是我第一次摆地摊作生意，没想到失败得却这么惨，但它却给我一个启示，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当时连温饱都得不到的农民，没有刷牙的习惯和条件，哪会用钱买牙粉呢！
我们边生产，边学习。我们学的第一本书是《中国史话》。记得那本书是用草黄色的纸印刷的，书的封面没有装饰，除“中国史话”几个较大的红字之外，还有“杨耳编”3个小字。
教《中国史话》课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老师，说话文诌诌的，让我们似懂非懂。他说：“杨耳是中国一位不可多得的、独执牛耳的哲学家。”我们都不懂“执牛耳”是什么意思，一位女同学在下面咯咯笑起来，老师问她笑什么，她说：“老师啊，你说的是羊（杨）耳啊，还是牛耳？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引得同学一阵哄笑！
我们一直没弄清楚“执牛耳”是什么意思，老师也没再讲。到后来我才知道“执牛耳”原来是一个典故词语，是指古代诸侯订立盟约，要每人尝一点牲血，执盟的人要亲手割牛耳取血，故用“执牛耳”指盟主，后来用以指在某一方面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此后我在教我的学生时，就很注意把这个词语讲清楚。
“文革”后，曾和杨耳一起工作过的学友郝怀明告诉我，杨耳就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许立群。
许立群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曾大展拳脚，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官至文化部常务副部长，是文化部的“阎王”之一。在“文革”中，被投入监狱，倍受摧残，得了妄想型精神病，至死未愈。
讲《中国史话》的这位老师还讲，人是猴子变的。类人猿经过劳动，能够直立，逐渐演变成人。一位同学问：“老师，那要是不劳动呢，人能不能再变成猴子？”另一位同学说：“地主老财不劳动，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也会变成猴子。”
又是一阵哄笑。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把“残酷”的“酷”（kù）读成“靠”（kaò），一位同学给他纠正说应读kù，他说：“这个字在北京国音里就应该读kaò”大家目瞪口呆，因为当时除这位老师外，我们谁都没有到过北京。更不知道北京人把“酷”读成“靠”。
那时的师生关系和睦、融洽，上课时老师讲课，同学们也可以插话，提问题。老师答不上来也并不丢面子。记得一个晚上，我和一个同学“藏猫猫”，我藏起来，他找我。农村的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当时老师正在查自习，这个同学把老师抱住就打，老师说：“别打，是我。”这个同学还以为是抓住了藏着的我，说：“打的就是你！”我从暗处赶紧出来告诉他那是老师，他才大吃一惊，连连说：“老师，对不起，我认错人了！”老师也并不怪罪我们。
学业一直持续到1948年年秋，一场大病又夺去了我学习的机会。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