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在受批评受处分的日子里
反完了右派，接着就是对右派进行处理，罪过轻的，留在学校监督改造，罪过严重的，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对那些始终不肯认错的“死硬分子”，戴上镣铐，押到监狱服刑。原来说的“右派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话也不再灵验了。
班上被划为右派的徐福绵、张士祥、张晓山等同学，从此去向不明，失去联系。他们是被谪贬，被劳改，还是去坐牢，我们都不清楚。我们唯一能知道的就是他们搬着行李用品，离开了他们朝夕相处的同学，离开他们熟悉的宿舍楼。
处理完右派，就该处理像我们这样同右派有千丝万缕联系或思想上有共鸣的人了。
这时在天津老同学中，广传我在北京已经被划成右派。因为我在天津师范学校读书时，就曾发生过“毕业前的一场风波”那类事情。那时有这样的公式：反对领导，就等于反党，反党就自然是右派。
淑蕙给北京师大我的学兄张俊写信，问我是不是右派。张俊学兄回信说：“传业不是右派，”她才放了心。
班上开团支部会，帮助（而不是批判）我、崔维蓉和丁子人认识自己的错误。对我主要是批判我的“忘本”思想。
当时时兴对号入座，比如反右时，只要你对当时肃反有看法，有意见，就都归到攻击党的肃反政策一类里，把你作为攻击肃反的典型。
当时湖北省黄冈出了一个“忘本回头”的刘介梅，因此，在师大，我也就对号入座成了师大的“刘介梅”。
刘介梅出生在湖北巴河。土改时刘介梅冲锋陷阵，斗志最强，打垮地主，清算了剥削账，分了田，入了党，真是美好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强。谁想到刘介梅一心想发家致富，妻子仙梅更是贪心不足，家中的谷子堆满仓，她还是瞒着公公与曹老七买青苗，收利钱。政府颁布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群众争卖余粮。刘介梅的父亲刘老汉报了800斤，刘介梅与仙梅却认为报得太多，与父亲争吵起来。刘介梅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反对党的情绪也就更加严重。这时村里正在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仙梅却认为合作社不如单干好，竟与曹老七商量将申请藏了起来。刘介梅不但不进行了解，反过来却说组织合作社的条件不成熟，应该进行整顿。群众不同意刘介梅的看法，坚决把合作社社办起来。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很剧烈，区干部扩大会议上也在进行着大争大辩，刘介梅反党的情绪更加明显，他认为统购统销逼得人没有办法过，农民愈来愈穷困等，并说他自己这样做，是替群众说心里话。群众批判了刘介梅的错误思想，认为他翻了身忘了本，扛着白旗向资本主义投降，仙梅也在群众帮助下交待了放高利贷的事情。刘介梅的父亲刘朗成老汉挑着以前讨饭的破烂衣物，叫刘介梅想想以前，看看现在。晚间，刘介梅进行着剧烈的思想斗争，认识到自己替资本主义扛了大旗的错误，要求党给他处分。这时，区委的干部也对刘介梅进行了帮助，要他认清错误，挺起腰来，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乡亲们看到刘介梅回了头都感到高兴。
这就是当初报纸报道的刘介梅“忘本回头”的事。
对我批判得重点是“忘本”，说我忘记了旧社会的苦，没记住新社会的甜。并指出，这样走下去，就会越陷越深，滑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警告我：要迷途知返，像刘介梅那样忘本回头，并用当时惯用的一句话：“何去何从，由你选择”。
我自然不会选择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对粮食统购的一些意见和看法，我说农民生活苦，正是因为我没能忘记那些在统购统销之后饿肚皮的农民兄弟，虽然我进城读书以后，有吃有穿，但我还是随时关注着占人口80%的广大农民，而那些批判我的人，他们到过农村吗？他们知道农民是怎么生活的吗？忘本的不是我，而是他们！
我那敢“忘本”呢，直到现在我都没忘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冀东平原上的高粱米饭把我养大。我更不能忘的是老一辈革命者，为了人民的解放，浴血奋战， 直到献出生命。
刘介梅“忘本回头”，我自认为我没忘本，也就没有“回头”“不回头”的问题。批判我的人说，我是“忘本”而没能“回头”，所以，在团内我受到警告处分。
批判会是由班上一位赵姓师兄主持的，这位师兄近视镜片后的眼睛总是闪着咄咄逼人的光，他是靠“反右”起家染红的，他无论是在批判右派，还是批判我们这些和右派沾边的人，都是咬牙切齿，声嘶力竭，对所谓的“敌对势力”怀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其实他本人并不是党员，他正在踩着别人肩膀向上攀登。毕业之后，他是否已经登上党员的高峰就不清楚了，因为他从不和老同学联系，他比我们大几岁，现在应该年逾八旬，大约还健在。
批判会后，一位团支部委员，把我叫到系总支办公室，让我去看我的处分决定，决定上大约写了如下几条（因为处分决定只准看，不准抄，所以以下几条只是回忆的一个大致意思）：
1.同情右派分子，阶级界限不清；
2.提出农民生活苦，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抱抵触情绪；
3.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文艺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4.对《蓓蕾》月刊准备发表《苦药特辑》负有一定责任。
……
还有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然后，那位团支委让我在处分决定上签了字。我当时幼稚地想，签就签吧，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没想到的是，这份处分决定在此后给我带来了许多不堪设想的后果，在后边我还要详细讲。
在会上同时被批判的还有崔维蓉、丁子人。
对崔维蓉，主要是批判她们所谓“九姐妹”小集团。当时中文系、教育系有9位同学关系比较好，经常在一起议论点学校内外的事情，崔维蓉在“九姐妹”中年龄最小，被称为“老九”，“九姐妹”中像教育系杨明述等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崔维蓉也因此受到牵连。
崔维蓉当年是由北京师大附中考入师大的，她在班上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她活泼好动，热心公益，她曾担任过班主席，我们都叫她“小班长”。
在批判她的会上，一些团员作了发言，主要是说她交友不慎，和杨明述等一些右派分子混在一起，受她们的影响，就会如何如何陷入危险境地。这些批判发言，至今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一位师兄发言至今记忆犹新，这位师兄说：“你们不要看崔维蓉年龄小，她人小，却是蝎子尾巴，毒得很！”
崔维蓉毕业后被分配到清华附中教书，那时她与她的第一任丈夫管在德离婚，住在清华附中的单身宿舍里。清华附中离人民大学比较近，我和金锡谟经常去看她，她也常到我家来。那时我们同学聚会，聚会地点常常在我家，我曾多次和她谈，想让她和这位师兄见个面，化解积在心中的坚冰，但她坚决不肯，并发誓此生此世不再见面。但此后不久，她却英年早逝，溘然与世长辞了，丢下她尚未成年的女儿，带着刻骨铭心的遗憾走了。
给崔维蓉的处分是：团内严重警告。
对于小师妹的逝世，我们都很悲痛。小师妹的往事一幕幕在我脑子里闪现……
她，愿意和男同学接近，经常坐在校园里与男生谈心、聊天，对男生也从各方面关怀，很多男生以为她对自己有爱意，给她递条子，写情书，表达倾心，但她什么也没想，只报之一笑。
我们一位师兄李方平，毕业后分配到海军司令部工作，他常常去清华附中看小师妹。后来李方平转业回青岛，结婚成家。大概他对新婚夫人讲过小师妹如何如何对他好，一次小师妹出差到青岛，买了很多东西去看李方平，没想到方平的夫人醋意大发，又哭又闹，弄得小师妹下不来台。后来孟福谦到青岛出差办事，做了方平夫人很多工作，一再解释，方平夫人仍不能释怀。不久，在小师妹去世之前，方平夫人也去世了，恐怕与她心胸狭窄不无关系。
后来小师妹作为笑谈对我讲这件事。
那位教育系被划成右派的杨明述师妹，后来去了陕西，与一位美术编辑俞林结婚。1983年又和俞林一起调到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八十年代中，我去成都开会，一天，我正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室和总编辑廖德嘉、副社长王吉亭谈书稿，突然撞进一位中年女同志，大声冲我喊：“大哥！” 我愣住了：“你……”“我是杨明述呀！”“是你呀，明述。”30多年不见，她已经不是当年梳着两条辫子、活泼好动的杨明述，岁月沧桑，在她脸上刻上了纤细皱纹，但他还是像当年那样活泼开朗、快言快语。
她担任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低幼编室主任，也是成都市著名的幼儿早期教育专家。她在四川省低幼教育界名望极高，经常到处讲课、作报告，日程安排得很满。
这是我们30多年后重见，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八十年代末，他因患肠癌不治，与世长辞了。
对丁子人，没有作过多批判，虽然他思想上常表现出一种右，但他已经到了退团年龄，就以退团代替了对他的处分。
杨明述与崔维蓉的早逝，不能说与她们年轻时受到的摧残长期郁结在心的疙瘩无关。我为她们的亡灵祈祷：愿她们的灵魂在天国得到安息。
（33）在“大跃进”的狂热日子里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示，这标志着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的开始。
图：“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往一位小姑娘
全国各地都在放“卫星”。据当时报纸报道，安徽省枞阳县一块稻地亩产16000斤稻谷，据说那“卫星田”的稻穗能托住一位小姑娘在上面跳舞；河南商丘王楼人民公社亩产玉米35393斤；沈丘第十三人民公社亩产高粱22720斤，广东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河南省襄城人民公社深翻土地，深达一丈二尺……
河北省徐水县大办食堂，领先发出“吃饭不要钱”的口号……
大跃进是全方位的，学校也不能例外，当时提出工厂也可以办教育，办大学，一个工厂就是一所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学校也要办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生，又是技术工人。
当时康生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到北京师范大学视察，他说：师大有两个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大办学校，可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至于评定教授的级别，康生在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说：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
按着大理论家康生的说法，那些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而身强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评为一级教授，而且可以当院士。这不是什么玩笑话，这是当年“大跃进”中教育要革命的现实！
全国各地都组织到河北省徐水去参观。徐水村里墙面上画着鲜艳的壁画：年轻人攀着刺破蓝天的玉米秸爬上月宫，老汉乘着比船大的花生壳，漂洋过海，周游世界，嫦娥从月宫下凡，到农田摘斗大的棉桃……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中文系办了两个厂，一个耐火砖厂，一个油毡厂。油毡厂厂长是我们班班长郝怀明，他被大家戏称为总工程师。那可真是白手起家，没花几个钱，同学们自己动手，五天之内就把工厂办起来了，并且出了产品。我曾到那里劳动过，那生产流程完全是手工操作：
先把一大卷滚筒牛皮纸放在一个固定的轴子上，然后再用一口大锅放上沥青，待沥青被烧得滚沸时，把牛皮纸拉过来，通过沥青锅，牛皮纸就被沥青浸透，然后再在沾满沥青的牛皮纸上撒上云母片，冷却后，油毡就做成了，再卷成卷儿加上包装。
据说我们生产的油毡质量还不错，销路也好，这些产品，技术简单，成本很低，听说给学校赚了不少钱。
油毡厂用的沥青，都由我们去拉。那时没有汽车，我们就用一个吉普车的拖斗车到永定门车站去拉沥青。从北太平庄到永定门来回几十公里，我们早晨拉着拖斗车出发，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来。六月三伏，骄阳似火，出发前，我们每人装着几个馒头，是中午的饭，但一路却没有水喝。一次，孟福谦、朱安群和我去拉沥青，孟福谦出主意，说到我们的劳动园地摘点西红柿，带在路上吃，我放哨，朱安群去摘。那天我们不但有馒头吃，还有西红柿解渴。
但这件事终于被劳动委员发现，他汇报上去，我们三个人都挨了批评，并且每个人罚了3 角钱。那时3角钱对我和孟福谦来说可不是小数。
朱安群是调干生，有调干助学金，他觉得我们被罚过意不去，就拿钱请我们到新街口柳泉居喝啤酒，没想到这件事又被人发现，汇报上去，我们又挨了批评。
大跃进年代，出去喝啤酒，那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做怪。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
郝怀明一介书生，不知他从哪学来的这门手艺，事后我们谈到当年的油毡厂，不禁哑然失笑。
受亩产万斤粮的鼓舞，我们也在深翻土地。
那时的师大校园，不像现在满院子是鳞次栉比的楼房，校园有很多空地，于是我们就在校园里种菜、种高产试验田。
我们在师大正门南侧（现今的英东教育楼的位置）深翻土地，已经是掘地3尺了，劳动委员张云还让往下挖，直挖到一人多深才止。然后在坑里填上粪肥，再把挖出的土回填。我自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活不能说很精通，但也大略知道一些。我当时曾跟张云说过：禾苗的根系再长，也够不到二米多深处的肥料，庄稼怎么能长好。没想到和我有同样农村经历的张云却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填吧，没错儿。”结果密集的麦苗出来，还没秀穗就全部枯死了。
那时提倡“深耕密植”，在田地掘出2尺深的沟，大把地撒入麦种，麦粒顶不透2尺厚的土层，结果种子就大部分烂在土里。
为了积肥，我们经常要到街上去捡马粪。北师大所在的北太平庄校区，那时周围住的全是农民，大片的庄稼地，种满高粱、玉米和蔬菜。被车把式驱赶着的马车在马路上奔跑着，和汽车争道，各不相让。当年马路上的马车比汽车还要多，只是马车要在马屁股上加一个粪兜儿，但也有遗落在马路上的马粪，一次一位女同学上街，看到一堆马粪，她没带工具，情急之下，她竟用手绢把马粪包回来，她受到劳动委员的表扬。
还有一次，陈秋影和刘毅两位女同学去捡马粪，他们远远看到一辆马车，就追过去，边追边喊：“老大爷，把你的粪给我们。”走近，她们才发现赶车人是一个比他们还年轻的小伙子，那小伙子摘下马粪兜把马粪倒在她们抬着的筐里，诧异地看着她们，不知道两位漂亮的女大学生要马粪去做什么。
去捡马粪，我常和朱安群搭档。一来是我们思想合得来，再就是在拾粪路上可以说点学校不敢说的心里话。他个子矮，我个子高，抬筐时，应该他在前边，我在后边，但每次他都执意要在后边。在前边的要随时注意马路上的马粪，比在后边的更要精力集中。但后来我才发现，每次出去捡粪，他都揣一本书，在后边边走边看。一次一块砖头，我在前边迈过去，他竟然被绊了一跤，马粪撒了一地，他就用手把马粪蛋一点一点捡起来。“读书种子”爱读书，在今天看来是一种美德，但在当时却是大逆不道的。
还有一次劳动委员张云让我和朱安群去校园宿舍楼的化粪池去淘大粪，我们用一条绳子拴上一个桶，把桶下到化粪池里去淘，我在农村时常到水井里打水，有经验，桶下去只要把绳子一抖，粪水就装满了桶。我负责往上提，他负责往大木桶里倒，我们俩弄得满身满手都是粪，事后几天里，手上仍留着粪臭。
事后在谈劳动体会时，朱安群发言说：“为什么有的人感到粪臭呢，是因为他没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真正的劳动人民，他种粮就要用粪，他就会觉得粪不是臭的，而是香的！”
多么奇妙的逻辑推理！
1958年4月5日，我们参加了建设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十三陵水库位于北京昌平北面的军都山下，在这里，埋葬着明代十三个皇帝的尸体。水库于1958年1月破土动工，昔日沉寂的荒山沟，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提起当年十三陵水库的劳动，至今还让人热血沸腾。当年40万义务劳动大军，鏖战在十三陵水库大坝上，挑沙担石，日夜不息，那完全是靠人海战术，没有任何机械化设备。吃的是窝头咸菜，住的是席棚，铺的是稻草，年级里连身体瘦弱的洪镇涛都挑着两筐100多斤沙土，从沙坑底，一直挑到坡度4让今天年轻人难以置信的是，因为劳动量大，我一顿竟能吃8个窝头，如果是馒头，可以吃下10个。可能是这时把胃撑大了，及至饥饿的1960年，每顿饭两个馒头或窝头，简直没有办法充饥。
图：在十三陵工地挑土运石上大坝
那时在水库工地上流传着大家都会唱的一首叫《窝窝头》的歌，这首歌是旧调填新词，歌词是：
“窝窝头呀，窝窝头，
过去我见了你就发愁，
医生说你有营养啊，
我说这是瞎研究，瞎研究。
自从来到工地上，
我和窝头交了朋友，
吃在嘴里甜又香啊，
三个五个吃不够，吃不够。
一边吃，一边想，
劳动能够改造思想，
不是窝头没营养，
原来是我思想有故障，有故障！”
我们每天都要唱着这首歌去上工，据说这首歌的歌词，是在工地劳动的一位战士编写的，它表现了知识分子在生活上改造自己的决心。
金天相的头，在挑土时被扁担打破了，血流如注，用纱布包扎一下，还继续劳动，轻伤不下火线。至今我的像册里，还留着当年金天相头上包着纱布、手里拿着扁担的照片。
更让人激动的是，5月2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应水库工作人员要求，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十三陵水库”5个大字。直到今天，十三陵水库作为北京的旅游景点，毛泽东当年题写的5个大字衬着大理石碑还熠熠闪光。
盛夏七月天，我们又参加了西直门火车站的劳动，每天劳动24小时。那是真正脱胎换骨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一车皮煤，80多吨，工人师傅要求我们在半小时之内卸完。飞扬的煤粉，落在流着汗的背脊上、脸上，那简直比非洲黑人还要黑。煤刚卸完，来不及喘息，更来不及洗刷，马上又要把冷藏车皮装上蔬菜，运往东北的高寒地区。
刚从煤车上下来，我们又被分配去搅拌水泥，运砖瓦、运沙石，去参加建仓库劳动，24小时，没有一点休息的时间。如果晚上火车没来，稍有片刻时间，又要坐在地上写交心材料，或开劳动总结会。
24小时劳动完后，排队返回学校。那时西直门到北太平庄师大，没有公交车，只得步行。好容易回学校睡一觉，早晨5点钟，又要起来除四害，捉蚊子。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插图59）
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在西郊紫竹院布开立体战线抓麻雀
除“四害”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政治任务，谁斗胆敢违抗呢！
捉蚊子靠手抓是抓不到的，大家就把洗脸盆涂上肥皂沫，照着蚊子多的地方，用脸盆去扣，蚊子就沾在肥皂沫上了，然后再向劳动委员报告消灭蚊子的数量，当然，也有对毛主席除四害的英明指示不理解，甚至抱抵触情绪的人，一次洪镇涛气得竟然把脸盆摔在地上不要了……此后他再没有脸盆洗脸，只好对着龙头去洗。
除“四害”另一项内容是去田里挖老鼠。挖到老鼠的数量，也要向劳动委员报告、登记，但报告消灭老鼠的数量又不能像捕蚊子那样，报捕蚊子数量是这样：xxx消灭蚊子8000个，xxx5000个……数字是不是那么多，没办法去调查，因为那时浮夸成风，报得数字越多，越能表示你觉悟高。但报捕老鼠的数字空口无凭不行，要凭老鼠的尾巴……
小时候，我在农村是挖过老鼠的，我会找老鼠的窝。一般老鼠的窝都在比较隐蔽的地方，比如地里的柴垛下或草丛里。老鼠的窝有进口和出口，找到它的进口之后，必须再找到它的出口，不然你从进口一挖，它就从出口跑掉了。好多同学不知道这个窍门，所以一天挖不到一个老鼠的事也是常有的。
我捉老鼠是先找到洞口，点上柴禾用烟熏，老鼠洞里进烟以后，老鼠就从出口往外跑，这样不用挖就把老鼠捉到了。但小时候在农村不是这样做，因为那时目的不是捉老鼠，而是要挖老鼠仓库里的粮食。挖一个老鼠洞，少则几斤粮，多则十几斤。
对于除“四害”的是非对错，后人自有评论。
人类将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称为“四害”，深恶痛绝，用尽办法消灭之。人类只知有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是“四害”，却不知道如果地球上没有“四害”之“更害”。如一个地方连“四害”都生存不了，对人类绝不是什么福音。地球上任何一个古老物种的灭绝，对人类而言都是一个不祥之兆。爱因斯坦就曾预言，如果蜜蜂消失，人类将只能存活四年。爱因斯坦这是从作物依赖蜜蜂传粉层面说的，从生存环境层次看，如地球上连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都活不成，早就没人类了。
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来到地球上的时间比人类要长100多倍，蚊子、苍蝇生存有两亿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多次生物大灭绝依然健在。在求存求活方面，它们都是人类很好的老师。“四害”对地球的认知比人类要深远得多，它们的生存智慧和求存本领比人类要高明得多。特别是老鼠从身体结构到基因，比猴还像人，老鼠成功地活了5000万年，它所拥有的地球信息和生存技能比人类要多得多。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是人类生存难得的老师，只可惜人类太笨，听不懂它们的语言。
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是生物圈能量转换和平衡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地球上如没有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之类，就没有生物圈现有的平衡。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是地球上生存最成功的物种，它们的生存能力大大超过人类，这个世界到了“四害”、病毒、细菌都活不成的时候，人还能活得下去吗？
人类的一个通病是喜欢站在自身眼前利益上来了断事物的利害。“四害”本身并不生产病毒、细菌，只是它们具有适应恶劣环境的生存能力，天道运化万物，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等生命的存在是自然的选择，能几亿年存续下来就是成功。哪能人家对病毒、细菌有免疫力就要被消灭的逻辑。
就目前地球生物圈生态平衡而言，也许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甚至它们身上的病毒、细菌的存在比人类更重要，它们都是地球生命的老祖宗，也是生物圈生命循环的基础。人应重新认识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等生命，它们是维持生物圈现有平衡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尊重所有生命系统的存在，不应采取消灭的态度（其实根本不可能），而只能是与各种生命系统保持平衡。
没有众生之生就没有人类之生。人类仅仅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只有尊重其它生命的生存，与其它生命保持平衡，才会有自身持续生存的环境。
被称为“伟大的除四害运动”，今天看来，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破坏了生物圈的转换和平衡。
正在我写这段文字之时，看到《北京晚报》上一则短消息，载录如下：
河南一农民逮127只麻雀获刑
据新华社电 河南省新密市曲梁镇农民孙留生逮麻雀补贴家用，不想却触犯了刑法，2011年6月7日，经当地检察机关公诉，他被新密市人民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一年。
麻雀因食庄稼，曾被列为“四害”大量捕杀。如今，因其肉质鲜美，它又成为某些人的桌上餐。
现年51岁的被告人孙留生，偶然发现一只野生麻雀能卖5毛钱，便起了围网捕野生麻雀的念头。
2011年3月6日，他在新密市袁庄乡靳沟村赵家坡老坟张网猎捕野生麻雀时，被接到举报的郑州市森林公安局民警当场控制，扣押所有工具及猎捕到的127只麻雀。经审讯，孙留生对其猎捕麻雀的事实供认不讳。得知自己的行为涉嫌构成犯罪后，孙留生随后协助民警将刚捕获的127只麻雀全部放飞。当天，孙留生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狩猎罪刑事拘留。随后被取保候审。
孙留生此举，如果在1958年，他可能是除“四害”的英雄、模范人物，可惜的是，那时他还没有出生。
再如果，1958年如果有现在的法律、法规，那么我们这些人都应该判至少半年的拘役。
由此看来，洪镇涛摔脸盆，不是没有道理的。此后，我们又参加了海淀区永丰公社六里屯大队的“三秋”劳动。
那时正是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的时代。来食堂吃饭的孩子们，把白面馒头边吃边扔，吃完扔完之后再抱着几个馒头跑回家。那时青壮年都去大炼钢铁，村里剩下的是老弱病残，加上我们这些大学生，种的白薯烂在地里没人去刨，玉米棒子没人去掰，豆子没有人去割，豆角炸开，豆粒洒落在地里。
食堂粮食浪费，地里粮食收不上来，到秋后，已经难以为继，没粮可吃了。有些食堂只能喝粥，连盐巴都没有。当时有一首打油诗是：“一进食堂的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里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于是“一哄而起”的食堂，又“一哄而散”，不久食堂就关门大吉了。
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产物，是当时所谓的”新生事物”.。1958年8月，伴随着人民公社在全国各地的遍地开花，公共食堂在农村也如燎原之火迅猛发展起来，公共食堂的命运是与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息息相关的，伴随着”大跃进”的失败，与之紧密相连的公共食堂也最终宣告结束。从1958年8月到1960年6月，农村公共食堂经历了一哄而起、难以为继、强行恢复到彻底终结的曲折过程.。
1958年大办食堂的教训是惨痛的，是狂热的“共产风”的产物。自古以来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全都拥至新开办的公共食堂就餐，至1958年年底，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全国达到了345万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5亿中国农民（指1958年的统计）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当时，上上下下对公共食堂颇为看好，对其大唱赞歌，总结出了众多的”优越性”，甚至天真地认为，中国农民自此就可以过上吃喝不用愁的“好日子。”……
六里屯呀好风光，
无边的玉米地，一片金黄。
歌声响，秋收忙，
粮食堆满仓啊，堆呀嘛堆满仓…
最激动心魄的是当年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告。于是，全民大炼钢铁的熊熊火焰，燃遍全国。从农村到城市，不论是机关、学校、工厂、街道，都投入炼钢热潮中。
图：各家各户都要按分配的指标缴纳废旧钢铁
我们中文系肖璋主任带头，他把家里做饭的铁锅，拿到学校，亲手砸碎，交给我们炼钢，还说：“今后吃饭有食堂，还要小锅小灶做什么！”
校园里，各个系、各个班都在建炼钢炉。我们不懂技术，缺乏材料，但是，白手起家，很快建立起了小高炉。我们建的是坩锅平炉，所谓坩锅平炉，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砌上普通的砖，没有焦炭，就用劈柴和煤块烧，没有鼓风机，刘玉珀师兄是北京人，不知道他从哪借来几个用手推拉的风箱。校园里充满了炼钢的烟雾，当天就炼出第一炉钢。
炼钢本来是要把铁加高温熔化成钢水，再浇铸在模具里，做成钢锭。而我们炼出的钢，因为温度不够，只是把铁烧红了而已，于是就把烧红了的铁拿出炉子用铁锤砸，好让它们粘合在一起。
图：土高炉
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作为经济建设中的一次失败的实践活动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这场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危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它所提供的教训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经济建设中盲目扩张、虚假浮夸、不尊重客观规律、唯长官意志是从等等弊病，至今还在干扰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进程。在大炼钢铁运动过去50年后的今天，有必要对这场运动作一个全面的述评，以求从中得到启迪。
多年以后，我再返师大，还看到我们当年炼的“钢锭”，扔弃在锅炉房前的空地上……
我们还在校内参加修建游泳池的劳动，那时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讲“白手起家”，修游泳池也不例外。1958年北京正在拆除城墙，游泳池就用拆下的城砖来建。那时汽车等运输工具奇缺，我们就靠“人海战术”来搬砖，从新街口豁口搬上砖，到铁狮子坟师大校园，中间至少有七、八里路，一块城砖几十斤重，每个人扛一块砖，劲儿大的同学竟扛两块，一天要运好几趟，那时从豁口至北太平庄的马路上，密密麻麻的像蚂蚁一样搬砖的人群，来来往往，全是师大各系的学生。
当年夏天，游泳池修成了，体育课也增加了游泳一项。
关于北京拆除城墙，是耶，非耶？专家早有很多论述，这里不再赘叙。
前年我去师大，当年用城砖修建的泳池已不复存在，但那上万块城砖却不知去向！
在1958年这一年中，我们只休息过一天，那是1958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早晨，我与洪镇涛在食堂吃完早饭，然后每人再在书包里装上两个馒头，我们去了天坛公园。这一年多，在校园里没时间说话，隔墙有耳，也不敢多说话，眼下到了天坛公园这样一个清静环境，我们毫无顾忌地诉说着心中的郁闷和不幸……
我们到了回音壁，那时我们还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和觉悟，用五分硬币，在回音壁的墙上，刻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和时间。因为刻的位置很高，不易被发现，40年后我再游天坛，那回音壁上两个人的名字还赫然在目。我在想：当我们过世若干年之后，我们的后人再看到那名字时，它不是流芳百世，而是遗臭万年！
从天坛出来，我们到天桥小饭铺花2角钱买了两碗蛋汤，吃着从学校带来的两个馒头，那是我们最愉快、最自由的一天！
1958年出现的所谓的大跃进，是毛泽东的浪漫主义表演——随着大跃进接踵出现的是全国的大饥荒。毛泽东于1958年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对浮夸持怀疑批评的人举的是“白旗”，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毛泽东提出要“插红旗，拔白旗。”于是，大江南北竞相吹牛，“放卫星”。更要命的是，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全民大炼钢铁，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农民让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彭德怀急了，以诗疾呼：“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果不其然，大跃进、大炼钢造成了大饥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人口一二千万，所以，实际的饿死人口在4000万以上（最新的专家研究报告：死亡4120万。）。也就是说，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2倍。连历史上从未饿死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一千万人。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参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等）
至今一些人不仅不思悔过，反而信口雌黄，把三年饥荒说成是“自然灾害”（对这么大的中国来说，局部的自然灾害没有哪一年断过，但事实是，学者们考证的结论也是，那三年中根本没有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灾害），这是对几千万死去的同胞的极大侮辱，是对中国人民的高度蔑视。可他们遵循的思想路线却自称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号称是“实事求是”。
据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100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25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 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的全国征粮库存额度。
另据报道，大跃进中，河南省委浮夸的粮食产量为实际数字的几倍。省委硬说农民有粮不交。为追逼粮食，仅信阳地区就逮捕和拘留12000多人，其中703人被打死在拘留所或狱中。后来，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10万人，村庄减少639个。可省委书记吴芝圃因批判彭德怀有功，易地做官，被毛泽东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因如实讲出大跃进中的问题而被打成反党集团。
1959年，中国竟然出口粮食400多万吨，足够2000万人吃一年。可是，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顾不上国人马上要饿死了。
王稼祥建议在国内困难的情况下减少外援，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毛严厉批判，指责为“修正主义”。
“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不管它是几千万，几百万，还是几十万，几万，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