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制社会中,一个政治强人的死亡往往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种种迹象表明,目前的大陆社会正置身一个巨变的前夜,一个杂乱无章、徘徊观望的敏感时期。当似乎已经变得麻木的中国人从沉闷压抑的现实生活中稍稍抬起头来,再次对政局寄予关注和希求时,许多人将极为自然地回想起六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一幕。根据我们的了解,社会大众对于在八九年有过令人震惊的表现的民运人士在未来的政治变革中可能起到的作用,甚至比民运人士自身还要抱有更大期望。

民运显示出成熟的先兆

六年前的往事如烟,一度被国内宣传工具大骂不休的民运人士,在邓小平的南巡之后被有意识地从公众视焦内强行驱逐出去,同当年对他们的诟辱相比,当局似乎在以更大的努力清洗一般民众对于他们的记忆。从九二年至今,随着国际压力的减轻和新一轮经济狂潮的涌起,大陆异议人士的声音也似乎越来越微弱了。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另外一方面,那就是在一段时间的曲折和反思之后,民运已从最困难的境况中走脱出来,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显示出成熟的先兆。

应该区别两个层次:作为先锋的民运力量,即一般所指异议人士;和作为整体的民主力量,包括大众对民主的公开和潜在的要求和呼声。异议人士只是一小群勇敢的斗士,并不完全能够代表大陆民主要求的呼声,但他们是民主运动的晴雨表,基本上能够代表民主运动的发展和未来的方向。

“六四”的枪声响过之后,当时的民运活跃人士大多身陷囹圄,或流亡海外,因此后来的整合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从校园和社会上的秘密圈子,到激愤之下的个人行动,以至类似人格上令人敬佩的胡石根等人的组党尝试,虽然也都不无其历史价值,甚至或许是必须偿付的代价,但从根本上说还基本上是一种“六四”情结的延续,鉴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尚不能看作是民运走向成熟的象征。就我的观察,异议人士的重新组合和民运走向成熟,是在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民运领袖被释放,政治气氛有所宽松以及近两年来的经济及政治走向逐步明朗以后的事情。从民运界自身而言,不能不看到许良英、丁子霖、魏京生、王丹、陈子明等人作为精神领袖所起到的作用。

不庸讳言,大陆现存的民运人士当中对于民主的理解以及如何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等问题看法也不尽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较大的分歧,但当这些分歧是基于理性之上的具有个性的自由讨论时,它不仅不象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民运的分裂和悲哀,而恰恰是多元价值观的确立和正常的分化。当神话已经破灭,完人被发现只是理想的产物时,这种分化是一种真实,甚至是一种必要。由于对民主价值的共同追求,以及文化、行为方式的相近,对于腐败的专制政权而言,它们必然起着同样的瓦解作用。这种层次分化的结果在客观上也会逐渐促成不同政见者群体形象的完善,使他们以及更多的人对于民主、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以及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他们认识到理性、公开化和非暴力应当是始终信守的原则,这是民运力量与以往社会革命力量根本性的区别,也是新生政治群体真正的力量所在。那种“六四”屠城后一度形成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仇视心理已经被更高层次的思考所取代,许多曾经仅将非暴力和公开化挂在口头作为掩护的朋友也逐渐从当代社会的政治实践中确认了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

新生政治群体的力量所在

他们认识到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东方大国建立民主政体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进而摒弃了那种仅以政权为目标的急功近利的思路,而从更为广泛更为扎实的行为入手,力图顺应时代潮流,从更深处为民主机制的诞生培育环境。

他们认识到民主变革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结构的变化,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诞生和成长。在一个由于东西文化的交汇以及文化与现实脱节而使得文化失序的时代,在“近代化滞后于近代史”的国度,以人道主义作为一个基点的文化建设可能会是新制度的产生和完善的最根本保证。

他们认识到启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启蒙者的任务应该是通过担当民众的先锋的发言人的角色来完成,而不能自认为是民众的导师。对于今天受到现代乃至后现代思想影响的民运人士而言,面对正蓬勃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理应抛弃那些华而不实的清淡,而以平和、久恒的心态从事中国这个复杂社会形态的民主变革。

理想主义色彩和献身精神

正是由于民运界认识上的逐渐冷静、深入和对民主信仰的更强烈追求,使得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希望。可以说,尽管目前中国社会仍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尽管民运人士的行动还受到种种限制,但从总体上来看,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勇气上,特别是从内在的成熟上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八九年以前的水平。王丹在没有公开发表的《呼唤理想和热情——新年致各地朋友书》中说:“五年半以来,我们经历过思想上的苦闷、迷茫甚至绝望,很多朋友抱着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反思和新的尝试”,“我迫切地感到,中国的事情要想变得更好,一定要有一批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和献身精神的人,这样的一批人只能是我们。也许我们会为此付出一些代价,也许我们甚至不能成功,但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是在动态平衡的状态下完成,没有先锋和前卫是永远前进不了的。”“我呼唤理想和热情,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勇敢地站出来,独立思考,勇于发言,关注社会,投身现实。我们不能做超出法律范围的事,但是我们有责任在法律范围内争取更大的自由空间;我们永远抵制暴力行为,同时也应坚持和平抗争,作真正的社会良心;我们主张并积极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也要尽一个公民的政治义务,积极参与政治事务;我们不盲动冒失,不作无谓牺牲,但是也要坚持理念,固守我们的道义和理想底线,决不后退和畏缩。”

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由王丹领衔,二十六位民运人士向人大发出了《关于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的建议》,它同陈子明等人发出的《反腐败建议书》,以及刘念春等二十二人共同发出的《关于废除劳动教养的建议》等都通过合法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独立观点和要求,这是“六四”后少有的以群体面目出现的立足于人权保障的行为,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该建议本身,而是藉此为起端,尝试建立维护自己和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方式。王丹公开表示“以后还会陆续公布一些人权问题的个案”,而在这些即将公布的个案材料背后,是大量的调查工作以及维护社会正义的行为。在无意于任何时候组党或参加政府的王丹等人看来,民主制度的真正确立必须建立在对人的权力尊重和维护的基础之上,为了最终实现民主自由的社会理想,他们将以此作为终生的事业和信念。

丁子霖老师六年前陷入一场痛失爱子的灾难当中,此后她一直从事搜集受难者名单,联络受难者家属等工作,不辞细微。对于她的工作的意义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也不过分。

德高望重的许良英先生其刚直不阿的性格和众所周知的品德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尊重。他以七十五岁高龄心系中国的民主事业,并以言传身教影响了一大批青年人。这种影响当中甚少存在世俗私交的因素,基本上是一种精神和人格力量的作用。

陈子明现属于“保外就医”,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基于对政治变革的关切,正在做着许多十分重要的思考和研究工作。相信这些工作在不久的将来会显示出其作用。在一篇文章中他讲道:“一九九五年反对派将开始致力于似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经济政策、国土开发和环境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港台政策,等等”。

民主墙时期的老牌民运人士刘念春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份参与了《和平宪章》的工作并担任其联系人。一九九四年夏天,又同张林一同被秘密关押。但性格平和宽厚的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为民主事业尽心尽力,并团结了许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朋友。

需要更多的研究和交流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大陆民运人士也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一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许多朋友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二是由于各地区之间朋友们联系不足,使得有些地方的民运群体思路不很清晰,暴力、密谋、捞取个人或群体利益等想法仍有市场;再就是限于经济的困难,大陆民运界缺乏对当今中国的宏观、系统、整体的研究,同各界学术精英的交流也很欠缺。这方面海外民运力量应加强同大陆民运的沟通。“中国人权”、《当代中国研究》、《北京之春》、《中国之春》等都在大陆民运人士乃至一些普通民众中拥有一定的影响。但大陆民运界渴盼海外的朋友能做更多的研究和交流工作。

今天,当大陆的民运人士从单纯的改朝换代的思路中解脱出来,他们的自信就变得非常有理由。确实,在他们身后仅一步之遥的地方就是广泛的民众。由于纲纪败坏、世风日下、物价飞涨、腐败盛行、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现政权的统治危机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心思变,盼望政治上的变革,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虽然在目前情况下,由于政治高压使民众心理上存在着政治恐惧和冷漠,但这种沉默是一种假象。一旦当个体的人能够聚集起来,便会在一瞬间彻底地改变气氛。尽管我并不认为街头政治是民运的必由之路,但是应当承认民众有权在非暴力的范围之内选择他们的表达方式。我并不认为一定要煽动起群众的情绪,但是帮助他们克服政治恐惧,合理合法地捍卫自己的权利是每一个民运人士的份内之事。

堂堂正正与政治对手过招

正如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看到的那样,一旦群众的情绪被鼓动起来,便随时会成为双刃剑,可能会伤及所有的人,因此理性的原则以及有步骤的层层推进是至为重要的。四川的刘贤斌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现代民主运动是一场脚踏实地的运动。如果运动的领导者动辄提出不切实际的,令统治者难以接受且令民众难以理解的激进主张,那么显然运动连最初的目标也将得不到保障。”我们认为,在未来的政治变革中,如果政府的改革举措能够同民众的民主要求相一致,那是最为理想不过的,它既可以解决专制制度无力解决的社会矛盾,又可以最大限度地消解变革的震荡,如同在南非等地的民主变革那样。但至今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中国当局有本着对民族负责任的态度主动变革政治制度的趋势。作为民运人士,抛弃宽泛而不切实际的话题,抛弃机会主义的政治运作,转而由一些被广泛证实了的原则出发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行动促整合,以不变应万变,似乎不失为一种可靠的途径。“只要坚持理性与法律范围内活动的立场,反对派根本就无须过多考虑邓前邓后的问题。”“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与政治对手过招,不卑不亢,不愠不怅,有执有让,有来有往。”(《一九九五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除此之外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如果民运力量想在未来的政治变革中发挥作用,所面对的不仅是专制的政府,还会有各种形形色色的政治及社会力量。在这样一个变数无定的时刻,在采取灵活的策略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而不应在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左右摇摆,单纯地去适应形势的变化以求生存甚至堕落为为私利而投机取巧的群体。只有不仅仅着眼于短期民主目标,又不因短期内可能受挫而悲观绝望,才能真正在变革时代充当稳定社会和促进发展的民主力量。

最后,引用一位朋友的话来作为本文的结束:“我相信心中的火焰一经点起,是很难熄灭的……”

(作者为“关于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安定的建议”签名者之一。)

(《北京之春》1995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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