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五辑 ： 文革红血（3）
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活耶稣
1949年大陆赤沉，中共很快发起对“精神鸦片”宗教的灭剿。1951年反梵蒂冈运动（历时一年半），驱逐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理。1953年“反帝爱国运动”，驱逐所有外国传教士。1955年9月8日夜，逮捕所有抵制“三自”（自治自传自养）的教士。上海地区，龚品梅、金鲁贤等三十余神父及300余教徒被捕，不少人判刑二十年或无期。
文革红色恐怖，取缔一切宗教，关闭所有寺观庙宇。红卫兵揪斗教士，游街示众，即便退至“爱天主也爱毛泽东”，仍被逼令呼喊“打倒天主！毛主席万岁！”教士只有一条路：“叛离天主，只爱毛泽东”。《圣经》、十字架踩踏于地，还须手持小红本（《语录》）高呼：“打倒圣母玛利亚！”“打倒圣子耶稣！”那些按要求呼喊者，得到革命小将宽恕——脱离批斗。不肯屈服者一个个乘坐喷气式（双臂反翘）、逼令下跪、拳打脚踢。
几小时后，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批斗现场，所有教士都屈服了，最后几位流泪叫了一声“打倒上帝”。仅剩一位盲人修士还在坚持，未让红卫兵取得“彻底胜利”。红小将们满怀革命义愤，撬嘴敲牙，逼他呼喊“打倒天主”，但从这张吐出鲜血与碎齿的嘴中，呼出的竟是：“蒋介石万岁！”盲修士认为蒋氏夫妇都是基督徒，如果他们主政中国，绝不会迫害教徒。红卫兵傻了，这位“不想活”的瞎眼教徒不是美蒋特务就是梵蒂冈间谍，那些凹凸不平的盲文肯定是秘密情报。
盲人修士金林生（1917？～1972），出生上海浦东教徒家庭，就读教会学校，终身侍神（不婚），奉职徐家汇天主教堂。29岁一场大病夺去光明，此后主要翻译宗教文献，独自呆在教堂阁楼，从不出头露面，数次灭教运动均“漏网”。进入文革，造反派逼他学《毛选》，遭拒绝；拖进学习班，仍唯读天主经书，殴打后坚不为动——只奉天主不奉毛泽东；只接受《圣经》教义，不接受毛泽东思想。他数次要求入狱，那么多兄弟姐妹都进过监狱，惟自己尚未“沾享”这份荣耀。
思想的力量确实很强大，许多教徒都把监狱当作考验意志的场所。他们坚信活着是暂时的，死亡才是永恒的，都愿杀身成仁，灵魂进天堂。
终于，金林生如愿进入上海第一看守所。冬天来临，金修士只有一套单薄修士服。狱卒有意折磨他，只发给一套释囚旧棉衣裤、一条薄被。深秋11月，外面教徒送给金林生的棉被衣服，次年4月才给他。狱方想要拯救这位不识好歹的迷途者，希望瞎子开口求饶。零下冰冻，金修士瑟瑟发抖，脸面发青，原本肺病就严重，阵阵咳嗽，数次高烧吐血，送提篮桥市狱医院抢救。盲修士就是不屈服不求饶。最后，狱方降低门槛，只要金修士写下放弃天主的保证书，哪怕只说一句话，表示向无产阶级专政投降，马上对他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提供病号饭、通知外面送药送物。偏偏瞎子不识抬举，每天正襟危坐，口念经文，心向天主。
一次，狱方诱惑金林生，打开一只外面教徒寄给他的邮包，除了衣服日用品营养品，还有一本盲文《圣经》。训导员要他认错，不再祈祷，便可领走这些物品，金修士摇头拒绝，只要求给他那本盲文《圣经》。训导员恼羞成怒，大发无产阶级义愤，狠狠撕扯盲文《圣经》，砸向瞎子脸上：“去你妈的上帝！去你奶奶的天主！”金修士颤抖双手，摸索着被撕毁的《圣经》，流下入狱后第一行眼泪。
狱中周五开荤，长期关押的囚犯，油水刮尽，一小块猪肉弥足珍贵，前一天就兴奋起来。1953年初被捕的《侍卫官杂记》作者周榆瑞（1917～1980）：
旧历除夕，所有犯人在晚饭时都供给了烧肉……我还没有从盘中拿起一块肉时，便已在垂涎……肉烧得并不讲究，但是对一个六星期不知肉味的人，这已是很了不起。为了拖长我的享受，我慢慢地咀嚼每一块肉。当已没有肉时，我把馒头扯成一块块，沾着肉汁吃，由于一些肉汁仍沾在盘中，我便毫不犹豫地用舌头去舔盘。
甚至听到嗅到别人吃肉都反应强烈——
这间狱室的隔壁是厨房和警卫有膳堂，我经常嗅到他们烹调和饱吃鱼肉的味道，那对我是一种威胁，特别是因为我每餐只有蔬菜可吃，听到那些警卫一边吃一边咂着嘴的声音，真使我受不了。我垂涎欲滴，又因饥饿难抵，几乎晕过去。
狱中的食物实在坏透了。看看就感觉到不舒服，但我要活下去，我只可勉强地塞下去。装饭的小罐有三种……起初，我连最小的一罐也吃不完，但到后来，最大的一罐也不能满足我的整天感到饥饿。我越食得多，我的身体却越是瘦弱。我的衣服一天比一天的宽松，我想，我一定像一具稻草人了。[1]
但天主教周五小斋，不能食荤。金修士如仅仅为避斋日，可申请穆斯林餐。但狱方摆出条件：必须开口批判一声天主。这是他无法交换的筹码。每到周五，金修士便绝食抗议，自罚肉身，拯救灵魂，数年没沾一点荤腥。饥肠辘辘的狱友们无不感叹，敬佩不已。一同室难友回忆录中：“这是常人所不敢想象的。”
瞎子病重，沉痾难起，狱方不愿他死在狱中，一难听二难弄，有意放他出去——保外就医，惟一条件就是低头认罪、放弃天主。保外就医，任何囚犯都不愿放弃的机会，狱友都劝他“写张认罪书先逃出地狱”，金修士还是拒绝了：
现在是假神取代了真神，我不能做叛徒犹大。我要保持信仰的纯洁，不要为了活命为了求生而糟蹋自己的人格，这是不值得的。其实死与生是一回事，天主是知道的，会安排一切。
他对狱友说：
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跟主走苦路，是主给我的恩宠。
难友以“韩信故事”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先低低头换取实惠。金修士摇摇头，认为那是对上帝的亵渎，罪孽深重，坚决不能为。难友都为他纯净正义的灵魂所感动，称他“‘一看’活耶稣”。
金修士从不责备别人，所有难友都是兄弟，不厌其烦向难友“传福音”，教他们祷告、要他们托付主跟从主，克服自身软弱。尤其对那些先利用后踢进来的造反派头头，金修士深为他们的罪孽痛苦不安，替他们忏悔、祷告。
记录金修士“一看”事迹的是小难友刘文忠。刘先生蹲“一看”四年余，详述狱方如何以食物控制犯人。1967年初，“一月风暴”刮进上海监狱，司法系统造反派夺权，“改革狱政”——进一步贯彻阶级路线，落实对阶级敌人的仇恨，绝不向敌人施仁政。同时，“节约闹革命”，三餐改两顿。上午9点三两稀粥，下午16点四两半干饭。每天1500cc开水节约至1200cc。
一早，犯人肚子就转起来，伸长脖颈等粥。送粥的电梯一响，粥香马上飘来，一个个端着饭盒守在囚室门口。下午16点开饭，21点睡觉，肚子早空了，叫个不停，只能巴望早点睡着，“放下”饥饿，奈何越饿越睡不着。
上海第一看守所分大中小灶，小灶两餐有荤，专供外籍犯人与著名人士，如陈璧君、龚品梅。中灶一餐有荤，供给有地位的犯人及处级以上犯官、揭发有功者，如著名右派王造时、孙大雨。大灶一周一荤，全狱犯人每周伸长脖颈就等礼拜五，那个兴奋那个激动，只有亲历者才能真正体会。[2]
文革期间，翁文灏堂弟翁文漪（1907～1978），剑桥硕士，1949年前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总工兼香港大中国火柴厂长，1949年后上海轻工业研究所塑胶试验室主任，1963年出席国庆招待会（毛周接见），1968年因十分荒唐的原由判刑入提篮桥。一日开荤，见一小块猪肉落在饭架上，尽管饭架很脏，肉也沾了砂子，这位六旬高知还是捡入口中，遭同监犯人揭发，马上开他的批斗会，狱吏嘲笑：“剑桥大学高才生，你的绅士风度哪去了？还不是只狗熊？偷肉吃！你不怕脏吗？这种肉连狗都不要吃，你是连狗都不如！”会场上，大多数犯人敢怒不敢言，有人私下说：“如果毛泽东落到这地步，还不是一样！”[3]
“一看”关押的均为政治犯，意志坚强度不算低，但在盲人金修士面前都找到差距，一致公认他才是“精神不败”、道成肉身，目盲心明。在大陆红色教难的祭坛上，盲人金修士放上自己的坚守，让相当一部分人“失去重量”。
1972年，金修士入狱后第六年，死于“一看”。
2008-2-7于沪
[1] 周榆瑞：《彷徨与抉择》，开放出版社（香港）2015年再版，页79、89、160～161。
[2] 刘文忠：《风雨人生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5年，页287、128、114、112、128。
[3] 陈文立：《沧桑岁月》，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委会（华盛顿）2002年，页119。
原载：《争鸣》（香港）2008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