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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张五常(经济学家)

主题:从哲学角度看经济解释

时间:2014年12月26日

主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编者按】

“24岁之前,我没有念书,在街头巷尾到处跑,这对学习物理可能没什么帮助,但是对经济学很有帮助。”近日,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厦门大学开做了一场题为《从哲学角度看经济解释》的讲座。讲座中,他以幼年在广西农村成长的经历与后来享誉学界的《佃农理论》之间的关联为例,指出经济解释不能高居庙堂之上,而应该深入街头巷尾。讲座中,他还提及了自己在78岁时完成的著作《经济解释》。张五常说,这本推翻了很多传统经济学理论,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经济解释。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张五常讲座内容的摘录:

深入街头巷尾的观察,对经济研究很有帮助

现在从事不同经济学的人有很多,我现在都不想批评他们了。就像我的老朋友黄有光,他从事的是快乐经济学,想证明人是不是那么快乐。几年前,我批评得很厉害,我说,这算什么学问。可是人各有志,他喜欢搞快乐经济学,我们又不能不让他快乐。所以我只想说说自己搞的经济学。

我走这样的路线是有很多原因的。每个人的际遇不同,我的际遇也很特别,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对经济学怎么看,是跟我的成长有关的。你们知道,大概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日本人打到香港,香港沦陷,我就去了广西桂林,后来去了柳州,最后去了一个叫平南的地方,在农村住了一年。那时候没有吃的东西,连稀饭都没有,番薯要吃烂的。听过木薯吗?这是有毒的,需要在水里泡好久。我过了一年饥荒日子,在农村长大,天天在田野里跑。但是这一年,对我后来写论文很有帮助。

看看国内出版的我的论文第八章,这是最让老师震惊的一章,而不是我的理论的那章。理论那章,在美国引起争论,但是我的老师对第八章感到震撼。你怎么证明在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中,如何管制土地的分成率?怎么可以证明到边际产值?地主自耕跟在佃农的土地上种植,有什么不同,从何证明?这是很难的。关于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资料很多,不同地区,产量各是多少,什么产品,每年都不同。这些资料在台湾土地资料年鉴中很详细,当年有这么详细的资料给你,你怎么证明边际的大小和方向?不可能做到。这都归功于我在广西的经验。那一年,我天天在田野里跑,看农户怎么种植。甘蔗、茄子、白菜、青豆,我都见惯了,所以当我拿到数据的时候,我的头脑中就浮现出那些画面,于是就证明出来。我解释到这里,我的导师都震惊地跳了起来。

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有一位亨利•约翰逊教授,他很高傲。我说我论文的第八章,就是来证明土地的边际产量怎么变,劳动力的边际产量怎么变的。他在我的文章开头写,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个人发神经。但是他看到最后,再写评语,说这一章真伟大!但是我没有用到任何统计分析,回归分析,我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数据怎么支持,经济怎么改变,就是因为我在广西的那一年,那些数据对我才有意义。因为我去农村住过,所以看到数据,一幅幅地图就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一个人的际遇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个人际遇如何,会影响到以后的经历。当年我没有机会念书,后来念书也不成,战前战后到处跑,还跟父亲做生意。这些生活,我对街头巷尾的这些观察,对我以后的研究都很有帮助。那些名校的博士,让他们到大街上看看,他们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让我去看看,街头走一圈,我就知道经济状况如何,我就能写几篇论文出来。

在科斯错的地方学的比对的地方更多

我在24岁的时候,才有机会去读大学本科,已经超龄五六年了,还要从头开始学英文。所以哪里要我我就去哪里。我去加州大学,就是现在名气很大的UCLA,我也不知道怎么进去的,我开始都不知道这个学校的存在。进去以后,我拼命努力,两年后,就本科毕业了,进入研究院学习。这时奇迹开始出现了。当时的UCLA经济系实力非常强,很多当时籍籍无名的学生后来都成了有名的经济学家。那时候学习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有一本书,Price Theory(《价格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著),是很重要的书,进教室人手一本,都不用老师介绍。第一章很短,从第二章讲起。一打开有一张需求曲线的图表,讲消费者盈余。美国课堂提问不需要举手,我就大叫说,这个图错了啊!全都证错了!老师让我到黑板上证明,结果证明弗里德曼确实错了。下面的同学看了我的证明,就写了一封信给弗里德曼,告诉他书上写错了。再次出版的时候,弗里德曼就特地感谢了那位同学,其实应该感谢我哦。当然后来我跟弗里德曼成了好朋友,我也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我的婚礼也是他主持的。其实他的很多理论都错得一塌糊涂,但是不能说他不伟大。错误不代表不伟大。

再比如科斯定律,没有一篇比它更重要的文章了。我读了好多年,纸都翻烂了。后来我见了科斯,跟他说这非常重要,他后来拿诺贝尔奖的时候,特地说,是我告诉他这理论的重要性,一开始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但是这么重要的文章,错得一塌糊涂,它假设交易费用为零,研究市场的行为,但是交易费用为零根本就没有市场啊。科斯同意我的观点,但是那篇文章还是百年一见的好文章。那些批评科斯的人根本没有弄懂科斯在讲什么,而我在科斯错的地方学的比对的地方更多。

物理中的均衡是事实,经济学的均衡不是事实

在加州大学,也是出奇迹的地方。很多名师都花心思教我,比如卡尔纳普,是最厉害的哲学大师,在教本科一年级,我也去听他的课。他也是从事逻辑哲学的研究,关于经济学的哲学研究在加州大学也是热了几年。我在念本科之前,经济学的定义是马歇尔给出的。我去念本科的时候,就改用伦敦经济学院罗本的定义了。1960年代,经济学是有定义的,但是我不知道经济学的定义。我后来去书店看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你去问十个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定义,大家的答案都不同。

关于经济的解释,去街边问,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但是从哲学逻辑角度看,我这一种是很特别的,在比较狭窄的角度来解释。你信风水吗?这也是一种解释,确实有人相信,它才会存在几千年。但是它是科学吗?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科学,但也是学问。那些盗墓的,都是先找风水先生去找出好的墓穴,这是很神奇的故事。因此解释是有很多种的,我还是用我的际遇来说明。24岁之前,我没有念书,在街头巷尾到处跑,这对学习物理可能没什么帮助,但是对经济学很有帮助。就像现在我批评价格分歧理论,我认为全盘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细节。这个世界很复杂,如果不了解细节,是很无稽的。我了解这些细节,就能发现很多理论的不足之处。譬如说贝克尔,我很佩服它的分析能力和想象能力,但是他这么大名气,看他讲中国,说成傻子一样。

再讲一个例子,我写过一篇文章,讲票价理论,主要讲为什么优质座位价格比较低。写这篇文章我只花了几个晚上,调查了没多久。写完我自己觉得很有趣,把论文寄出去给朋友看。座位是分组定价的,好的座位价格高,差一点的就便宜。但是我发现贵的位子都是先卖完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便宜的卖不出去呢?我想到的很简单的解释是,假如好的位子价格不偏低,卖不出去的话,那些买了便宜座位票的人就会坐到优质座位上去;而好的位子卖出去,观众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座位不被其他观众占用。我到香港的剧场去看了几个晚上,跟那些卖黄牛票的也交流了一番。回到美国之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优质座位为何价格偏低》。文章很有趣,后来碰到贝克尔,他说芝加哥大学看了这篇文章的所有人都说这文章错了。我说为什么错?所有人都认为我错我就错了吗?我有没有理论假设,有没有验证,是不是很有趣?他说“是”。我说,那你还要求什么?这都是所谓芝加哥学派的天才,他们的品味的确很平凡。这种文章不需要对的。后来我就提到香港置地问题,香港有个很大的置地公司,把土地以比市价低百分之十的价格出租,让人排队去租他的地,因为这样的话,现有的租户迫于压力就会及时交租金。所以我最后的结论,优质座位价格偏低,先坐满了,监管的需求就下降了。我只写了两三笔,但是后来被人继续发挥就成了效率工资理论,拿了诺贝尔奖。但是我认为效率工资理论都是错误的。

这篇文章很难吗?一点都不难,每个同学都能写出来,不需要什么天才。这篇文章发表于1976年,有30几年了,还存在。文章要传世不是那么容易的。有音乐天分,作曲能传世,苏东坡的文章很好,也能传世;但是经济学的文章传世不容易。单从好奇心来写的文章,以我的经验,要传世是容易的。被逼着写的文章,为研究资金而写的,被人管着写的,那些文章都不行。看我当年写的《蜜蜂的寓言》,《佃农理论》都还在,但是有人说我写中文文章不算学术。我的回应是,你们写的英文文章读起来就跟中文一样,我的英文文章就是英文文章,文采斐然。就像杨小凯,说我不会用数学,他说如果张五常会用数学早就拿诺贝尔奖了。我的回应是,杨小凯用数学用得多的原因就是他不会用英文。不能把经济学当成物理来搞,物理中的均衡是事实,但是经济学的均衡不是事实。

我生平做过很多事,摄影、书法、收藏、写散文、搞经济学。我个人的感受是,写字写出好的作品,或者拿金牌,三天后就忘了,满足感、高傲感很快就没了。经济学是不同的,我四十年前写的东西,当时的感受现在还在。《佃农理论》也是我一个晚上想出来的,一个图表一个答案,那种兴奋我现在还记得。我所有发表过的英文文章,都比不过我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因为这里面都是没有人讲过的,我把传统经济学都推翻了,它给我带来的兴奋会持续到我死去。

经济学是一门需要验证的社会科学

谈到哲学角度的经济解释,经济解释可以走自然科学的路,所以可以这么说,经济学是唯一用自然科学的路子的社会科学。什么意思呢?就是公理性,其它的社会科学,历史、社会都不是公理性的,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的科学有能够验证的需求,即可证伪。没有公理性怎么验证?所以经济学就是一门需要验证的社会科学。有甲的出现,根据公理推出,有乙的出现,没有乙就没有甲;假如没有乙就有甲,那就推翻了。我走的是验证这条路。

这个问题,我跟我的老师也有分歧,跟一些名家朋友也有分歧。在验证的问题上,假如你说下雨天上会有云,如果没有云就有雨,那就推翻了你的假说。我跟老师分歧的地方,后来很严重,而且我开始不满意贝克尔的分析。一个问题你要能够验证才可以。1968年,我在芝加哥,老师也在,我们吃中饭的时候,我跟他提出,我为什么会提出佃农理论分层合约。我想到偷懒这个问题,举出香港的例子。一个人抬石头下山,一次50斤,两个人一起能抬130斤。但是如果合作的时候甲乙把重量互相往对方推,就连100斤都抬不到了。这个卸责,也就是偷懒的问题我现在还不明白。人为什么会偷懒,这都涉及到博弈论,机会主义。但是云能看到,雨能看到,博弈论和机会主义我怎么去证明呢?看不见的东西怎么证?在物理学上的均衡拿到经济学上,就从能看见的东西变成看不到的了。经济学哪里有什么均衡?记得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我也去听,一个南美的学生,眉飞色舞地分析外汇市场的均衡。我听不懂,拍桌子站起来,我说你看看外面的市场,哪里有什么均衡?我看不到,你怎么这么厉害?不变就是均衡吗?芝加哥这么出名的大学,怎么教这么多垃圾?全场鸦雀无声。后来一个日本教授出来圆场,说我们教的不是经济学,是数学游戏。

所以,有公理性的科学是需要验证的。还是甲乙的关系,甲乙一定要能看得到,否则怎么证明呢?经济学走自然科学的路线,就会遇到这样的困难。经济学中,均衡看不见,需求曲线中的需求量就是个概念而不是一个事实,又讲效用最大化,可是效用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在观察这件事上,我跟传统分歧很大。我最近写的这本一千多页的书,说明传统经济学都是错的,倾销是错的,垄断是错的,来来去去都是这样的。看不到的东西是很难搞的。

所以为什么我的理论跟别人不同呢?第一,我重视观察的真实性。无从观察的量,一概不用。我唯一用的是需求量,这一点不能不用,其它都不用,而且就是这一个量,我也想到了改进的办法;第二,我重视交易费用。这一点不可忽略,要怎么处理它。我永远不会假设交易费用为零,永远会考虑它重要与否,重要的就用,不重要的就不用。我认为传统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是有问题的,比如科斯定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第三,我重视细节。不重视细节怎么解释经济问题?价格分歧理论,捆绑销售,都错得一塌糊涂。要从整体上,把细节都看清楚,整幅图画都描绘出来。我写蜜蜂那篇文章,开始十几页我都在说蜜蜂怎么飞,蜂房多重。写完后,美国最有名的报纸编辑说,他要发表,但是要把开头删掉,我说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节,这是细节;第四,我重视合约的结构。不管是成本还是什么,你需要知道合约是什么样子的,这样才能知道经济状况。我喜欢从监工合约角度来看;最后一点,我重视租值消散。但是这么重要的文章只有我自己在写,怎么解释租值消散,适者生存。

经济学的东西,一定要用事实来解释。比如成本的概念,要用人的行为来解释,去问那些商贩成本是什么。就好像十几年前提出的一种成本概念,不是我的理论,是马歇尔的,不过完全错了,我拿来解释,大家就都认同。所以在经济学上,很多东西都是空中楼阁,你要想怎么样才能把它整理出来,那些无稽的东西我从来不用。要多了解真实世界,那些公理你要去了解,不是有公理才解释那些行为,而是要用人的行为,去对公理加以阐释,这些才是花时间的。

现场问答:

问:如果经济现象是可把握的,为什么从来没有经济学家登上福布斯富人榜?

张五常:假如经济学家可以看到市场,准确推断的话,这个市场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另外,时间上的问题是很难掌握的。我一早就看到中国楼市的形势,但是1991年我代理一个基金进行投资,南京最好的一部分地,却全都输光了。时间上没有把握好。

研究经济学的人比一般的人赚的多吗?我讲两个故事。菲利普•费雪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曾经赚到过1亿美元,但是最终以破产收场;凯恩斯正好相反,开始赔钱,但是以赚钱收场。他们两个人都是从事金融的,都拿到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妈妈不识字,可是很少人投资跟她一样厉害,如果识字可能就不得了了,这是意识的问题。有些人意识就很好,比如李嘉诚,但是不一定是那么聪明。所以经济学家一定比别人赚的多吗,不一定,比街边的人高一点。不过这只能说明很多经济学家是不行的。我的投资回报率呢?因为我用的不是自己的钱,是基金,所以成败无所谓。虽然成绩最终是好的,但这跟我搞经济学有关吗?不知道。有些不识字的人比我厉害得多。所以,经济学家能看清大势,但是时间上很难把握。

问:您现在是否还有兴趣到内地农村,去看看现在的农村与您当时经历过的农村有什么变化?

张五常:你在外面找,没有多少我这么长命的。79岁了,你要我去哪里。农村的问题,你们年轻人应该去关注。几年前在贵州,很穷的一个农村,村长请我吃中饭,结果争论起来,到底有多少人是离开农村去城市工作了。我说四个人得走三个,他说没有这么多。结果我们都对。从全村人口来说,四个人没有走掉三个,但是从工作年龄人口来说,四个人确实走掉了三个。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现象,农民不转去工业,那怎么实现发展。我当年说过,85%的农业人口,要减少到20%才有希望。每个人都当我是傻子。而现在事实上,工作年龄人口四个当中离开三个。

这又让我想到大学的制度问题。我们有很多出名的学生,很多出名的年轻人,为什么中国的大学还是这样子?数文章的制度是最坏的制度!教授升级要数文章,如果当年我被逼着数文章,我一篇都写不出来。大部分文章是不经过评审的,不能算数,那你来写给我看看!而且高傲一点说,有谁有资格评审我的文章?我当时写的文章,稿子还没写好,每个学校都抢着要。假如你真的懂经济,哪有时间去评审文章?会写的话就不会去评。现在大学太复杂,又搞课题又搞人际关系。假如大学制度不改的话,真是不行的,这么多重要的年轻人怎么办。但是你们对中国怀疑吗?科斯对中国从来没有怀疑的,科斯这么喜欢我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学校的制度要改的话是可以改的,可以等。

(本文根据厦门大学讲座网提供的内容整理,未经演讲人审订,录音整理:赵浩)

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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