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梦幻和太多的忧伤，我已经无法说出那一年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究竟是哪件事了。隔着长长的时光之川，八九年在我的脑海中已凝结为一幅画，更准确地说是一抹关于记忆的色彩，以及多年来萦绕在我心底，却从来也不能清晰地凸现的一种声音，一种近乎于音乐的天籁般的绝响和呼唤。沉静时，仅仅一声“六四’两个数字的发音，就可以唤醒我似乎永远走不出的重彩涂染的青春世界——只有以这样的语言，才可能接近我内心完整的”六四“情绪，而任何冷静的描述和分析都是无法做到这点的。因此对有些人来说，选择一次什么样的人生，并不是仅仅任由生活的习性、而是在那天的枪响之後就成为无可逃避的宿命了，也许世俗会将他引向很远很远，可是只要有那独特声音的召唤，他终将还是要汇入时代命运的交响。
“六四”，以及这个神秘的数字所代表的，是一代人的不幸与沉重，更是一个时代乐观精神的中断，直到今天，我们还无法准确地估量出它给这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带来的拖延会有多久。以“六四”来宣判八九民运的死刑，这种结局留在我们心头的创伤是永远都不能抹平的，因此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审慎的悲剧感。这对于我们来说，幸耶？悲耶？
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与民主的精神相去太远，也许是因为我们面对的处境过于复杂，所以矛盾的冲突才会将“六四”这般难解的题目放置在我们面前。从历史的角度看，只有当这两种观念、两种文化的存在造成水火不容的对立时，“六四”这样的悲剧才会发生。而我们这一代，竟然就是以这悲剧作为了人生的起点。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如果说对八九民运的参与更多的是出于热情和冲动，那么“六四”的绝望之後，被置于“死地”的境况使我开始学会了冷静的思索。当枪声击碎了我真诚的共产主义信徒的信念时，原有的信仰体系乃至整个的世界观就象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然倒下。对于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系的学生，我曾经对朋友说，什么时候我将脑子里僵化的马列信条全部忘掉，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开始另一种人生。这种“过正”的“矫枉”方式，这种彻底否定旧我的过程，是一种痛苦却富有收获的尝试。从枯死走向崭新的人生，那种奇异的发现是令人欣喜的。
终于被逐离校门。尽管带有些失落和怅惘，但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也油然而生，对那种陈腐的学院生活的失望和对前面的新生活、新文化的向往使我毅然投身无依无靠的社会，去承受注定的痛和忧。我相信新的东西不会被谁赋予，而必须靠自己去荒凉的大地上找寻。
对自由而言，最大的威胁也许正是人类赖以获取安全感的东西，为了得到一个新文化的入海口，我将对自由的至上追求当作暗夜的明灯。这正是被“六四”前的文化界千呼万唤、而终于被“六四”後的现实所承载的。今天的时代与以往的区别，我们与前辈的最大不同，是否也正是缘于这一点？以身相试，真诚于对良心、对文化的承诺，始于“六四”，而终会再归于“六四”，“六四”所具有的是宗教般的无形的仪式。
“六四”以後的现实，对于重视精神生活的人来说无疑是暗淡的，可真正的自由精神却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因为自由首先是在内心的无边探索和遨游，内在的自由和对新文化的追求是一代人摆脱羁绊的最终动力，它将愈来愈向现实透射出光芒。傅雷先生说过：“朋友啊，在你战胜外在的敌人之前，应当首先战胜内在的敌人。”这种警告对于深受专制、僵化文化影响却认定将民主作为追求目标的我们来说，无疑是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的。
历史的发展需要连续和延续，同时，面对从总体上已经失去积极价值的东西，彻底地创造一种崭新的东西，更是时代的需要，在今天，这崭新的东西应当是完全不同于“党文化”的新文化。而文化的建设从来就不仅仅是思维设计的产物，它也是由行动本身所体现和完成的。“六四”在彻底揭露了旧文化的本质的时候，就向我们提出了实践新文化的使命。激进的反面并不是折衷或者放弃。在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不赞成“激进”的我看来，明确与共产文化的本质差异是必需的，现实中的妥协并不意味着可以从原则和理念上後退，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应当保持道义和理论上的进攻态势。
在“六四”的枪响之後我就认定，这是中断、是结束、也是开始。中断的是因裹足不前而失去动力的“改革”，结束的是共产极权信仰的欺骗性，而开始的，则是民族历史上少有的一场革命。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就绝不会为“六四”之後六年来的现状和挫折而过分悲观。当许多深受共产文化毒化而不自知的人因不能忍受寂寞和失意，终于悄悄地向屠杀过人民的权势着频抛媚眼时，我却要说：我们刚刚开始。我平静地预感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一位一直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对我说，“六四”後的社会科学界的发展是健康的。实际上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将到处泛滥的马屁及应景制作排除在外了。在忠诚于良心、忠诚于学术的人那里，外界的喧嚣是无足道的。“六四”後的大多数思考者实际是在承认八九民运的正义性和“六四”的悲壮性的基础上进行着自由的探索。当自由成为一代人的秉性时，对极权统治的反抗便是无可逃避的内在需求。这一点用王丹的话说就是“民运只剩下一个人也可以坚持下去。即使高压到了极点，还可以写作，还可以思考。”这也正是将自由精神融入血液和骨髓的一代人共同的心声。因为从价值认同上，经历过“六四”的一代是与压抑人性的专制文化水火不容的。
由于极权社会的特点，危机从来被掩盖在见不得人的地方，人民的愤怒只能象地下的熔岩，随时寻找它的突破口，今天，在这一点上，矛盾的积累较“六四”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六年之後，回顾八九民运，感到最为可贵的仍然是大众民主、自由意识的觉醒，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它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但它第一次，也从此宣告了人民不迷信任何政治偶像的独立声音的产生。不妥协是它的缺点，也正是它最为可贵之处。我们今天反思“六四”、纪念“六四”，就应当走出传统政治观的羁束，不仅对现实的政局进行分析和展望，更重要的，是探讨和实践如何推进民间社会的健康发展，如何使民众的愿望得以强大和理性的表达。专制政治绝不会在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结束，这一点是应当被今天追求自由的人们首先加以思考的，而如何使民众的政治诉求限制在理性和有序的范围内，相比之下，倒是第二位重要的。
又一次悲哀的日子临近。在过去的六年中，“六四”，已经成了一个令国人心照不宣的“节日”，有人对它感到恐惧；有人对它麻木，有人为它垂泪；但对更多的人来说，它是一次对良心的拷问和洗礼。作为一个民族共同的经历，“六四”必将在未来再次唤起人民对民主的追求。
随着时光的流逝，“六四”留存在人们心头的恐惧在逐渐冰释，而现实的沉郁和人性需求的双重挤压使得自由的欲望正在象春草般重新萌生，一个民族的歌喉不会再永久地黯哑下去。当时局开始显示出某种微妙，人们将社会变革的焦点凝聚于政治上的变动时，我更希望每个人认识到自己应负的一份责任。在前所未有的变革中，每一个人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否则，我们将会再次让机会与我们擦肩而过。
（《北京之春》1995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