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世界各地有多场已举行和即将举行的大型选举，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四场，即已完成的11月1日的以色列国会选举、11月8日的美国中期选举，和即将举行的11月19日马来西亚大选、11月26日中华民国（台湾）的地方选举。如果再加上10月30日的巴西总统选举，最近一月共有五场重要选举，都对所在国（地区）的国计民生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并不同程度的影响世界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巴西大选。在极右翼民粹政治人物博索纳罗执政四年后，巴西迎来了卢拉的回归。这不仅标志着巴西的政治权力回到左翼手中，也是拉美进步主义势力最近数年取得的最大胜利。
四年前，被称为“热带特朗普”的博索纳罗，在巴西右翼至极右翼势力的力挺下，成功当选总统，并实行了一系列基于宗教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威权主义的举措，得到了以福音派基督徒和白人优越主义者为主的巴西右翼至极右翼民众的认可。但其打击女权、性少数权利、原住民权利的行为，强化治安过程中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为经济发展不顾环境和气候问题的“竭泽而渔”措施，也备受批评。
2022年大选，卢拉的胜利看似是巴西人民重新渴望公正、平权、环保，但50.9%：49.1%的得票对比，反映了巴西民意的撕裂。而博索纳罗所属政党和阵营在稍早举行的国会选举中的胜利，也能证明保守势力的树大根深。显然，巴西的社会进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11月1日的以色列大选，极右强硬派民粹政治家内塔尼亚胡阵营的胜利，就证明了全球右翼民粹仍然得势。在选前，许多观察家认为右翼阵营和中间派-左翼阵营双方将难分伯仲，可能再次出现“悬峙议会”乃至又一次大选。美联社在内的许多媒体还认为，可获取十多个议席的两个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政党将成为“造王者”。
但选举结果是坚持民族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的利库德集团大胜，而政治倾向更加极端右倾的多个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正统犹太教派政党席位同样大增，合计超过议会半数（120席中64席），内塔尼亚胡成功组阁执政。即便内塔尼亚胡深陷贪腐和干预司法的丑闻，多数以色列选民仍然投票给他和他的政治集团。而由甘茨领导的温和中间派政党“蓝白党”及友党仅获12席，曾经长期执政的左翼政党工党更是仅获4席而被边缘化。在这样的情形下，阿拉伯裔政党虽拥有10席，但也不足以“造王”。
从2019年开始，以色列国会已进行了五次选举，前四次皆因无法形成稳定多数而重新大选。而如今民族和宗教保守主义的明显胜利，说明了厌倦政治动荡的以色列选民，还是将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寄托在了保守强硬派手中，而非让主张折中与和平的力量胜出。这也反映了全球保守、民粹、民族/本土/孤立主义大行其道的现实。
越是这样的现实，越是让各国民众倾向于本国的保守强硬派执政，以抵御他国的保守与强硬，也因而让世界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恶性循环。内塔尼亚胡的得势，不仅让巴以问题更难解决、中东和平遥遥无期，也让以色列内部趋向撕裂，犹太裔和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隔阂必将更深、冲突也会更多。试图依靠保守和强硬得到安全，往往会导致更多的对立与仇恨，最终让包括自身在内的各方都更不安全。
已完成投票、尚未完全决出结果的美国中期选举，同样反映了美国政治的撕裂与冲突。自从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的政治撕裂、民意对立，就升高到南北战争时期以来最严重的程度。一半美国人指责另一半美国人撒谎、煽动仇恨、摧毁国家，而另一半同样如此指责这一半。双方各说各话，无法达成共识。而2020年大选后，更是出现了大批暴民冲击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让美国的国家机构和宪政体制遭到破坏。
虽然2020年拜登上台后努力弥合社会分歧，采取了相对稳健的政治策略，但对立的民主、共和两党及支持者，仍然在经济、移民、女权、枪支、治安等问题上激烈冲突。由保守派掌控的最高法院，强行推翻保障女性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更是火上浇油，尤其令民主党、进步势力、女权主义者愤慨。但对于美国保守派民众尤其福音派和基要派基督徒，最高法院禁止堕胎的判令则是令人喜悦的“福音”。
根据最新结果，本次中期选举中民主党虽意外成功保住参议院控制权，但权力相对更大的众议院大概率是由共和党掌控（虽然共和党所得席位明显少于预期，但仍能勉强过半）。这意味着总统拜登未来两年，将被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处处掣肘。这对于美国显然并非幸事。政治极化下，“制衡”已被“破坏”代替，以最近数年两党“凡是对方支持的就反对、凡是对方反对的就支持”的行径推断，未来两年美国的政治冲突将加剧，美国的国家前途也更加晦暗难明。不过，高度亲近特朗普立场的共和党在本次选举中表现不佳（反过来民主党则好于预期），反映了历经数年民粹保守沉渣泛滥后，美国民意重新向进步和稳健靠拢。
即将于数日后举行的马来西亚大选，则是既颇为重大，但是又相对“平淡无奇”的。之所以“重大”，当然是它将决定未来数年马来西亚的执政者和国家政策；而说它“平淡无奇”，则是因为选举结果几乎没有太大悬念。笔者在一年前马六甲州选时就曾在早报撰文，提到马国大选将“不预可知”。
由于马来西亚的族群结构、宗教信仰及相应的人口比例，马来人穆斯林在国家居于主导地位。不像提倡多元身份的欧美，也不像注重各族群代表性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一直坚持“马来人优先”的原则，赋予马来人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和公民特权，并明定伊斯兰教为国教。这自然有利于坚持马来民族主义的“巫统”、持伊斯兰保守主义立场的“伊斯兰党”。
虽然有部分马来人和穆斯林选民出于对“巫统”的腐败、伊党在经济上的无能，而选择支持主张多元主义和社会进步的“人民公正党”及“希望联盟”，但这种支持并不牢固。2018年，接纳了马哈迪“土著团结党”、获取更多马来人选票的希盟，利用巫统的丑闻，在希盟、国阵、伊党的“三角战”中胜出，终结国阵的统治而成功执政。在执政的两年间，希盟刷新吏治打击腐败、兴建公共工程、改善民众福利，政绩可谓可圈可点。
但2020年，因为希盟内部斗争，土团党主流联合巫统和伊党控制国会多数，结束了希盟不到两年的执政。政治斗争固然是直接原因，但背后是马来人“民心所向”。希盟执政虽然清廉高效，但保守派更看重在族群和宗教议题上的态度。在华文独中统考文凭争议、大学录取固打制问题、爪夷文进课堂问题等涉及族群和宗教的议题上，虽然希盟仍然十分克制，甚至有意抑制华人的诉求、试图寻求折中方案，但仍然引发马来人穆斯林的不满，成为希盟失去多数支持而下野的导火线。
而最近两年，取代希盟的“国民联盟”执政虽并不出色，还受新冠疫情冲击，但政权却相对稳固。而几次州选中巫统的复起，也反映了民意的倾向。因此，本次大选结果已不难预料。虽然2018年希盟可以在并不被人看好的情况下意外胜出，但笔者不认为2022年希盟可以再现四年前的辉煌。本次选举国盟和国阵合计将夺取国会半数以上席位，并会联合组阁共同执政（很难想象二者中一方会与希盟共组执政联盟），希盟则会落败，安华的首相梦也会终结。显然，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意识形态分野、民意倾向，同样反映了保守民粹的根深蒂固，以及折中平和的不受待见。
而将于月底进行的台湾“九合一选举”，主要选出各地方领导人和地方议员，可被视为台湾版的“中期选举”。根据此前多年的选举结果，与美国的“中期选举”类似，未夺得“总统”大位和“立法院”多数席位的在野政党，往往可以在地方选举中得胜，2006年、2014年、2018年均是如此。这既是民众对执政者不满的一种宣泄和抗议，也可视为选民主动促成的“政治平衡”。
如果按照这样的前例，今年地方选举将是国民党胜出、民进党落败。但实际上，今年很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2019年之后，由于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影响，以及两岸关系的日益紧张，许多台湾民众对于相对亲近中国大陆的国民党产生了厌恶，而对对大陆强硬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则很是支持。因此，近两年执政的民进党支持率超过了在野的国民党，在台湾民主化之后的历史上颇为罕见。这样的民意倾向下，国民党很难复制2018年的成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进党将在这次大选中大获全胜。因为地方选举毕竟不同于“国家”层面的选举，选民主要考虑的是具体的民生政绩，而非“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对外关系。台湾部分民众虽然因为国民党相对亲近大陆而对其厌恶，但对具体的国民党籍地方行政首长则相对宽容。如新北市长侯友宜即是本次选举中民意支持度最高的“直辖市长”候选人，台中的卢秀燕也很可能以高票连任。另外，由柯文哲创建的、代表新的“第三势力”的“台湾民众党”，因其务实理性的风格，以及柯文哲的个人魅力，也得到不少选民的青睐，会同时分去部分民进党和国民党支持者的选票。
不过不像前面四场选举中强烈的保守民粹色彩和激烈的政治对立，本次台湾地方选举倒是十分平和。台湾本次选举是地方选举而非“国家”层面选举，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原因，则是经历2018年台湾民粹政治人物韩国瑜兴起与落败的“洗礼”，台湾民众能够相对理性的看待民粹人物，而非狂热的轻信。而台湾人也比较崇尚“小确幸”，对于宏大的政治和抽象的意识形态缺乏兴趣，所以很难被强烈的意识形态宣传影响。
虽然在近年来，以基督教福音派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在台湾日益壮大，但并非台湾人信仰的主流。相反，台湾人对于同性婚姻、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等主张较为理解和宽容。但同时，台湾人也并不狂热的支持这些进步议题，而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因此，台湾的政治对立也不剧烈。虽然各种游行和舆论对立看似也很激烈，但更多如同“逢场作戏”，而非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全情投入、你死我活。
因此，无论本次台湾地方选举哪个政党相对斩获最多、各市县由谁执政，对台湾民众影响都相对有限。真正重要的，是2024年台湾大选。不过，根据现在情形，2024年民进党夺取“总统”大位和获取“立法院”过半议席、蝉联执政，几无悬念。
这五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选举，除台湾的影响有限，其余四场都颇能体现当今世界政治的特质，反映近年来各国意识形态和民意的变迁，并且存在关联与共振。总体而言，世界各国政治极化严重，对立冲突大过了合作共赢。无论保守主义还是进步主义，都趋向于极端、激进、强硬。即便如拜登、卢拉这样强调社会团结和折中渐进的政治人物当选领袖，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政治风气。
而全球范围内各国内部、各国之间普遍政治极化的背后，是不同群体身份认同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对立、权利与利益的冲突、对未来个人/国家/世界前程的不同看法与选择。显然，这些都是复杂的、根深蒂固的、很难在短时间改变和解决的。但如果不去改变和解决，各国内部不同的群体和个人、各个国家之间，都将陷入长期的对立与冲突，对于每个个人和国家及整个世界，都是不利的。
当今的世界，是自18世纪思想启蒙、产业革命、政治革命、全球化进程以来“大变局”的延续，变革仍未停止而是在加速。如同决定人类命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映世界格局和意识形态走向的苏东剧变，最近数年的世界，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是蔑视人道理性、崇拜民粹强人、损人利己、封闭自守，从故纸堆里和旧日纲常中寻求“救世之道”，还是坚持捍卫人的权利与人性尊严、依靠理性基础上的法治与专业主义行事、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坚持开放和尊重多元、坚持与时俱进和不断革新，答案并不难选择。
但由于现实的复杂多样，人性丑陋一面的根深蒂固，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与国之间基于利益或非利益的矛盾冲突，人们往往并不能做出对各方而言是“最优解”的理性选择，相反更多会短视于当前和局部、拘泥于偏见、沉浸于冲突。本文中提到的这几次大选的结果，就是缩影和例证。
不过，我们不应过于悲观。相较于人类历史上那么多惊涛骇浪般的起伏，亿万人死亡和失去家园的灾难，如今的我们仍然可以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从容的思考和应对。人类多次面临完全毁灭的危机或堕入黑暗深渊的可能，但最终走出了绝境，还得到了今日的繁荣和进步。我们要有信心，鼓起勇气，拿出智慧，让各国人民在迷惘和矛盾后，再次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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