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分离独立权
与中央类似，民主中国汉族聚居区各省、市、区/县三级的行政首长及地方“人民议会”议员，均由区域内常住居民选举产生。而地方亦有与中央类似的“联合院”和“专家院”，但其职权相对更小，不像中央层面的是决策机构，而是更接近谘询性机构，权力主要集中在“人民议会”。这是因为各地方区域面积小，且地方事务的范围和性质与中央差异很大，因此根据现实需要，地方议会主要代表区域内民意，而不需要过于强调专业人士权力和不同群体的代表性。
虽然我设计的汉族聚居区是不同于少数民族及港澳台的单一制中央集权结构，但我也认为应该给各地方以分离独立的权利。“强扭的瓜不甜”，民主中国的统一、汉族聚居区的团结，应该是建立在对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共同认同，相同的道德自律和言行方式，以及各地方共同利益的相对一致基础上的。如果某些区域的众多人士离心离德，制造种种事端，那不如一拍两散。
例如中共中国对首都北京市的独尊和赋予北京户籍市民的特权，在民主中国就不能再存在，这必然导致北京既得利益者们的反弹（即便不追溯此前的既得利益、仍然让他们保留更高起点）。北京在建国以来之所以一直保持繁荣、北京户籍居民得到远超其他任何地区的种种福利配给和特权，几乎完全依赖于中央政策的高度倾斜和其他区域的资源输入。反过来，北京却没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对全国有反哺和助益。而未来民主中国，无论北京是否还是首都（我倾向于在其他城市建都，如武汉、南京、西安、杭州、郑州、洛阳、长沙，都可作为民主中国首都备选地，个人认为武汉最宜），都不再可能有如今这样的“输血”强度，北京市民尤其中共统治下有北京户籍的居民，也不可能再有如今的各种地域特权。即便还是首都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起码在制度层面也与全国各地相同。
而北京为代表的北方保守顽固、充满封建皇权等级色彩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文化和制度影响下塑造的“潜规则”和人的言行习惯，也严重阻碍中国的发展进步与人民权利的伸张，民主后必须削弱乃至清除这类思想文化并摧毁其根基。而对于各种通过公然的或潜规则作恶获利的北京居民尤其权贵阶层，也需要进行揭露、批判、审判、改造、自新。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摧毁旧的丑恶的思想、行为模式、社会结构，重塑各阶层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即便废除不平等的制度和法律，各种丑恶亦会以各种相对隐蔽的形式存在，蛰伏待机、勾连内外反动势力，并会在民主法治不彰、正义力量虚弱时卷土重来。
中共统治下中国重现明清尤其满清时期的专制体制、等级制度、闭关自守、潜规则、各种丑恶的思想和文化、对个人自由和社会舆论的钳制，尤其“红卫兵”和“白卫兵（防疫人员）”再现“义和团”的反智愚昧狂热，各种丑恶百年未变，都是民国时未深刻反思和批判旧人旧物，导致的血淋淋的前车之鉴、正在发生的历史悲剧再现。假如早几十年充分省思历史悲剧、挖掘历史根源，从结构与根底上改变传统，文革和今日防疫的悲剧与荒唐就不可能重演。
如果未来民主中国仍然姑息敷衍，不审判旧日的既得利益者，不厘清是非曲直，不铲除根基，一时半会可能得到宁定和平，但作恶者实力犹在，也不会真心悔改。即便一时沉寂和边缘化，但其旧日积累的资源人脉仍在，内心也期盼复辟和重作恶行，早晚会趁民主进步势力虚弱时卷土重来（乃至在民主进步势力强盛时，他们也会或明或暗的制造事端，通过“耳语”和“潜规则”继续荼毒国家和人民。或者，直接渗入民主进步政权，让政权蜕变为和明清、中共一样的货色）。对于没有廉耻和自省精神的人，进步势力的宽容大度只会被当成软弱和容易欺骗。而这些素养低下、没有道德和同情心同理心的群体强大乃至掌权后，却不会同样程度的宽容进步势力和弱势群体，而是对前者批伤批残，乃至批斗致死；对后者则予取予求、拼命奴役，在“使用完毕”后冠以“低端人口”加以野蛮驱逐。
这样的情形不改变，会让未来的北京和全中国持久腐烂，乃至发生更大的祸乱，不断重演历史上的种种悲剧。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多次且现在还正在发生，难道未来还要不断重复循环吗？如果民主之后“算了”，那说不定过几十年又会重蹈覆辙，甚至这些势力就会成为颠覆民主、扼杀自由、破坏进步的关键力量。因此，“转型正义”必须进行，旧制度、旧势力、旧思想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过程中也必然伴有许多惩罚与破坏。
当然，不仅北京，全中国都要“转型正义”，但专制和丑恶的中心当然需要加倍重视和改造。不过，我并不是说要大肆杀戮，甚至一个都不杀，但要充分回溯历史、挖掘机密、扒开内幕，充分厘清各种人与事的真相并完全公开，然后加以反思和批判，就如纳粹德国的“去纳粹化”过程、南非/韩国/台湾地区/西班牙的转型过程、美国的“扒粪运动”和民权运动那样，从本质上瓦解丑恶存在的土壤和根基。
而且，如果不如此的批判和改造，而是轻轻放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种种行为是作恶，如户籍特权、无人道政策、暴力执法、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阶级/地域/性别歧视、欺压老弱、各种潜规则与私相授受……他们把当成理所当然，认知不到这些是错的、是损害他者利益的、违背现代文明的，甚至许多人还以拥有各种特权和“关系”为荣，以“根正苗红”自居。包括口口声声自由民主法治的许多北京籍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异见人士，也并不在乎或者知道但有意回避户籍特权和阶级特权问题，拒绝谈论是否应废弃，更不谈自身愿不愿意放弃这些既得利益。因此，只有正视这些丑恶和不公，彻彻底底的揭露批判，才能让加害者、受害者、社会各界各方，都从心底抛弃丑恶，重新做人。
对北京的既得利益者们，对这些改变的感受必然如同“一落千丈”。但民主中国不可能继续让这些人寄生于其他地区及“北漂”人士的劳动成果之上，不可能让河北等地人民在民主之后还忍受被北京制度性剥削压迫的痛苦。民主中国也不能再容忍皇权专制、等级观念、阴损潜规则的大行其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北京市民无法接受失去各种特权、北京变成一座地方城市（而非首都）的现实，他们也有权通过公投等方式离开民主中国。如果要留在民主中国，北京市民同样要放弃一切特权和不合情理法的利益，与他地他人平等相处。（天津市也同理，民主之后将并入河北省，不再享有任何地域特权）（其实，即便废除北京和天津的各种特权，原京津户籍居民仍然可以依靠旧有既得利益拥有远好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生活、更多的资源和机遇）
还有，如前所述，虽然北京市民尤其户籍居民享有各种福利和优越性，但内部亦分成三六九等，除最高领导人外其他人同样在一些情形上是弱者和奴仆（最高领导人其实也难安枕），没有人是完全的受益者，所有人都一定程度受害。即便相对受益者，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丧失了纯洁、扭曲了心灵，还因参与丑恶而承受各种压力与负担。如许多“做题家”辛辛苦苦拿到北京户口，甚至进入“体制内”，却仍然只是为权贵打下手的“工作机器”，看着各种丑恶只能沉默和屈从，自身也饱受压榨，甚至成为他人罪过的“背锅侠”。虽然相对大多数国人富足，但是也近距离感受到更多不公不义。这些人难道不希望换一种人人平等、社会自由、有起码尊严的生活吗？
而对于那些没有取得或暂时没有取得北京户口乃至居住证的“北漂”，身在北京并对北京发展建设有着巨大贡献（甚至远比那些尸位素餐的权贵更有贡献，付出的劳动和血汗则更是多了许多倍）却不能享有权利和福利，难道他们的利益、情感、尊严、人权，就不如北京户籍居民尤其权贵“金贵”吗？这样的人占到北京常住人口的一半，如加上其他经常在京的外地人，起码占到三分之二。难道这些人不配称为“北京人”、不能代表北京的利益与诉求吗？
北京从中国分离，其实也可以给那些中共统治时期的权贵精英、各种既得利益者乃至恶人一个退路。不仅北京，中共统治下全中国各地的权贵精英，尤其残酷对待民众、背有血债的中共高官和打手，非常担心被人民尤其各种受难者及家属清算、报复，他们也正是因此而恐惧和拒绝变革。
因此，不如将北京作为民主后给他们的“自留地”，一个能保全自身安全和家人性命的退路，允许其独立建国。不仅北京当地特权阶层，从上海到南京，从广州到成都，从西藏到新疆，全国各地的类似人士及其家属都可以在民主化期间和之后迁到北京，去过他们自己的日子。他们分离出去，和民主中国隔离，人民不用忍受他们的剥削压迫，也能阻塞他们破坏民主转型的企图，而他们自己也可以不用日夜不安的担心，不用害怕人民像他们对待人民那样对待他们。这也是一种另类的“两全其美”了。我想不仅我个人，大多数人民也乐意甩出去这些丑恶的东西。倒是这些权贵精英，或许会为不能再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享有各种特权，而懊恼和不甘，甚至希望留在民主中国，利用旧有资源人脉继续渗透政权、荼毒人民。（其实，不仅北京，全国其他地区若区域内大多数人认同中共统治模式、价值观、社会形态、人文风貌，也可以公投与中共控制的北京合并。这样，那些真诚认为中共统治好于自由民主开放社会的“自干五”们，也就得其所愿。而民主中国则抛掉了这些麻烦和障碍，免去许多不安定因素。两全其美，岂不快哉）
如果说北京既得利益者起码暂时还乐于留在中国，而中国东北则长期都有一定的离心倾向。如前所述，东北地区有着相对关内而言特殊的历史沿革、族群认同、文化风貌。不同于中国关内各地往往同呼吸共命运，东北的兴衰与关内不仅不同步，甚至往往是关内繁荣时东北凄苦、东北兴盛时关内凋敝，且并非偶合而是相关。东北地区的许多居民，虽然大多数是汉族，但其中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利益诉求、立场，与关内各地颇有差别乃至相互冲突。即便他们在中共建政这数十年得到了除北京之外全国最为偏爱的政策倾斜和资源输入，却反而认为自己吃了亏。其经常提及“支援全国”，可这本来就是建立在一开始资源配置就严重不公的基础上的。例如建国初期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一半以上都安置在了东三省，全国其余地方得到的苏援和其他投入还不如东北这一隅。这对全国其他地区显然是不公平的，但部分东北人从不考虑这点，甚至认为这种不公平分配天经地义。这就是只要权利和利益，却不考虑作为中国一部分、汉族大家庭成员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还有他们声称向全国供给了多少粮食和矿产资源，可这些并不是白送给其他地区的，其他地区是通过金钱购买或资源置换得到的，且往往是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收购的。而且，东北各种矿产资源如石油、煤炭，并非东北居民劳动创造所得，仅仅是其居住地区恰巧有相关资源罢了。就像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凭借石油赚的盆满钵满，但根本上说是不劳而获，其拥有的石油资源和其自身劳动创造毫无关系（不仅与现在的住民无关，和其祖辈祖先也没有关系），无助于现代工业文明的铺展（甚至还助力了封建保守顽固、形成能源依赖（“荷兰病”）），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当然，东北还好一些，毕竟当地居民参与劳动了，沙特等国则是雇佣外国劳动力做苦工，本国人只当高管或者干脆躺平不工作拿高额福利）？当地居民真正有资格拿的，只包括自己作为开采者付出的劳动所应得的报酬、资源开采对土地的占用和造成环境污染的补偿，其他收益其实都是非合理所得。何况，其他地区包括南方同样向东北输送了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财富，如中部的农产品、南方和西北的有色金属矿产、上海江浙的高校师资。东北所获的“输血”，无论从量还是质，都超过了其“造血”的成果。
至于90年代的大下岗，的确是巨大的悲剧。但东北及全国各地低效和负担沉重的国企，是必须要改革的，否则国家经济就会崩溃，受害的是包括东北平民大众在内的全国大多数人民（国家经济崩溃，东北也会被波及）。东北在“前三十年”得到了极大的偏爱，那当然也应该要有所付出。下岗工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各种补偿款被侵吞，其实很多也是东北籍的官员和权贵造成的，歌手曲婉婷的母亲、前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张明杰，就是侵占下岗工人补偿款的贪官的典型。而且，大下岗中的国企下岗工人的确悲惨，但当时中国的农民和没有编制身份的城市居民更加悲惨。国企下岗工人是从天堂坠落地狱，而农民和无编制的城市居民则是一直都生活在地狱里，前者的悲惨从落差上看更大，而后者的悲惨在总量上更多。
面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许多东北人仍然视而不见。还有现实中一些东北人也与其他地区的汉族有矛盾冲突，相互都有怨恨。而且很多东北人也怀念当年“满洲国”的“辉煌”，觉得东北工业发达、自然资源禀赋优越，认为独立就能发展的更好。既然如此，那不如遂了他们心愿。如果他们希望与日本或俄国合并，或建立某种特殊关系，那也听凭其愿。中国的确难以管束他们，或许日俄反而能教化成功，历史好像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想复制历史上对关内的入侵，那中国内地当然也可以复制二战中联合欧美各国对抗日本的“ABCD（美英中荷）包围圈”，以及如今乌克兰依靠北约和欧盟对抗俄罗斯的模式，捍卫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
而且东北的社会风气和部分人的价值观乃至言语思路，都与其他国人极不相同。具体差异很多，在此仅举一例。例如部分东北人一方面总是以自己几十年来在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方面的相对优势自豪，并通过嘲笑关内的贫穷和苦难炫耀优越性；另一方面在涉及关于转移支付、各种政策倾斜问题上，又不断提及自身的条件不足、贫穷落后，以及南方如何发达富裕、理应让利给东北。他们可以在不同场合同时使用这两种逻辑和话术，并且一点不觉得矛盾和愧疚，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仅这一点，部分关内人和部分东北人就很难能正常沟通。其他类似的价值观和言行想必许多人也都有所领会。当然，这也并不是部分东北人天生如此，也是各种客观环境所致，且其在与中国其他地区民众打交道时，同样感觉不适，认为对方伤害了自身感情、触犯了自己尊严，我相信这种感觉是真实的，好像根据他们逻辑也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说并非完全一方对一方错。而是形成“文化冲突”，并导致各种现实冲突，冤冤相报何时了。既然如此，那何必都痛苦呢？（我并不是说关内其他地方的人都没有双重标准和虚伪撒谎，但是要论缺乏羞耻自省、以之为荣，那部分东北人的确令他者望尘莫及）
如果大多数东北居民还是愿意留在民主中国，那也需要放弃各种不合情不合理的特权，遵守法纪和公序良俗，以及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其他地域同样实行“转型正义”且要更加深彻的思想文化改造，然后和其他地区居民平等的生活在中国领土。
如果北京、天津、东北一方面希望留在民主中国，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种种特权，还在民主中国内部使用各种手段专横跋扈、巧取豪夺，破坏国家团结与安宁，那民主中国其余地区应进行集体公投，将此三地从民主中国强行分离出去。否则，对于全国其他多数地区，尤其河北、河南、江苏、浙江、山西、山东等地，等于是延续中共治下中国地域不平等的损害，是对数亿国人权利与利益的破坏。
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就曾对国土问题有过论述：“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而中华民国没有放弃周边而是贪图领土，于是造成了后来百年的各种民族和地域问题及连带的更大问题。假如民国干脆舍弃包括东北、内蒙、热河、北京等与汉族文明离心离德或异化中华的地区，与维藏等西部民族达成友好折中的分治共治协议，守住燕赵之南、陕甘以东的汉族中国本体，其余地区甚至可以作为和缓与俄日关系的手段附赠予之，或许就能让一个真正的汉民族主义国家屹立，然后再软硬兼施的文明渗化和武力防守反击，徐图故土，得到真正心悦诚服的旧地，也就可能避免了后来几十年的祸乱。
就像美国早年只据有东部十三州，主体人口是英裔移民（另有一定数量的法裔、德裔、爱尔兰裔、意大利裔移民，这些移民文化和价值观较接近，且英裔占压倒性多数），然后随着繁荣发展逐步开拓，反而愈发繁荣。如果一开始就包括西部南部相对落后之地、族群及文化颇为不同的人口，反而可能难以发达，甚至会有更多次类似于南北战争的内战或对峙。而美国发达、文明、强大之后，德克萨斯和夏威夷等地主动要求并入，波多黎各则想加入而不得，墨西哥许多人也都希望成为美国公民。这时强大自信的美国，也能相对从容包容不同族群（虽然仍然没有很好解决族群差异问题，拉美裔的族群问题虽不如非裔严重，但也很是棘手。可想而知早年加入美国会如何）。
而土耳其的凯末尔，果断放弃土耳其本土外原奥斯曼帝国所有非土耳其人为主体的领土和殖民地（包括近在咫尺的叙利亚），但对土耳其人为主的小亚细亚半岛及首都伊斯坦布尔寸步不让，成功斩断各种内外麻烦、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而在凯末尔去世后数十年的今天，与其意识形态大异但都热爱土耳其国家民族的埃尔多安，就在凯末尔保有的国力基础上试图复兴奥斯曼帝国荣光，向非土耳其裔地区扩充影响，并有所成就。如果不谈是非对错、只论利弊得失，美国和土耳其“舍外固内”、“先弃后取”的决定显然都是非常成功的。
而如今的中国，国内民族/族群和地域问题并没有好于民国，几十年来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愈演愈烈，并成为阻碍国家民主转型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因此，面对价值观念和言行方式与其他区域有明显差异、所获远大于贡献的东北，以及代表保守糟粕思想文化、作为专制体制顽固据点、充满各种权贵既得利益者、向全国吸血却缺乏贡献的北京，人文差劣且价值很低的天津，其他汉族区域人民不仅未因这三地是中国一部分而得利，反而受害不浅，放弃未必是坏事，甚至利远大于弊。
其他地区也应该基于自愿决定留在中国还是分离独立。就例如四川，如前所述它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地理区域，也有相对鲜明特色的地方文化。它历史上既被外来的汉族政治人物利用，导致“功成功败万骨枯”，但也得到汉族思想文化的浸润，实现了文明开化并融合于泱泱中华，在近现代更是与中国其他地区同抗争共患难。“天府之国”既在许多短暂时期受害于中州入侵，但长远而言更受益于中华文明。无论是武侯祠，还是杜甫草堂，都象征着汉民族脊梁在蜀地的伸展，让川渝闪耀着华夏英杰的辉光。对四川来说，究竟是留在民主中国且作为汉族聚居区一部分、继续作为中华文明一份子，在经济社会上与周边汉地连为一体，还是分离独立并构建特色的文明形态，哪个更利于四川及四川人民？
地域特性突出的广东也是类似。广东的一些本土主义思潮可以理解，但细究起来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广东在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也是向中央财政上缴款项最多的省份。但广东的发达，一方面是凭借区位优势，另一方面更利用了中部和西部各省的廉价劳动力，以及背靠全国的资源和市场，并非广东一省的功劳。尤其是小珠三角之外的广东普遍贫穷，更反应了广东自身的乏力。广州和深圳的高度发达，其实和香港类似，都更多是借助天时地利，连通中外，才得以发达。仅靠广东自身，其恐怕并不会比其隔壁的广西和北邻的湖南发达多少。
广东的粤文化的确独具特色，但粤文化更多是在汉文化的浸润下才更加文明和丰富。 例如香港作家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系列小说及改编的各种作品，成为粤文化和香港文艺的标杆，但这些故事从情节来源到道德价值，皆出自汉地与汉文化。这些作品最广为传诵的地方，也是中国大陆大江南北，因为只有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才最能感知和明白金庸作品的内涵和意蕴。而其他广东和香港的艺术与人文作品，从武侠小说到言情剧，从纪实文学到政治研究，无不与中国、中华、汉民族和汉文化有关。如果比喻，在一盘菜中，粤文化就像香料与麻油，而汉文化则是菜本身，只有后者没有前者，就寡淡乏味，但前者如果没有后者，就等于釜底抽薪而直接无用。
显然，广东和中国内地更多是互补互利，而非一方的施舍恩赐。那么，广东究竟是要独立成国以弘扬粤地本土文化和捍卫当地利益，还是作为中华文明一部分、捍卫汉民族的南部陆海之疆，和民主中国其余地区优势互补、一起发展壮大？这当然应由广东人民来决定，并同时考虑中国其他地区的利益与情感。
而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市，在民主中国仍然会是直辖市，但不应再对外地人有各种歧视性政策壁垒，本地居民也丧失户籍特权（不过可以暂时保留部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优惠，但会逐步取消，最终会完全废止制度和政策层面的特权和优先权。但原来所获的物质和非物质利益，都不再追溯褫夺。这样原上海户籍居民仍然在起点上优于后来者），上海居民愿不愿意接受？上海的繁荣发展，同样是全国人民共同付出的结果，而地理区位的得天独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上海土著和获上海户籍的“新上海人”的自我奋斗只是占到贡献的一小部分。上海以开放进取包容和国际化自居，那么在制度上难道应该和印度的种姓制度看齐吗（而且印度已废除了种姓制度，还反而给低种姓人士各种优惠政策以平权扶助）？与上海地位、性质、规模类似的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孟买、里约热内卢，皆无户籍制度和其他制度性地域特权，上海人民难道真的非要厚着脸皮保留这些专制与等级社会的残渣？如果那样，上海也可以选择公投独立。
关于中国大陆之外香港、澳门、台湾的离合，也应以民意为基础。在以前，我认为港澳台回归祖国，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说当然值得骄傲和自豪，而那些港独台独分子则罪该万死。但是经过多年的了解观察接触，越来越明白是非黑白并非这样简单。国家统一的根本目的，当然是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全体国民的幸福。而在中共治下，除了占人口少数的权贵阶层，全都生活中在巨大不幸之中（其实权贵也是缺乏安全感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也是受压迫者，最高领袖也是处于终身不安中）。这样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状态，为什么非要更多人来受苦呢？
而“一国两制”同样并非真正良好的制度设计。且不说反修例运动后香港的“一国两制”已打了巨大折扣（虽然仍然有不同制度和社会形态），即便真的履行“一国两制”，不谈对港台人的影响，仅看对大陆人，也不是好的和公平的事。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赴港都是免签入境，而中国大陆居民却需要额外办理“港澳通行证”且往往停留限期很短（短期旅游仅允许停留7天（大陆人持中国护照过境香港，可免签停留7天，但仅限于过境中转），而与中国大陆人口接近、经济水平更差的印度的国民来港，则可以免签证停留14天）。而香港居民享有的各种权利与福利，即便在香港上学、工作、旅行的大陆人也不能享有或起码无法完全享有。而香港从官方制度到民间社会，也普遍对大陆人施以歧视。
显然，大陆人在香港只是“二等公民（甚至更低，如欧美日韩公民在香港都得到更多尊重）”。这样的“一国两制”，对大陆人无异于赤裸裸的歧视、剥削、伤害。回归后的香港，对大陆人俨然如外国殖民“租界”，香港人在制度和现实中公然凌驾于大陆人之上，大陆人值得骄傲吗？而具体到大陆人个体，只有权贵精英和一部分与香港关系紧密的民众得益，大多数中国大陆的平民百姓，除了因香港回归有了一些虚幻的自豪感，没有任何实际受益。如对山西某位挖煤工、江西“革命老区”某位农民、云南某位少数民族山民，香港的繁华和陆港的一统，与他/她们在实质上有一分钱的关系吗？（即便反修例运动和《国安法》颁布后日益“内地化”的香港，整体仍然如是）
而如果台湾回归，同样如此甚至更甚。由于台湾相对香港更大的“统战价值”，大陆对台湾的优惠和许诺更丰厚，特权也更多。如台湾人可以直接申请北京户口并基本100%成功，这就是90%以上中国大陆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而澳门居民也有类似于港台的特权，仅118平方公里的面积、65万人口的规模，其政治地位和话语权份量却超过全国大多数省份。
此外，根据“一国两制”的设计细则，无论香港、澳门、台湾，其都不需要上缴中央财政一分钱，也不需要承担任何经济社会方面的国家义务（仅需承担保持统一和政治稳定的义务，甚至这个义务都不需要完全承担），哪怕其财政收入和人均GDP都居全中国最前列（而人均GDP低于港澳台的上海、江浙、广东，均要拿出巨额财政收入转移给其他省份）。相反，大陆需要不断出台各种“惠港/惠台”政策，许多政策红利反而需要大陆居民付出代价、让渡权利和利益。统一祖国难道只是让大陆人头上多这么一些“大爷”吗？
而这一切，即便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之后，也不会有迅速和根本的改变。香港和台湾已和大陆隔离太久，无论利益、文化和价值观、生活习惯，都与大陆相异乃至冲突，并不是制度一致就可以全面接轨的（何况民主制度也分许多种类）。澳门虽然亲近中国大陆，但也不愿意和大陆完全并轨。尤其如果在社会保障和财政收支方面与大陆合并同一，即便循序渐进，他们也很可能会激烈反对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后三地与大陆的离合，最好还是遵从三地民众的意愿，而非强制统一。而且，如果统一，也必须像北京、上海那样，逐步废止各种“特权”。即便仍然作为自治区、异于汉族聚居区的另外联邦主体，可以拥有一些特别的权力、制度、政策，但是不能有凌驾于中央政府和大陆人民的特权（但旧有既得利益不再褫夺），并且承担与其他地方相同的义务。这样的统一才是真正让两岸四地皆平等的统一，而非为了名义的大一统和被虚化的民族尊严。这也是对大陆人民而言最好的统一方式。
总之，中国的统一与分离，要尊重全国各地人民的意愿。
但各地自决独立，需要满足一定的面积和人口规模，如需同时满足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域内人口超过3000万且连接成片的区域，才有权进行集体自决独立（如整个区域是完整的省级行政区划，或少数民族自治区中的汉族聚居区、汉族聚居区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则不满足这些条件亦可公投独立，或并入相同民族的自治区或国家）。否则，每个市县乃至乡镇村庄都进行“独立公投”，国家安定将不复存在、社会秩序也将陷入混乱。此外，与各联邦主体的“公投冷却期”相同，如汉族聚居区中一地独立公投未能通过，则20年内不能再进行独立公投，这同样是基于国家安定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考量。
只有基于真心诚意的国家公民与民族身份认同、同大于异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民主中国各地尤其各汉族聚居区才能真正团结一心、共谋发展。前述的杨度对统一与分离的看法，不仅可以评价不同民族的离合，对同一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群体也适用，对统独问题应顺势而为而非强求统一。而且，对于只是吸血却乏建设、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皆无积极贡献甚至是“负贡献”、破坏国家团结和内部安宁的势力，与其强留导致鸠占鹊巢、内讧不断、如鲠在喉，不如去除以强固本体、摆脱掣肘。尤其对于汉文明的两大核心地带中原和江南而言（还有受压榨更残酷的华北（河北、山西），与压榨和束缚自身的地区分离，是有利无害的事。
（我内心深处，是非常希望实现全中国包括港澳台在内所有汉族聚居区的完全统一，实现制度和法律的同一、国民享有权利自由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均一、身份认同和内政外交步调的一致、全境内经济社会的完全一体，整个民族和国家如一人，一元一体。但这不应该依靠强迫实现，起码不应该依靠完全强迫，而应该主要以思想文化的博大与价值观念的先进、制度法律政策的科学进步、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殷实安定，产生难以阻遏的吸引力、真诚认同的向心力、强固不破的凝聚力，并完全同化异质族群，让以汉族为主体的民主中国达至真正的统一，并江山永固、长治久安。但是，中共政权的户籍制度、特区制度、两岸分治，以及其他各种或明或暗的基于地域和其他身份的歧视性制度和规则、对不同国人的分割与挑唆，加之各地域固有的隔阂与矛盾，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撕裂了包括汉族聚居区在内的整个中国，让国民人心离散、相互仇视，想真正让两岸四地和全国数十个行政区的民众，舍弃既得利益和各种优越性，并发自内心的走向统一，已是难上加难。当然，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是否民主，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促成中国的统一与团结，但如果仍然无法阻止分离，那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其自然吧）
总括而言，民主中国将实行联邦制，将全国划为9个联邦主体，包括“内地汉族统合区（汉族聚居区）”、5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港澳台三个特殊地区。但具体而言，汉族聚居区将实行类似于单一制的中央地方关系结构，保障国家的统一、发展、进步，实现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