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宪执政首先是政党服从宪法，而不是政党不受宪法的制约。若中国有宪法法院，毛泽东发动文革会被宪法法院审判。中共也可能被宣布非法， 判违宪。
●好莱坞大片《暴力街区》镜头。宣扬质疑政府。和中国宣扬党领导以法治国，背道而驰。
中共作出《依法治国》决定后，有人称2015是“依宪执政”元年，可如今的中国大陆，谁最有权违宪？习近平是心知肚明的。正因为执政党的违宪，才导致体制性腐败及难以治愈的僵局。去年十二月十一日，中纪委出台了《关于加强中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人大和政协等七家机关派驻监督机构。在140多家央级党政机关中，中纪委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派了52家。对中共的“依法治国”各界从未达成共识，2015年，也许是风险多多之年。
蔡晓鹏在中纪委大胆放了一炮
中共四中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在《人民论坛》发文《敌对势力把“法治”作为武器》，称：“有些人把法治作为招牌，大肆渲染西方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目的就是企图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旗帜鲜明地向国内外宣誓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共全会前的2014年10月15日，在中纪委与全国工商联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作为全国工商联农产商会的代表、北京金百瑞果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晓鹏大胆“放了一炮”，提到基层执法部门的行为属“鬼子进村”、“半夜鸡叫”、“土匪”和“地痞流氓”等。他披露，其公司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四百多项审批文件，但2013年因原QS生产许可证到期被迫停产，转向河北代工。公司二审通过批准的“果酱”项目，耗时两年半，直接成本200万元，而停产造成的间接损失数以千万计。蔡厉喝：“谁应埋单？”
座谈会后，中纪委和工商联要发言稿，蔡答应整理后上交。11月下旬，网上突然转发了《蔡晓鹏：我在中纪委说了什么？》，题为《国缺廉律 鼠辈猖獗》。
九千字发言稿，将一些基层政府人员明目张胆、侵害骚扰企业的“贼盗”行为，归类为“白吃党”和拦路抢劫的“土匪”，是敲诈勒索、滚刀肉式的地痞流氓。蔡认为，从农业和食品行业角度，“三农转移支付”已成为高腐败领域。蔡将其概为：官夺民产型、亲友特恶型、吃工程返利型等。在食品监督领域的公权滥作为和不作为已严重失控，包括前置审批环节所需档及18个部门，400多项，审批关卡越来越多，时限越来越长，审批过程收费多，灰色支出大，“学费”昂贵等。最后，蔡列出14条“变法改革”建议，提出要立严法，维私权，束公权，促廉洁。
蔡希望“由纪委到会领导，把我上报内容反映给王岐山。发言草稿整理后上报工商联、中纪委”。今年64岁的蔡，是中国人民大学78级法律专业毕业生，曾供职国务院商务部、农业部等，后辞职从事企业经营，媒体披露其早年与王岐山有共事经历⋯⋯
只有执政党最有资格违宪
中共四中全会后，设在内地的共识网刊登了许多法学家的不同声音。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认为：“建设法治国家成败关键是执政党模范遵守宪法，国家机关模范遵守宪法。谁有违宪的‘资格’？只有掌握公权力机构官员违背宪法的行为才构成违宪，普通公民违宪表现为违反法律。中外历史上所有严重破坏宪法实施的重大事件，如导致魏玛宪法和我国一九五四年宪法全面溃败的那些事件，都是执政党和公权力的违宪，全面溃败的那些事件，都是执政党和公权力的违宪运动导致”。
如今在中国大陆谁是执政党？谁在掌握着公权力？那就是中共。有中国法学泰斗之称的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在共识网谈到：“落实宪法的最关键之处，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我们的宪法之所以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就是因为缺乏违宪审查制度，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有宪法监督的机制，但实践上没有任何一个案子进入违宪审查程序。我们不应强调党对法治的具体领导，党不能干预法治。司法独立是应该放在绝对地位，审判权和检察权都要独立。要真正实行法治，就离不开我们政治制度改革，对治理者本身也要有规驯和约束，实际上就是怎样对党和政府权力进行约束”。
江平谈到律师的政治地位是实现宪政的标志，他说：“我经常讲，一个国家能不能实现民主，能不能实现宪政，律师是重要的一个标志，一个国家的民主越发达，法治就越发达，律师就越发达。反过来一个国家警察的权力过大，律师的权力就会缩小。所以，律师是法治社会晴雨表，这是绝对的”。
好莱坞电影提倡质疑政府
去年12月10日上午，北京大学行政法学教授贺卫方应邀到广东，为一千名老干部作中共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的报告，被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名下“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官方微博称“吃共产党饭，砸共产党锅”。
中共全会后,官方出动了所有文宣机构，称“依法执政”不是西方的宪政。例如，《人民日报》等刊发了对莫纪宏的采访，莫认为：“依宪执政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宪政，依法执政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依照宪法治国理政，并在宪法范围内活动。总而言之，我国的依宪执政绝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政，两者存在着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的根本区别”。
日前，中共四中全会文件起草人之一的胡云腾称，“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一度被从中共《依法治国决定》草案中拿掉。紧接着《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好莱坞电影中的宪法精神》，作者傅达林。该文提到：“我和爱人都喜欢看电影，看的多了，爱人总结出一个‘规律’；好莱坞的电影里，最大的幕后黑手往往藏在政府内部，最后还得靠个人英雄力挽狂澜；相反，国产电影里政府则是最后的“救世主”。两国影视中刻画的政府形象不同，反映出人们对政府的认知差异，其实，好莱坞电影背后的逻辑，乃是美国的宪法精神。美国人不愿意为宪法找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但有一种一致性逻辑，最终体现在一部成文法之中，并支配着美国二百多年的法治实践，就是对政府的怀疑”。
以不久前上映的《暴力街区》为例，影片成功地“软植入”宪法精神。让怀疑公权力的宪法精神不断彰显，讽刺批评政府，揭露警察局FBI、CIA等部门的黑暗和丑陋，弘扬捍卫自由，向来都是好莱坞的一大主题。而美剧之所以风靡全球，成为包括当下中国年轻人热捧的流行文化，也是它宣扬自由价值，提倡质疑政府精神，反对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一切权威。美国宪法的哲学基础，宪法是以人性恶为前提。
正是《圣经》的文化理念，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下人的权利无法得以保全，所以要建立政府；政府也因人性恶而呈现出扩张倾向，所以人们创制宪法成立政府，并通过宪法保持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而中国传统文化一向称“人之初，性本善”。苏共和中共同样以“救世主”的身份诞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正是中共将毛推为神之后，产生了一次次违宪运动。宪法管不了毛泽东，管不了中共，所以宪法在中国往往是一纸空文，“依宪执政”最多是个空谈的理念。
法治是首先治国而不是治民
正如潘恩所说：“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宪法在诞下政府之后，就成为政府终身的监护人，时刻提防它学坏变坏，干出‘弒母’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来”。在美国人的心里，政府是“免不了的祸害”或“必要的恶”，电影反复宣扬这一主题，就是让国人保持对权力的怀疑和猜忌。有人说，美国是“双城记”，一城是华盛顿，一城是好莱坞。美国宪法精神是全球中最热衷于批判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国家；并不是鼓励人们去“打倒”政府、背叛国家，而是提醒国人时刻保持对执政党和政府清醒的认知，最终强化了美国的宪法价值。文化是为了整合人心，在美国好莱坞构建了美国宪法至上的“共同体”，使民众对宪法精神有了更直观、更生动、更形象的认识。如今的中国大陆，执政党几乎天天喊“依法治国”，天天在搞“依宪执政”，反而人心大失，几乎无人相信其会搞真“法治”。
“依法治国”首先是治国而不是治民，“依宪执政”首先是政党服从宪法，而不是政党不受宪法的制约。若中国宪法有违宪的审查机制，有宪法法院，就不可能发生十年“文革”，毛泽东也和常人一样会站在宪法法院上接受审判。发动文革十年之久的中共，早就被宪法法院宣判“违宪”，也可能被宣布“非法”。
国家与政党是两个不同的事务，国家是基于全体国人利益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而政党是一部份人基于相同旨意聚集而成立的政治性组织。中共能否改变空谈“依法治国”的作风，首先是看其有否诚意修宪并建宪治？在中国大陆谁最有权力和资格违宪？这应是个常识，而不是难以解答之题。
来源：《开放》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