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自由的实现,政教关系的合理化处理,不仅与每一个教会和每一个基督徒密切相关,也与所有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国民不可分割。青年学者欧阳肃通所著的《转型视野下的中国农村教会》一书,便是研究中国乡村教会和政教关系的一本重要著作,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想要成为真正的现代国家,仅有政治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人的精神的提升也是必需的。”所以,研究中国乡村教会的现状,也就是对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与制度环境之关系的梳理。

对乡村基督教的田野调查与个案研究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形成了农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社会格局,中国教会也分为农村教会与城市教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种划分也越发泾渭分明。由于城市教会集中了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掌握了文化知识、经济资源、信息渠道等,也就等于拥有了相当之话语权。近年来,在国际媒体和学术界中看到的关于中国教会的报道与研究,大部分都是有关城市教会的。这便造成了话语权与教会实际状况之间的错位:城市教会的人数与规模在整个中国教会的版图中仍然是少数,但城市教会的声音却有意无意地被放大;而农村教会的人数与规模虽然远远多于城市教会,但被关注的程度和表达出来的声音却弱得多。

今天的中国,一只脚大步迈入工业文明,一只脚还深陷于农业社会。尽管“三农”问题日渐成为媒体和学界之热点,但在与农村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当中,乡村宗教,特别是被视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的调查与研究,仍然处于相当边缘化的位置。研究这一课题,申请政府及研究机构的经费殊为不易,且由于宗教问题的敏感性,以及教会自身的封闭性,使得切入这一领域远比政治、经济、文化等更为困难。于是,长久以来,对中国乡村教会的田野调查与个案研究形成了一个空白点。

欧阳肃通研究这一课题,与本人的基督信仰分不开,同时也与个人的学术抱负相吻合,如他自己所说,“尝试从社会科学和思想史角度分别理解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目前,欧阳肃通在内地的一所大学任教,具有半官方的身份;而他选择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良心堡的教会作田野调查,也是因为有一位大学同学在此当“父母官”。基督徒的身份与官方资源的导入,让他实现了与当地教会和基督徒的“零距离接触”。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某种“缺陷”或“遮蔽”,即他的考察对象只能是三自会控制之下的教会,而非更有研究价值的家庭教会;而他的若干分析与评述,往往也只能“欲说还休”、“点到为止”。

无论如何,这种田野调查的工作还是值得敬佩的。在今天学术界普遍浮躁和集体腐败的情势之下,欧阳肃通走出书斋,走向民间,从事此种“投入”与“产出”完全不相称的工作,这本身就是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志业”的体现。

教会中的“八荣八耻”标语

通过与当地政府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三自会的工作人员、教会的负责人以及普通会友的交谈,欧阳肃通敏锐地发现了农村教会与三自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他借用西方政治学中的“侍从主义”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关系:“政府-三自会-基层教会之间的侍从主义关系,而这一关系中连接的纽带就是三自会。”许多基层教会,也默认了作为“缓冲地带”的三自会,并将部分权益像交保护费一样交给三自会“托管”。

这种三角关系达成了暂时的稳定。然而,正是此种仆从关系,造成了中国乡村教会的畸形状态。其直接表现就是组织的封闭性和内向性。这种封闭性和内向性,必然影响到教会对政府和社会的看法以及应对方式,学者李峰论述说:“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种内向性不仅表现为教会有意识地规避诸如村民选举、公共政策探讨等问题,保持严格的政教分离的态度,而且教会为避免触犯政策礁石,也有意识地与世俗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持一定的教社分离的态度。”实际上,所谓的“政教分离”甚至“社教分离”,只是“自保”本能的反应。

另一方面,乡村教会也要“讲政治”。欧阳肃通观察到若干有趣的现象:“讲政治不仅在信徒身上表现出来,在教会生活当中也是无所不在。”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小细节:在某个教堂中,悬挂着一块大黑板,标题是“社会公德”,一开头却是胡锦涛的“八荣八耻”,接着后边的内容是:“基督徒身披义服,心藏义器走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义路上,要以胡总书记所论述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准则的明确目标,直奔义路,荣神益人。”他对教会中突兀地出现此类非常政治化的标语感到困惑,而撰写这些标语的一名教会同工则对他说:“这上面的都是我写的啊!我们基督教不仅讲信仰,也讲政治,光讲信仰,不和政治挂钩也是不行的!这些你一定要抄下来啊!”

中国的标语文化无处不在,连教会都不能免俗。这个“八荣八耻”的黑板也让欧阳肃通联想到哈维尔的那个著名的例子:一个水果店的经理在橱窗里安放了这样的标语:“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捷克当局并没有要求这个小商人这样做,他却主动这样做,这是出于恐惧而表现的效忠。对此,哈维尔分析说:“对于他们来说,接受具有谎言并处于谎言之中的生活便已足够。由于这个突出的事实,个人巩固了制度,实现了这个制度,创造了这个制度,是这个制度。”

对于捷克来说,即便在最恶劣的时代,这种“阴沟中的气味”也只是弥漫在水果店那样的世俗的场所,而没有渗透到教堂和教会之中,至少人们在教堂里还可以保有真实的生活;而对于中国来说,“八荣八耻”的标语居然出现在教堂的黑板上,还有人在教会的祷告中不停地念叨“三个代表”,这一切生动地表明了信仰的劣质化。在捷克,基督教已经内化成一种生活方式,在关键时刻它可以抵制世俗权力的侵犯;而在中国,大部分教会并非“正常的教会”,教会与社会之间远未达成水乳交融,正如李峰所论,“教会的这种内向性、封闭性性格也表明基督教还未完全落实到基层社会,顶多只能说是部分的,或者说是形式的‘着地’”,因此才会出现信仰向权力倾斜、教会向政府称臣的怪现状。

作为“精神领域垄断部门”的三自会的前途

如何评价三自会,近年来在海内外教会中多有争论。欧阳肃通谨慎而不无矛盾。首先,他对三自会抱有一定的同情和理解:“在早期农村教会的正名和建设方面,三自会是功不可没的。如果没有它在这方面的贡献的话,那这些大量产生的、名义上的农村基督教信徒,其未来会怎样将是很难预料的。”这个观点我并不认同。异端邪教之所以大量涌现,正表明这个社会缺乏宗教信仰自由和公共空间。如果在一个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中,任何一个宗教或教派都可以在“宗教市场”上参与检验与竞争,而外部又有新闻自由和法治中立的环境,异端邪教根本就没有肆虐的可能。

其次,欧阳肃通也发现,政府-三自会-乡村教会之间侍从关系的形成,既同双方的实际利益有关,也和外部环境的制约相关。“假如这种特定的外部环境的制约弱化或者消失,双方难再有共同的利益结合点的话,那这一侍从关系自身也将遭到严重挑战。”可见,以利益为纽带的关系是无法长久维系的。他在调查中还发现,这种仆从关系已经有所动摇。比如,基层教会的负责人和信众对三自会抱怨颇多,这是因为“三自会设立后教会发展的黄金时代已过,它无法再为各地教会提供多少实际利益,结果基层教会对它的不满要远远大于满意。相反,三自会运作需要资金,这些钱当然得从各个教会征收来,只收钱却不能提供好处,大家自然有意见”。而三自会对政府的抱怨也很多,这是因为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三自会越来越轻视,在财政支持上日渐减少。

第三,如今的三自会,已经成为一个僵化的、停滞的、不可能“自改革”的“准政府机关”,用欧阳肃通的话来说:“在三自会的侍从主义背景下,存在着使它蜕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可能性。这个道理就和今日国有企业的一些垄断行业一样,尽管它们也提供公共服务,但由于其垄断地位而导致的服务质次价高,让消费者抱怨不已。某种程度上,其实三自会也可以算是一精神领域的垄断部门。其垄断地位所导致的消极后果不可忽视。”没有任何一个国有企业可以创造出富有活力的企业文化来,作为“精神领域的垄断部门”的三自会之中也不能有真理与自由。三自会逐渐失去基层教会的信任和各级政府的信任,是一种必然结果。

由此看来,三自会是没有前途的。在未来的中国,这样一个既非教会,又非政府部门,也不是社会团体的“怪胎”,不可能以一个宗派的形式存在下来。三自会寿终正寝的那一天,也就是更多的基督徒“因真理,得自由”的那一天。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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